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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第三章《美丽母亲》(二)

父母的快乐时光(摄于灌阳中学)

熬过饥荒

母亲留给我的印象，除了美丽，还有坚强。

外公去世的时候，母亲只有20多岁，遭受的打击可想而知。但是，母亲从未屈服，她在历次运动和填写履历表的时候，都一再顽强地表示:父亲是被误杀的!在那个年代，家庭里的直系亲属中有人被人民政府镇压，是很骇人听闻的事，整个家族在政治生活中等于判处了死刑。父亲多年追求入党未能入愿，我兄妹五人无一人加入过党、团组织，都与外公的事关连甚大。在组织和外人眼中，外公的被枪决是铁一样的事实，母亲再狡辩再反抗都无济于事。

为了淡化家庭中有人被镇压的事实，让我们兄妹在人前抬起头，父母绞尽脑汁在亲属中搜寻红色人员。终于探寻到有两个远房的姑表叔伯，曾参加过1927年共产党领导的广州暴动，后英勇牺牲。只是这两位亲属的大名谁也记不起来，只记得小名叫阿五、阿六。于是我们每次填写各类表格，父亲都一再叮嘱我们要填上阿五、阿六的名字和光荣事迹。当然，阿五、阿六兄弟并没有丝毫改变我们的政治生命。

母亲坚强的性格表现的另一面，就是勇敢地接受艰难生活的挑战。

母亲在给我们缝衣服

母亲是千金小姐出身，在很早就一个人闯荡在外，独立性很强，读书时就学会了车缝衣服。父亲从不管钱，家庭的一应开支都由母亲负责，母亲每个月都需四下告债、拆西墙补东墙才能维持下去。

1958年，学校里开展勤工俭学活动，买回了一台缝纫机，在学生中成立了车缝组。母亲懂缝纫，当上了车缝组组长，教学生们缝纫。于是，每天晚上下了班，母亲就利用这个时间，帮全家人缝补衣裤，母亲手巧，经常利用车缝组剩下的边头碎布，缝成枕头套、床单、窗帘、书包等物件。我上中学的时候，还记得家里有一件用长条长条的绒布拼出来的一件衣服，像马戏团小丑穿的，至于给谁穿的记不得了，但绝对是母亲的大作。

指导学生缝纫

后来经济稍稍松缓了一些，母亲就在市场上去买一些廉价的布回来，给全家人缝制衣裤。母亲自已，也永远穿着那些廉价布的衣服，但剪裁得体，让母亲保留着美丽和大方。

从我懂事起，在母亲的身上再也看不到千金小姐的模样。母亲扛着锄头，带着全家人在城台岭上开荒地种菜，种红薯。我还记得，我家种的红薯从来都长不大，大的勉强有鸡蛋大，小的只有手指头大，但一家人总是吃得津津有味，一抢而空。

三年困难时期，更是对母亲的一次考验。那时我们都是城镇户口，每人每月有20多斤米供应，饿是饿不死,，但由于副食品的奇缺，我们也每天在饥饿中生存。为了让我们多吃一点，母亲坚持要奶奶在煮饭的在饭面上蒸大量自已种的红薯和南瓜，每次盛饭，母亲都是多吃红薯南瓜，让我们多吃米饭。在这一点上，天下的母亲都是一样的。

母亲最艰难的日子是在1961年，那一年，五弟小海出生。这时，饥荒乃在肆虐，母亲严重营养不良，不久又检查出患有子宫肿瘤，要手术摘除。父亲这时精神极为紧张和焦虑，亲自守在医院看护着。

表姐何祝君后来告诉我，家里的经济情况，父母一直不对家人诉说的，这次因为父亲守在医院，当月发工资时，只好叫表姐去代领。表姐到学校财务室，找到一个姓漆的会计，签完后漆会计递给表姐30多元。表姐大惊说:漆会计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孃两人的工资加上有一百多的。漆会计苦笑看翻开账本给表姐看:吴校长两公婆工资加起来有一百多，但是每个月寅吃卯粮，提前借支，到发工资扣掉就只剩这点了，你看你看，这些都是借条。看着表姐的愁眉苦脸，漆会计又安慰说:你们家好多年就是这样的，到时用完了，又来借吧。

母亲的子宫肿瘤手术后证明是良性的，让全家人才松下了一口气。

父亲的结拜兄弟何勇被诬为恭城土匪暴动司令的冤案给母亲也带来巨大压力。母亲姓何，其实与恭城莲花乡何家没有亲属关系，但社会上流传的却是何勇是母亲的娘家人，何家就是个土匪窝，被枪决的外公也是个大土匪。有一次，我跟在几个同学后面，无意中听着他们口沬横飞、无中生有地笑谈着母亲和何家土匪，无可辩解，只能含泪离去。

