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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翻译家杨苡去世,她笔下曾经的青春岁月如此美好 | 二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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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苡先生


百岁杨苡回忆“初恋”与婚姻
口述/杨苡整理/余斌

编者按:据澎湃新闻报道,著名翻译家杨苡于2023年1月27日去世,享年103岁。我们刊发杨先生写的这篇文章,以资纪念。


杨苡,1919-2023,先后就读西南联大外文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翻译家,主要译著有《呼啸山庄》《永远不会落的太阳》等。著有儿童诗《自己的事自己做》等。


因为和巴金通信,我认识了他的哥哥李尧林


我十七岁开始和巴金通信,那之前我看了许多巴金的书,不光是小说,他编的书我也看。新文学作家中,我最崇拜巴金,因为巴金《家》里写的,和我家太像了。


我是写信到巴金那里寻求抚慰的。一是我觉得自己和那些参加抗日活动的同学过的完全是两种生活:在这样的大时代,我过着一种贵族小姐式的生活,我觉得很“醉生梦死”,又无法反抗,因此很苦闷。二是我哥去留学后,我觉得特别寂寞。巴金像兄长一样,代替了我哥。收到巴金的第一封信时,我简直是狂喜,那几天恨不得拥抱遇到的每一个人,告诉他们:“我收到了巴金的亲笔信!”


可能是在第二封信中,我说到了对我家的不满,重点是表示我要做他笔下的觉慧。巴金回信表示不赞成,说我年纪太小,应该先把书念好。慢慢地,我对别人不说的话都对巴金说,凡事都问他的意见。



1925年,巴金与李尧林(左)在南京


巴金劝我好好念书之余,还说我可以去找他哥哥李尧林,说他会帮助我。李尧林是巴金的亲哥哥,两人关系特别好,巴金离开四川的家,就是和李尧林一道。后来巴金去了法国,李尧林到北平念燕京大学外文系,1930年毕业后到天津南开中学教英语。我不大会和陌生人交流,哪儿敢主动去找,便写了个纸条让同学冯秀娥带给他,上面写了家庭住址联系方式,这事就算结了。


每次收到大李先生的信我都很开心


对巴金,当着面我都是称“李先生”;李尧林是巴金的哥哥,我就称他“大李先生”。写信的时候不一样,给巴金写信,我只称“先生”;给李尧林写信,则称“李先生”。


那时李尧林住在冯秀娥家。冯秀娥也是中西女中的,低我一级。她家里是开绸缎庄的,弟弟在南开中学念书,李尧林是她弟弟的老师。大李先生课讲得好,特别认真,对学生也特别好,像南开许多学生一样,秀娥的弟弟也喜欢他。


一次日本飞机来轰炸,一颗炸弹落在南开,炸到了教师宿舍,大李先生没地方住了,秀娥的弟弟就向家里提出,要让大李先生住到家里,并帮冯家的孩子补习英语。大李先生于是住到了冯家原先的客厅。之前巴金给他写信提到我,说他们兄弟没有妹妹,就把我当小妹妹看吧。大李先生知道冯秀娥和我是同学,就让她叫我到她家见个面。


一见面他就说,以为你是个小孩子,没想到其实是大人了。那天我穿着旗袍,半高跟鞋,说大不大,倒的确不能算是小孩了。


后来我们就开始通信了,而且越来越密,有时候一天就有两封。从第一次见面,到我离开天津去昆明念书,大概有半年时间,我收到他的信有四十多封,我写给他的应该更多。写给巴金的信,我主要是说苦闷,给大李先生的信更“流水账”一些。



杨苡(1938年摄于昆明)


我和大李先生很少单独见面,只有三四次一起散步,一般是说好了在我家附近的某个地方会合。跟母亲,我就说到同学家玩儿去,她都信。我说去找同学,也不是撒谎,有时我是真的想和同学一起跟大李先生散步的。有一次,我和大李先生碰头后,去找同学安继伦一起散步。但安继伦家人说太迟了,不许她出来,于是我就和大李先生单独去散步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希望单独和大李先生散步。


