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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时期更需要理性

吴主任 吴主任 2020-02-09
图:Peter Doig



人命和数字


人们为了理性的存在而欢欣鼓舞,但每当真的大事临头,却很少去看它一眼。

——弗朗斯·德瓦尔


2012年12月14日美国康涅狄格州纽敦镇桑迪·胡克小学发生枪击案,当天早上9点多,亚当·兰扎(Adam Lanza)开枪杀死了躺在床上的母亲,然后又跑到桑迪胡克小学(凶手母亲为该小学教师)杀死了20名儿童和6名成人。最后,他自己也饮弹自尽了。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8人丧生。这是美国历史上死伤最惨重的校园枪击案之一。


噩耗瞬间击碎了全美人民的心。随之而来的是排山倒海涌入的物品捐赠,以至于纽敦镇官方请求人们不要再寄了也挡不住捐助物品持续到来。最终小镇上的志愿者不得不找了个大仓库来存放这些毫无用处的玩具。不仅如此,相对富足的纽敦镇还收到了来自全国上千万美元的来自普通甚至贫困家庭的善款。


然而就在同一年,美国芝加哥一个城市被谋杀儿童的数量都要比这起事件中的死亡人数多。很显然,这些日常的单个儿童谋杀案不会激起人们的任何眼泪和行动,案件顶多一条滚动新闻迅速飘过,再也不会有人提起。


把范围扩大,不局限于儿童谋杀,全美每年约有3万人死于枪击。


“灾难并不是死了两万人这样一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


这是我的偶像北野武在日本大地震期间说过的一句话,在这次我们新型病毒疫情期间广为传播。这当然没错,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但另一面,人们却也早习惯了日常大量的死亡现象,在人们眼里就是社会新闻里标题的数字。


大量的美国人至今都会记得桑迪·胡克小学的枪杀案,甚至会记得死去小朋友的名字,但这8年来美国人死于枪杀的20多万人,有几个美国人记得他们呢,都是数字不是吗?


这不是在谴责人性,而是我们必须面对自身的认知特点,它决定了我们对新奇和不寻常的重大事情会予以关注,并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就是我们常说的共情。


但若身处灾难之中,每个人也觉得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最重要,更应该得到关注。这合乎情理,一点错没有。于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这件事变成了谁在线上能得到更多关注获得救援的概率就会高一些。公平与否什么的暂且不谈了,但无论广大网友多善良也关注不过来,更不可能分辨到底谁真的最迫切需要得到帮助。


最终,我们会很遗憾地发现,生命和生命是完全不平等的。



至上而下的自负


经济活动的完全集中管理这一观念,仍然使大多数人感到胆寒,这不仅是由于这项任务存在着极大的困难,而更多地是由于每一件事都要由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心来加以指导的观念所引起的恐惧。 

——哈耶克


面对突然的爆发,湖北地区尤其是武汉这座城市,包括床位和呼吸机在内的硬性医疗资源是稀缺的。这注定了会有不少人得不到相应的医疗资源,至少在疫情爆发如此短的时间内是无法满足的。


我们都觉得每个人的生命都一样宝贵,那么有限的医疗物资应该给谁才更公平?谁来分配,什么依据?无论在社交媒体上如何痛哭流涕,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紧接着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武汉的医疗资源一时之间无法满足所有人,当大量的情绪如同聚光灯照在这些得不到救治的人身上,无疑再次放大了人们的愤怒和恐慌。那么又是谁应该为此负责呢?说实话,我不知道。


社会协作本就是无比复杂的一件事,哪个地方哪些人需要什么,需要多少,预计还需要多少等等等等,各种动态变化的海量信息是任何个人和机构都没法充分掌握并统一调配的。


且看看政府的一些流程吧。今天在一篇文章里看到的。


一位曾经在北京药监局工作过的人士告诉每日人物,按照政府体系,如果出现应急响应,施工单位需要口罩,需要先找政府,政府应急办的工作人员找到卫健委,卫健委再传达给负责医疗器械的科室,负责医疗器械的科室再发文给采购供应商,采购供应商再去找代理商,代理商再找工厂。工厂生产完了科室开车去拖,再一级级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中。


其实也不奇怪,只是它细致地展开了一下人们假装惊讶。这还是中途顺利的,若一个流程耽误一天,几天就过去了。


不说更复杂的需求,整理和调配物资这件事,就武汉本市内的医院,武汉红十字会都搞不定。现在找来了专业的物流公司接管之后,人们终于松了一口气,专业利索,井井有条。


武汉红十字会已经被打成筛子了,不奇怪也不冤。但这其中很多的愤怒过了。武汉红字会也是被随机挑选的,只是正常水平发挥,根本应付不过来疫情爆发而涌进来的物资。这不是人的问题,换谁去红会主持大局都搞不定。并且本来不必要如此,但大部分人只能把物资往那里送。这些才是问题的根源。


