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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者」出品

昨晚（10月31日），《国家记忆》团队倾力打造的大型专题纪录片《传薪者》第三集《半世清史——戴逸》在央视四套中文国际频道播出！

一共四集的《传薪者》系列节目以哲学社会科学界德业双馨专家学者为主角，讲述了“敦煌女儿”樊锦诗、“译界泰斗”许渊冲、“半世清史”戴逸、“诗词留香”叶嘉莹这四位学者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通过生动感人的故事展现了他们从青丝到华发，从国内到国外，从新中国建设初期到改革开放至今，在各自的领域建功立业、开拓创新，铸造传奇的时代精神。

这集纪录片的主角，正是已经在人民大学任教治学七十年的戴逸老先生！

他为何能被任命为《清史》工程的总负责人？

3500万字的鸿篇巨著，

他如何安排编纂工作？

《清史》与传统史书，

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什么？

在他的带领下，

多少清代疑案被破解？

点击下方视频，观看节目

看戴逸老先生如何

倾半生心血成就一部不朽史书！

早在1961年，

北京市历史学会的一次研讨活动结束后，

著名历史学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

就向一位35岁的年轻人

透露了自己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

正在筹备编纂《清史》的相关事宜。

而这位年轻人，

正是当时被看作史学界内前途无量的青年学者

——戴逸。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客观原因，

编纂《清史》的工作却一直没有启动。

四十年后，

《清史》编纂的重任再次落在戴逸的肩头。

这位满头白发的掌舵人，

在很多人早已退休的年纪重新起航。

“一个人，一辈子，一部书。”

老先生的一生

说简单，又波澜壮阔，

三起三落修清史；

说复杂，又质朴纯粹，

除史之外再无其他。

戴逸先生毕力于清史，

“可说是寝于斯，食于斯，

学于斯，行于斯。

清史是我的

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

“我说我就像干将、莫邪，炼宝剑炼不成，我跳到火炉里去，也要炼成。”

立志于斯，遂孜孜求学

从戴秉衡到戴逸

少年戴逸（右）

铁琴铜剑楼，

是清末中国四大私人藏书楼之首，

由于戴逸的父亲与楼主人瞿启甲是好友，

年幼的他常有机会来此博览群书。

这里珍藏着他美好的童年回忆。

那时，他还有着一个充满江南书香味道的名字

——戴秉衡。

“

我买过一部残缺的《昭明文选》，

之后依照着借来的善本，

我一字一句地抄写补齐装订。

就这样，日积月累，

到高中时，

我便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小的藏书室。

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时，

独处小楼之上，

青灯黄卷，咿唔讽诵，

手握彤管，朱蓝粲然。

”

1946年，出于对历史研究的热爱，戴逸义无反顾地从已经读了两年的上海交通大学铁道管理系退学，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北大浓厚的学习氛围和雄厚的师资力量，让戴逸立下了毕生研究历史的志向。

可当时，国民党政权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年轻的戴逸受到马列主义思潮的影响，成为了一个进步青年，寻找着救国的方法。

然而他也因此被列入黑名单并全国通缉。危急时刻，胡适的一封信救了戴逸。1948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戴逸远奔解放区，在华北大学学习中共党史和革命史，并最终留校任教。期间在沧州，他与解放区的同志接上了头。填写表格时，接待人让他改个名字。

自此，世界上少了一个青涩书生“戴秉衡”，多了一个革命青年——“戴逸”。这个名字也从此开始伴随他度过此后的时光。

“原来叫戴秉衡，因为怕连累家人。他们要求改个名字，改个什么名字呢？改了‘逃逸’的‘逸’。”

年轻有为，铸学识才德

投身近代史研究

在北京东四大街与平安大街的交叉路口，

坐落着一片陈旧而奢华的宅邸，

这就是俗称“铁一号”的铁狮子胡同大院。

清初，这里是康熙帝九子允禟的居所。

民国时期，段祺瑞执政府坐镇其间。

解放后，此地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区。

在这里，戴逸潜心耕耘，

从一个年轻历史学者，

成长为清史研究领域的卓越专家。

1950年10月3日，

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组建的

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开学，

成为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

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党史

都是人民大学最早的专业课，

而戴逸当时负责的就是讲授党史。

青年戴逸（右）

1951年，年仅25岁的戴逸，

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史学著作

——《中国抗战史演义》。

紧接着，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

不到而立之年的戴逸又被评为

全国第一批副教授。

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决定增设

中国近代史学科。

戴逸回忆道，

“

我们中国历史界有个毛病，

就是厚古薄今，

老师们喜欢讲春秋战国，

好像到汉代以后就没什么可讲的了。

当时几乎没有老师做近代史研究，

学校就把我调过去补空缺。

”

