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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兰德公司报告:《赢得与中国的5G技术竞赛》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科技咨询频道 Author 刘昊 张志强


2021年8月10日,美国智库型研究机构国家亚洲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NBR)在旗下期刊亚洲政策(Asia Policy)上刊发了由兰德公司亚洲政策高级专家哈罗德(Scott W. Harold)主笔撰写的文章《赢得与中国的5G技术竞赛——美日合作阻绊竞争、快速发展、解决问题的制胜策略》(Winning the 5G Race with China:A U.S.-Japan Strategy to Trip the Competition, Run Faster, and Put the Fix In)。文章全面展现了近年来美日两国不择手段遏制中国5G技术发展的战略背景、目标、工具和计划,提出了一套涉及技术、市场、人才、金融乃至政治、外交的5G技术竞赛的所谓“制胜策略”。美国联合盟国建立各国有关技术联盟遏制中国发展,已经成为其重要国策和工具,其中智库等机构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出谋划策”的帮凶作用。对此,必须予以高度警惕和有效防范。


以下编译整理报告的主要观点。


文章声称,5G技术正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极大提升了中国在国家、商业和军事等领域的世界影响力;美国和日本作为世界两大先进技术富集的盟友,应采取切断有关中国企业进入关键市场、技术投入、人才和资本渠道的方式“阻绊竞争”(Trip the Competition)策略,研发全球性技术替代产品“快速发展”(Run Faster)策略,最终在保护数据隐私、提升经济竞争力和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扭转5G技术领域全球竞争态势以“解决问题”(Put the Fix In)策略。


一、5G技术竞赛的本质是以技术为核心的国家竞争


过去几代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关键动力,第五代技术预计将连接更多设备,并实现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物理系统实时远程操作、以及物联网扩展等各类场景。从技术类别看,5G技术主要包括三类技术:一是核心服务器和其他相关硬件,用于信息计算和处理;二是无线接入网络(RAN)基础设施(例如发射塔),用于信息分发;三是手机和其他移动设备,用于信息接收和处理。


由于国家安全问题,ICT技术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家竞争和市场准入保护的焦点。中国政府一直以来高度重视信息安全,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谈判中,就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拒绝同意开放国内电信行业。虽然当今世界上仍有许多国家仍在使用或部署2G、3G和4G系统,但ICT技术实际上已进入5G赛道。一些国家为了摆脱技术落后的窘境,可能急迫希望采用中国5G技术或产品。因此,5G技术竞争并不单纯局限在技术领域,应看作是涉及技术元器件以外、各项更加泛化的国家指标上的竞争。对美日两国而言,忽视5G技术竞赛或将导致“全盘皆输”。


从细分市场来看,华为和中兴公司活跃在核心网络和RAN领域,而华为和小米公司是中国两大智能手机制造商。从专利数量看,华为和中兴公司在争取5G技术专利方面位列世界第一和第三,具备相当大的主宰未来ICT技术市场的潜力。近年来,中国在5G领域知识产权综合实力迅速提升,不断致力于进一步提升技术标准话语权,并且投资数十亿美元支持国内半导体产业发展。但换个角度看,当前中国ICT技术企业表现出的集中化、本土化特征,并不利于其全球竞争力的提升,且存在严重依赖半导体芯片进口这一致命弱点。文章认为,单靠美国的“防御”或“进攻”手段难以遏制中国5G技术发展,呼吁美日两国决策层高度重视与中国的5G技术竞赛,充分警惕掩盖在技术竞争之下、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国家竞争,尽快联合盟友共同构建“阻绊竞争”的防御性阵线,研发替代性产品,改变5G技术领域的游戏规则,解决国际关键多边机构中现有的技术规范陷阱。


二、阻绊中国ICT发展的组合拳:市场驱逐、技术枯萎、人才断流、融资限制


2019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中国事务主管朱利安·格维尔茨(Julian Gewirtz)曾将中国的科技创新进程描述为“向技术霸权的长征”。


