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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我不是好妻子、好母亲--我心归处是敦煌

樊锦诗 二湘的十一维空间 2020-09-04


本文所有图片来自微信公号“中华文学选刊杂志”其实我有几次都想离开敦煌。但是为什么留下来,这是一个人的命。

我心归处是敦煌

文/樊锦诗 顾春芳


我其实想过离开敦煌


外界都认为我留在敦煌是自己选择的。说实话,其实我有几次都想离开敦煌。但是为什么留下来,这是一个人的命。


20世纪60年代的莫高窟和今天的莫高窟不可同日而语,那时的敦煌人都是住土房,睡土炕,吃杂粮。研究所绝大多数人员都住在土坯平房里,直到1980年,国家才给拨款修建了新的宿舍楼。当时的整个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和外界联络非常困难。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都要跑好远的路。周围根本没有商店,有了钱也没有地方可以买到东西。


虽然我大学时就习惯了独立生活,但起初还是不能完全适应敦煌的生活。在这里,吃得最多的菜是“老三片”,土豆片、萝卜片和白菜片。春天最好吃的食物,就是榆树上结的榆钱。榆钱摘下来撒上盐、和上面,在锅里一蒸,就是稀罕的美食。刚分配到敦煌的时候,我时常想念北京大学的食堂,想念学五食堂的饭菜,有时候想着想着都要流口水。因长期营养不良加上过度劳累,有一次我竟然晕倒在办公室。

年轻时代的樊锦诗


我刚到莫高窟实习的时候闹过一个笑话。我按北京的方法用香皂洗头,洗完之后发现头发还是黏的。两个多月的实习,一直到离开敦煌我也没明白,为什么洗了头,我的头发还是会发黏?后来才知道敦煌的水碱性很大,所以是苦的。喝水的玻璃杯上常常有白印,那是水里结出的碱。在敦煌,醋是必不可少的。到敦煌工作后,我发现敦煌当地人用洗衣粉洗头。后来我回上海探亲时,每次总要带一些洗发膏回敦煌,再后来变成带洗发精,而每次都是家人提醒我要带什么洗发产品,因为上海的日用品更新换代非常快。


治沙和种树,是当时研究所所有人都必须参加的两项工作。保护石窟、防沙治沙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种树。种树的事情从冬天就开始酝酿,一到开春就马上栽下树苗。这里最好活的树就是杨树,现在围绕莫高窟蜿蜒的参天大杨树,都是当年的莫高窟人一棵棵亲手植下的。


整个莫高窟直到1981年才通上电,在此之前的几年已经自己发电,每天只能保证两三个小时的用电,根本不能像在学校那样,到了晚上还可以到自习室去学习。我第一次到莫高窟就住在下寺的破庙里,解个手还需要到庙外较远的土厕。一天晚上,我刚走出侧门时,突然发现庙门外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两个眼睛泛着绿光。我心里一紧,想着当地同事说这地方有狼,赶紧回了屋,把门闩得紧紧的,吓得一夜没睡好。天亮后,走出屋子一看,才发现原来那是头驴。

1950年代 敦煌文物研究所清理窟区的积沙


西北的生活,使我逐渐忘记了都市,忘记了一切和城市有关的生活,忘记了我也曾是“南国女儿”。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部倾注在工作中。刚到敦煌工作的日子里,只要回忆起过去的生活,上海的家人,首都的景象,我就会感到一种失落,这种失落一直会把我拽向忧郁的深渊。为了抗拒这个深渊,我必须学会遗忘。我把临出门时我姐姐送给我的小镜子藏起来,不再每天照镜子,直到现在我也不怎么照镜子。我渐渐习惯了宿舍没有地板的泥地,地上永远也扫不干净的沙尘;习惯了用报纸糊起来的天花板;习惯了半夜里老鼠掉在枕头上,然后我爬起来掸掸土,若无其事地继续睡觉。


