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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故 | 冯印谱：陈布雷墓前的遐想

Original 2017-12-09 冯印谱 新三届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冯印谱，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记者。曾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班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中北大学客座教授。著述颇丰，包括新闻论著、杂文集、纪实文学、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

原题

陈布雷墓前的遐想

——几位名记者的人生抉择

“九溪十八涧”，名字如此醉美而熟悉，却一时想不起在那本书上见过。

11月21日，从山西来杭州，一不留神，竟然住宿在九溪十八涧风景区的徐村农家旅馆。翌日，循着九溪路信步上山游览。

查阅资料，所谓九溪，包括清湾、宏发等九条溪流；十八涧，概指细流之多，位于西湖西边群山中的鸡冠垅下，北接龙井，南贯钱塘江，正名“九溪烟树”，为西湖新十景之一。

九溪路蜿蜒平缓，沿溪水盘桓，两旁数十米高的乔木，树荫蓊郁；有茶园点缀，墨绿成行；有石桥卧波，泉水清澈；有瀑布淙淙，鸣响峡谷。行走间，突然，一块路标映入眼帘：“陈布雷墓”。

哦，心中豁朗，好多年前，读陈布雷先生的相关史料，记住了陈氏埋葬于杭州西湖的九溪十八涧，怪不得对这个地名如此敏感。非常渴望一睹陈氏墓地，可是，仰望树丛掩映，石阶陡峭，畏惧山路遥远，乃放弃了凭吊的念头。

此时，北方已经树叶凋零，寒意袭人。九溪十八涧的山谷却峰峦隐隐，堆翠叠绿，间有经霜的枫树夹杂其间，层林尽染，五彩缤纷。越往前行，林壑幽美，景色愈佳。一路虽有佳境欣赏，但脑海里依然萦回着刚才意外发现的陈布雷墓。

陈布雷先生曾是一位名记者，在上海新闻界摸爬滚打了19年，是由名记者步入政坛做了大官的典型。

1991年，笔者出版第一部新闻专著《记者的故事》，其中就有几篇介绍陈布雷，终审时，因比较敏感，遭遇删除，甚为惋惜。

一位名叫金雄白的记者，用文字给我们拍摄下一段陈布雷早年参加新闻工作的视频：

“编辑部内靠北的一小室，也许是主笔房，为陈布雷和潘公展两人对桌而坐。……布雷是一个典型的文弱书生，身材瘦削，面色苍白，有病容，且患高度的近视，殊不类笔气纵横，而能获得当局特达之知的人。《商报》又是一家穷报馆，低微的薪水还要打其折扣，布雷在那时的生活是艰苦的，在《商报》工作常至午夜，而且间还需在一家公司中司笔札，以为生活的挹注，每晚我总看到他与公展埋头写作，笔不停。到了盛夏，室中苦热，两人虽各穿一件赤膊背心而仍挥汗如雨。

“望平街上，彻夜有一个馄饨担击拆贩卖，专做报馆中人的生意，布雷在公毕回家前，也常见他会立在街头进食，那时一碗馄饨，取值仅铜元两三枚耳。布雷无他嗜好，一支白锡包香烟终日不离手，有闲更喜上桌叉几圈麻将。”

很快，文弱书生便崭露头角。他先在《天铎报》以“布雷”为笔名撰写社评，后在《商报》以“畏垒”为笔名撰写社评，犀利敢言，笔扫千军，一代名记者，崛起于风雨上海滩。

陈布雷先生

笔者思索着，咀嚼着，不知不觉爬到了九溪烟树。一潭碧泉，诸峰倒映；几帘瀑布，喷珠散玉；四周冈峦，林木葳蕤；小径石桥，笑语喧哗。优美的景色，并没有打断笔者关于陈布雷先生的思绪。

原路返回，又到了“陈布雷墓”路标处，四下无人可询。虽然腰腿酸痛，决然不可错失良机，遂鼓起勇气，攀阶而上。熟料，拐上一个之字形，绿树从中，陈布雷墓赫然展现眼前，不禁大喜过望。

