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海峰回忆录第六章：《我的文化大革命》(一)
兴安中学大门
第六章 我的文化大革命
同桌的你
读中学的时候，我用的就是吴海峰这个大名。
我兄妹五人，前四人出生时父亲取名济安、松柏、小苏、小惠。四人的名字各有寓意，如济安即济世安民之意，松柏自然长青，小苏则是纪念苏联与中国的蜜月，小惠源出典故“惠利”，谓恩惠及人使之得利。
五弟出生时，母亲抢着要取名，觉叔叔“云鹤”的名字好听，父亲顺口念出出处:“云鹤有奇翼,海鸥无世情,”说这是当年乾隆皇帝写在故宫里的对联。母亲听到与“云鹤”相对的“海鸥”，于是灵感大发，非要以“海”字给我兄妹命名，于是就有了我五兄妹现在的大名:海星、海峰、海燕、海鸥、海滨。
当时的兴中规定，学生一律往校，住集体宿舍，吃食堂的大锅饭。
其实从困难时期起，我们全家就在学校食堂吃饭了。那时食粮是凭粮卡供应的，居民是每月二十四斤米，学生是三十斤米，这个标准一直保持了好多年，国家经济好些之后，才提高了标准。
食堂是蒸饭，用大约50公分的铝制方盘，量了六斤四两米进去，扒平了加上水，上锅蒸熟，出笼时用隔板在铝盘上均匀地切成十六个方格，每个豆腐块的饭正好四两。
菜平时都是素菜，每星期六会加一次菜，每个学生大约会分到二两重的猪肉。每个学生每月的伙食费是六元六角钱。
父亲每个月会给七元钱给我，交去伙食费之后，还剩四角钱，这四角钱，就是我一个月的零用钱，还包括买一些纸、笔什么的。学费则是另外算的，具体多少我已不记得了，只记得，每逢开学这个月，是父亲最难捱的一个月。
唯一留下的老兴中的遗物是这口炸弹改成的钟
我的班级是初85班，开学时共45人，其中女生12人，农村学生和城镇学生比例大约是对半分。
那年代学生的年龄相差较大，年龄最大的是一个叫姜宇超的男生，好像是18岁，他吹得一口好口琴，唱歌也唱得好，最小的是我和景利恩，同是1951年出生，当年13岁。在同班同学中，有一个是我小学的同学，叫蒋汉民，父亲在搬运社工作。
和我一起进入初中的还有我的两个发小，我们同是兴中的教师子弟，一个叫胡行怡，与我同班，另一个叫余庆芬，分在86班。行怡和庆芬是我少年时最亲密的朋友，在文化大革命派系斗争期间，我们三人都是逍遥派，臭味相投，整日聚在一起。1978年我结婚时，他们送了一对铁壳热水瓶给我，40年过去，虽然锈迹斑斑，但我还珍藏着。
班里还有两个漂亮女生，一个叫陈锦华，是部队子女，后来参军入伍，当了护士，参加了对越战争。另一个叫彭华林，父亲是教师。那时85班的男女界限之分是全校有名的，不过，情窦初开的男生们，暗恋着两个美女的肯定不少。
我的同桌是个女生，姓王，名字很俗气但很好听，叫玉莲。
王玉莲是董田大队岩门前村人，同学中有一个叫王素芳的，是她的同村人，也是她同族的姐姐。王玉莲性格很温柔，说话的声音细声细语的，自然也惜字如金，同学三年，我跟她说过的话大概也不会超过三十句。
记得与王玉莲同桌的时间很长，而仅有的一次亲密接触，是一天她用手帕从家里包了一包瓜子来，上课时偷偷抓了一把放在我的抽屜中。只可惜她不是连手帕一起丢进我抽屜，那也许我就会珍藏起来，成为多少年后的订情之物。1969年，我从恭城老家插队转回兴安，插队的地方叫石龙江，离王玉莲家岩门前村约5里，岩门前村是我上山砍柴的必经之路。那时她在董田大队的水果场工作，砍柴途中我与她偶遇过几次，但绝对没有眉来眼去。后来王素芳同学也热心地给我们牵过线，但那时我想入非非要跳出农村，不为所动，这一段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的姻缘，也就烟消云散。
五十年之后，我们同学聚会，我和王玉莲都己是两鬓花白，过后我仔细端详过我们同学的合影，发觉与她还真有点夫妻相，不知如果那时我们真的结合了，又没有计划生育限制，会不会儿女满堂，人生又是另一个天地呢?
