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在天安门的留影

第七章  奇葩的免费旅行一一大串联

赴京未遂

我写的第一张大字报给我的反思颇大，也成了我在文革中写下的唯一一张大字报，从那时起我对文革的火热斗争兴趣锐减，这也成了日后我成了“逍遥派”的主要原因。

1966年8月3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传来后，我动起了出外串联的念头。

那时，学校里己经成立了红卫兵组织。

1966年5月下旬，清华附中的几个学生写了一张小字报，署名为“红卫兵”。6月2日在清华附中的校园里正式贴出了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一百多个学生在上面签了名，高中学生卜大华名列其首。接着，卜大华等几个学生又贴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小字报，尔后又写了《二论》、《三论》。7月28日，他们把大字报和前《两论》交给了江青，要她转给毛主席。

在8月1日开幕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第二个文件，就是《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信后还附着他们的《两论》。毛主席在7月30日写的这封信中，有三处“热烈支持”他们的话。

毛主席写这封信的信息立即传遍全国，学生们把“红卫兵”看成是“最光彩”的名称，各种红卫兵纷纷组织起来，红卫兵运动立即风靡全国，震惊世界。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北京红卫兵代表。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宋任穷之女)登上天安门，代表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把红卫兵正式推上政治舞台。

学校里刚成立的红卫兵组织是官办的，加入红卫兵组织的条件很苛刻，远远不是我这个走资派的子女能企求到的。但是好在我身上还有一张学生证，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的不仅有红卫兵，还有“革命师生”，而我就是一个革命师生。

此时上京串联还是一项神圣的使命，由学校红卫兵组织精心挑选了一批学生，开具介绍信，联系火车站，正儿八经地赴京学习串联。

戴高帽子游街的牛鬼蛇神

就在这批学生出发的第二天，有几个臭味相投的“革命学生”凑在一起，密谋偷偷上京串联。这一批学生中就有我。

我现在仅记得和我同班的同学有谭晓军，还有几个别班的学生，一共七人。谭晓军父亲是老干部，不过这年头老干部是首先打倒的对象，晓军好象也没有参加红卫兵，要不然没必要和我们一起“偷渡”。

那时候广西到北京仅有一趟从凭祥开往北京的五、六次特快列车，而且是国际特快，兴安不停。我们要去北京，只能搭乘北上的列车到株洲或长沙转车。

半夜11点钟左右，我们几人悄悄地来到兴安火车站，有的人背了个挎包，有的两手空空，什么也没带。我由于是瞒着家里出来的，只带了一条内裤塞在口袋里，兜里还剩交完每月伙食后的几毛钱。不过，临走之前，我偷偷地从家里的抽屜中找到半斤全国粮票。

这时全国大串联还刚刚开始，铁路部门也和平时一样，旅客要购票排队检票进站。我们七人偷偷爬栏杆进站，趁着一列客车进站，挤进车厢。

那时还是没有底气，一挤上车，七个人就畏畏缩缩地挤在两节车厢连接的地方，不敢进车厢内找座位。车刚开不久，一个列车员就发现了我们。

列车员警惕地盯着我们，叫着:查票了，查票了，你们都把票拿出来。我们都摇头说:没有票，我们是上北京串联的!

列车员有些困惑。大约他也听到学生上北京串联的事，但还从未见到过串联的真人，想了想交代着:等着别乱走，我去找列车长。

参加检阅的红卫兵

列车员去了不久，带了列车长来，列车长个子魁梧，气势上就压了我们一头。列车长招手让我们跟着他走，走到列车长室，列车长又让我们在外面等着，大约是去请示上级。

这时虽然是凌晨了，但车厢里还有许多旅客没有睡，看到我们被列车长带来，指指点点，议论纷纷。有的说是小偷，有的说是盲流，有的说是叫化子。最后有个老师一样的中年男子看了我们几眼，问:你们是学生吧?见我们点了点头，又恍然大悟地问:你们是不是要去北京串联?我们又点点头。那个老师不再问，脸上现出鄙夷的神色，缩回自已的座位闭眼睡觉。

不久那个列车长出来，把我们一个个拉过一边问家庭成分。我看着他们一个报了下中农，两个报了贫农，还有一个报了小商，一个中农。谭晓军报了干部，轮到我的时候，当着这些同学的面我也不敢撒谎，老老实实地报了“小土地出租”。

那个列车长问完后立刻把我们分成两拨，我和那两个报“中农”和“小商”的同学被分在一块，列车长说:他们四个是贫下中农干部子弟，可以去北京串联，你们三个成分不好，不准去。前面就是衡阳站，你们下去，坐回头的火车回学校。

这个列车长完全不知道他差点铸成大错，如果这是在半个月后大串联的高潮期，他一定会被串联的学生拉下车去斗个半死!不过我们七人经他分化瓦解，获许去北京的四人沾沾自喜，自觉地与我们拉开了一点距离，而我们三人则放弃了抵抗，毕竟是第一次去坐霸王车，心里发虚，而且，我明明知道那个自报下中农的同学是“疑似中农”，但也没必要去揭发他了。

