知识分子之德操与精神
“用尊敬的方法不尊，用听话的方法不听。”——吴明山
当知识分子沦为权力的寄生虫，宠辱若惊，整个社会就不安生了。因为，没有人去体悟探讨本真了，整个社会就像浮萍，追随欲望颠沛流离，失去了人之所蹈，偏离了推动自然万物的规律。偏离是有代价的！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是中国人思潮蓬勃的年代。诸子百家，人人都与众不同，人人都可以发出天问，人人都可以质疑一切权威，人人都愿意付出生命，充满好奇心怀疑、质疑和探讨本真。探求本质，走向自由。我们的先人，给我们树立了知识分子的榜样。当然，那时，他们不称知识分子，而是用一个更有质感的称谓：士。历史上的士之德操和精神，也就是今天知识分子之德操与精神（《木心：士之德操、情怀与精神》《张艺谋：高仓健士之德操》）。
可是，大秦帝国建立，焚书坑儒，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把君王、圣王、哲人都奉为神。他们是天子，是伟大的人类，我们不用自个去体悟，我们只要臣服照办就可以了。一如吴明山老师所说：
“武死战，文死谏”，文人的脊梁在历史上挺得直直的，虽然有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朱元璋的杀戮也没有打断文人的风骨，文字狱的高压也压不断文人的脊梁，但为何到了现在，到处都是卑躬屈膝的文人，出卖着自己的良心？李白所说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到哪去了呢？
当然，我们更应该看到，当今世界有一大批科学家、生物学家、物理家、化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经济学家，他们都有着独立人格和独立思维，充满好奇心，大胆质疑一切既成的东西，使每个人都成为“人之所蹈”的体悟者，人尽其能，物尽其用，“使万物各得其所欲。”
本频道发表过庄子笔下的哀骀它（《魅力无限的哀骀它》《庄子：孔子顶礼哀邰它》），那是春秋战国时期士的代表。鲁哀公与他一见倾心，相处几个月，欲封他为宰相，想跟他一起来治理国家。可是，哀骀它看不到鲁王对天地规律的真正敬畏，更看不能造就“万物各得其所欲”的景象，于是弃鲁王而去。这份德操与精神，值得我辈学习。
许纪霖的《精神自由，还是向上流动？》很值得阅读，特推荐。
王育琨手记
2021.6.30
魅力无限的哀骀它
传说哀骀它的相貌丑陋以计，即貌恶，而且跛脚驼背。鲁哀公好奇，召而观之，果然其以恶骇天下。但鲁哀公并不以其面貌恶相而嫌弃他，反而授以国政，结果在哀骀它的治理下，朞月(四个来月)而政教大行。见于《庄子·德充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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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的脊梁骨是如何断掉的？
文 | 许纪霖
孔子认为士大夫的职责是“士志于道”。其实，士大夫与士绅是同一群人，当他们作为官僚辅助君主治理天下的时候，被称为士大夫；当他们作为地方精英管理家乡公共事务的时候，被称为士绅。考科举是跻身士绅阶层的入场券。如果只是中了秀才，就是下层士绅；中了举人或者进士，就是中上层士绅。宋代以后，科举选拔的人才越来越多，但是官位没有增加。僧多粥少，于是越来越多的读书人不得不留在乡村成为士绅。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做了官以后告老还乡，在地方上成为德高望重的上层士绅。个别的，也有在官场上看透了仕途的险恶，主动选择回到家乡。魏晋隋唐的士大夫为何在皇权面前敢如此牛气？到了宋朝，贵族被铲平，士大夫阶层只能被迫成为皇权的寄生虫，他们最关心的不再是个人的精神自由，而是能否往上流动。毛泽东曾经评价知识分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是一根到处漂浮、自由流动的毫毛，总是要依附在某一张皮上，不是贵族，就是皇权。
好莱坞有一部奥斯卡获奖影片《勇敢的心》，讲的是苏格兰贵族反抗英国 专制君主的故事，临上断头台之前，这个贵族高呼的就是：“Freedom！”
在中国历史当中，六朝和隋唐的士大夫继承了西周大夫士的精神传统，也有这样的追求自由的风采。我曾经为你讲过魏晋名士的风流潇洒，嵇康在临死之前从容弹一曲《广陵散》，那是在残暴的黑暗统治之下，士大夫展现的内在精神自由，你夺走了我肉体的生命，但无法扼杀我的灵魂在宇宙中自由翱翔！