陈布雷墓建在一块平地，围墙环绕，一座圆形石砌坟墓，墓碑上书“陈布雷先生之墓”，上款：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下款：同县愚兄慈溪钱罕谨题，有供桌、石凳、几株小树，简朴而素雅，一如先生生前。

没有祭品，没有鲜花，没有鸟鸣，没有游人，寂寞的墓地，跟墓主生前的声名显赫，形成巨大的反差。

笔者站在陈布雷墓前凭吊，不仅仅因为他曾是民国一代名记者，更感兴趣的是，他是如何由记者转入官场的人生抉择。

还因为，笔者也是一名职业记者，忝列新闻界忙碌奔波了三十多个春秋。

当年，陈布雷在报界出名后，从广州挥师北上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委托其幕僚邵力子赴沪上宴请报界同仁。同样做过记者的邵力子，宴毕送给陈布雷一个大信封。陈布雷打开一看，原来是蒋介石的一张戎装照片，上面有亲笔题名“赠陈布雷先生，弟蒋中正”。

“会说奉化话，就把洋刀挎。”蒋介石重用武人，同时也延揽文人，陈布雷原籍慈溪，跟奉化同属宁波管辖。收到照片的那一刻，陈布雷心中是否顿时泛起一丝入幕的涟漪？不久，他和同事潘公展结伴，溯江抵达南昌，晋谒了正春风得意的蒋总司令。

此后几经周折，陈布雷最终获得蒋氏“特达之知”，告别报界，充当了蒋介石身边舞文弄墨的“领袖文胆”和“总裁顾问”，这一干就是二十余年。

从此，沪上的报纸再也看不到“布雷”“畏垒”的社评；

从此，蒋介石的演讲、文稿及国府相关文章，虽没有署名陈布雷，但官场人均知道多出自陈氏捉刀。

从此，一入侯门深似海，陈布雷头顶戴上了一系列官衔：国民党中央党秘书处书记长、国民党军委会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教育部次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国府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等等，耀眼炫目。

谁能料到，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在南京寓所留下几封遗书，吞服安眠药自杀，享年58岁，成为举国一大轰动新闻。

陈布雷为何选择自杀？

他在遗书中写道：“人生总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倘使我是在抗战中因工作关系（如某年之七月六日以及在长江舟中）被敌机扫射轰炸而遇难，虽不能是重于泰山，也还有些价值。倘使我是因工作实在紧张，积劳成疾而死，也还值得人一些可惜。”

笔者稍加补充，倘使西安事变期间，患病的陈布雷跟随蒋公前往，武人蒋介石能够逾墙爬山逃命，书生的陈布雷必死于乱枪之下，是否“有些价值”？倘使陈布雷不死，跟随国民党败退台湾，以蒋氏待他不薄，亦可做一寓公，安享晚年，岂是怎样一番情景？

他深感自己“油尽灯枯”，“像我这样，虚生人间何用，由此一念而萌自弃之心，虽曰不谓为临难苟免，何可得乎”？最终选择了“自暴自弃”。

光阴荏苒，将近七十年过去了，笔者来此凭吊，实在晚了。

站在陈布雷墓前，笔者想起了名记者张季鸾，他鬓角染霜，长衫飘逸。

张季鸾先生

张季鸾早年留学日本，担任过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秘书，此后还当过几天铁路会办。可是，他无意官场，醉心办报，曾因报章文字两次入狱。1926年任《大公报》总编辑后，曾撰写社评，痛砭蒋宋结婚。

后经陈布雷牵线，“北方报界翘楚”张季鸾与“南军领袖”蒋介石结识，逐渐相处密切。西安事变蒋遭拘押，张季鸾在社评中热情赞扬蒋“这样人才与资望，再找不出来，也没机会再培植”，吹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1934年的一天，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大宴群僚，文臣武将，将星云集，而坐在蒋介石身边的主客，竟然是身穿长衫的瘦削老头张大总编。张季鸾曾告诫下属；写社评“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反证出蒋张之间的特殊关系。

他基本坚守了“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的“不党”方针，《大公报》成为蒋介石每天必读的报纸。

