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时代的来临

大众时代的来临

不管是好是坏，当代欧洲的公共生活凸现出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大众开始占据最高的社会权力。就“大众”一词的涵义而言。大众既不应该亦无能力把握他们自己的个人生活，更不用说统治整个社会了。因此，这一崭新的现象实际上就意味着欧洲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这一危机将导致生灵涂炭，国运衰微，乃至文明没落。这样的危机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它的轮廓、特征及其后果早已为人所熟知，我们可以把这一现象称之为“大众的反叛”(the rebellion of the masses)。

为了理解这一令人心悸的现象。我们应当避免一开始就给诸如“反叛”、“大众”、“社会权力”之类的字眼以绝对的或首要的政治性含义。我们应当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它们。因为，公共生活不仅指涉政治活动，它同时也(甚至更多是)包括了智识的、道德的、经济的以及宗教的活动，它涵盖了我们所有的集体习惯，甚至包括我们的衣着时尚和娱乐方式。或许，考察这一历史现象的最好办法就是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视觉经验上来，着眼于我们这个时代所呈现出的最显而易见的方面。

这一事实尽管难以分析却很容易描述，我将称之为“凝聚”的事实或“充足”的事实(the fact of agglomeration，of plenitude)。这一事实就是，如今到处人满为患：城镇上布满了居民，屋宅里住满了房客，旅店里住满了旅客，列车上挤满了出行者，餐馆与咖啡店里坐满了顾客，公园里到处都是散步者，著名医生的诊室前挤满了病人，剧院里挤满了观众，海滩上挤满了游泳的人。寻求一块生存空间，这个往日一般来说不成其为问题的事情，现在倒成了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难题。

这就是全部问题之所在。在现实生活中，还有什么事实比这一切更简单、更明显、更持久呢？透过这个事实一览无遗的表象，我们将会意外地看到一股泉流喷涌而出：在那里，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束白光都被透析为绚丽斑驳的彩色光谱——这真让人感到惊异万分。

我们到底看到了什么，是什么景象让我们如此惊异？我们看到的是大众，他们正在占据着文明所开拓的每一块空间，使用着文明所创造的每一种工具。如果做进一步的思考，我们则会对自己的惊讶感到不可思议：这一现象不是很自然吗？这难道不是事物的理想状况吗？剧院里的座位就是让观众坐的呀，坐满了人怎么了？公共交通设施、旅馆客房还不都是一样？确实如此。但问题在于：先前所有这些设施从来没有满员过，而如今却是到处人满为患，以至于还有些渴望使用它们的人被拒之门外。虽然这一事实非常合乎逻辑，顺乎自然，但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的事情以前从未有过，但现在却发生了。因此，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些新的东西已经开始出现。这样一个变化、一种革新——至少在刚开始时——可以证明我们起初的惊奇是合理的。

惊奇也好，诧异也罢，都是理解的开端。理解活动是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一种享受与奢侈，这一群人的典型特征就是带着好奇的目光审视这个世界，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在那些睁大的眼睛里都是陌生而奇妙的。好奇的禀赋给他们带来了乐趣，这种乐趣绝不是那些足球迷们所能体会到的，但它却让知识分子毕其一生都心醉神迷于那个空幻的世界。知识分子的特殊品性就是那双充满好奇的眼睛，所以，先民们为智慧女神密涅瓦(Minerva)配置了一只目光炯炯的猫头鹰。

凝聚、麇集的现象在以前并不多见，但何以如今触目皆是呢？

我们周围无所不在的大众成员并非从天而降，大致相同数量的人口十五年前就已经存在了；事实上，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的数目应该减少才是。恰恰在这里我们遇到了第一个极其重要的现代因素：组成大众的个人以前就已经存在，但他们并不是作为“大众”而存在，他们以小群体的方式散布于世界的各个角落，或者就是离群索居；他们的生活方式各异，相互隔绝，老死不相往来；每一个人或小群体各自占据着一块地盘：田野、乡村、城镇或者是大都市的一隅。

然而，现在他们却作为一个凝聚体，作为群众在一夜之间崛起，我们环顾四周，目之所及全是大众。哪儿都是吗？不，更确切地说，是在那些最值得人们想望的地方，是那些洋溢着现代文明之高雅气息的地方。一句话，在那些先前只为少数精英人物所保留的地方，如今都出现了大众的身影。

