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元1 赵国庆2
（1.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2.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2000—2009年的相关数据考查FDI技术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强度对各地区工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同时估算了环境规制强度对FDI溢出效应的各地区工业技术进步边际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FDI溢出效应阻碍了各地区工业技术的进步，加强环境规制有利于各地区工业技术进步，而且环境规制对促进FDI溢出的边际效应存在显著影响。另外通过对各地区工业进行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分组后，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促进技术进步、FDI溢出存在异质性影响。
关键词： FDI溢出 环境规制 技术进步
JEL: F21；O33；Q58
许多发展中国家期望通过FDI的进入而带来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制定了许多有利于引进FDI的政策。但FDI的进入是否给东道国带来梦寐以求的技术溢出效应？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证结果上都没有给出统一的答案。有的研究表明FDI进入会带来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Sadik and Bolbol，2001；Barrell and Pain，1999）。虽然大多数政策决策人都相信FDI能对东道国产生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但一些实证研究却不支持这一观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数据都发现FDI没有对东道国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外国投资者对当地企业或行业进行技术转移的“溢出效应”非常有限，有时甚至是负的溢出效应（Aitken和Harrison，1999；Veugelers和Cassiman，2004）。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推动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理由相类似，我国在制定引进外资政策时除了考虑吸引资金，还希望能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外资企业进入中国能使内资企业学到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路江涌，2008）。但有关FDI对中国企业技术进步影响的研究结论也是不统一的。一些研究认为FDI进入对中国经济带来了外溢效应（谢建国，2006）。而另一些研究表明FDI虽然能产生积极的外溢效应，但这一外溢效应的作用并不是太大（赵奇伟、张诚，2006）。还有一些研究表明FDI不仅没有促进中国本地企业的技术进步，而且还具有负面影响，抑制了中国本地企业的技术创新（陈琳、林珏，2009）。
以上结论不一的结果表明FDI的外溢效应与本地企业的技术进步并不存在一个单一或同一的关系，同时也表明来自FDI的外溢效应不会自动发生。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制度因素不仅是影响FDI流出和流入的重要因素，而且也是影响FDI的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Alfaro等，2004；Alfaro等，2009；Kwon和Chun，2009），特别是在中国经济转型特定环境下，FDI 技术溢出机制必然会受到制度等因素强有力的制约（蒋殿春、张宇，2008），因此发挥制度优势不仅能吸引FDI的进入，而且相对完善的制度环境也有助于FDI 技术溢出的发挥。随着近年来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其它一些影响FDI 溢出效应的政策、制度性因素越来越凸显出其重要性，其中环境规制强度对一国的竞争优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由于环境规制通过强制企业购置治污设备和技术或限制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减少采用特定投入要素组合等多种方式以达到所要求的环境标准，会带来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Xing和Kolstad, 2002）。
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差距，其赋予环境质量的价值往往低于发达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低水平的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的跨国企业有很大吸引力。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发达国家污染工业厂商为了保持企业的竞争力和规避本国严格的环境标准，将选择进入低环境标准的发展中国家（即污染避难所假说，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另外环境规制相对比较严格的发展中国家担心污染产业的竞争力受损，经济赶超的压力刺激这些国家主动竞相降低本国的环境标准来吸引更多外资企业的进入（即环境竞次假说，Race-to-the Bottom Hypothesis）。
目前中国引进外资金额逐年增加，但工业污染也逐年趋于严重，日益恶化的环境质量自然引发了关于中国是否已成为跨国污染企业的“污染避难所”这一议题的关注。刘建民、陈果（2008）采用1999-2004年中国28个省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严格的环境规制将降低外资的进入，环境规制对中国FDI的区位分布具有显著性影响。陈刚（2009）采用1994-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FDI竞争与环境规制间的关系，发现中国的环境规制对FDI的流入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地方政府以放松环境管制为手段来吸引更多的FDI流入导致中国成为跨国污染企业的“污染避难所”。Dean等 (2009)则发现来自香港、澳门和台湾的高污染行业投资是由于中国大陆宽松的环境政策所吸引，而来自于其它地方投资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并不明显。但也有一些研究不支持中国成为“污染避难所”这一结论，曾贤刚（2010）认为环境规制对FDI流入量的影响是负面的，但环境规制不是影响FDI流量的主要因素，因此中国的环境规制是否会影响FDI的进入并没有一致的结论。
以上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规制对FDI进入选择的影响上，而对FDI进入后，加强环境规制是否影响FDI溢出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随着加强环境规制对规范企业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大，环境规制强度必然会影响到企业的绩效，并且也有可能影响到FDI溢出效应，为了弥补先前研究的不足，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2000—2009年的相关数据考查FDI技术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强度对各地区工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强度对FDI溢出边际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FDI溢出阻碍了各地区工业技术的进步，加强环境规制有利于各地区工业技术进步；而且环境规制强度对FDI溢出的边际效应存在显著的影响。另外通过对各地区工业进行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分组后，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促进技术进步、FDI溢出存在异质性影响。
