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江青的第一任专职秘书阎长贵蒙冤记

2018-04-30 在线观察

作者:杨银禄

来源:选自《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

左起:阎长贵(江青机要秘书)、王宇清(毛泽东警卫员)、许春华(江青护士)、张素兰(江青服务员)、王保春(陈伯达秘书)、吴旭君(毛泽东护士长)、叶群、江青、林彪、李志绥(毛泽东保健医生)、徐业夫(毛泽东机要秘书)、孙占龙(江青警卫员)。


一篇习作得到毛泽东的称赞


  阎长贵的祖祖辈辈都是贫苦农民,解放以后,他有了上学的机会,因而他本人是地地道道的学生出身。1956年高中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习,1961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现在的《求是》杂志社)工作。但是阎长贵并没有做编辑,而是师从中国哲学史家关锋,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史。刚大学毕业一年多的阎长贵,曾因一篇文章而声名鹊起,他根据华君武先生的漫画《无题》写了一篇《永不走路,永不摔跤》的文章,发表在1962年9月22日的《中国青年报》上,文章主要批评了那种“出头的椽子先烂”的处世哲学。这篇习作给他带来了很大的荣誉。《中国青年报》约他开座谈会,文章被收录进1963年出版的《报刊评论选》,还有人写文章评价和分析这篇文章。当时阎长贵对这篇习作受到如此高的礼遇一直心存疑问,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戚本禹才告诉他:毛主席称赞和表扬过你的《永不走路,永不摔跤》,并作了批示。30年后,他在一套中共中央文件汇编中看到了毛主席对这篇文章的批语:“印发各同志研究。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文章能得到毛主席的批语,这在当时可是很了不起的大事。这无疑对他以后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江青的第一任专职秘书


阎长贵做了两年多学术研究,1963年秋进入《红旗》杂志社的“哲学反修”写作小组,小组由关锋负责。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还没写出来,“四清”运动开始了,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至此,阎长贵的学术研究被迫终止。他坦诚地说,当时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热情很高也很积极,认为夺取政权没赶上,但保卫政权可不能落后,所以紧跟形势和舆论,说过错话,做过错事,但在当时认为都是对的。1966年6月,阎长贵被戚本禹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搞信访工作,一个月后又被调到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紧接着被分配专门负责江青的群众来信。


“文化大革命”前,除了私人信件,没人给江青写信,江青也没有专职秘书;但“文革”开始后,江青担任了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一些群众给她写信,一开始每天几十封。1966年8月31日,江青在天安门主持了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大会,群众来信急剧增多,几百封,上千封,后来每天收到的信用麻袋装,七八个人都处理不过来。为此专门成立了江青办信组,阎长贵任组长,直接由戚本禹领导。阎长贵每天挑选七八封或十余封“重要”的信,在前面加上摘要送给江青,其余的绝大部分转给了有关部门:国务院、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部委,揭发和批判江青的,则作为“反革命信件”转给公安部。


1966年底的一天,戚本禹对阎长贵说:“江青让我给她当秘书,我不行,太粗,我看你还比较细,你去吧。”半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戚本禹正式对阎长贵说:“跟我走,现在你就去11楼!”当时江青住在钓鱼台11号楼,戚本禹的意思很清楚,是让阎长贵去给江青当秘书。其实选中阎长贵给江青当秘书并非这么简单,当时有好几个人选,但最后选定资历最浅、年纪最轻的阎长贵可能有几个因素:一是他出身好,社会关系简单,有一定办事、写作能力,他所写的文章得到过毛主席的赞扬;二是阎长贵当时和江青的女儿李讷接触比较多,很谈得来,李讷对阎长贵的印象不错,她也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三是关键的恐怕还是戚本禹的推荐,江青当时信任戚本禹超过信任姚文元,更不要说王力和关锋了。