我和大李先生没一起看过电影,都是在电影院里碰上——和一个男的去看电影,在当时是不可能的。我看电影不是和母亲,就是和同学一起。但在信里我会和大李先生说,要去看哪场电影。


我特别爱看电影,好多名著,我都是先看的电影。《呼啸山庄》就是,影片名叫《魂归离恨天》,好莱坞拍的。有一部《百鸟朝凤》,我看了三遍。还有《丹宫恨史》,后来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小说原著《增达的囚人》,算“通俗小说名著”中的一种。这些大李先生都是不看的,后来老听我说,他就说,我也看看吧。


即使在电影院发现了大李先生,我们也不会坐到一起,而一定是一个坐在左半边,一个坐在右半边。只是到电影散场了,我会看到他在门口站着,等我。我看电影,家里的黄包车都是在门口等着的,这时我就跟车夫说,要和老师说话,让他再等一会儿。


和大李先生单独在一起没几次,外面就风言风语的,有了些传言。母亲似乎也觉得我有点不对头。每天下午一定的时间,我都会把房间里面对着街的窗户打开,并且开很大的音量,在留声机上放唱片。放的不是卡鲁索就是吉利唱的歌,这是我和大李先生都听过也讨论过的,我们各有所好,争持不下,我喜欢卡鲁索,他钟情吉利。南开中学被炸后,他在耀华中学找到了职位,耀华是教会学校,比南开待遇好。这时我家已搬到了耀华里,距耀华中学不远,大李先生从他的住处去学校,都要路过耀华里。我住的房子是临街的,也就是说,他每天都会从我家门前经过。我是算好了耀华下午放学的时间等着他的。


我希望他听到唱片会知道我在等他,在放给他听。他的确也会朝楼上望过来,虽然他并不能看到我。我不会站到窗前,只远远地看他两眼。就这样母亲已经起疑了:怎么老是把唱片放得那么响?当然即使她到我房间里来,看我在干嘛,甚至往街上看过去,也发现不了什么,因为她当时并不知道有个大李先生。



李尧林正在听唱片


这是我和大李先生之间的秘密。


我和大李先生通信没多久,他就说,我们可以把信都编上号。按照他的嘱咐,我们在每个信封背面下角都写上数字:No.1、No.2……我把信小心地放在一只漂亮的盒子里,一个人的时候,会拿出来看。不仅对母亲,就是和好朋友,我也没有分享过和大李先生的秘密。和好友说起大李先生,是到昆明以后了。每次收到大李先生的信我都很开心——不只是开心,还有欣喜,因为守着一个秘密,兴奋是翻了倍的。也可以说,那就是一种幸福感吧。


大李先生的快乐与苦涩


大李先生没有教过我,不过我完全可以想象他和学生在一起的样子。他在南开教过的学生中,有好几个人后来和我成了极好的朋友,比如黄裳、黄宗江等。我们当然一起谈论过李尧林。在他们的印象里,大李先生讲课生动,对学生热情,就像对朋友一样。他有许多爱好,如拉小提琴,听古典音乐,逛书店,溜冰……在学生心目中,他简直是个“快乐王子”式的人物。黄宗江写过一篇回忆文章,题目干脆就叫《快乐王子颂》。这些有不少在我和他的交往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比如音乐,他谈起来总是津津有味。再比如溜冰,我和他还有几个同学一起溜过,他背着手随着“溜冰圆舞曲”滑行的样子,我们都觉得帅极了。


后来我见到巴金,会有意无意地拿他们兄弟俩对比。巴金穿着是不讲究的,李尧林就比较讲究,不是说穿的衣服档次高,是他注意整洁,讲究合体,所以他的学生会觉得他很潇洒,风度翩翩。巴金除了写作,爱好不多,李尧林则兴趣广泛,这也是我觉得他更亲近的一个原因。对巴金,我更多是“敬”的成分。