如果不从根上改变中国整个慈善事业的环境,比如降低民间的资格门槛,让更多的民间组织参与进去,形成一种更为健康的竞争业态。在这样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也许就在不远的将来,历史还会重演一遍,都不需要剧本。


所以,我认为哈耶克上面那段话有瑕疵,就是高估了大多数人对“独一无二集中管理力量”的恐惧。恰恰相反,人们一边愤怒于上面办事昏庸,一边不忘赞美火神雷神的奇迹。如果真的多数人对某些力量感到恐惧,那就算是巨大的进步了。



唯有理性才能直面恐惧


我们唯一应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这是一种难以名状、盲目冲动、毫无缘由的恐惧,可以使人们转退为进所需的种种努力化为泡影。

——富兰克林·罗斯福


我有同事今天还在某个城市被看护着,就因为他是湖北籍的,疫情爆发之后,既不能回武汉了,当地也不让离开了。但其实到今天就算潜伏期也早过了。


网上还有个姑娘发微博说自己从武汉回家后居家隔离十天了,无任何症状。然后在第十天社区主任找上门了,说要测体温。姑娘去了之后,社区主任也没给测体温,随便聊了两句。谁能想到,姑娘一回到家就接到了卫健委的电话,说社区主任举报她出去逛街,有照片为证。所以要对她采取定点隔离措施。一个晚上全社区的人都认为这姑娘不守规矩四处乱跑,她父亲的电话被打爆了。最后当地派出所和市政府的人都陆续电话说很多邻居举报她整天出去瞎逛。姑娘现在被送到定点的宾馆隔离。当然,一面之词,故事的真实性存疑。


然而从网上各种信息看,我不仅认为真实可信,只会有更多更离谱的事情只是没机会被人关注到。


武汉人,前段时间去过武汉的人,被恐慌渲染成了病毒代名词。非常时期非常手段,这种话赞美家张嘴就来。在疫情爆发期间有在武汉滞留过的人重点观察可以理解。新型冠状病毒的潜伏期一般为3-7天,最短的有1天发病,最长的不超过14天。那么任何一个人,无论是不是武汉的,自我隔离14天之后没症状就可以正常工作生活了。做到这点很难吗?


现在则是用各种恐吓人的标语和群众举报来指导工作。比如某地有条横幅上写着“这个时候你在路上遇到的所有人都是向你索命的孤魂野鬼”,完全是人为制造恐慌。


这十几天来,网络上有大量展现人间丑陋的视频,有把人家门给焊死的,有直接就把路都给挖了。有排队领口罩时扭打在一起的,还有好几个因为出门不戴口罩被围殴的。口罩成了“良民证”,戴口罩才是个人。


包括钟南山在内的很多专家都说了,首先普通群众不需要用“N95”口罩,普通外科口罩就可以。其次公众集会的地方应该考虑戴,但不是任何地方都必须戴。最后,相比戴口罩,更重要的是勤洗手。


钟南山现阶段应该是最受群众信任的专家了,按理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权威,但看起来也并非如此。人们还是只捡自己早就认定的道理。源头就恐慌,毫无缘由的恐惧,所以才有了大半夜哄抢双黄连的盛况。


中国每个月约1万人死于交通事故,约1.5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一说到这个,很多人就急了,车祸和药物不良反应又不会传染!但从风险概率的角度看,传染不传染无关紧要,就是一个大致的风险系数,一个健康的人正常生活被传染的概率有个大致的数(因地域不同而不同),确诊致死的概率也有个大致的数(因年纪不同而不同),同样的一个人出门死于交通事故也有个概率。


过去有一段时间,经常会有高空抛物砸死人的新闻,有时候接二连三出现,导致我都有些害怕,但没查到每年高空抛物致死的数据。那么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到底有没有必要让自己和家人出门的时候戴头盔,万一呢。安全总比后悔强。


相信大家还是会勇敢上路,生病不会拒绝吃药,出门也不会戴头盔。


这次疫情期间,愤怒、恐惧、感动,反反复复就这三种情绪交替出现。非常时期人们的感情更脆弱,也更容易有共情反应。但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理性,面对五花八门的消息,每个人最好都能学会不着急下判断,相信科学,相信风险概率。


其实让人感动的好东西也有,比如武汉这次的城市宣传片就很好。真的很感动。武汉加油,大家也都保重。





上篇:是真的该操心经济了


非常时期,需要科学也需要正确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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