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三次电信重组后，我国电信市场最终形成三家全业务运营商的竞争格局。

40年间，在我国电信业的历次重组变革中，都有一些企业承载着打破垄断、作为改革先锋的使命。这些企业或成为改革先驱，留在中国通信发展史上，或顽强的生存下来成为电信市场竞争的重要一极。

吉通，这家1994年成立，2001年并入网通，仅存在八年的公司，承担了什么历史使命，其间又经历过什么?对后续的电信改革有什么样的影响?当年吉通的参与者又有怎样的命运?

带着这些问题，《通信产业报》(网)记者采访了当年在吉通公司国际合作处工作过的薛载斌，他向记者讲述了那段历史。

90年代，美国电信改革和商业互联网在的兴起标致着电信服务市场化和数据通信新时代的到来，它引起我国政府和民间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当时我国话音通信运营主体是邮电部，数据通信业务主要分散在各个部委的专网，用的协议是X.25，而不是新兴的TCP/IP。在中国联通成立后不久，1994年1月12日，致力于我国国民经济信息化建和“三金工程”建设的吉通由电子工业部发起成立，它主要由电子部系统的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和研究所参股组建，包括彩虹集团公司、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15所、54所和国投电子公司等30多个股东单位。

吉通的成立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全面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工程和“三金工程”建设密切相关。“金桥工程”的目标是建设国家公用经济通信网;“金卡工程“”以银行信用卡、电子货币为重点;“金关工程”为海关、外贸、外汇管理、银行、税收等企业和部门业务系统提供联网服务。“三金工程”的统一规划和实施由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负责，办公室设在原电子工业部。“三金工程”最初的具体实施单位就是吉通公司。由于部门间协调难度问题，后来吉通主要定位于“金桥工程”的建设和运营。

“吉通成立后，吉通领导人审时度势，决定基于新兴的互联网来服务“三金工程”，推进我国商用互联网服务，希望吉通在新一代数据通信领域打破电信垄断，为公众提供便捷的服务。”薛载斌表示。

彼时，我国电信业体制上是政企合一，人们对电话业务的需求不断增长，而供给并未同步。排队报装电话、初装费高企，电信部门缺少服务意识，而能接入互联网的用户少之又少。这样，就为中国联通在语音业务方面参与电信竞争，吉通在数据业务领域提供商业服务提供了机会。

“在地面光纤网络十分短缺年代，吉通公司获得互联网运营牌照之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基础设施在哪?”薛载斌表示。充分考虑到了这一难题，吉通公司决定率先采用卫星通信和微波通信，因为它们建设速度最快。吉通最初的国际出口专线就是利用泛美卫星公司的转发器连接到美国，而国内骨干网和城域网则分别基于VSAT和微波专线建成。

最基础的网络建设成后，在业务上，吉通开始尝试性地面向企业客户提供业务，例如企业内部的数据通信、企业之间的互联网业务。“但收入非常少，应用难以推广，因为当年企业内部的信息基础设施也很不完善，吉通也没有钱对它们提供全系统的支持”薛载斌坦言，实际上，吉通成立的时候，能用户网络系统建设的资金才300万美元这点资金是远远不够的。

对企业的业务困难重重，吉通曾经尝试开展互联网个人拨号上网业务，做这项业务，首先需要向电信公司租电话中继线，但高昂的中继线租金又让吉通陷入尴尬境地。“当时他们租给政府和事业单位的中继线价格是400元，租给我们的价格是3万元一条。当年租用很多条中继线的瀛海威就成了互联网拨号上网时代的烈士”薛载斌回忆。

搞网络服务，建设骨干网、城域网、接入网，都需要大量资金，融资是吉通必须面对的问题。当时，国外电信运营商以及大的IT公司都对中国电信市场和新的参与者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都想抢占中国市场的先机，纷纷向吉通提出合作意向，如美国Sprint和南贝尔公司、澳大利亚电信Telstra都多次来会谈，微软和BAY这样的公司也出于战略上考虑，到吉通来描绘如何设计和建设多业务网络管理中心的蓝图。后来，吉通与日本富士通、NEC也曾谈过合作。但因为政策原因，最后大都无疾而终。对此，当时在国际合作处工作的薛载斌感触颇深。

当时，我国还没有加入WTO，电信市场没有具体对外资开放的政策，也没有增值业务的严格分类。国外公司在中国不能经营基础通信业务，当时的中国联通主要采用“中中外”模式，而吉通公司与国外公司合作的模式采用的是项目合作，由外方出资、吉通出牌照的方式。”其中，比较代表性的案例就是在“三金工程”建设中与日本软银孙正义的合作。

在“金桥工程”运营中，吉通获得了孙正义通过UT斯达康公司间接投资的1000万美元，主要用户“金桥网络”建设。孙正义对吉通的项目投资非常具有战略目的。“我记得在日本东京的新闻发布会上，孙正义意气风发地说，中国的电话普及率为3%，五年之后就将达到30%以上，我们今天投资吉通的Internet网络中心，就是看到了数据通信巨大的潜力”。与吉通签订合作协议的第二天，软银公司股票大涨。薛载斌说，后来中国通信的发展速度远超了当时孙正义的预估。

除了与与日本软银孙正义的合作，吉通公司通还过出口信贷，获得了以色列设备商ECT公司的网络技术和设备支持。但这些有限资金根本满足不了全国范围内的数据通信节点和网络中心建设。总之，吉通的步履太艰难了。由于企业规模小，获得的政策力度有限，后来软银也不愿意继续追加投资了，UT斯达康也开始把业务中心转向了小灵通的研发与生产。原来门庭如市的国际合作处，外宾也门可罗雀了。

在吉通艰难探索数据业务和互联网服务的同时，我国电信改革的脚步不断向前。1998年3月，国家在原邮电部和电子部的基础上组建信息产业部。1999年2月，信产部开始对中国电信拆分重组，中国电信的寻呼、卫星和移动业务剥离出去，原中国电信拆分成新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卫星通信等3个公司，寻呼业务并入联通，同时，网通公司、吉通公司和铁通公司获得了更多的电信运营许可证，如IP电话。

面对大众对廉价长途电话服务的旺盛需求，此时的吉通公司大力发展IP电话业务。“当时国际长途，中国电信的价格是一分钟25元，而吉通的IP电话是一分钟1元钱左右，价格上的优势使吉通在此领域获得长足发展，这是用户用脚投票的结果。”薛载斌表示。

但好景不长，由于电信也有国际出口，同时掌控着电话中继线资源，它们自己经营IP电话更具优势，很快，电信、联通、网通都纷纷加入了IP电话业务混战之中。

由于资本实力有限，吉通IP电话业务短暂的春天结束，生存艰难的日子由重新开始。2001年10月，电信南北拆分的方案出台。吉通与原有网通合并后组成新的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吉通公司的大部分员工成为网通和联通北京公司的员工，少部分人员进入联通研究院，更少一部分人进入网通和联通的总部机关。

回顾这段历史，尽管在社交平台上薛载斌用了悲情一词，但在采访中他表示：吉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电信市场的竞争，推进了我国互联网的进步。在今年年初与曾经吉通公司的同事聚会时，薛载斌写下了如下的文字：非常感动，充满悲情的吉通为我国数据通信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1995到1997在吉通期间，公司承担国家“金桥工程”的建设，作为国际合作处的好青年，奔走世界各地，宣传“三金工程”，至今依然感到自豪和青春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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