1967年1月9日,阎长贵正式当上了江青的秘书,至此江青才有了第一位专职秘书。尽管当秘书前阎长贵经常见到江青,江青也都很客气地和他打招呼,但是阎长贵当了秘书以后,江青很长时间不见他,见了面也爱答不理,送给江青的文件都是通过警卫员传递。阎长贵很纳闷,别人告诉他,这叫试用阶段。二十多天以后,江青才找阎长贵进行第一次谈话。起因是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干部分两派,汪东兴支持一派,戚本禹支持一派,戚本禹认为自己支持的这派受压,想让江青为这派说话。戚本禹派阎长贵去“调查”,然后写个报告。阎长贵“调查”回来后,给江青和戚本禹写了一封信,信的抬头是:“本禹同志并江青同志”,内容当然是同情戚本禹支持的这一派。戚本禹看完信后说:“这事我不管!”阎长贵马上争辩道:“‘调查’是你让去的,你怎么不管呢?”戚本禹接着说:“你敢不敢把这封信送给江青?”阎长贵当时年轻气盛,随口就说:“那有什么不敢的!”于是,阎长贵把戚本禹的名字去掉,将信重抄一遍,通过警卫员送给了江青。第二天,江青把阎长贵找去,对他说:“你的信我看了,但这件事你不要管了,从今以后你就在我这里工作,除了我派你去做的事,任何人派你任务都不要再接受,你要对我负责,对党负责。”另外,她还讲了一些做秘书的纪律。


从这件事以后,阎长贵开始每天直接给江青送文件,处理信件,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江青曾对阎长贵说:“我完全是个政治化了的人,除了工作,连今天是星期几都不知道。”此后,阎长贵每天送文件时,都要附上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今天是某月某日星期几。


陈伯达、姚文元突至11号楼


1968年1月9日下午2点左右,江青刚刚离开钓鱼台11号楼,当时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成员姚文元突然来到11号楼,找阎长贵和我谈话。


陈伯达、姚文元进入大客厅就坐在南边的沙发上。阎长贵和我走进大客厅以后,看到他们两位的面容很严肃,不敢坐下,站在他们面前等待他们说话。


“你们二位坐下,别站着,站着不好说话。”陈伯达操着浓重的闽南口音首先开口讲话。


坐在我们面前的是当时不可一世的两位大人物,我们小心翼翼地坐在他们西边的沙发上。


这时,陈伯达提高了嗓门说:“你们坐在旁边不好讲话,快坐到我们对面。”


我们立即起身坐到北面的沙发上。


陈伯达继续说:“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需要阎长贵出一次差,秘书工作暂由杨银禄同志接过来。由于时间紧迫,交接工作越快越好,一分钟也不能耽搁,还要求交接清楚,不能出任何差错。”


姚文元说:“伯达同志讲的,你们二位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一定按照首长的要求办。”我们俩异口同声地回答。


“你们二位的工作交接完了以后,立即报告我们。”陈伯达补充说。


陈伯达不露声色,讲话时表情比较平和。姚文元眨巴着一双大眼睛,讲话时表情不太自然。他说:“伯达同志讲得很清楚,不需要我多解释什么,抓紧交接文件,我们到16号楼等着你们。”他们向我们俩交代了以后就走了。


我们那时毕竟年纪还轻,缺乏经验,谁也没有感觉到他们的讲话有什么问题,也没有怀疑两位要人亲临11号楼找我们谈话的举动意味着什么。阎长贵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紧张的情绪,还真以为派他去出差呢。交接文件时还和平日一样认真细致,一丝不苟。


他首先把我带到江青的办公室清理文件,他读题目和文号,我登记,一份一份地搞得很清楚,生怕搞乱了,将来说不清。江青办公室的文件不算多,大约半个小时就登记完了。然后,我们回到秘书办公室继续清理登记文件。


秘书办公室的文件虽然比较多,但是,我们还是认认真真地一件一件地详细清理登记,丝毫不敢马虎。大概还没有登记到十分之一,江青的警卫孙占龙从外边打电话到楼厅值班室,叫我接电话。我拿起电话听到老孙说:“江青同志叫我问一下文件交接完了没有。她叫你们抓紧时间,快一点交接,越快越好。”


我回话说:“老阎出差办事还回来,交接文件干什么,多麻烦。”


老孙说:“咱们不是有一条老规矩嘛,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问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交接文件,叫你们交接就交接,叫你们快点就快点就是了,不要说那么多废话。”


又过了半个小时,老孙又来电话催促说:“江青叫我再催你们快点交接,她说她等得不耐烦了。”


我说:“请你报告江青同志,我们再加快点速度。”


我接了老孙第二次电话以后,就下意识地感到有什么问题了,为什么一再催促交接工作,快点再快点,这是怎么回事呢?