车到衡阳车站，列车长带到们下车，交代站台上的人安排我们搭往广西的火车。

第二天下午我们三人从衡阳回兴安的火车上下来时，站台上正有群兴中的学生在发送传单，见我们回来，发出一阵奚落的笑声。原来我们几个爬火车去北京的事学校里早己传开了。

回到家里，父亲自责地对我说:现在外面太乱，等搞完运动，我出钱送你们弟兄去北京旅行，你就不要去串联了好不好?我明白父亲的苦心和无奈，他是想保护我，不惜作出他其实无法兑现的承诺。确实，一直到父亲退休之前，父亲的手上并没有一分余钱。我还记得，父亲退休之后，有一次要去桂林，看生活在叔叔家里的奶奶，他悄悄地找到我说:海峰，我要去看你奶奶，你给六十块钱给我带给奶奶。我毫不犹豫地拿出钱交给父亲，父亲接过钱，又尴尬地说:这钱我还不起给你了。我当时差点涌出热泪，那一年，我的工资已有五百多元，而且也有不少的稿费收入，而父亲还在为欠我六十元耿耿于怀。

父亲为儿女永远只是付出，而从不索取!

我拒绝了父亲的好意，我顽固地表示，我还要出去串联，一定要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

圣地北京一一见到心中的红太阳

1966年9月15日，又传来了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消息，这一次接见的学生人数达到100万。如果我不是运气太差，那我就会在这一百万人之列了。

于是，我蠢蠢欲动，又串联了几个学生，第二次坐火车上北京。

这一次我们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分散到各节车厢，以免引起注意。上了车才知道，我们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列车上，多了许多戴着红卫兵袖套的学生，占了车厢里的一小半，列车员对学生乘车串联已熟视无睹，相反地送茶送水，非常热情。

我们是半路上车的，车厢里己经挤满了人，我在车厢连接处找了个地方坐下，随着火车咣咣的声音打瞌睡。

天亮之后，火车开到了株洲，下了火车一看，站台上居然有一个红卫兵串联接待站。

我喜出望外，忙拿出学生证，领了一份早餐吃了，洗了个脸，问接待站的人，要去哪里坐转去北京的车。那个接待站的人员很热心，告诉我说不要出站台，等会就有趟去北京的列车开过来。

我们等了不到半个钟头，果然有一辆挂着株洲至北京的火车开了过来，居然还是空的!

我们狂喜地冲上车去，只是身边的同学连我只剩下三个人了，而且连名字都喊不出，只认识是兴中的学生。

我们刚找到座位坐下，就见进口的大门打开，等待已久的学生们潮水一样涌进来，全是去串联的学生。

这一次，一点意外也没有，我们舒舒服服地坐火车往北京去，沿途都有串联接待站供应开水和热食。

火车慢慢地开着，一路上涌上车来的学生越来越多，过道上开始人满为患，三个人的座椅被挤上四、五个人，连座椅下面就开始有人钻进去了。

一路上，所有人都在谈论一件事，那就是毛主席下一次接见我们会在什么时候。其实，从前三次接见的时间来推测，下一次接见红卫兵应该在9月底或十月一日。

现在的年轻人，是不会理解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对毛泽东狂热的崇拜和热爱的。此时距离建国仅十多年，以毛泽东为化身的中国共产党，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结束了中国近百年的半封建、半殖民统治，中国人民扬眉吐气地站了起来。那种自豪感、崇拜感和激情，激荡在每个中国人心里，再加上人为的个人崇拜的宣传，毛泽东的声望和地位达到无以复加的地位，人民的领袖,人民的救世主，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等等，都是出于自身出于人民群众内心的自由迸发，就是父亲这样出身于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也由衷地把毛泽东放置在一个神的位置。

文革中我们的全家福

火车进了北京，出了车站，才真正地让我们傻了眼!

全都是人!极目之处，全是人头，望不到边，似人头之海洋!我感觉到这时的自已，真地是沙漠中的一粒细沙。

当时的北京常住人口还不到三百万人。毛主席三次接见红卫兵后，全国的学生开始朝北京朝圣般涌来，一度让北京政府措手不及，一片混乱，大批来京的学生吃、住无着。幸好周恩来总理当机立断，动员了全北京的学校、部队、机关、居民全力以赴，才算把来京的学生安顿下来。

我们排了几个小时的队，终于落实了住的地方，一辆卡车把我们拉到一处单位的院落里，塞进一间大平房。这时已到夜里，负责的人把一床被子丢给我们三人，指定了一个角落让我们休息。

我们拿到被子，刚一打开，就看到两只大臭虫趴在上面，吓得赶紧丢在一边，旁边的是一群东北学生，见我们丢出被子，喜不自禁抱了过去。这时已是九月下旬，我们来的时候也带上了毛衣，但是北京的晚上也蛮凉了，我们三人和衣靠着睡在一起。