事实上大李先生也有不快乐的时候,甚至可以说,他一直是在生活的重压之下的。我太年轻,总是我对他说我的苦闷,他是不会谈他的苦恼的。但是在信中他不止一次感叹:“什么都是irnoy of life(生活的讽刺)!”也不止一次让自己乐观起来:“我主张happy-go-lucky(随遇而安)。”我很清楚地记得,有次散步时他说他赞成“all or nothing(要么拥有一切,要么一无所有)”,对比“happy-go-lucky”,那表示他不愿接受命运的安排了,但随即他又苦笑着补了一句:“对于我,就是一无所有!Nothing!”



李尧林在溜冰场上


人到中年以后,我才慢慢体会到他内心的苦涩。巴金《家》里的觉民是有大李先生的影子的,正像从觉新、觉慧身上可以看到大哥李尧枚和巴金自己一样。1923年大李先生和巴金一起离开家到上海读书,都是标准的“新青年”形象,他比巴金大一岁多,可以说是他带着巴金摆脱旧家庭的。1931年大哥李尧枚因家里破产自杀后,大李先生和家里就没那么对立了,他觉得过去大哥担的责任要由他来承担了。每个月他都把大部分的薪水寄回四川,那边继母、弟妹一大家子的生活都靠他。他当然希望过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只是为了家人,他选择了牺牲自己,过一种清苦的生活。他原本就不像巴金那么决绝,巴金和家里有冲突时,他总是在中间调停。我看得出他的窘迫,天很冷的时候,他还穿得很单薄,没钱添置棉袍,更不要说大衣。


我认识大李先生的时候,巴金已经出名了,有能力帮助家里。但是大李先生希望弟弟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写作上,家里的生活还是由他一人承担,对此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他是内心很骄傲的人,不会向人诉苦。他也从不向人提及他和巴金的关系,他的学生都是很迟才从别处知道,他们的英语老师就是大名鼎鼎的巴金的亲哥哥。大李先生对我提起巴金的时候也不多。我和他说《家》,他就笑着说,巴金并没有一个“鸣凤”,他也不存在一个“琴表姐”,那是四弟编的。印象最深的是那次在冰场,他说到巴金时有一种沉思的表情。他说他最喜欢四弟,四弟勤奋用功,从小就有抱负、有信仰,愿意为信仰献身。他才是有前途的。言下之意,他自己是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



李尧林(左)、李尧枚(中)、李尧棠(巴金)兄弟三人合影


然后他用英语说:“I’m proud of him(我为他骄傲)!”接下来的一句更让我终生难忘,他说:“I don’t want to be famous by my brother, and if I would, I want to be by myself(我不愿靠我弟弟有名气,如果我想要,我要靠我自己)!”


我知道人家在背后总说,李尧林是巴金的哥哥,好像这成了他的标签。这多少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但他很快又笑着用中文跟我说,四弟比我用功,他总是不停地写,我也不愿意他操心别的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


我和大李先生在海河边散步


遇到大李先生之后,我才从苦闷中开心起来。那是我一辈子都难忘的几个月。但只有几个月,很快我就要去昆明念书了。


有一天我和同学在大光明电影院看日场电影,电影院里人不多,开场前我老远就看见大李先生坐在左边的后排,目不斜视。有这么巧的事,我不记得是不是在信里告诉过他,同学约我看这场Alice Faye(艾丽丝·费伊,美国演员)的电影,只记得散场后我很自然地就往他那边走。他不说话,面无表情地在前面走。他不跟我打招呼,我也不敢叫他,只是跟在后面。走下电影院门前的大台阶了,他才站住等我。我回头让同学先走,她们就嘻笑离开了。待我走近了,大李先生笑着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


他带我走到了海河边。那地方离电影院并没有多远,但我真的没去过——租界以外的地方我没去过几处。虽然我把觉慧当榜样,但事实上在母亲面前,我只能做乖乖女。我们站在海河码头一带的岸上,看见远处一艘白色的大轮船缓缓地驶去,一点点变小,最后消失,这景象带给我一种说不出来的新鲜感受。大李先生站在我身边,轻轻地说,你看,你就会坐这样的轮船离开你的家乡。我傻乎乎地问了句,你呢?他叹口气说,我迟早也是要走的。


那时候关于大李先生和我的传言已经有一阵了。我觉得很冤枉,我认为我和他之间是友谊,不是爱情。即使真有爱情的成分,那时我也不敢承认,不管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我给巴金写信,把传言说了,表示很气愤:他们这么说,是对大李先生的污蔑,是亵渎!