50年后同学聚会
进入初中刚半年，突然就传来消息，全校要搬迁了。
搬迁的原因是四清工作队集训要占用校园，搬迁的地点是离县城50里的溶江中学。
溶江中学是所乡镇初级中学，学生几百人，突然之间挤进了兴中二千师生，一时将不大的校园挤得溢出来。我们的男生宿舍兼作教室，女生则与另外两个班的女生合住。
在溶江中学，父亲带我认识了两个他的好朋友。
一个是溶江中学的校长廖朝伦和妻子王玉英，他夫妻二人与我父母相交五十多年，廖校长的二子一女:建誉、建荣、建元也和我兄妹成为世交。
父亲带我去见的另一个人，很是神秘，因为他是毛泽东的亲血表弟文超老师。
毛泽东的母亲姓文，文家是个大家族，故毛泽东文家的表兄妹极多。记得资料说50年代初毛泽东的文家长辈向毛泽东提交十多名表弟的名单，都是文家未来的精英，希望照顾提携，被毛泽东断然拒绝。文超老师当年被划为右派，日子不太好过，他写得一手好字，也画得一手好画，为人又和谒可亲，我对他极为尊敬。1972年我从农村招工到溶江圆竹厂当学徒，与溶江中学隔墙相望，闲暇时我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廖校长和文超老师的家。后来我任县文联主席时，文超老师已经去世，我以县文联的名义，经常给孤独度日的文师母送米送油，直到她去世。
文超老师的书、画作品为行家所赞誉，可惜当年我没有收藏意识，入宝山而空手归。2016年，我的一位藏友唐军明，赠送了一幅文超老师的寒梅图给我，我欣喜若狂，视若珍宝。
一个学期后，我们从溶江中学搬回兴中，过了两年平静的校园生活，到1966年6月，我们刚考完毕业考，正在等待参加中考，文化大革命来了
朋友送的文超的梅花
破四旧: 烧掉一张大龙邮票
大哥海星是父母的骄傲。
大哥长得帅，身材又好，读中学时，参加了学校田径队，田径、短跑都有一手，记得有一年去钦州市参加全区中学生运动会，取得了几个第二名，虽然没有拿到冠军，回来后一家人还是开心了好久。
1965年空军部队来学校选空军飞行员，整个学校都轰动了，所有适龄的同学都跃跃欲试。不过听说飞行员的挑选对身材极严，连屁股上有个疤痕都不行。大哥的身材极好，站出去，同学们指指点点的都说有希望，大哥也沾沾自喜。
初选在学校校医室，轮到大哥时，负责体验的校医韩照邦笑看着大哥却不动手，良久才说:吴海星你不用检查，只要你过得了政审关，你就当得了飞行员。
一句话，大哥就洩了气，灰溜溜地出来了。
大哥的 44 29270 44 13114 0 0 4552 0 0:00:06 0:00:02 0:00:04 4551习也不错，初中毕业参加中考，被广西交通学校录取，但是在叔叔考上广州中山大学的激厉下，他放弃了交通学校，选择了读高中考大学。
大哥高二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来了。文化大革命最先是破四旧。
“破四旧”，指的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也就是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精神。
文革破四旧
兴安本来有座文庙，建在凤凰坡上，小时候我与同伴们去过，里面的塑像不多，但柱头上房檐内雕龙画凤的，金碧辉煌，很有敬畏感。不过文庙好多年前就改为了看守所，闲人免进。
于是最先遭殃的就是离城五里的点灯山上的道观了。点灯山上有一座道观，里面的塑像就有些吓人了，小时候常常偷跑去玩，又常常吓得抱头鼠窜。
点灯山从前是兴安八景之一，叫“金峰待月”。清人彭榕诗曰:
纵横眼界如披画，开拓心胸胜读书。
有酒不妨人去后，无诗且待月来初。
点灯山是县城近处的最高峰，登峰顶可将县城四周风景收入眼底。故秋日登高赏菊，上陶亭、拜金峰怀念先贤，便形成了一种习惯。每年重九人们常携酒提壶而上，至月出方归，“金峰待月”看月出东山之景，便也成了八景不可缺的一景。
那时不知谁一声令下，几千群众拥上点灯山，不到半天就把点灯山上的道观扒了个精光，砖瓦木头全都运到山下，后来用这些材料修了座礼堂。兴中的学生当然是行动的主力，我也去凑热闹搬了两块砖下来。
破完了外面的四旧，矛头就指向了封资修家庭。我记得兴安破四旧抄家的不多，抄了几户资本家，还搞了个展览，其中的几块金砖让人大开眼界，没看之前总以为金砖真有砖头那么大，看到只有手指头大小真的很失望。
险些被“破四旧”的老皮箱
学生们都很狂热，有的学生主动把家里的四旧清理出来上交或烧毁。于是有一天我回家里寻找四旧时，大哥已经捷足先登了。
父亲年轻时喜欢集邮，解放时把那些民国的、外国的邮票全丢了，只剩下一张大清国发行的“大龙邮票”。大龙邮票是中国最早发行的邮票，一套三种，分别为绿、红、黄，对应的面值是一分、三分、五分银钱。是中国最先发行的邮票。父亲珍藏有一张，一直视若珍宝，时不时拿出来在我们兄妹面前炫耀一番。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是一张红色的上面有龙的邮票。
我回家的时候，大哥已经把邮票找出来了，大哥得意地宣布说:这是我们家的四旧,烧了它!父母也没出声反对，只是父亲有点舍不得的样子。大哥当着我们的面，用一张纸包起邮票，划着火柴点着了，很快，一阵火苗过去，纸和里面的邮票都变成了黑灰。
大哥的破四旧让他在多少年后尚懊悔不迭。2008年，嘉德拍卖行拍卖了一组三张的大龙邮票，落槌价为5376万元。
这个“四旧”破得有些不过瘾，而且不是我破的。当我不甘心转动眼珠扫过屋里，落到杂物架上一只老牛皮箱上时，母亲赶忙开口堵住了我的口:松柏你不要乱来，这只皮箱是我和你爸结婚时，你姑公送给我们的，不是四旧!
这只皮箱逃过了一劫，到现在是父母留下不多的遗物里最宝贵的一件，也是家里的传家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