另两个同学我只知道一个姓李，比我小一个年级，另一个不认识。天亮的时候接待站的人告诉我们，下次毛主席接见定在10月1日。我们听了不禁一阵欢呼雀跃。兴奋下来后，我们决定出发去北京大学串联，因为这里是文革的发源地，既然来北京串联，北大是必去之地。

到了北大真的感到了文革、红卫兵的狂热，大门外墙上地上树上大字报铺天盖地，大门外一溜站着一排头戴高帽子的牛鬼蛇神，看样子全是教授级别的。看着这些戴高帽子的人，我知道这股风不久就会蔓延到下面，父亲这个走资派是在劫难逃的了。我一下失去了去北大、北师大、清华大学串联的热情，找了个借口与两个同学分开，一个人跑到天安门广场看天安门。

天安门广场也满是来串联的学生，有几处照相的摊点，排着长长的人流。我囊中羞涩，想死了照一张相，踌躇半晌后还是放弃了。不过后来，当同学们都拿着在天安门前的留影炫耀时，特别是在我后面来北京，参加第五次检阅的大哥，也拿出在天安门广场的留影时，我才明白我的守财奴意识让我失去了一次珍贵的，向后代展示光荣历程的机会，就像当年的父亲，留下的那张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相片，带给我们的崇拜和骄傲。

毛主席乘吉普车检阅红卫兵

随着十月一日的临近，我们的情绪越来越高涨，北京的外地学生也越来越多。事后看报纸才知道，这一次接受检阅的学生达到130万人。而第一次和第二次都是50万人，第三次100万人，一次比一次多。接着，检阅的方式也定下来了，让130万学生在长安大街上排成方队，步行通过天安门，接受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检阅。而前两次，都是受检阅的学生站在长安街上，由毛主席乘坐吉普车检阅。

9月30日晚上，满屋的学生们没有一个能睡着的，好容易捱到凌晨三点钟，召集人叫大家起床集队，每人发了两盒饼干，自己用水壶灌满了水，大约四点钟左右，我们被带出院子，向长安大街集中。一边向前走，一边感到汇集来的队伍越多，我们就像一杯融入大海江河的水，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和微不足道。

在长安街上站好方队，天己经微微亮了。方队的两边有解放军战士排成警戒线维持秩序。抬眼望去，前后都是黑压压的人头，也不知道离天安门有多远，什么时候才开始检阅。不久就有学生要撒尿拉屎了。在大街的两边，早已搭好了竹蓆围栏，把街两边的排水沟掀起来，就成了简易厕所。我也忍不住进去轻松一下，一进去，只见一长溜白屁股翘在眼前，让我这个南方人很不适应，赶紧了事逃窜。

大约上午10时左右，正当我们又饥又渴又累的时候，终于听到高音喇叭中传来开会的声音，先是周总理后来又是林副统帅的讲话，但大家这时根本没有心思听讲话，一心等着到天安门见到毛主席。

在焦燥的等待中，终于听到大会结束，检阅开始。如果不是方队两边的解放军战士不停地阻止和维持，我想方队早就大乱涌向天安门广场。

还好我们的方队离天安门广场不远，不久就进入到广场边缘。在前面的方队，都还算有纪律，虽说移动得很慢，但到底还在向前走。

终于轮到我们的方队了!

其实，在离天安门还有几百米的时候，大家都早把红宝书拿在了手里，一边挥扬着一边有节奏地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周恩来、林彪在天安门城楼

检阅的队伍是从天安门广场的东长安街进入广场，从西长安街退出解散的，我们的方队进入到天安门正面时，前面的队伍停下来不走了，天安门城楼上，远远地看到周总理和林副主席的身影，不停地向城楼下的队伍挥着手，示意快向前走，不要挡住后面的队伍。但是却看不到毛主席的身影，可能是休息去了，没见到毛主席，学生们呼喊毛主席万岁的声音也有些减弱。

突然，天安门广场上爆发出一阵震天动地的呼喊毛主席万岁的声音，毛主席魁梧的身子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我们挥手。方队一下乱了，大家向着金水桥涌去，拼命地挥动着手中的红宝书，声嘶力竭地呼喊着毛主席万岁!

当时我居然还保持着一点理智，没有随着人潮向金水桥方向涌，而是退后几步，脱离了人潮，激动地看着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呼喊跳跃。

两边维持秩序的解放军战士迅速赶上来，生拉硬拽地赶着大家往前走，好久好久，我们才从狂热中冷静下来，恋恋不舍地走出广场。

由于我们不识路，又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只好在大街上等着检阅完了好原路返回，一直到傍晚，才回到住宿地。一路上，我们看到成堆的鞋子乱堆在路边等着垃圾车来拉，幸好，我的布鞋还在我脚上。

第二天接待单位就把返回广西的火车票送到我们手上，并交待说不管想去哪里串联，必须先离开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