本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设定本文的估计模型；第二部分给出数据来源及变量定义；第三部分是实证分析结果；第四部分是不同类型企业实证结果比较；第五部分给出本文结论。
一、 估计模型
为了考察各地区生产率与FDI以及环境规制之间的关系，本文按照以前研究文献的通常做法，估计模型如下：
万人）的对数值。对方程（6）的估计采用面板数据截面变系数法估计。
当估计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生产率时，分别采用分省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分省份私营工业企业的相应数据来计算。
2. FDI溢出效应（FDI存在率，FDI）：
用各地区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产品销售收入与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经济工业企业产品销售收入的比值衡量。
3. 环境规制强度指标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WA）：用各地区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与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的比值衡量。
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SO2）：用各地区工业二氧化硫去除量与工业二氧化硫产生量（工业二氧化硫去除量与排放量之和）的比值衡量。
4. 控制变量
R&D人员比率（RDP）：用各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全时当量与就业人员的比值衡量。
R&D经费支出比率（RDE）：用各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内部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
政府经济干预程度（GOV）：中国经济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该指标用各地区政府一般预算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
贸易开放程度（TRADE）：各地区按境内目的地和货源地分货物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
三、实证分析结果
表1给出了方程(4)、(5)系统GMM估计的结果，方程的被解释变量是按(6)计算得到的
区工业技术的进步，反而对技术进步有阻碍作用，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三资企业通过从母公司引进技术然后由研发人员加以消化吸收，如果母公司仅将过时的技术转让给国内子公司，国内公司技术水平受引进技术质量的限制，从而影响了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研发活动的效率；R&D经费支出比率的系数在（1）、（2）栏均显著为正，在（3）、（4）栏均为正但不显著，表明中国各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比率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各地区工业技术的进步。政府经济干预程度（GOV）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越多，越不利于各地区工业的技术进步；而贸易开放程度（TRADE）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一个地区的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各地区工业的技术进步。
综合以上结果表明，FDI阻碍了地区工业的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地区工业的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强度对FDI溢出的边际效应存在显著的影响，同期工业废水、二氧化硫排放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不仅与FDI溢出对各地区工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上存在互补效应，而且工业废水、二氧化硫排放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有助于FDI溢出对各地区工业技术进步的边际效应的提升，成为促进FDI溢出对各地区工业技术进步的边际效应的原因。
四、不同类型企业实证结果比较
表2给出了按(6)计算得到的各地区工业中国有企业的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时方程(4) 、(5)的系统GMM估计的结果。第（1）、（2）栏是将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的当期及其滞后一期的数值作为环境规制强度评价指标依次进入方程(4)的回归结果。其中FDI溢出效应变量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FDI技术溢出效应阻碍了各地区工业中国有企业的技术进步；除了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滞后一期项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外，环境规制强度评价指标当期及其滞后一期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各地区工业中国有企业的技术进步。
表2第（3）、（4）栏是将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作为环境规制强度评价指标依次进入方程(5)的回归结果。在全部回归结果中，变量EP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当期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各地区国有工业企业技术的进步。以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作为环境规制强度评价指标时，EP(-1) 与FDI(-1) 系数均显著为负，EPFDI(-1)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同期工业废水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与FDI溢出对各地区国有工业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上存在互补效应；另外EPFDI(-2)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工业废水排放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促进了FDI溢出对各地区国有工业企业技术进步的边际效应，工业废水排放规制强度的提高是促进FDI溢出对各地区国有工业企业技术进步的边际效应的原因。以工业二氧化硫排放达标率作为环境规制强度评价指标时，FDI(-1) 系数显著为负，EP(-1) 与EPFDI(-1)的系数均为负但不显著，表明FDI技术溢出效应阻碍了各地区国有工业企业技术的进步；另外EPFDI(-2)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对促进FDI溢出对各地区国有工业企业技术进步的边际效应的效果不明显。