老孙第三次来电话说:“江青同志说你们别交接了,她说阎长贵不离开11号楼她就不回去,今天究竟发生什么事,等一会儿就明白了。”


我刚刚放下电话,就看见从外边进来一位部队的干部,直奔秘书办公室,接着我看见他把阎长贵带走了。这时,我才发现外边还有几名战士,气氛十分紧张。


阎长贵走得很急促,因为说是叫他出差,没有交他办公室房门的钥匙,后来就成了他的一大罪状。江青说他私自带走钥匙是有企图的。


那么,阎长贵被带到哪里去了?后来,我听说那天阎长贵被带到钓鱼台20号楼隔离审查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听说把他押走了。究竟送到哪里去了,我当时并不知道。


阎长贵因何获罪


后来我才知道,江青最终不信任阎长贵,导火线是一封信。1967年冬的一天,江青按铃一时没找到阎长贵,别人告诉阎长贵后,他马上跑去,江青对他大发脾气:“我用不起你这个大知识分子,你现在在我这里,我承担了多大压力呀!你还懵懵懂懂,别人说你什么我都不信,为什么别人说我你都信。”阎长贵被她的这番话弄得摸不着头脑,但“别人说你什么我都不信”这句话阎长贵心里清楚。那是1967年8月关锋倒台后,因与关锋的师生关系,阎长贵受到了一些冲击,《红旗》杂志社及一些单位也有人贴阎长贵的大字报说:关锋是反革命,阎长贵也是反革命,因阎长贵是关锋的学生。阎长贵在江青同志身边我们不放心,等等。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快报》上有不少这类反映,阎长贵把这些情况原原本本地报告给江青,江青说:“跟关锋在一起,关锋的学生不一定都是坏人。”


1967年底的一天,江青把阎长贵叫去,戚本禹、姚文元也在场,她将一封信狠狠摔在桌子上,对阎长贵说:“你为什么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你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后就没动过窝儿!”阎长贵被吓蒙了,不知怎么回事,抬眼看了一下桌子上的那封信,那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女演员写给江青的信。几前天,阎长贵看到这封信,女演员在信中说,她解放前的名字叫过江青,现在受到冲击,另外,她还愿意把一笔存款作为党费上交,等等。这位女演员的意图很清楚,希望江青为她说句话,使她不再受冲击。信很长,阎长贵没有看完,但他误以为女演员和江青有什么私人关系,觉得不好处理,实际上是怕处理不好承担责任,就写了个便条请示江青。这下捅了马蜂窝!其实这位女演员和江青没有任何关系。这样,阎长贵因这封信而被定罪为:“妄图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负责同志。”江青一生的痛楚就是20世纪30年代曾做过演员,只要那时和她共过事或知道她底细的人,“文革”当中无一不遭迫害。


事有凑巧,在我和阎长贵共同给江青当秘书期间,我的父亲病故,想回河北定县的老家处理父亲的丧事。收到电报时江青已经睡觉,阎长贵不敢打扰江青,就请示了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汪东兴同意我回家。四天后我回来时,阎长贵去见江青。江青对阎长贵大发雷霆:“他来了,你还来干什么?”就在这天晚上,阎长贵就被暂时关起来了。这一天正好是1968年1月9日。阎长贵说:“我给江青当秘书整整一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当时阎长贵很坦然,没把事情想那么严重,被带走时,随身只带了几本哲学、历史书。


三天后,陈伯达和姚文元来到关押阎长贵的地方。陈伯达问阎长贵:“干什么呢?”阎长贵说:“看书。”陈伯达冷冷地说道:“你还看什么书哇!王、关、戚都是坏人。”姚文元紧接着补上一句:“你就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这时阎长贵感觉事情严重了。又过了一个星期的晚上,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一起找阎长贵谈话。这是怎样一种阵势!阎长贵后来笑着谈起这件事:我这个22级的小干部竟然惊动了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当时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领导排名中仅次于周恩来,列第四位。