唐代的士大夫延续了魏晋名士的精神气质，在皇权面前有傲骨。杜甫如此描述李白的豪迈：“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魏晋隋唐的士大夫为何在皇权面前敢如此牛气？是因为有贵族的支撑。皇权、贵族和士大夫，这是政治中的另一个三角。士大夫阶层，按照其身份和职业来说，其实是蛮可怜的。毛泽东曾经评价知识分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是一根到处漂浮、自由流动的毫毛，总是要依附在某一张皮上，不是贵族，就是皇权。
当六朝隋唐世家大族比较强大的时候，士大夫背后有贵族在撑腰，所以他在皇帝面前能够直起腰来，敢于说“不”。等到北宋以后，世家大族都被灭了，皇权一统天下，士大夫的精神气儿也就蔫儿了。
其实在唐代的时候，我在之前讲过，做官有门第和科举两种途径，因此唐代士大夫已经表现出贵族和平民的双重精神气质。李白与杜甫都是唐代大诗人，李白身上有贵族的自由精神，而杜甫呢，更多是平民的平等理想。你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杜甫的最大愿望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士大夫的贵族精神被秋风彻底横扫，要到宋代科举制度完善之后。凭借门第上位没门了，大批布衣出身的底层读书人通过科举进入上流社会，为士大夫阶层带来草根的气息。他们来自乡土社会，与平民阶层息息相通，有强烈的民粹主义关怀。
孔孟的儒家思想本来就有两重性，一重是以民为本的民粹思想，另一种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精英意识。宋代以后的中国士大夫，尽管依然保留着浓郁的精英意识，但很牵挂平民百姓的命运，守护农民的淳朴本色。晚清的大儒曾国藩，出身于乡村底层，即使做到封疆大吏、一代名臣，在给子女的家书中，也要再三谆谆教导后代：咱们是耕读世家，务必不要忘记以农为本，安贫乐道。
平民出身的读书人，最关心的一件事儿是什么？不是个人的精神自由，而是社会向上流动的渠道是否畅通，是否有平等的发展空间和机会！在皇权、贵族和士大夫的三角关系当中，世家大族垮掉了，不再能为读书人的硬气作背书。
士大夫作为无所凭借的自由流动资源，不得不依附于皇权，所有的身家性命和升沉荣辱，通通来自朝廷，只能看皇上的脸色行事。虽然少数有坚定精神信念的儒家士大夫相信“士志于道”，以一己之悲壮抗争，与皇权玩命儿，比如明代的海瑞、李贽，但大多数士大夫不过是一帮子关心个人功名利禄的俗儒。到了清代君主专制达到顶峰，大兴文字狱的时候，读书人在精神上更是不堪，个个被抽去了脊梁骨。
你想想，吴敬梓小说《儒林外史》当中那些读书人，尤其是编入中学语文课本的“范进中举”，那是怎样一群精神上的小侏儒、可怜虫啊！
不过，精神上可怜归可怜，士大夫阶层在底层社会毕竟还是中流砥柱、顶梁柱，为什么呢？且听我下一讲为你继续道来。上一讲我为你讲述了士大夫阶层诞生和演化的历史，还有其双重精神气质。这一讲，说说士大夫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士绅。
士大夫诞生得很早，在西周就是贵族阶级中最低的一级，但士绅要成为一个阶层，那是要到科举制度成熟的宋代以后了。考科举就是跻身士绅阶层的入场券。如果只是中了秀才，就是下层士绅；中了举人或者进士，就是中上层士绅。宋代以后，科举选拔的人才越来越多，但是官位没有增加。僧多粥少，于是越来越多的读书人不得不留在乡村成为士绅。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做了官以后告老还乡，在地方上成为德高望重的上层士绅。个别的，也有在官场上看透了仕途的险恶，主动选择回到家乡的。比如晚清的张謇，他考中状元以后本来有机会平步青云，在仕途上大大发展。但是，他长期在上层做幕僚，看透权力场的险恶，于是就弃官不做，回到家乡南通兴办实业和教育，成了江南士绅群体的领袖。
我在之前讲过，家族社会主要凭借的是血缘关系。那么士绅社会凭借的是什么呢？血缘扩大之后就是地缘。它是差序格局里更大的一圈。
一个地方有好几个家族，辈分高的族长可以在家族内部说了算，那么在地方上究竟由谁说了算呢？告诉你吧，乡里的公共事务主要是由地方精英士绅来主持的。
在中国古代，社会要有序运转，主要靠两个传统：一个是多少年自然形成的社会礼俗，主要由家族族长代表；另一个是跟主流的儒家意识形态接轨的纲常名教，代表者就是《白鹿原》里朱先生这样的基层士绅。社会礼俗和纲常名教联合，白嘉轩与朱先生携手，形成了中国乡村的秩序网络。
士绅的身份有点特别，非官非民，亦官亦民。在官面前，他代表民，在民面前，他又代表官，就像三明治中间的那层肉—两片面包是官府和百姓，正是中间这层肉把两片面包连接起来。