以工业二氧化硫排放达标率作为环境规制强度评价指标的方程中，FDI(-1)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EP(-1)与 EPFDI(-1)的系数均显著为负，EPFDI(-2)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同期工业二氧化硫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与FDI溢出均不利于促进各地区私营企业的技术进步。
以上结果表明，FDI技术溢出效应对各地区工业中私营企业的技术进步具有阻碍作用，虽然同期工业废水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与FDI溢出对各地区私营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上存在互补效应，但当期工业废水规制强度的提高不利于促进各地区工业中私营企业的技术进步，而且工业废水规制强度的提高是降低FDI溢出对各地区私营企业技术进步的边际效应的原因。虽然当期工业二氧化硫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各地区私营企业技术的进步，但同期工业二氧化硫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不利于促进各地区私营企业的技术进步，因此总体看来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不利于促进各地区工业中私营企业的技术进步。
总之，通过以上对各地区工业进行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分组后，发现FDI技术溢出效应不仅没有促进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的技术进步，反而阻碍了这些企业的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的技术进步，但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不利于私营企业的技术进步。另外环境规制强度对促进FDI溢出的作用存在异质性影响，同期工业废水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与FDI溢出对国有工业企业、私营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上存在互补效应；工业废水排放规制强度的提高是促进FDI溢出对国有工业企业技术进步的边际效应的原因，但却是降低FDI溢出对私营企业技术进步的边际效应的原因。工业二氧化硫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是促进FDI溢出对促进FDI溢出对国有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不明显，同期工业二氧化硫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不利于促进私营企业的技术进步。
五、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2000—2009年的相关数据（其中省缺西藏数据，私营工业企业的相应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5—2009年），考查FDI技术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强度对各地区工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强度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
FDI技术溢出效应阻碍了地区工业的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地区工业的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强度对FDI溢出的边际效应存在显著的影响，同期工业废水、二氧化硫排放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不仅与FDI溢出对各地区工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上存在互补效应，而且工业废水、二氧化硫排放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对FDI溢出对各地区工业技术进步的边际效应具有提升作用，成为促进FDI溢出对各地区工业技术进步的边际效应的原因。
通过对各地区工业进行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分组后，发现FDI不仅没有促进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的技术进步，反而阻碍了这些企业的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的技术进步，但不利于促进私营企业的技术进步。另外环境规制强度对促进FDI溢出效应的作用存在异质性影响，同期工业废水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与FDI溢出对国有工业企业、私营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上存在互补效应；工业废水排放规制强度的提高是促进FDI溢出效应对国有工业企业技术进步的边际效应的原因，但却是降低FDI溢出对私营企业技术进步的边际效应的原因。工业二氧化硫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对促进FDI溢出对国有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不明显，同期工业二氧化硫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不利于促进私营企业的技术进步。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各地区工业中FDI没有产生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因此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不能单纯依赖于外资企业转移先进技术，而只能依靠自主的技术创新；另外支持国内清洁生产技术与循环生产技术的创新，鼓励对国外环保和清洁生产方面的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引进和吸收，加强环保法规的执行力度，充分发挥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对各地区工业技术进步的正向作用；最后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环境保护监管，严格限制低水平、高消耗、高污染的外资项目，鼓励引入环境保护型的外资企业，鼓励外资投向高新技术、现代环保产业，实现引进外资和保护环境的有机结合，通过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来促进FDI溢出效应对各地区工业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 1] Aitken, B. J. and A. E. Harrison. 1999. “Do Domestic Firms Benefit from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Venezuel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3):605-618.
