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世纪开始，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黄金和香料的刺激下率先瓜分了世界财富，王室内外珠光宝气，刺激着全欧洲人民蠢蠢欲动，可惜，并不藏富于民。民间的贸易依然是被皇室和贵族们瞧不起的，下层人才做生意。欧洲各国讲究血统的继承，贵族就是贵族，屌丝有钱也还是屌丝。

英国人的血统理念却没有那么苛刻，让阶级之间的可能流动有更好的基础。英国只能嫡长子继承，其余兄弟姐妹只能平民。比如众所周知的丘吉尔先生祖上就是贵族，但丘吉尔却是平民身份。这种传统有个好处，贵族的庶子们压力很大，深知体内流淌着的是贵族血液却无财产无名分。这种情况下，要对得起高贵血统的做法，要么变得有文化要么变得有钱。这些贵族的后人更努力，大多数人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牛津、剑桥的毕业生多是贵族子弟。当然，这些人可能接触到的机会也会比一般出生的人要好。更难得可贵的是，这些贵族出身的平民，也向各个阶层渗透，表率一个绅士的自我修养，让各阶层都能共同进步，学习当个绅士，共同提高全英国社会的国民素质。想想看衣食无忧的贵族群体隔代就壮大的结果，庞大的寄生群体，不出几代的压榨，民不聊生，都得被起义军搞死。因此嫡长子继承的另一个好处是让贵族的数量控制在极少数，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

工业革命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工业进化，因为这期间并无“革命”，而且也不是瞬间完成的，往前一百年都在积累之中。技术的发展在准备，与传统决裂的观念也在发芽，更重要的是，被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农业的革新才是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

粮食短缺长期限制人们的经济视野。好在荷兰农民发现了更有效率利用土地的种植方法。英国的农民抄袭了荷兰人的做法。然而最有力量的改良是从土地所有制开始的。参与农业改进的地主和自由租地农可以购买进入市场的土地。传统的农耕文化是集体决定何时该干嘛，勤劳者和懒汉都混在一起，效率可想而知。16世纪上半期，受到羊毛利润诱惑，一些英国地主把他们的耕地变成了牧场。到17世纪，谷物耕作的大片私有农场也基本被圈定成功。圈地的结果是生产力的巨大提高，更少的人养活更多的人，英国人率先做到了。解决了饥荒问题，消费和投资不再因恐惧而谨慎。

劳动力的释放不一定能瞬间对抗传统观念之力。经济发展的新现象需要鼓吹手，赚钱这件事必须得到正名。社会的变化缓慢，因为新观念成为一种文化形式可能需要一两代人的时间。发展可以先行，但观念的课也得补上。

1689年，《权利法案》的出台为英国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虽然全欧洲各国都有审查制度，但在英国很少被强制执行。欧洲其他地方过于强大的审查制度扼杀了公众的阅读和讨论，四处都是对变化可能带来的无序的恐惧。而在英国，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凭借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获得某种凝聚力。公众们在不断讨论如何让国家变得富有。

以往，才华出众的年轻人都渴望为朝廷效力，或者成为神职人员为上帝服务，但是到了18世纪，英国的年轻人纷纷涌入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等领域。有天赋的年轻人都把他们的聪明才智用在了工业的发明创造上。

但一切不可能这么顺利，资本主义思潮逐步侵蚀传统伦理的地位需要很长时间的斗争。那些恐惧变化输给变化的人依然不是那么轻易就范。19世纪20年代，约克郡的工人砸毁了剪羊毛机，因为剪羊毛机的出现瓦解了他们世代剪羊毛的手艺。这一类对创新的暴力抵抗一直持续到19世纪。但就算到了21世纪，认为机器导致人们失业从而抵制的愚蠢运动依然时有发生。

正如埃蒙德·伯克对亚当·斯密的思想的肯定，“像你这样的基于人性的理论，始终如一，必会持久；而那些基于个人观点的理论，千变万化，必将被忘记”。尽管英国率先引发工业革命并踏上资本主义道路过程并非必然，并且艰辛。但正因为“基于人性”，哪怕后来地球上刮过一阵“共产主义”妖风，也不会让人们忘记通向繁荣的正确道路。

大英帝国的出现确实是地球之幸。因为这不只是资本积累带来的人类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更重要的是，一次资本主义的严肃实验带来的人们对繁荣背后真相的认知，自由的基因得到传承。

历史不断追问，最后只能归为偶然现象，总体上的脉络能够自圆其说就很不容易。没有什么因素可以跳出来说自己是决定性的。

更何况，以上史料皆来自保福寺桥下说书人，随便听听，请不要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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