中国古代的士绅是一个非常特殊且重要的阶层，中国历史的许多密码都在这里。士绅阶层是联系国家与社会的中枢与纽带。
首先，从思想层面来说，士绅阶层共同信奉的儒家学说，既是帝国统治的官方意识形态，是科举考试指定的唯一经典，同时也是老百姓普遍遵循的日常生活的伦理价值和风俗习惯。你记得吗，这就是我在课程的导论部分提到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整天“之乎者也”的士绅们也被叫作儒生，他们是儒学的人格化象征，或者说是儒学的现实肉身，拥有与天子同等的双重权威—解释天命，代表民意。
其次，从社会与政治来说，当他们进入政治的时候，作为士大夫阶层与皇帝共治天下，当他们回到地方的时候，又作为士绅阶层主持民间自治。你想一想，本来皇权不下乡，行政权力与底层社会是脱节的，正是士绅阶层弥补了这一空白，将国家与社会联结起来。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士绅呢？士绅的身份标志，最重要的是要有功名，也就是国家通过科举考试赋予你的功名身份：秀才、举人、进士。秀才是下层士绅，主要在乡间活动，举人与进士就是中上层士绅，有机会成为士大夫，入仕做官。所以，范进作为一个穷秀才，周边邻居、当屠夫的丈人还是看不起他；一旦中榜举人，县长大人、退休老干部都坐着大轿来拜访他，与他称兄道弟，还要把自己的房子送给他住。
挤入士绅队伍之后就是特权阶层，有资格穿长衫，免去国家的徭役和税赋，县官也不能随便抓他，会对他客客气气、以礼相待。你可能看过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其中有一位举人朱先生，弃官不做，就在老家担任白鹿书院的山长，不要说白嘉轩对他敬佩得五体投地，连县长大人都要亲自来拜访。朱先生在家乡如此受人尊敬，不要以为他有国家授予他的功名，错了，最重要的不是功名，而是他有道德威望。
我在之前的课程中曾经为你区别了“权力”与“权威”两种概念，这是两种不同的稀缺资源。像朱先生这样的士绅阶层，可说是有权威而没有权力。在地方的行政系统当中，士绅不担任任何职务，甚至连行政权力的延伸保长、甲长这类芝麻绿豆官都不屑为之，但他在民间依然有威望，以自己的威望获得主持乡村公共事务的权势。
首先来自教育。汉字比较难学，不要说书，连文字都有某种神圣性，一张纸上写了字，就不能随手扔掉，要放在专门的焚纸炉——叫作“惜字炉”中恭恭敬敬地焚化。所以，能够断文识字的就是村庄里的圣人，读书人在古代中国竟然是一个神圣的称呼。
士绅首先是读书人，中了秀才，还没有继续发达的机会，可以在乡里开设私塾，不仅是为了糊口，赚几文学费，最要紧的是在乡间建立自己的关系网络。在传统社会当中，老师的地位非常之高，不是因为有钱有权，而是有威望。天地君亲师，要在节日里磕头膜拜的，除了天地、皇帝、老祖宗之外，还有自己的老师。
士绅们通过办私塾、办书院，建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师生网络，这叫“师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老师与门生的关系，被称为“学缘”，学缘关系就像我之前给你讲过的血缘、地缘关系一样，在中国社会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
梁漱溟在民国的时候辞去北大教授，到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运动。为了打入与自己毫无瓜葛的当地关系网络，首先就是办乡农学校，与农民们建立师生关系，否则，一个外来人，你做什么好事都无处着手！在传统中国，士绅作为乡民们的老师，既是“经师”，又是“人师”。“经师”，不过是教小孩子诵读儒家经典，而“人师”呢，则是言传身教，成为百里之地的道德楷模。
孔子说“士志于道”，士绅实践儒家的理想，有往上与往下两条道路。一条是目光往上的“得君行道”，皇上开明，便入朝辅助君王治理天下。另一条道路是眼光往下的“觉民行道”，紫禁城龙座上坐的是昏君甚至暴君，对不起，那就退隐乡野作为“人师”去教化民众。
明清出现了绝对的君主专制，朝廷政治黑暗，许多士绅宁愿不出山，就隐居在乡村，以一己之身作为道德表率，引领社会风气，打造符合儒家理想的礼俗社会。不仅要自己身正，而且家风也要纯正，按照礼教严格管教家人与子女。你看，当一个德高望重的士绅是不容易的！
基层社会有许多公共事务，然而，古代中国的政府权力不像今天，一竿子插到底，政府财政能力也非常有限。那么，谁来担当？主要靠社会自治、自理、自救。社会的自我管理，要有出头人，这就是当地的士绅。