如果说我从来没有犹豫、没有动摇过,那是假话。敦煌和北京、上海相比,确实是两个世界。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感到孤独。尤其到了春天,整天整天地刮风,窗外刮风屋内下沙。我常常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把我给忘了,北大把我给忘了,老彭也把我给忘了。望着黑黢黢的窗外,我不止一次偷偷掉眼泪。可是第二天只要一走进石窟,我就感到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在毕业分配的最初那段时间,在和家人分别的十九年里,有好几次我都想过要离开敦煌。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适应了敦煌的生活。随着我对敦煌石窟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入,我也逐渐对敦煌产生了割舍不断的感情。我之所以最终没有离开,其中固然有命运的安排,但更重要的是我自己从情感上越来越离不开敦煌。而最终让我安下心来,心无旁骛地守护敦煌,还是要感恩我的先生老彭。


我不是好妻子、好母亲


我一直说我并不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我和老彭分居十九年,最后如果没有老彭放弃自己的事业来敦煌,我就不可能在莫高窟坚持下来。


1968年,我怀第一个孩子时,本来打算到武汉生产。之所以计划去武汉,是因为武汉的医疗和生活条件都比敦煌好。我从小体弱多病,上海家里很担心我分娩的时候出现意外,力主我去武汉。况且我在敦煌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生了孩子无人照顾,按照那时候的制度,产妇有五十六天产假,产妇的丈夫只有三天假。老彭也不放心我一个人在敦煌,坚决让我去武汉。这样的安排应该说是合乎常理的。


可是就在临近分娩前的一个多月,我去向革委会请假。当时研究所的革委会主任不但不给请假,还对我说:“哪里不能生孩子?非要到武汉去生。”听到这样的话,我整个人就愣在了那里。我不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只觉得又气又羞,觉得这个人太不讲理了!含着眼泪转身就跑出了办公室。我那时真想放声大哭,但是我告诉自己不能哭,特别不能在这个时候哭,不能让人看出自己的脆弱。


不仅不能哭,我竟然还接到通知,让我去农村参加秋收劳动。

1964年樊锦诗在敦煌


十月是敦煌收棉花的季节,所里要我和研究所其他同事一起去地里摘棉花。敦煌的棉花长得很矮,我挺着大肚子,怎么摘?所里有的女同事很同情我,劝我不要去,一定要去请假。我赌气说:“我决不去请假,生在地里不是也挺好嘛!”就这样,我就随着大家到农村去摘棉花。摘了一天棉花,就动弹不得了。当时,我们吃住都在老乡的家里。


老乡很有经验,一眼就看出我快生了,非常同情我,也很为我着急。老乡很善良,她希望给我说情让我赶紧回去,以免发生意外。我说:“没关系,谢谢您!”我没有去求人,只想自己表现好一些,坚持摘完棉花后再去找革委会主任请假。等劳动结束回到研究所,我再去申请的时候,已经走不了了。也许是劳动强度过大,回到单位没多久,我发现自己的小便有血。我没有任何经验,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所以找了位有经验的女同事咨询,她告诉我这是见红了,哪儿都不能去了,必须马上去医院。


上海家里知道我不会做针线活,在上海为我买好了婴儿的衣服和用品,全部寄到了武汉。老彭也希望我回武汉生孩子,这样照顾起来比较方便。他还把我婆婆从河北农村接到武汉,准备照顾我坐月子。婆婆特意从河北老家为我带了红枣、小米、鸡蛋等不少营养品。老彭在武汉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就是不见我回去。而我这边什么准备也没有做,连一件婴儿的衣服都没有。


我被送去医院的时候,只带了一些碎布,准备给孩子当尿布用。我很害怕因为自己下地干活的原因,影响肚子里的孩子。如果出了问题,那怎么面对老彭?我当时都不敢想。


到了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就在那里坐着,眼睁睁地看着病房里烧得很旺的炉子,那炉子里的火星子直往上冒。现在想来,那样的环境怎么能当产妇的病房,可当时的条件就是这样。不知什么原因,我感到自己浑身上下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难受,内心极度烦躁。我就索性披上衣服出去散步。我好像忘记了自己是在医院,也忘记了自己将要做母亲,只感到浑身难受、精神恍惚,一心想往外走。