1969年，何勇伯伯留在桂林市的大女何杏林、二女何春林分配到兴安金石乡插队，一到兴安就找到了我家，父母惊喜之下，很热情地招待她们，留她们吃饭，交待她们经常来家。30多年后，我去看望何勇伯伯，再次与何家姐妹团聚，何家老四何琳娜对我说:二哥你还记得吗?当年我大姐二姐到兴安插队，我还小没地方去，在你家住了一个多月，你妈对我好好，和亲女一样。

一直到70年代后，我和大哥插队，三妹和四弟进厂当工人，家里的经济情况才有好转，让母亲脱下脖子上沉重的经济枷锁。

　　出生于母亲最艰难时的五弟

图书馆保卫战

母亲从上世纪60年代初担任兴安中学的图书保管员，一直到1979年与父亲一起调灌阳县工作为止，近20年。

1970年4月15日晚上，以顾某为首的一帮兴中学生突然冲进我家进行抄家。这帮学生在折腾了两个多小时后，一无所获，悻悻离去。

父亲默默地忍受着，母亲则鄙视地对着他们的背影“呸”了一口。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       红卫兵到处抄家的消息传来，母亲就把一些首饰包了，一天夜里偷偷跑到灵渠，丢进河里。           母亲结婚时，父亲和亲友送的几件金首饰，母亲却再也舍不得丢掉。一天夜里，母亲独自把图书馆的木地板撬开一条缝，把用纸包好的几件金首饰塞了进去。不过好多年之后，当局势和缓下来，母亲却再也找不回那几件金首饰了。当年慌慌张张塞在何处，早已记不清,母亲叫哥哥和我撬开几处可疑的地板，也不见踪影，也许是让老鼠拖到什么地方去了吧。

母亲的所有首饰虽然再也无法找回，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让母亲在精神上与顾某等人的对抗赢得了胜利。不过，母亲又马上面临着一次更大的对决。

兴安中学有两个图书室，一个老的在大宿舍里面，大多是民国时期兴中图书馆的存书。这处图书馆是封存书，平时关闭，只有老师要查找资料才能入内。另一处就在学校的中心，学校操场与食堂的旁边，这一处图书馆是一座单排平房，原设计是两个教室，现在一间改成了图书馆，供学生老师借阅。教室中间夹着两间宿舍，我们家就住在中间的宿舍里，便于母亲管理图书。

兄弟妯娌们在兴中合影，后面是图书馆和家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一片混乱，图书馆停止开放借阅，但是，爱读书的学生还是很多的，学校停止借阅，就有学生想了各种办法来”借”。

最先遭殃的是老图书馆。开始是有个别胆大的学生撬开窗子的一条缝，用棍子拨几本书出来，再后来就爬窗户进去。

有一次，一个学生刚从窗户里爬进图书馆，就被巡逻的母亲和我发现，母亲叫来父亲处理，盛怒下的父亲要把那个学生送到派出所。那时虽然天下大乱，但一般学生的道德观还是很纯洁的，偷书毕竟还是偷。那个学生苦苦哀求父亲放了他，但愤怒的父亲不为所动，坚持把他送到派出所，那个学生也不敢反抗，乖乖地低着头跟父亲走。

十多年后我参加工作，谁知正好跟这个学生一个单位，说起当年的事，我们哈哈大笑，到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

渐渐地，偷书的风气从老图书馆蔓延到新图书馆，母亲终于慌了神，跟父亲商量后，想出了个“绝招”。

当天父亲就赶写了几十张写满毛主席语录的大白纸，贴在图书馆的窗户上，把窗户遮挡得严严实实。第二天早上一看，咦，效果还不错，窗户好好的。但还没等母亲得意两天，窗户上写着毛主席的纸被学生撕开几张，又有图书不翼而飞。

我还保存着《万有文库》残本

母亲苦恼了好久，万般无奈，只得在图书馆里打了个地铺，安排我睡在图书馆里，24小时值班。

母亲从兄弟几个中挑选到我，一是因为我从小就是个书虫，有书看连饭不吃都可以，另一个原因是大哥参加了红卫兵组织，不常回家，其他几个弟妹又还小，于是，我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保卫图书馆的重任。

保卫图书馆的战役持续了大约两年，这期间，我完全变成了一只书虫，疯狂地啃噬着图书馆里的各种书籍，应该说，我的文学基础就是这样练成的。我的这种经历在中国读书史上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窃笑)，我觉得完全有资格编写成《三字经》、《弟子规》或编进小学课本中(大笑)。

保卫图书馆的战斗成果菲然，有数十起撬窗的企图在我睡梦中惊醒后开了电灯即告流产。在我抓获现行的几次偷书人中，竟然大部分是我的同班同学。在相对而笑之后，我还得充当义务讲解员给他们介绍书目，再礼让他们夹着几本书破窗而出。

