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非理性的时代过理性的生活

我将仅在这个问题的一个基础方面做出回答。我只会指出一个原则，这个原则的反面在当今如此盛行，应该为邪恶在世界上的蔓延负责任。那个原则就是：人永远不能放弃道德评判。

没有什么像道德不可知论的戒律那样，能彻底地破坏与瓦解文化或个人性格。这种戒律认为，人不得对他人加以道德评判，人必须对任何事物都抱着道德宽容的态度，善意味着决不区分善恶。

对于这样的戒律，谁会从中获利或损失，都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当你同时放弃赞美美德和谴责罪恶的时候，你给予人的既不是正义也不是平等待遇。事实上，当你用那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宣布，不管善恶都别指望从你身上得到什么时，你背叛的是谁鼓励的又是谁呢?

不过，做出道德评判是一项重大的责任。要成为评判者，就必须拥有无可指摘的品格：他不需要全知全能或绝无过错，因为这不是知识上的错误问题，他需要的是无懈可击的正直，换言之，就是决不沉溺于任何有意识的、蓄意的邪恶。正如法庭上的法官在证据不足时会犯错，但却不会回避已有的证据，不会接受贿赂，不会允许任何个人感觉、情感、欲望或恐惧阻碍他对事实的判断——同样，每一个理性的人都必须在自己心智的法庭上，保持同样严格而庄重的正直。在心智的法庭上，责任比公共法庭上更令人敬畏，因为只有他，做出道德评判的法官，才知道自己何时受过弹劾。

但是，有一种产生于个人判断力的道德法庭，那就是客观现实。每当法官宣布判决的时候，他都将自己置于受审位置。只有在今天是非不分的犬儒主义、主观主义与流氓主义统治之下，人们才会想象自己能够随意做出任何非理性评判而不承担后果。然而，事实上，个人将受他做出的评判的审判。他谴责或赞美的事物存在于客观现实之中，任由其他人给予独立的评价。当他谴责或赞美的时候，他不过是表现了自己的道德品质与标准。如果他谴责美国而赞美苏俄，如果他攻击商人而为少年犯辩护，如果他公然抨击一件伟大的艺术品而赞美垃圾，那么他供认的就是他自己灵魂的本质。

正是对这种责任的恐惧，促使大多数人采取了不加区分的道德中立。下面这条格言最好地表现了这种恐惧心理：“不下判断，那么你也不会受到评判。”但这条格言其实宣扬的却是放弃道德责任：一个人对别人开出道德空白支票，为的是希望换取别人给予自己的空白道德支票。

人们必须做出选择，这是无法逃避的事实：只要人们做出选择，就无法逃避道德价值：只要道德价值濒临危险，就不可能存在道德中立。放弃谴责虐待者，就是要成为虐待者的帮凶，和他一起折磨、谋杀受害者。

这个问题中采取的道德原则是：“评判，并准备接受评判。”

道德中立的对立面，不是盲目、专断、自以为是地谴责那些与自己的情绪、自己记忆中的座右铭或自己一时的突然判断不相符合的观点、行动和个人。不加区分的宽容和不加区分谴责并不是两个对立面，而是同一种逃避的两种变体。宣布“每个人都是白色的”、“每个人都是黑色的”或“每个人都既非白色亦非黑色，而是灰色的”，这并不是道德评判，而是逃避道德评判的责任。

评判意味着：根据抽象的原则或标准评价特定的具体事物。这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这不是通过感觉、“本能”或预感就能自动完成的。这项任务需要最准确、最严格、最无情的客观和理性思维过程。掌握抽象道德原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将这些原则用于特定的环境可绝非易事，尤其是评判中涉及他人的道德品质时。当一个人做出道德评判——不管是赞美还是谴责——的时候，他都必须准备好回答“为什么”并对其案例加以证明——向自己也向任何理性的提问者。