敦煌医院的护士长真好,见我不在病房就到处找我。等找到我之后,她见我神情恍惚,就不停地宽慰我:“你怎么在这里散步啊?外面冷。你马上就要做妈妈了,可千万不能着凉。”我说:“我难受,想走走。”看得出她非常心疼我,她说:“好啊!那我陪着你吧,咱俩回病房聊聊天。”就这样,护士长把我搀回了病房。到了病房,她发现我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怕我再有意外,她就不走,一直陪着我聊天。就这样,我慢慢睡着了。这位护士长对我真好,我永远也忘不了她。


第二天上午起床不久,我发现床单湿了,以为自己尿床了,很不好意思。其实我根本不懂,直到很多护士过来按着我,我才知道是羊水破了。大概两三个小时之后,孩子出生了。


孩子连一件衣服都没有,怎么办?人家说:“你这个当母亲的也真是的,怎么连件衣服也不给孩子准备。”我能说什么,有苦说不出。只能用自己穿的“棉猴”权当衣服裹着孩子赤裸的身体。孩子那么小,医生说六斤都不到,我的眼泪直往肚子里流。医生接着问:“你怎么是一个人?你丈夫呢?”我说:“我丈夫还不知道。”医生惊讶地看着我:“那赶紧找人给你丈夫打个电报,告诉他你生了个男孩。”


后来,医院的护士帮助我给武汉发了个加急电报。


等老彭挑着担子到医院找到我的时候,孩子已经出生好几天了。那时我再也控制不住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放声大哭。


老彭见我哭,他也很难过。他说,接到电报后,听说我已在敦煌生了孩子,他立即就把两个家给我们母子准备的衣服、奶粉、鸡蛋等各种各样东西全部带上,找了一副扁担,担了满满两筐,急匆匆地上了火车。他从武昌车站坐火车出发,到郑州换乘火车,又经过两天两夜,到达敦煌北面的柳园火车站,在柳园火车站又换坐了长途汽车才到敦煌。他到敦煌县城后,马上给研究所打电话,研究所唯一的手摇电话居然无人接听。他只好在研究所驻敦煌县城办事处找人打听,终于碰到一个年轻人,他告诉老彭,樊锦诗在医院里。他马上挑着担子赶到医院。他听说儿子已经出生好几天了,还光着屁股,难过得直掉眼泪。


那时敦煌的医院条件很差,很小的病房,只有两张病床,住了两个病人。老彭没地方可以休息。出院回到莫高窟后,他就住在莫高窟中寺的另外一间房子里,陪我坐月子。


老彭挑来的担子是个“百宝囊”,里面什么都有,几经周折,居然鸡蛋一个都没有碎,他真了不起。唯独带来的衣服太大了,孩子太小了,没有一件可以穿。我就比着那些衣服的样式,找旧布自己做。依样画葫芦地做了三四套小衣服、小裤子,这样就可以替换了。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老彭怕没有长辈在旁边指点,我又完全没有带孩子的经验,所以特地随身带了一本《妈妈手册》。多长时间喝水,多长时间喝奶,孩子哭闹是什么原因,手册里面都有。后来我就根据这本《妈妈手册》把孩子带到了一岁多。


产后,我的心情一直不好,心里很难过。就在我出院回到莫高窟宿舍的日子里,时常可以听到外面在开斗争会,不时听到有人大声吼叫。每当这时我就特别烦躁,老彭就说:“别管他,你休息你的。”但是我心里不舒服,这么斗来斗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老彭才到敦煌十多天,离孩子满月还差十天左右,武汉大学就来电报催老彭回去,是工宣队来的电报,意思是说怎么能请这么长的假。我说老彭你走吧,心里当然非常难过。老彭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带孩子,就靠那本《妈妈手册》。渐渐地我觉得自己没有奶水了,研究所来探望的人说我吃得太少,一定要多吃,否则就不会有奶水。


南方人坐月子要喝各种各样的汤,什么鱼汤、鸡汤、猪蹄子炖汤,当地人坐月子吃的是小米和羊肉汤,吃羊肉讲究要吃羯羊肉。我就自己动手熬小米汤,炖羊肉汤。我对自己说千万不能再病倒了,要是病倒,孩子就更可怜了,到时候让老彭怎么办呢?