倘若张季鸾想当官的话，应该不费吹灰之力。但他一不当官，二不敛财，唯以“文字报国”，直至积劳成疾身亡。病中，蒋介石曾亲去探望，之后赠送挽联写有“执手犹温”之语。

站在陈布雷墓前，笔者想起了名记者邹韬奋，他面庞清秀，文质彬彬。

邹韬奋先生

邹韬奋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一生致力于教育、新闻和出版工作，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他先后创办过《大众生活》《生活日报》《抗战》《全民抗战》等报刊，亲自撰写评论，宣传救亡图存，抨击政府腐败，宣传抗战。

1933年，蒋介石曾约他到南京谈话，企图拉拢他做自己的刀笔吏，遭到拒绝。他说：“一经‘抬举’，尚需做工作，假使叫我起草当时的所谓‘睦邻’政策的文章，或是抹煞救国运动的文件，我将怎么办呢？”

当年，陈布雷担任上海《时事新报》总主笔时，邹韬奋是他的秘书主任。邹韬奋亲眼目睹这位“前上司”是如何由记者步入官场而飞黄腾达的，他写道：

“布雷先生在报界文坛的声誉，在《商报》时代就已经建立起来。他当时不但富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们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以‘畏垒’为笔名在《商报》上发表文章，往往能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他对文字修养非常注意，可谓一字不苟；而对每日的社评题目，尤能抓住当前最核心的、最为人所注意的问题。”

接着，邹韬奋大发感慨：“……但是我如果不怕开罪前辈的话，我应该老实说，在蒋先生左右的布雷先生和在上海报界时代的畏垒先生已截然判若两人，所以讲到后半段历史的陈先生，我要直率地说，我不愿做‘陈布雷第二’！”

笔者在拙著《记者的故事》中介绍邹韬奋，有一篇标题用的就是《不做“陈布雷第二”》。

站在陈布雷墓前，笔者又想起了名记者徐铸成，他额头宽阔，镜片厚重。

徐铸成先生

考取清华因故退学，复又考入北师大的徐铸成先生，晚年曾任复旦大学新闻系名誉教授。我上学期间虽没有听过他讲课，也理应尊为老师。徐老师跨出校门即供职《大公报》，参与创办过上海、香港《大公报》，担任过《大公报》桂林馆总编辑，既有丰富的采访编辑阅历，又有撰写社评的才能。

1942年在重庆，某次陈布雷约徐铸成谈话说：“老兄的前途是无量的，但单枪匹马是很吃力的，最好要参加一个组织，取得朋友们的帮助，1927年我赴南昌首次见蒋先生时，也是个无党无派，蒋先生即把这些话勉励我，并亲自介绍我入了党。现在，我以这番话转赠老兄。我是从来没有介绍过人参加党的……老兄如有意，我愿破例介绍。”

徐铸成回答：“你是新闻界的前辈，又是季鸾先生的好友，感谢你对我的过奖和好意。但是，我一向认为，新闻记者是应超然于党派之外的。而且，我以为，参加一个党派，像女人出嫁一样，是终身大事，应该郑重考虑的，你的好意，让我好好考虑后再答复吧。”

抗战胜利后，徐铸成告别《大公报》任上海《文汇报》总主笔，1947年得罪当局，该报遭国民党查封。此时，陈布雷又以帮助《文汇报》复刊拉拢徐铸成，说：“我们国民党的举措的确是不能尽如人意的，但是，再腐败，至少二十年的天下总还可以维持。那时，老兄的头发也该斑白了，难道准备一直等下去吗？”徐铸成冷冷回答：“但愿如此，我愿意老死书斋，做一个太平盛世的平民。”

徐铸成这样评价陈布雷：“他是一个旧时代的士大夫，一脑子封建意识，一旦被蒋介石看中，就以为遇到了‘真命天子’的‘明君’，不胜‘知遇’之恩，从此以‘臣妾’自居，全力翼赞‘明君’，像历史上的开国君臣一样。他不仅一心一意跟着蒋走，而且千方百计为蒋拉拢人才。”