要永远做出道德评判，这一策略并不意味着人们必须将自己视为传教士一般，承担着“拯救每个人的灵魂”的责任：也不意味着人们必须对自己碰到的每个人都主动给予道德评价。这一策略意味着：(1)对待每个人、每个问题和每种事物，他都必须采用全面的、口头证明的形式，清楚地了解自己对他们的道德评价，并采取相应的行动；(2)必须让他人知道自己的道德评价——只要这符合理性的做法。

最后一点并不意味着人们需要卷入无缘无故的道德谴责或道德争论，而是意味着当沉默可能在客观上被理解为赞成或鼓励邪恶的时候，人们必须大声说出自己的评价。在对付非理性的人时，争论毫无用处，只需说一句“我不赞成你”，就足以打消任何道德鼓励的暗示。在与好人打交道时，也许在道德上需要全面表述自己的观点。但是，在任何环境下，一个人都决不能允许自己的价值受到攻击或否定而保持沉默。

道德价值是行动的动力。通过道德评判，人们就维护了自己明确的理解力，以及他选择追求的过程的合理性。人究竟认为自己处理的是人类知识错误还是人类罪恶，这就很重要了。

观察一下，当人们恐惧地发现与他们打交道的人——他们“所爱的人”、朋友、商业合伙人或政治统治者——不仅错误，而且邪恶的时候，有多少人选择逃避，使自己的精神陷入盲目麻痹的状态并使之合理化。观察一下，虽然他们恰恰害怕承认这种邪恶的存在，但正是这种恐惧导致他们鼓励、帮助并传播邪恶。

人们宣称：某些卑劣的撒谎者“用意良好”，偷偷摸摸的流浪汉“不能不那样做”，少年犯“需要爱”，罪犯“不懂什么道理”，追逐权势的政客被关心“公共福利”的爱国情怀所感动。如果人们不沉溺于此类卑鄙的逃避，那么过去几十年，甚至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将完全不同。

问问你自己，为什么极权主义独裁者认为有必要不惜金钱、不遗余力地大肆开展官方宣传，欺骗他们那些无助的、身受枷锁的、言论自由受到钳制的奴隶，而这些奴隶毫无反抗或防御的办法?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如果意识到自己正作为牺牲而受到宰杀——不是献祭给某些不可理解的“高尚目的”，而是献祭给明明白白、赤裸裸的人类邪恶，那么甚至最卑微的农夫或最低贱的野蛮人也会发动盲目叛乱。

再观察一下，道德中立必然导致人们逐渐同情邪恶，反抗美德。如果人拼命不承认恶就是恶，那么他将发现，承认善就是善会变得越来越危险。对他而言，具有美德的人是一种威胁，能够颠覆他的所有逃避——尤其当涉及立场鲜明的正义问题时。就是在这种时候，有人会说“从没有人完全正确或完全错误”和“我有什么权利做出评判”。这样的套话会产生致命的后果。有人以这句话开头，“我们中最坏的人也有好的一面”，接着是，“我们中最好的人也有坏的一面”，然后就是，“我们中最好的人必定也有坏的一面”，最后，“正是我们中最好的人让生活变得艰难，他们为什么不闭上嘴？他们有什么权利作出评判？”

然后，在中年时期某个晦暗的早晨，这样的人突然意识到，他背叛了自己遥远的青春时代中热爱过的所有价值，并且不明白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然后他匆忙地告诉自己：在他最糟糕、最耻辱的时刻感觉到的恐惧是正常的：在这个世界上，价值毫无存在的机会。就这样，他在思想中逃避这个问题的答案，猛地将它关在了门外。

非理性的社会属于道德懦夫——他们因为失去道德标准、原则和目标而麻木不仁。但是，既然人们只要活着就必须行动，那么这样的社会就随时会被任何乐意为之设定方向的人所攫取。采取主动的只会有两种人：要么是乐意承担责任、维护理性价值的人，要么是不受任何责任问题困扰的恶棍。

不管斗争多么艰难，理性的人在面对这种抉择时都只能做出一个选择。

（1962年4月）

【相关文章】

安·兰德｜谁需要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