截至2020年末,全球约有41%的电信基础设施是华为或中兴公司的设备。换言之,对于世界各地的许多客户来说,中国在ICT领域技术和产品方面的质价比,为华为、中兴公司等中国ICT企业提供了强大的市场竞争力。与此同时,中国每年从半导体领域进口超过3000亿美元的芯片。基于此,文章提出了阻绊中国ICT发展的4条路径:①在美国、日本的技术市场上驱逐中国ICT企业;②限制中国ICT企业获得必要的技术组件;③限制ICT人才回流中国;④限制中国ICT企业在美国或日本的资本市场融资。这些措施旨在尽可能地减缓甚至收回中国ICT企业的收益,延缓和打乱中国企业的研发循环,为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企业研发替代技术争取时间,必要情况下建议政府直接出手主导机构整合,以提升替代技术的研发能力。


(1)关闭技术市场大门,将中国ICT企业驱逐出美国、日本乃至其盟国的技术市场


近年来,美国阻止外国投资者投资的最引人注目的例子都与中国有关,美日两国联合其盟国,通过出台法案、实施贸易实体清单限制、污蔑中国设备对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等方式,在美国、日本和部分盟国的技术市场上加快驱逐中国ICT企业。



(2)干预并阻断芯片等关键产品及其替代品的贸易活动,实施“技术枯萎”战术


除了切断进入美国和日本市场和技术投入之外,美国和日本还试图说服芯片和其他零部件的第三方供应商,避免介入向中国企业提供技术替代品贸易活动中。2020年5月和8月,美国商务部发布了限制并最终禁止台湾地区公司向中国大陆出口含有美国知识产权的芯片的规定。2020年9月,韩国公司也暂停向华为公司销售内存芯片。美日等技术优势国家及其盟友的协调行动,持续对中国ICT领域先进技术企业施压的同时,也作出“让步”,出口一些不太先进的硬件,以满足许多企业对中国庞大市场的依赖。


(3)阻止STEM领域中国留学生回流


科技竞争的核心是人才竞争,但完全切断STEM领域中国留学生赴美深造的策略既备受指责,也不利于美国自身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文章建议加大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投资,提升软实力以吸引中国留学生完成学习后留在美国,同时加强学校与联邦政府执法部门的协调性,以监控外国学生和学者在校园内的活动,最终实现阻断中国人才回流、增强美国技术竞争人才优势的目标。与美国一样,日本也收紧签证政策,以应对研究成果流向给华为和中兴公司等中国企业的威胁。2020年6月,安倍政府发布《综合创新战略(草案)》警告称 “技术信息和人才正在流向中国”。下一步美国和日本可能会采取措施,向中国学生发出信号,只要接受课程安排,并遵守相关规章制度,就可获准入学。


(4)限制中国ICT企业及其子公司在美国或日本金融市场上筹集资金


2021年1月,纽约证券交易所启动了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三家电信运营商的摘牌程序,财政部长耶伦表示,拜登政府计划通过“与盟友合作”和“使用我们的全部工具”来“应对中国”。2020年5月,日本政府力排金融机构反对,修订了外国投资法规,对外国人投资被认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公司股票实施了更严格的审查,将须报政府审核的股票交易份额门槛由之前的10%降低至1%。


报告认为,尽管关闭技术市场,切断技术投入,严控人才和资金流向中国ICT企业等手段,已经是相对全面的战略竞争措施,但美国和日本仅凭这些无法赢得与中国的5G技术竞赛。作为必要补充,还需要实施促进5G替代技术的“快速发展”策略。美日两国不得不考虑支持中国5G供应商的竞争对手,同时投资研发,开发超越5G的技术解决方案。


