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适逢第31个教师节和戴逸教授90寿辰，中国人民大学举办“戴逸与清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会上戴逸先生追忆了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工作的经历，他说人大就是自己的家，是人大培养了自己、成就了自己。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从教已越一甲子的岁月里，戴逸先生毕力于清史，“可说是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的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北京市张自忠路3号，俗称段祺瑞执政府的“清陆军部和海军部旧址”，是中国人民大学老校区。院子里有一座不起眼的平房，桌上放着几本正在审改的清史稿件。除去在清史编委会办公，其余的日子，戴逸先生就在这里，每天审读6、7个小时，一篇篇地核对、修改，埋头治史，由黑发至皓首。戴逸先生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清史研究，编修清史的历程已过半个多世纪。建国之初，董必武提出编修《清史》，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1959年，周恩来总理委托历史学家吴晗制订《清史》规划，吴晗便找了戴逸和郑天挺、任继愈等人商量，当时戴逸才30岁出头。正当酝酿编纂方案时，赶上三年困难时期，起草工作也停止了。1965年秋，周恩来总理委托中宣部部长周扬召开会议，组成了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郭影秋为首的七人编纂委员会，39岁的戴逸是最年轻的委员。会上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清史研究所，作为编纂《清史》的机构。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修史计划又告夭折。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在“文革”停办之后复校，戴逸受命组建清史研究所，当即呼吁把大型清史的编写任务提到日程上来，并提出规划设想。但限于社会经济环境，各方筹议一再搁置。2001年，学术界再发呼吁。历经一年半的调研，中央作出启动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决定。此时，戴逸先生不胜感慨，“能够继郭校长之后参与修史，真乃人生幸事。”2002年8月，国家正式启动新世纪标志性工程——清史纂修。时年76岁的戴逸先生受命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十余年来，他一直“潜心修史，未能忘情”。我常读清史，爱读清史，也常写和爱写清史文章，尤其进入老年专嗜清史，几乎摒弃其他书籍于不观，谢绝其他文章而不作，集中精力，专务清史，专写清史。因为清史的书籍和资料浩瀚广博，无穷无尽，就是毕生专读清史也只能读极小部分。人的生命太短促，只能就广阔无垠的清史知识海洋中掬取一勺之水，或观其大体态势，或测其某个角落，并不能达到全真和全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句话，我到老年体会得越来越真切。中国人民大学就是自己的家，是人大培养了自己、成就了自己。从抗日战争烽火中走来的中国人民大学，一路风雨历程，发展至今实属不易。关于“大学生应该如何学习”的五字箴言：勤、苦、思、乐、迷。勤，即勤奋。人的潜力是巨大的，只要勤奋学习，并持之以恒，就能发现无涯学海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苦，即吃苦。学习之苦，苦在必须经历枯燥与烦闷，而学习之最高境界，在于自讨苦吃，自觉学习。思，即思想、思考。学之要旨在于思、在于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说的便是学习之道。乐，即快乐。书读百遍，其乐方现。勤苦学习，精于思考后，有所悟有所得，便是快乐。迷，即着迷，对书籍、对知识、对自己所学的专业要有深厚的感情。大学生学习的痴迷，在于主动学习，寻找乐趣，善于思考，敢于吃苦，勤奋踏实。2013年荣膺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之后，戴逸先生还始终心系中青年学者：“希望将来能设立国家大奖，给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更大的激励。中国的发展不但要依靠自然科学，还要依靠人文社会科学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道路提供科学的建议，提升国家软实力，让中国由一个大国成为硬实力、软实力都充分发展的强国。”作为国家清史工程首席专家，戴逸先生十余年来呕心沥血，辛勤工作，清史纂修工程取得了累累硕果，体现了一种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执着的追求精神。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知名学者，戴逸先生体现出来的优良传统、宝贵的品格和学者风范，值得我们学习和弘扬：一是学贯古今，二是家国情怀，三是心怀世界，四是执着奉献，这些都会激励我们把戴先生的人生经验和治学经验薪火相传。戴逸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命名组建后的首批教师之一，是人民大学历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全程见证了中国人民大学的风雨历程。他和人民大学的一大批老教授、老专家一道，致力于探索具有人大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为人民大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付出了艰辛努力，作出了卓越贡献，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史学人才。戴逸先生历经沧桑却心地高洁，为人善良真诚，可亲可敬，具有宏阔深邃的学术视野，始终坚持开创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始终关爱弟子。以他为旗帜，团结带领了全国一大批史学界的优秀人才，对清史编修工程倾注了极大热情和心血，作出了巨大贡献，令人动容。戴逸先生德高望重，是一流学术大家。先生在工作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彰显了他宽厚、大度、包容的心胸，我们不仅要学习先生的学术成就，更要学习先生的为人之道。我们一家和戴逸一家有着多年交往，戴逸先生的学识、品性都令人叹服。特别是先生在如此年纪还能担当国家清史编修的重任，非常钦佩，戴逸先生是承担清史编修重任的不二人选。戴逸先生是史学界的骄傲，他的贡献不仅限于清史，也开拓了史学界新的领域，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先生也显示出了在史学界卓越的组织领导能力，为把中国史学推向世界尽了最大努力。从1953年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师从戴逸先生，1956年留校至今，近60年时间一直跟随先生在史学界学习、工作，先生传道授业解惑，言传身教，对自己影响巨大，难以言表。老先生博览群书、学识过人，对中国近代史、清史的学科建设发展呕心沥血，作出了卓越贡献，堪称一代师表。戴老师从传统走向现代，他的旧学功底深厚，但又和完全的旧学不一样，他接受、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理论方法，但又拥有坚实的文史哲功底，这是后来人无法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