这个孩子挺照顾我,在那样的生活条件下,从生下来就没有生过病,我自己倒病了一场。只是他长到三个月左右,我的奶水就不够了。我给上海家里写信,让家里人寄奶粉过来。男孩子胃口好,奶粉越吃越多,到后来每个月要吃五六斤奶粉。现在的婴儿有专用的奶粉,那时候奶粉不分大人小孩,小孩吃了也很好,一点事也没有。后来奶粉不够的时候,就逐渐给孩子搭配着吃上海家里寄来的奶糕,不时添加苹果、蛋黄这些辅食。


但问题很快出现了,我休完产假就要上班,孩子怎么办?我去上班,孩子没人带,只有捆在襁褓里,临走之前喂饱了让他睡,中间回来再喂一次奶。小孩都六七个月了,还继续捆在襁褓里。大家都说绝对不能再这样了,因为孩子大了他会挣扎,如果不巧绳子套在脖子上就很危险。可是,谁来看孩子呢?敦煌是找不到保姆的。从此,我上班的时候总是提心吊胆,只要回宿舍远远听到孩子的哭声,我心里就踏实一些;如果开门看见他冲着我笑,我就赶紧去亲他;如果没有孩子的声音,我就会担心是不是出事了?


一天清早,我去地里干活,等到回来喂奶时,宿舍门一开发现孩子一个人在玩,还回头冲着我笑,笑得非常开心。再一看,不得了!屎拉了一床。我一边收拾一边想,把孩子一个人关在屋里,不是长远之计。还有一次我下班回宿舍,发现孩子从床上滚了下来,脸上沾满了地上的煤渣。敦煌四五月份的气温还比较低,屋里需要生炉子。我临走的时候把炉子给挡上了,没想到孩子滚在了炉子下面的煤渣里,幸亏没有滚到炉子上。这件事情让我非常后怕。所以我下了决心,一定要把孩子送走。送哪儿呢?如果送到武汉,老彭一个人也照顾不了,最后我们商量后决定把孩子送到河北老家他姐姐那儿,请老彭姐姐帮我们带孩子。


1968年元月,我父亲含冤去世,11月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第二年,我又要亲手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别的地方寄养。这些事情凑在一起,现在想想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1973年10月,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在武汉出生,休完产假之后我必须回敦煌上班,孩子依然没办法带回敦煌。还只得请老彭姐姐继续帮着带老二。老二在送去河北老家的路途中,因患重感冒导致了严重的哮喘。后来在老家,老二又因感冒打了青霉素。可能是遗传了我的基因,孩子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应,差一点丢了性命。


因老二送河北老彭姐姐家寄养,老大就只能接回武汉,由老彭亲自照顾。1978年,老大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老二也已经五岁了。姐姐也有了自己的孙子,负担很重。我和老彭商量后,做了个决定,这次把老二从河北老家接回武汉之后,我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调离敦煌。


我去河北老彭姐姐家接老二的时候,已经两三年没见到孩子了。我进了院门,见门里面有个小孩站着,黑不溜秋、一丝不挂,我以为是邻居家的小孩,也没在意。进屋看见大姐,我说:“大姐,我来了。”大姐说:“你来啦,你没见你儿吗?”我说:“没见到啊。”她说:“刚才就在门边啊。”过了一会儿,大姐去把他领了进来。孩子领进来的时候穿得可整齐了,还给他穿上了长筒袜子。大姐拉着孩子说:“这是你妈,叫妈。”我这才反应过来,刚才那个黑不溜秋、一丝不挂的男孩正是我的儿子。我一下子愣在了那里,眼泪直往下掉。孩子喊我妈,我一听是一口河北话。


我在河北待了三天,就把孩子带回来了。我到哪里他就跟我到哪里,孩子是怕我再走了。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不哭也不闹。孩子的大姑倒是哭得很伤心,因为从小带他,有了感情,舍不得他走。孩子就这样离开了河北,跟我走了。


我先把孩子带到北京,在北京买了火车票,我们母子俩再一同坐上回武汉的火车。我们一家四口终于团圆了。武汉大学的宿舍,房间非常小,我们四个人就挤在一张床上。我看着他们父子三个,心想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必须要想办法解决分居问题。那怎么才能离开敦煌呢?有人给我支了个招,说只要半年不到单位上班,就算自动脱岗,自动离职,这样就可以离开这个单位。我那天想好了,就采用这个脱岗的办法,不回敦煌。我在武汉住了半年,全心全意照顾他们父子三人的生活。