李尧林


我离开天津赴昆明的那天很快就来了,1938年7月7日。大李先生不可能到码头送我,因为家里一大帮子人要去送,而我们的交往是背着家里人的。那天上午我们约好见一面,他就在我家门口等我。英租界很安静,即使大白天也没什么人。我们从这条街走到那条街,就这么来来回回地走,一边走一边说话,走了大概有两个小时。大李先生送了我一盒手绢,一盒里装着六条,汕头产的,因为上面有手工绣的花,很贵,一盒要六元钱,以他当时的收入、他的负担,真是要咬咬牙的。后来我母亲看见了说,怎么送那么贵的东西?我说是一位老师送的,她也没再追问。而我只送过他巧克力,不过是一元多钱的东西。


那天他口袋里鼓鼓囊囊装满了碎纸片,他掏出来,问我知不知道是什么,我猜不出来。他说是我写给他的信。他还说,我主张信是不必保存的,似乎是解释他干嘛要把信给撕了。这和他之前让我把信编上号有点矛盾,编号不就是要保存吗?一般的情形,撕碎了信是不高兴甚至是要绝交的,但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和平常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当时我根本什么也没想,他是老师、兄长,他说什么我都觉得是有道理的。他在空空无人的街道上把碎纸片抛掉,我没有什么不高兴,过后我们就继续说话,还是以往的话题,一样的气氛。


最后我们又回到了家门口。按门铃进去之前,我对他说:“昆明见!”而后就分手了。我并没有多少离情别绪,甚至可以说还在一团高兴当中,因为我马上就要离开束缚我的家了,而分别是暂时的,之前他就在我的纪念册上写过:虽然离别就在眼前,但是相信不久我们就会见面的,希望我们见面时都比现在健壮。


我们约定,他不久也去昆明。怎么也想不到,这成了我和大李先生的最后一面。


“这就是love!”


到昆明后,我和大李先生还是频频通信,像过去一样。对我来说,离开家以后新鲜事太多了,有太多的话要跟他说。在到昆明后的第一封信里,我向他描述了乘坐的轮船在海上航行的情形,把他说得心痒痒的。


路上走了一个多月,自然没法收信,到昆明后我收到的第一封信中,他说他已买了船票,就是我坐的那班船,太古公司的云南号。我很兴奋,虽不是逢人便说,但跟我关系近的人都知道了:我在等大李先生。我甚至还说,要跟大李先生一起去延安。


这话在天津时我就跟他说起过。在当时年轻人心目中,延安是革命圣地。他回答得有点犹豫,说他还是喜欢教书。他的确是喜欢教书这个职业,教英文对于他是件很愉快的事。我根本没想过延安是什么样,到延安能干什么,延安需不需要教英文的。在中西女中时,我看过一部英文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写的是几个主人公寻找人间仙境香格里拉。延安在我心目中就是那样一个地方,很浪漫,是一个纯洁的世界。那里与饭碗、谋生这些世俗的事是无关的。但大李先生一直被生活的重担压着,自然会考虑现实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我在等大李先生,这个“等”有各式各样的理解,周围的人都认定我在和大李先生谈恋爱,我自己则不往那上面想。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说,爱情总要kiss(接吻)过吧?我和大李先生手都没碰过。


只是有一次,我给堂弟纮武看大李先生的信,他读出其中的几句后大嚷:“这就是love(爱情)!”我说:去去去!你懂什么?!