有一天夜里，我被惊醒过来，开了灯四下查看，突然从一排书架下嘻笑着钻出一个人，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个叫唐春生的同学。唐春生是我的小学同学，考入兴中后与我同年级不同班。当然，我照例让他选了两本书离去。

插队时唐春生分配到华江乡，1972年，据说是出外搞副业亏本，回到队里交不上副业款，他跑到山中服农药自杀身亡。

文革后期，母亲把基本保存完整的兴中图书馆交到新的保管员手中一一除了我监守自盗带走的几十本禁书。

与老朋友廖校长夫妻

金婚

父亲和母亲调灌阳县工作，年幼的五弟也随在身边，其余的几个子女都在兴安工作安家。

母亲是恭城人，恭城油茶是恭城最有特色的餐饮，恭城人喝油茶如命，一天要喝三次油茶。在兴安几十年，父亲想起喝恭城油茶，都是奶奶负责。而母亲却不会做恭城油茶，即使偶尔做一次，也喝得父亲眉头大皱。

没想到母亲到了灌阳，却学会了正宗的灌阳油茶。

放假的时候我们兄妹常去灌阳看望父母，在厨房里就看到了全套打灌阳油茶的工具。不过灌阳人把油茶不叫油茶，而是叫“煮茶”。

父亲在灌阳很快乐，灌阳是个山区小县，教育质量较差，父亲担任灌阳中学校长，学校让父亲放开手脚去干工作。父亲找到了施展自已才华的机会，两年的时间，就把灌阳高中的水平提高了一大截，从桂林地区各县排名甩尾巴龙一下挤进了前五名。

父亲顿时在灌阳县名声大振，很快就入了党，灌阳县政府换届的时候，还推荐父亲为科技副县长的候选人，后因年龄太大而作罢。水涨船高，父亲地位的提升也让母亲受人尊重，比起在兴安的屈辱年代，母亲感觉到了人生幸福的巅峰。

母亲说:你爸爸爱喝油茶，你们奶奶又回恭城去了，只好我打油茶给他喝。灌阳的老师个个都好热情，一下就教会我了。

母亲好快乐，一边打油茶给我们喝一边给我们讲笑话:灌阳话好搞笑，把“东”唸成“筒“，把“西”说成“喜”，一早过来，就问我们:吴校长、何老师，吃筒屎了!”我们大笑，傍边的几个灌阳老师也笑，看得出父母和他们的关系很融洽。

六姐妹分离30年后团聚

更让母亲高兴的是，失去联系30多年的堂妹何时樑、何时今也联系上了。

前面说到的我的伯外公何焕三，就是何时樑、何时机的父亲，西岭百年古建筑何家当铺，就是他家的产业。按排位算，我应该叫她们六姨、九姨。

六姨很聪明，解放军解放恭城不久，就果断地离开西岭，去了香港定居，不久又把妹妹接去香港。六姨是个画家，在香港时跟著名画家黄永玉学画，她后来送了一幅她画的山水画给父亲，现在还保留在五弟手中。

六姨在香港三十多年，无时无刻不在挂念家乡的亲人，父母的坟茔，:好容易等到政策松动，立刻迫不及待地赶回西岭扫墓。

母亲与六姨年纪相仿，少女时相交甚密，与六姨约好，一起回西岭扫墓。

其实，母亲自解放初离开西岭，也从未回去过。

母亲瘫痪在床，儿子海星和曾外孙牧阳在照顾她

那一次，母亲在广州的三个姐妹也一起回到西岭，三十年分离的姐妹见面，真是不胜唏嘘。也就是在这次，六姨看到何家旧时的产业何家当铺，触景生情，一时起了索要回何家当铺的念头。谁知当地的村公所见香港来了大老板，喜不自禁，一开口就要六姨拿五十万赎回，六姨听了，默然而去。

2015年何家当铺被开发商买去，面临被拆命运，在媒体披露时，昔日村公所的人还在念念不忘要何家后人拿巨款来赎回当铺。

母亲在灌阳渡过了她的快乐时光，退休后与父亲回到兴安。

到1997年10月，父母亲携手走过了50年的光荫。儿女们给父母举办了热烈隆重的“金婚”纪念活动，在父母的金婚照上，给我们留下了永远永远的幸福回忆。

母亲自从退休后，就开始发觉腿关节麻木疼痛，去医院检查了多次，也诊断不出病因。后来，母亲的腿越来越沉重，最后竟瘫痪在床。在母亲瘫痪的几年中，我们兄妹虽也抽空照顾母亲，但因工作在身，难以周全，幸得老四海欧夫妇长期悉心照顾，让母亲能最大程度地减轻了痛苦，走完最后一程。

母亲，在我心中，永远是那样的美丽!

金婚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