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AD学术 | 浅谈中国建筑的现代性

本文节选自《中国艺术》2019年第1期

王韬

清华大学《住区》杂志

如果说现代性是人类不懈地去改变环境，随之又被环境所改变的状态，那么再没有比建筑更合适作为现代性象征的载体了。如同一句名言所说：我们塑造了建筑，建筑也塑造了我们。

▲清华大学主教学楼

对理性、自由和进步的信念推动了现代性的发展，对于西方的现代主义建筑历程来说，这种信念带来了理性美学的发现、改造社会的信念、平等与自由的理想。但是，随之而来的环境变化产生了异化于人的东西，建筑与城市成为劳动力再生产的装置、社会阶层固化的方式、消费社会生活的橱窗、资本蔓延的管道。理想主义的努力在其付诸实践的过程中与欲望的释放、权力的把控、资本的逻辑掺和在一起，回过头去侵蚀人类理想居住环境的设想。这就是在建筑领域中现代性的基本矛盾，也是其最核心的体现。

结合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清华设计院”）60年来的实践，从人主动去改变环境和环境去改变人这两个过程去分析中国建筑的现代性，可以看到，从1958年清华设计院建院至今，可以分为两个比较清晰的阶段，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张力构成了中国建筑现代性的基本特质。

▲清华大学图书馆（三期）

公有制全面推行之后，在经济上进行了社会生产的工业化改造，在理性与知识的领域表现为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崇拜和信赖，在文化上表现为对传统的摒弃和对国家民族认同的追寻。这个阶段的建筑设计中，表现出了早期现代性对于进步的信心、对于民族精神的肯定、对于大同社会的愿景。这些时代精神充分体现在1958年至1978年清华设计院的作品中，比如，有纪念性公共建筑、工业化建造体系、标准化住宅、厂房和实验室、人民公社规划等。这种物质环境塑造了几代人的回忆——平均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社区和城市、普遍性的物质贫乏、单位大院的生活记忆、按照分配标准而不是生活需求建造的住宅……这些影响着我们生活和行为方式的矛盾，又成为下一个阶段建筑设计需要面对的问题。

▲菊儿胡同

1978年之后的第二个时期， 另外一种巨大的力量被释放出来，这就是资本的力量。市场经济的建立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欲望的释放和资本的蓬勃发展，建筑与城市也随之进入了井喷式的突飞猛进阶段。此前那个时期对于经济发展、科技力量和社会进步的信念，被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紧随其后的就是这种力量释放之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经济波动、阶层差异、城市蔓延、住房短缺、环境恶化等。

在这个阶段，我们剧烈地改变着环境，同时环境加诸人的影响，以及由之而来人们对于变化的质疑，也进入了一个更加深刻的层面。在这个阶段，清华设计院的实践广泛地介入到现代性的发展中去，如旧城改造、住房开发、新建筑类型的设计、新技术体系的研发、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等。在知识的运用、传统的挖掘、技术的开发、规范的建立、实践的拓展等方面都有了质和量的飞跃，同时在每个进步之中也都发现了新的矛盾和困境。

▲渭南市文化艺术中心

例如：菊儿胡同为中国旧城环境和文化的保护开拓了思路，同时，也需要面对旧城士绅化、资本运作规律的问题；花园式阶梯住宅打破了原有的自上而下的居住模式，呼应了中国家庭生活的实际需要，但是中国的住宅发展开始面对社会层面的分配机制和公平问题；一系列大型公共和商业建筑的实践，反映了社会需求的蓬勃发展，拓展了建筑设计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也带来了更为深刻的可持续发展、资源节约、建设效率和公共投资效益的问题……因此，清华设计院开始了“建筑策划”和“后评估”的研究，以及工业化建造体系的探索。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2008奥运会柔道馆、跆拳道比赛馆）

可以看到，自1958年建院开始，清华设计院的实践与中国建筑的现代性深刻地联系在一起，并且时刻体现着变动不居、矛盾反思的状态。现代性是一个如此错综复杂的概念，在社会、文化、经济、艺术等领域都有着不同的表现，而建筑只是其中一个微小的方面。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对于清华设计院这样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设计机构来说，塑造和改善环境一直是其使命，而置身于这种改变环境并为之改变的现代漩涡中也是其必然的命运。

▲清华大学图书馆北楼

作为一个大学设计院，一个学术付诸实践的平台，一个实践回馈学术的渠道，清华设计院得以在学术和实践的双重使命中去把握中国建筑现代性与生俱来的运动和矛盾，不流为简单的排斥或接受，将问题的张力转化为推动学术研究和实践的动力，坚持反思并不断寻求新的答案，这也许就是当下中国建筑现代性的一种具体而微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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