士绅免了徭役，也不从事农作劳动，但他整天还是忙得很，要为家乡父老做好事，不是偶尔为之，而是要做一辈子的好事，他的威望与人品，是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
士绅的服务乡村，主要有三项重要事务：公共事业、社区安全和调解纠纷。
先讲公共事业。传统的乡村，基本是自耕农的天下。虽然大家族可以解决一些个体家庭无法承担的事情，但涉及地方的公共事务，就要由有威望的士绅出面来协调解决。比如兴修水利，全村消防，还有抚养孤寡老幼的慈善公益，以及灾荒年间的开仓济贫。这些都是今天所说的公共产品，假如没有人出来组织协调，大家只想着搭便车，那一定办不成。这个时候，士绅的作用就是不可替代的了。
第二是社区安全。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土匪盗贼猖狂，乡村社会就要组织自我保护的武装，这叫民团。民团的人员、装备、训练和管理，都需要士绅出面来组织。都说美国独立战争是民兵的胜利，但你要知道，中国也有民兵。晚清太平军横扫南方，所到之处，打土豪，分田地。曾国藩在朝廷的授命下，回到老家湖南，训练民团，最后以民兵的力量打败长毛。不要以为这支湘军是为清廷打仗，他们只是保卫家乡，他们是私家军，不是御林军，他们绝对忠诚的只是曾国藩个人。第三是调解纠纷。我之前讲过，传统中国重人情，是一个“无讼的社会”。只有发生了人命案子，才不得已跑到县府去击鼓鸣冤。一般的乡民纠纷，就地自己解决了。谁来扮演老娘舅的角色，来调解纠纷？士绅。唯有知书达礼的士绅，双方才信得过。
美国的罗威廉教授提出一个重要看法，他说到了明清，中国出现了以士绅为主体的“管理性公共领域”，不仅是乡村，而且像汉口这样的城市，也是由士绅自我管理的。他们与国家密切互动，形成了明清社会的基层秩序。
士绅阶层之所以成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纽带与中枢，是在于他奇妙的双重身份——亦官亦民。在乡民面前，他代表官府，官府的许多事情，有时候包括征收税赋，都要委托士绅办理。而在官府面前呢，他又代表乡民，争取地方利益，比如有了天灾人祸，就要在县老爷面前据理力争，为父老乡亲减免赋税。
官府与百姓在古代中国是两块脱节的面包，但通过士绅阶层这块夹肉，竟然奇妙地连为一体了。
不过，你不要以为国家跟士绅永远这样和谐默契。君主对自发性的士绅权力总是有一百个不放心，想方设法要在士绅社会之外推行一套保甲制，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通过行政权力把皇权的控制推行到基层。
稍微正直一点的地方士绅，都不太愿意出任保长这类权力爪牙的职务。本来，你是可以与知县平起平坐的士绅，当了保长，不是自降身价，见知县大人不等于见了领导吗？再说，乡民的利益谁来代表呢？士绅假如不能为乡民说话，在村里就没有脸面了。
到了近代，这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士绅社会慢慢解体了。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科举制度取消。给士绅发身份凭证的科举不存在了，这个阶层也就不存在了。
更重要的是，近代以后，城市兴起，乡村衰落，要学新知识，只有到省城和口岸大都会才有好学校。乡村的精英都往都市流动，乡里德高望重的士绅不见了。到了民国，国家行政权力大规模向基层渗透，乡村被腰间别着驳壳枪的保长甲长所把持，他们背靠国家权力，鱼肉乡民，欺压百姓。你看，《白鹿原》里的鹿子霖当了保长之后多么威风，又多么贪婪，权、财、色，一个也不愿放过。这帮不再代表乡土利益的土豪劣绅，被农民们恨之入骨。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革命最容易在乡村发动？就是因为由士绅主导的稳定的社会秩序被破坏了。老百姓对土豪劣绅不满，强烈地渴望建立新秩序，所以，革命的烈火很容易在失去秩序的乡村里熊熊燃烧！
跨年演讲：造物者的信仰！
任正非的野望：磨好豆腐给最亲的人吃，开启人人天赋潜能，以生命铸成技术大美绝活，为人类创造价值。任正非三个法宝：1. 敬畏团队创造的无穷性，连接无穷性；2. 一切都在反转，一切都在生成，以无穷性的未来拿捏当下的动态平衡；3. 从未来前进到当下，以当下拿出大美绝活的确定性，穿越未来的不确定性，把自己铸造成器。无论怎样不被理解，都要把最好的东西贡献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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