大众突然出现在世人面前，并且在社会上占据着优越的地位，而在过去——如果它存在的话——它却从未被人注意过，它仅仅是社会舞台的背景，一点儿也不起眼。然而，如今它却越过舞台的脚灯，摇身一变成了主角。在社会的舞台上，再也看不到严格意义上的主人公，取而代之的是合唱队。

“大众”(the multitude)这一概念是数量意义上的或者说视觉意义上的，如果我们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把它转换为社会学术语，那么我们就会碰到“社会大众”(the social mass)这一概念。社会总是由两部分人——少数精英(minorities)与大众——所构成的一种动态平衡：少数精英是指那些具有特殊资质的个人或群体，而大众则是指没有特殊资质的个人之集合体。因此，不能把大众简单地理解为或主要地理解为“劳动阶级”，大众就是普通人。从这一点来看，纯粹的数量概念——大多数人、群众——就转变为一种质量上的限定：它被用来指一种一般的社会属性，这种人与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但在他身上却再现了一种普通原型。从这一数量到质量的转换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呢？答案很简单：通过质量的内涵，我们可以理解数量的根源。其含义之浅显，接近于这样一个老生常谈，即：大多数人、群众的形成往往意味着组成群众的个人在欲望、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一致。有人可能会反驳说，这种现象存在于任何一个社会群体之中，不管它声称自己是如何卓越非凡。情况确实如此，但这两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在那些不以人数众多或麇集为特征的群体中，其成员之间凝聚力的存在是以某些欲望、观念或理想本身就已经排除了大多数人为基础的。为了形成一个少数——不论其类型如何——首先就需要其每一个成员基于一些特殊的、相对个人化的理由而与大多数人区别开来。因此，他与来自少数派的其他人之间的一致是次要的，次于每一个人此前已经采取的独特态度：这些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与其他人不一致的一致，一种建立在差异之上的一致。英国的非国教主义者就是这种独特性的典型代表：这些群体称自己为“非国教徒”。但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并且时常互相争论，他们仅仅在自己与绝大多数人不一致这一点上相互认同。少数人聚集到一起的目的正是为了将自己与大多数人区分开来，这是每一个少数派形成的基本动因。有一次，诗人马拉美被邀请参加一位著名音乐家举行的只有少数观众出席的演唱会，他诙谐地评论说，寥寥无几的听众恰恰突出了群众的缺席。

严格说来，大众现象作为一项心理学事实，无须等到个人以麇集的方式出现之后才可以定义。面对单独的一个人，我们就可以判断他是不是一个“大众人”(a mass-man)，大众人是这样一种人：他从不根据任何特殊的标准——这一标准的好坏姑且不论——来评价自己，他只是强调自己“与其他每一个人完全相似”。除了这种可笑的声明之外，他感觉不到任何烦恼，反倒为自己与他人的相似而感到沾沾自喜，心安理得。一个真正谦逊的人则会试图评估自己的特殊价值，努力发现自己可能拥有的这种或那种才能，或者任何一方面的特长——尽管他可能最终发现自己并没有什么非凡的禀赋，资质平平，但他永远也不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大众人。

每当人们说起“少数精英”(select minorities)时，不怀好意者通常会歪曲这一称呼的含义，而对如下的事实视而不见：少数精英并不是指那些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人，而是指那些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的人，哪怕这些要求是他自己所无法实现的。无疑可以对人类做出最基本的划分，即把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人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并赋予自己重大的责任和使命；另一种人则放任自流——尤其是对自己。在后一种类型的人看来，生活总是处在既定的状态之中，没有必要做出任何改善的努力——他们就像水流中漂动的浮标，游移不定，随遇而安。

这让我想起传统的佛教。它由两个截然不同的教派构成。一种较为苛刻与困难，另一种则较为宽松与安适：大乘佛教是“大器”(great vehicle)、“大道”(great path)，小乘佛教是“小器”(lesser vehicle)、“小道”(lesser path)。关键性的区别在于我们在生活中选择此道还是彼道，对自己提出一个最高的要求还是只坚持一个最低的标准。