杨纮武读到的,是日本飞机轰炸昆明后我收到大李先生的第一封信。因为轰炸,书信往还一下变得困难了。大李先生很长时间没收到我的信,很着急。他在信中说:“这封信可把我等够了,现在知道你平安,我这才放心。我只希望有一天我们又能安安静静在一起听我们共同喜爱的唱片,我这一生也就心满意足了……”杨纮武就是指着这几句,一口咬定是“love”。


可我觉得,往男女之情上扯,友情就不纯粹了。





我一直在“等”的状态:既然已买了船票,就有盼头了。没想到大李先生在后来的一封信里说,他把船票退了,退票的原因等见了面再说。我很不开心,不免要猜测原因,但也猜不出什么。至于会不会是经济上的原因,我当时压根没想到。


在昆明时,我和冯秀娥还有通信联系。她来信说了个笑话:有次,大李先生和几个同学去溜冰,结束之后准备换了鞋回去。那时溜冰就是找个有冰面的地方,衣物还有换下的鞋子没有专门存放的地方,就放在一边,要自己看着。大李先生滑完了一看,皮鞋让人偷走了。没鞋怎么回家?他也不让人去重买一双,就这么穿着溜冰鞋回去了。溜冰鞋下面是冰刀,没法走路,他走在路上一探一探的,太滑稽了。这事冯秀娥是当笑话说的,我看了也直乐,没想过买双皮鞋的钱对他来说不是个随随便便的数。当然他要来昆明,路上的盘缠就更是个负担了,买了船票也还有其他的问题。


还有一件事,很迟很迟我才知道:有一次我母亲和池太太,还有我姑父他们一拨人去看电影,散场出来时遇到了大李先生,他正好也看那场。池太太那时也在南开代课,和大李先生算同事,大概听到过什么传言,可能还和我母亲议论过,这时就指给我母亲看,说那个就是小六(杨苡在家中排行第六)的李先生。我母亲看后说了句:“这么老?!”姑父说母亲这话说得蛮大声,距离很近,大李先生肯定听到了。姑父分析,肯定是池太太的多嘴坏了事。我想来想去,觉得很可能真是这样,他是自尊心极强的人,母亲的话一定刺激到他了。这事发生在我离开天津、母亲他们来昆明之前。而姑父告诉我这件事时,“文革”都过去了……


大李先生说见了面再跟我解释,意味着昆明他还是要来的。但他迟迟不来,到后来也不大提起了。安继伦比我低一级,她从天津到昆明后,我跟她说大李先生现在不大来信了,问她大李先生情况怎么样,还抽不抽烟。问到抽烟是有前因的:还是在我们刚认识不久,有一次他问可不可以在我面前抽烟,我因此知道他抽烟。后来他答应我戒烟,有一次我听说他又抽了,他马上在信里跟我解释,说在教员休息室里,别人递烟给他,为了避免麻烦的解释,他就接了,只抽了半支。还说,我答应了你的,不会再抽了。安继伦回我说,他抽啊,怎么不抽?!至于其他的情况,她知道的也不多,不过听说大李先生晚上常和冯秀娥一起去溜冰。


这话传来传去,就变成大李先生和冯秀娥谈恋爱了。我说不上信,也说不上不信。直到晚年,我和冯相聚,还问过她,有没有和大李先生谈恋爱。她说,怎么可能?!我说,有什么不可能?你长这么好看。她说,你傻呀?我和文波是家里早就给订了婚的。翁文波是翁文灏(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弟弟,中科院的院士。冯秀娥后来和翁文波结了婚。


关于大李先生,我从冯秀娥那儿听到的,还有一事:他的学生到上海,都会去看他。一个学生去内地路经上海,也去看他,问他,都说你和杨静如(杨苡原名)好,有这回事吗?大李先生笑着说,她和我赌气哩,一赌气就和别人结婚了。


本文经授权转自《名人传记》2021年第12期、2022年第1期 口述/杨苡 整理/余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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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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