[ 2] Alfaro, L., A. Chanda, S. Kalemli-Ozcan and S. Sayek. 2004. “FDI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Role of Local Financial Marke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4(1): 113-134.
[ 3] Alfaro, L., S. Kalemli-Ozcan and S. Sayek. 2009. “FDI, Productivity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World Economy, 32(1):111-135.
[ 4] Barrell, R. and N. Pain. 1999. “Domestic institutions, agglomeration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Europe”.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3(3):925-934.
[ 5] Chen, Gang. 2009. “The Compe tition for FDI, Environmental Regulat ion, and Pollution Haven”. World Economy Study, (6):3-43. 陈刚：《FDI竞争、环境规制与污染避难所—对中国式分权的反思》，《世界经济研究》2009年第6期。
[ 6] Chen, Lin and Jue Lin. 2009. “Equity Participati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of FDI —Empirical Study o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China”.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35(1):28-36. 陈琳、林珏：《不同股权参与、企业绩效及FDI技术溢出效应—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财经研究》2009年第35卷第1期。
[ 7] Dean, J. M., M. E. Lovely and H. Wang. 2009. “Are foreign investors attracted to weak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Evaluating the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0(1):1-13.
[ 8] Jiang, Dianchun and Zhang Yu. 2008.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on FDI Productivity Spillovers: The Case of China”.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43(7):26-38. 蒋殿春、张宇：《经济转型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经济研究》2008年第7期。
[ 9] Kwon, C. W. and B. G. Chun. 2009. “Local Content Requirement under Vertical Technology Diffusion”.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3(1):111-124.
[10] Liu, Jianmin and Guo Chen. 2008.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upon Distribution of FDI”. China Soft Science Magazine, (1):102-107. 刘建民、陈果：《环境管制对FDI区位分布影响的实证分析》，《中国软科学》2008年第1期。
[11] Lu, Jiangyong. 2008.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enefit Chinese Indigenous Firms? Effects and Channels”.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43(6):95-106. 路江涌：《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效率的影响和渠道》，《经济研究》2008年第6期。
[12] Sadik, A. T. and A. A. Bolbol. 2001. “Capital Flows, FDI,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s: Evidence from Arab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 29(12):2111-2125.
[13] Veugelers, R. and B. Cassiman. 2004. “Foreign subsidiaries as a channel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iffusion: Some direct firm level evidence from Belgium”.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8(2):455-476.
[14] Xie, Jianguo. 2006. “Technical Spillover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 A Study Based on Provinces Panel Data”.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5(4):1109-1128. 谢建国：《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技术溢出—一个基于中国省区面板数据的研究》，《经济学(季刊)》2006年第5卷第4期。
[15] Xing, Y. and C. D. Kolstad. 2002. “Do lax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ttract foreign investment?”.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1(1):1-22.
[16] Zeng, Xiangang. 2010.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Economic Theory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253(2):65-71. 曾贤刚：《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污染避难所”假说-基于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第11期。
[17] Zhao, G. and Z. Zhang. 2010. “Uncove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DI, Human Capital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Chinese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 China & World Economy, 18(1):82-98.
[18] Zhao, Qiwei and Cheng Zhang. 2006. “Economy Growth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s of FDI: the Case of JingJinJi Area”.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Technical Economics, 23(3):111-120. 赵奇伟、张诚：《区域经济增长与FDI 技术溢出：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年第3期。
[19] Zhao, Z. and K. H. Zhang. 2010. “FDI and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in China: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in 2001-06”.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4(3):656-6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