三、快速发展替代性5G技术方案


随着美国对华为和中兴公司的污名化行动开始生效, Infanera(总部位于美国,生产分组光传输设备)、诺基亚等公司已开始受益。Infanera公司首席执行官汤姆·法伦在2020年中期表示,“在中期,我认为将有重大机会真正取代华为网络”。在华为公司设备被英国禁用后,诺基亚快速从英国电信获得了一份7亿美元的合同。与此同时,美日等国也在密集推出支持替代性5G技术解决方案发展的政策和行动(表2)。



文章指出,如果不在全球市场进行有效推广,仅靠鼓励开发替代性5G技术和设备,并不足以应对来自中国的5G挑战。美国和日本还需要协调其他伙伴——其中最重要的是欧盟、印度、韩国、英国乃至中国台湾地区——一道制定支持和推广可信5G技术的战略。在此基础上,结合驱逐和污蔑不受信任的中国科技公司的措施,才能显著推进5G替代技术的发展和竞争战略。此外,还需要主导制定支持隐私、促进公平经济竞争环境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国际规范。


四、解决问题:以数据隐私保护之名,行主导标准制定之实,施展政治外交手段,将中国ICT企业踢出赛道


中国ICT企业生产的设备通用性低、特定性强,导致寻找替代产品的成本高、难度大,使用后易被供应商“锁定”。而日本的ICT设备在多样性、通用性、中立性等方面“走在了全球前列”,是开放无线电接入网络(O-RAN)以及虚拟化网络技术的合适载体。基于此,美日及其盟国应主导推动O-RAN有关标准制定,成立O-RAN联盟(表3)。



虽然O-RAN可促进5G网络市场竞争,并通过虚拟化技术减少投资,但这一概念仍处于早期阶段。截至2020年底,支持O-RAN的基站市场份额还不到1%,且仍面临诸多技术开发方面的挑战。另一方面,诺基亚和爱立信这样的5G技术公司,正是ICT市场去华为化、去中兴化的受益者,它们对市场技术的锁定能力,也有理由去游说反对向新的O-RAN体系转变。最后,即使华为和中兴公司被成功“驱逐”,中国也可以利用O-RAN联盟中的其他中国ICT公司,作为设定标准和“破坏”联盟网络的替代方法。因此,在联盟协作的同时,还必须借助2018年以来美国逐渐对华强硬的气氛,通过外交手段紧密联系盟友和伙伴。美国现任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主张“与盟国合作,就世界贸易组织目前没有解决的问题,从国家企业到自主创新政策,再到数字贸易,制定一套新的标准”,或者现任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所设想的,建立一套受美国领导的“全球民主国家共同采用的、数字时代通信治理原则”。


美日政府已经在努力与第三国接触,以促进其认为可信的5G网络和标准的推广。如2020年11月,美国、日本、巴西三方签署联合声明,承诺确保“安全、可信和有活力的通信网络环境和开发一个共同的方法来部署透明和安全5G网络。另外,欧盟表示希望与美国建立5G“技术联盟”;日本和欧洲之间的安全关系也成为近年来在与中国战略竞争背景下“盟友关系日益紧密”的另一个例子。这些进展说明,针对5G技术领域与中国的竞争,建立美、日、欧三边跨大西洋合作具有实现基础。


报告声称,这种在外交协作基础上,利用多边机构和组织的国际影响力,包括国际电信联盟(ITU)和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3GPP)等,主导推动O-RAN标准和相应虚拟化技术发展,是最终赢得与中国5G技术竞赛的关键。例如,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表示,打算利用她的职位发挥对国际多边组织(包括ICT国际标准制定机构)的影响力。


最后,文章提出,作为美日与中国5G竞赛一系列手段的必要补充,需要尽快制定具有协调性的国家技术策略,建立畅通可靠的数字经济时代战略伙伴关系和协作交流机制,确保一系列政策、行动和标准适应本国企业所需,并与国家外交、经济、军事、金融等事务相衔接。报告认为,要找到美国法律、日本技术标准、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以及其他有关框架之间的兼容性是非常困难的,但对于赢得与中国的5G技术竞赛,这也是极其必要的。


来源:科技咨询频道

编辑:晓燕

指导: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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