因此，把社会区分为大众和少数精英并不是社会阶级的划分，而是两类人的划分，不可将这种区分与基于阶级出身的“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的划分混为一谈。当然，很明显在上层阶级中——只要他们能真正取得并保持这种地位——更有可能发现那种选择“大道”的人。而下层阶级则通常由品行较差的个人组成。但严格说来，在这两个社会阶级中都存在大众与真正的精英之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之一就是：即使在传统的精英群体中，往往也充斥着大众人和粗俗鄙陋的庸人；甚至在本质上要求某种资质并以之为前提的智识生活中，我们也会注意到“伪知识分子”(pseudo—intellectual)的势力正在逐步上升，所谓伪知识分子是指那些不合格的、低劣的以及依照智力标准来看不具备此种资格的人。在那些硕果仅存的“贵族”群体——无论性别如何——中，情况同样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在以前可能被视为“大众”之典型的工人阶级中，今天也不难发现高贵的、严于律己的心智。

此外，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存在着一些按其本质来说需要资质限制的活动：高度多样化的秩序在其活动与功能上是极为特殊的，没有非凡的天赋是实现不了的，比如说某些艺术和审美的活动、政府的功能以及公共事务中的政治判断等等。以前，这些特殊的活动掌握在具备了相应资格的少数人手里，或者至少掌握在那些声称自己拥有此类资格的人手里。大众并不打算干预这些人：他们颇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如果想这样于，首先必须获得某些特殊的技能，就必须脱离大众；他们很清楚自己在一个有序的、动态的社会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那就是各安其位。

现在，如若我们回到本文开始时所揭示的现象上来，就会很明显地看到大众在态度上开始发生转变的征兆。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公众”(the public)，也就是大众，已经决定登上社会生活的前台，攫取地位，使用设备，享受迄今为止只为少数人所保留的乐趣。这些位置显然从未为大多数人而设计，因为它们数量有限，而大众的人口又在持续不断地增长。所以，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这样一个以再清晰不过的方式所展示的崭新现象：大众，不断聚集的大众，正在日益取代少数精英。

今天有更多的人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享受生活，对于这一点，我相信没有谁会感到遗憾，因为他们现在不但产生了这样的欲望，而且也具备了满足这些欲望的种种手段。然而，这一事实之下潜藏着灾难，那就是大众决心僭取那些只适合于少数精英的活动，它不仅仅限于(也不可能仅仅限于)享乐方面，相反，僭越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般特征。因此(预测一下我们以后将会看到什么)在我看来，最近发生的政治变革全然意味着大众对政治生活的支配。传统的民主政治由于自由主义和对法律的习惯性遵从这两味药剂的作用而得到缓解，由于这些原则的存在，个人把自己限制在严格的纪律范围之内。少数人能够在自由主义原则与法治的蔽护之下行动自如，民主与法律——法律之下的共同生活——的含义是一致的。然而，今天我们正在目睹一场“超级民主”(hyperdemocracy)的胜利，在这种民主当中，大众无视一切法律，直接采取行动，借助物质上的力量把自己的欲望和喜好强加给社会。有人认为大众已经开始厌倦政治，并且已经将政治运作拱手让给了专业人士，这样来解释当前的新形势无疑是一个错误，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

那种情况在过去确实发生过，那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民主。那时候，大众还把如下一点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即尽管少数精英自有其弱点和缺陷，但毕竟这些精英比起他们自己来，对政治问题要有更多的了解。而如今，大众相信它有权利强制推行自己坐在咖啡馆里炮制出来的那些奇思怪想，并赋予其法律的力量。我怀疑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时期的大众比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众更加直接地统治，这就是我把它称之为超级民主的原因。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生活的其他领域中，尤其是在知识领域中。或许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错误的，但今天的作家在他提笔着手处理一个他素有研究的主题时，首先得考虑的就是那些对这一问题一无所知的普通读者；并且他总得想到这样一个读者，其读书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从他这里学到点什么，而是要对作者的思想是否与自己大脑中的已经存在的陈词滥调相一致做出判断。如果构成大众的个人认为自己有什么特殊资质的话，那么这纯粹属于个人的错误，而非社会学通则的颠覆(a sociological subversion)。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就是，平庸的心智尽管知道自己是平庸的，却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庸的权利。并把它强加于自己触角所及的一切地方。正如有人所说的，在美国“卓尔不群是不得体的事情”，大众把一切与众不同的、优秀的、个人的、合格的以及精华的事物打翻在地，踩在脚下；任何一个与其他人不相像的人，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考虑问题的人，都面临着被淘汰出局的危险。当然，“其他的每一个人”并不是指所有的人、每一个人。“所有的人”通常是指大众和那些特立独行的少数人的复杂组合，然而，现在，“所有的人”就是指大众、群氓，并且仅仅是指大众。这就是当前我们所面临的让人望而生畏的现实，其野蛮特征一览无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