呜呼！陈布雷认为国民党政权至少维持“二十年天下”，实在过于天真。两年不到，国民党就“金陵王气黯然收”，他自己更是率先做了这个政权的殉葬品。

张季鸾、邹韬奋、徐铸成三位新闻界前辈，都跟布雷先生有过交往。季鸾先生于1941年在重庆病逝，备享哀荣。韬奋先生于1944年在上海病逝，被追认为中共党员。如今大陆新闻界设立“范长江新闻奖”“邹韬奋新闻奖”最高奖项，就是对他的一种纪念，我的同乡、同学、同事席殿晋君曾获此殊荣，引以为傲。

铸成先生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上海《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1957年3月，在中南海，毛泽东“执手”徐铸成赞许说：“你们《文汇报》实在办得好，琴棋书画，花鸟虫鱼，真是应有尽有。编排也十分出色。我每天下午起身后，必首先看《文汇报》，然后看《人民日报》，有空，再翻翻别的报纸。”

话音未落，6月，《人民日报》突然发表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等檄文，徐遂被划为右派。徐先生晚年勤奋笔耕，出版了《报海旧闻》《杜月笙传》等十余部著作，1991年病逝于上海。

二十多年“高处不胜寒”，陈布雷颇受重用。抗战时期物资紧张，宋美龄见他身体虚弱，关照每天送她一磅牛奶补养。蒋公对他优礼有加。闻讯陈布雷殉国，蒋宋夫妇亲至寓所，据说美玲女士还掉了眼泪。蒋介石送他挽联，上书“当代完人”，也算是评价至高了。

然而光鲜的背后，陈布雷却有着一肚子苦水：“只是在写文章上，一定要按照蒋的意志去写，即使按照蒋的指示要点写成了初稿，还要被蒋用红、蓝铅笔肆意涂改，弄得面目全非，再重新整理”。

陈布雷的弟弟陈训慈回忆说：而布雷终于对这苦差事忍着、忍着，对于每年至少元旦和“七七”两次的文告撰拟工作，总是时近发愁，临事发恨，直到文章发表后才松口气，这才对我发牢骚说：“为一个不懂文字而又刚愎任性的主子写文章，真是莫大的痛苦！”动气时甚至说：“这种‘生活’简直不是人做的！”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心生悔意，应该是陈布雷从政后的心灵写照。他时时不忘重操旧业，多次鼓励新闻界的朋友不要离开自己的岗位。他在给重庆《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的一封信里，更加坦言“我如同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只能从一而终”。

“学会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古往今来，中国知识分子有几人能够超脱这一羁绊？即便在今天，官网每每公示一批干部提拔名单，立刻引爆一片关注和艳羡。即便是笔者，好多年前曾在本省副厅公选中拔得头筹而黯然落选，也难免心中怏怏。成王败寇，级别划线。“清高”能值几文钱？自小深受传统文化浸泡的陈布雷，受“明君”知遇，报“明君”之恩，我们又何必过分厚责他呢？

夕阳西下，笔者默默地离开陈布雷墓地。拐下之字形石阶，两位游客气喘吁吁攀爬上来，询问陈布雷墓地还有多远。我心头一喜，连忙告之：“就在这里，拐上去便是。”有游客前来凭吊，对九泉之下的布雷先生来说，该会是一丝慰藉。

更值得布雷先生宽慰的是，2005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中央委托中共浙江省委为陈布雷颁发这一纪念章（由家属代领），以表彰当年陈布雷送几名儿子和侄儿参军抗日的事迹。“文革”中陈布雷墓遭到毁坏，2008年，当地政府又对陈布雷墓地进行了原址修缮。

“一个人光溜溜的来到这个世界来，最后光溜溜的离开这个世界而去，彻底想起来，名利都是身外物，只有尽一人的心力，使社会上的人多得他工作的裨益，是人生最愉快的事情。”

韬奋先生这段名言，对时下崇拜权力、追逐金钱的知识分子，有没有一丝清醒？

2017年12月3日草于凌空书屋

2017年12月5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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