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还有揭开“文革”序幕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始作俑者姚文元。可见江青当时是多么“气派”和“威风”。阎长贵真真切切地感到:江青身边无小事!第二天,阎长贵就被关进秦城监狱,成了真正的阶下囚。真是“伴君如伴虎”,阎长贵为自己的一时疏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为什么要抓阎长贵,江青跟我这样说:“关锋原来是《红旗》杂志社的,阎长贵也是《红旗》杂志社的。关锋是一个野心家,阎长贵肯定是关锋的小爪牙,抓阎长贵是理所当然的。据说阎长贵和关锋是师生关系,这还得了,一日从师,终身为父呀。他知道关锋的问题是不会少的,他能忍心主动揭发他老师的问题?我们把他关起来,不愁他不交待问题。到那时,关锋的所有问题,将大白于天下。”当她谈到阎长贵和戚本禹的关系时,说:“阎长贵的关系多,且复杂得很,他不但和关锋的关系不一般,和戚本禹的关系更不一般,他刚来我这里时,竟然听戚本禹的吩咐。人各有其主嘛,可阎长贵听他的,不听我的,搞颠倒了嘛。有一部电影叫作《一仆二主》,你们要看一看(后来江青叫我们与她一起看了这部电影),党内斗争很复杂,我有丰富的斗争经验。阎长贵帮助戚本禹搞了一个调查材料,那是整汪东兴的材料。汪东兴有缺点错误可以烧一烧,但是不能烧焦了。他们是想把他烧焦了,他是保卫毛主席的,不能把主席身边的人搞乱了。阎长贵知道戚本禹的问题太多了,也知道的事太多了。”


江青后来还跟我说:“我会相面。”她说:“我身边经常有坐探和钉子。阎长贵就是关锋、戚本禹派来的坐探、安插的钉子。……发觉了坐探需及时清理掉,发现了钉子就马上拔掉。心慈手软是搞不了政治的,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马善有人骑,人善有人欺嘛!小杨,我告诉你,你在我这里工作,就得和我一条心,绝对不许对我三心二意的,我叫你办的事,你要专心致志地办,并且办好。办好了是本分,办不好是失职,我要拿你是问。不是我要你办的事,你绝对不能办,你不能当别人的枪使唤。否则,你就没有好下场!”江青说得出,做得到,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阎长贵的监禁生活


阎长贵在监狱的代号是6820,意思是1968年第20号犯人。据阎长贵讲,他被投进监狱两年多,没有传讯没有提审,没有书报,没有纸笔,除了一日三餐保证人最低限度地活着,一切人与社会接触、交流的工具都没有。他像被世人遗忘了,除了看守没人理睬他。阎长贵成了完全与世隔绝的人,几乎变成了聋子、哑巴。他盼望提审,是因为可以与人说话,他像身陷囹圄的困兽,甚至找茬儿和看守吵架,为的就是张口说话。为了不使说话功能退化,他每天背诗词和自编顺口溜。不能与人说话,但大脑不能停止思维,阎长贵的脑子里无时无刻不在想问题,越想就越想不通。为了强迫自己不去想,就每天坐在床头前数暖气罩上的网眼,一遍又一遍,循环往复。一旦停止数数儿,又开始思考,这种痛苦使他备受煎熬。当时阎长贵的念头就是,只要让我出去,干什么都行。


两年多以后,直到1970年春才有了第一次提审。阎长贵说:当时在秦城监狱连提审都是一种享受啊,因为可以和人说话。以后的情况稍有改善,可以读《毛选》和看报纸。几年下来,《毛选》中的每篇文章他都读了几十遍,其中《论持久战》读了有上百遍。为了能有文字的东西看,每天看过的报纸他不让看守拿走,看过的还反复看,用以消磨时间和增加知识。阎长贵说:八年如果用来学外语,起码也能精通一门啊。


1975年5月,阎长贵被释放,并被直接送到湖南西洞庭农场劳动等待结论。农场职工只知道阎长贵是一位特殊人物,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当时刚释放过一批战犯,猜他是战犯太年轻,作家体验生活也不太像。


尽管猜不出阎长贵是什么人,但是农场职工还是热情地接受了他,处处予以关照。1975年10月,上级宣布了给阎长贵的结论:妄图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负责同志(负责同志当然指的是江青)。留党察看一年。阎长贵劳动了一年多,被调到农场中学当教师,开始教数学,后来教政治,又当了一年中学校长,后被调到农场宣传部当理论干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阎长贵的冤案也于1979年9月得到了彻底平反。1980年3月,阎长贵回到了北京,回到了他离开了14年的《红旗》杂志社,重新做起了编辑。


欢迎关注相关公众号:老百姓观天下、大众第一传媒、独家经典爆料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长按左边二维码关注 在线观察公众号

   小编电话及微信:18741201205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