但是,在武汉生活的这段时间里,不知为什么,我经常失眠,晚上睡不着,潜意识中总是牵挂着敦煌。我越是压抑自己不去想莫高窟,那些壁画就越是萦绕在眼前,挥之不去。尽管嘴上说不再回敦煌,但是心里没有放下。我越犹豫,心里就越想着敦煌。有天晚上,老彭和孩子们都睡了。我还是睡不着,起来翻书。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又捧起了一本关于敦煌石窟研究的书。


半年一过,我又回了敦煌,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不在敦煌的半年时间,单位不给我发一分钱的工资,仅靠老彭的工资,难以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我要回敦煌才有工资。省里当时也要求我尽快回去,因为我是当时唯一的一个副所长。我想,回敦煌也好,可以当面与组织说明困难,名正言顺地调走。


1979年,我带上了老二晓民,重返敦煌。谁知回敦煌后,省委、省政府主管部门不同意我调走,坚决要把我留下。这样,我在敦煌,一方面应对工作,另一方面,老二有哮喘病,我要尽量带好孩子。因为老二从小不在父母身边,性格有点内向,不太敢说话。孩子很听话,你怎么教他就怎么做。我也不着急,想着要让他放松,就放开他,让他跟小朋友满处跑着去玩,今天到水沟里,明天又去玩沙子,渐渐地他就活泼起来了,身体也慢慢有所好转。有时候,我也会带他进城,去之前跟他“约法三章”:“晓民,咱们进城只是去看看,不买东西,你要买东西就不进城了。”他虽然点头答应,但毕竟是小孩子,一到商场的玩具柜台就挪不开脚了。我问他:“晓民你是不是看上玩具了?”他只是盯着玩具看,不说话。看了好一会儿,他自己跟我说:“我们有玩具,我们不买。”我常给他讲些童话故事,教他学数数,孩子逐渐会数到一百、一千,后来两千都会数。


这时,敦煌文物研究所在莫高窟办了一年级到五年级的复合班,因幼小的职工子弟不多,就让高中毕业的职工子弟担任教员,教五个年级的幼小职工子弟。我的孩子在莫高窟上学后,一次回来问我:“妈妈,为什么2-1=1?”当时我真想说,这你都不懂!可是,我又想到数学对小孩来说比较抽象,所以就用点油灯的火柴来引导他掌握加减法。过一阵子孩子又问:“妈妈,妈妈,为什么36÷6=6?”我心想,难道学校老师不教乘法口诀吗?我就给他教。有一次,孩子写了错字,我给他指出来,他说是老师说的,我不便在他面前批评老师,也就没有多说什么。


老二在我身边有两三年时间,他很愉快,哮喘病也好了。但我意识到孩子在莫高窟这样的学校继续学下去不是长远之计,无奈只有把他送出去上学。老彭借探亲之机,到敦煌就把晓民带走了,送到上海我的姐姐那儿。在上海过了两年后,我姐姐说孩子不好好上学,经常独自跑掉,这使姐姐和母亲担惊受怕,要我把孩子领走。孩子为啥要跑呢?可能是我姐姐管束得严了一些,孩子记得自己是和妈妈一起坐火车到上海的,他要坐火车去敦煌找妈妈。


那是1984年,由于我自己在接受审查,根本顾不上去上海领孩子。这时恰逢老彭到上海出差,便把孩子从上海接到武汉,从此他一个人带了两个孩子。我觉得老彭太了不起,我的孩子太可怜。


未完待续,明天继续刊发樊锦诗的爱情故事《我的老彭走了》,本文原载《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12期,经《中华文学选刊》授权发出。

~the end~

作者简介:

樊锦诗,1938年生,浙江杭州人。生于北京,长于上海。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1963年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2018年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顾春芳,上海宝山人。著有诗集《四月的沉醉》,学术专著《呈现与阐释》《意象生成》等。现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与本平台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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