1958年，戴逸将两年来的教学经验和潜心研究的成果进行总结，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分析工具，为中国近代史的脉络寻找出一条整体逻辑，撰写完成了《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得到了范文澜、翦伯赞、尚钺、吴晗等史学前辈的好评。

此外，他还编写及参与创作了《简明清史》《清代人物传稿》《清通鉴》等专著，使人们对清朝历史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但是，编纂一套完整《清史》的梦想始终萦绕在他心中，从未散去。

“我就怕我身体顶不住，我已经92岁了。”

为修清史，而立至耄耋

毕生求索为清史

修史，自古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易代修史，是我国独有的史学传统。

清代修《明史》，前后共历时94年。

民国时期，清史馆编修了《清史稿》，

历时14年，却尚不成书，仅为书稿。

二十四史之后，

我国一直没有一部完整、权威的《清史》。

“

清朝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对当今中国的影响最为密切，

我们要了解现在的中国问题，

必须彻底了解清朝的统治。

”

戴逸奔走呼吁的，

正是要在《清史稿》的基础上，

新修一部能够列入正史的“第二十五史”。

2002年8月，

中国启动了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

——《清史》纂修。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最大的一项国家级文化工程。

素有“清史研究第一人”之称的戴逸，

被任命为这项工程的总负责人。

领衔清史纂修，戴逸要面对的是上千人的专家学者和浩如烟海的史料。

面对着这份重任，戴逸兴奋之余又有着一份冷静。他清楚地知道，记载在史书中的每一个字都将流传万代，哪怕一个极小的错误，都会在后世被反复提及。为此戴逸煞费苦心，分别在上海、北京、广州、沈阳、台北，先后多次集中全国优秀人才，组织研究讨论。

那么，接下来编纂工作该如何入手？全书的结构该如何划分？应该设置哪些分支的部门？

每个部门的职能又是怎样？他为此朝思夕计，一幅幅蓝图逐渐在他的脑海中成型。

纂修规划共分两大部分，其一为主体工程，是清史的主要内容，分为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等五部分，约百卷，达3000余万字；其二为基础、辅助工程，包括文献、档案、编译、出版等工作，目前已经完成几十亿字，其中《清代诗文集汇编(全800册)》篇幅计约4亿字。

“我希望未来人们想详细了解清史，就来看我们编的这部书。”

治史七十载，涓水汇洪流

戴逸先生在《我的学术生涯》一文中写到：

“

我的治学，

沿着‘逆向回溯’的路径进行，

即由近及远，由今至古。

最初我从党史和革命史的研究开始，

稍后研究中国近代史，

一步步往前推移回溯。

”

但最终，他将此生都寄托于清史研究。

秉笔直书，悬之国门。

这是戴逸毕生的愿望。

如今《清史》工程已进入尾声，

中国的“二十四史”即将正式变为“二十五史”。

中华民族能够几千年巍然屹立、薪火相传，

与民族对历史的重视密不可分。

作为一名修史者，

戴逸则用着他一生的时间，

践行着国家赋予他的重任。

“我在人民大学接受了教育，

工作在这里，成长在这里。

吴老的言传身教对我影响很大，

他是我心中的旗帜。”

2013年12月17日，

戴逸荣膺第二届

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在深情追忆老校长吴玉章先生时如是说。

“勤、苦、乐、迷”，

戴逸曾以四字向青年学生总结学术道路。

“中国的发展不但要依靠自然科学，

还要依靠人文社会科学

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道路

提供科学的建议，

提升国家软实力，

让中国由一个大国

成为硬实力、软实力都充分发展的强国。”

图文：CCTV国家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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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余紫萱 欣欣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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