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安德鲁·彭达基斯著，上官燕译载于《外国文学》2019年第2期
内容提要：单单凭借风格，汪民安的《论家用电器》（伦敦：劳特里奇，2018）显然摆脱了“超专业化”的理论危机。汪民安所带来的是一幅由电施加于人类的节奏图景，一项在过去几年被称为能源人文科学或新物质主义时代背景下的研究成果，但是这项研究成果同时也受惠于曾经被誉为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方法。不像大多数当代理论，这部作品呈现出一种出乎意料的柔和雅致，一种栖居其间又对其进行反思的空间意识。它提醒我们，哲学上的左派仍可以写出节奏舒缓、辩证严谨、风格优美的文字。
长久以来，在美国，理论与风格难以区分，这点已逐渐为人所熟知。正是这种与风格的缠绕，以及对这种缠绕进行强化的自觉性，使理论（主要是法国理论）轻易地成为了众矢之的，被人们指斥为毫无价值的时尚或游戏。不管怎样，从一开始，理论就是作家和唯美主义者的特权，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或历史学家的特权。理论与美学之间的这种相辅相成，并不仅仅是基于美国英文系相互交流中偶发事件的影响，也不仅仅是因为理论进入文本应用分析系统后的快速转变；也是因为，即便是哲学史上如德勒兹这般最缜密的后结构主义者，也特别强调文学、美学和美文所具有的反思世界或者改变世界的能力。毫无疑问，后尼采主义者的写作风格往往毁誉参半，其优点也恰恰是其缺点。最为世人所诟病的是，它生产出思想史上诸多生僻艰涩的新词。然而，最为世人所赞誉的也是，它鼓励一代思想者们对在句子层面的意义生产严阵以待。无论如何僭越，被称为“理论”的这种法国／美国现象自以为内在于外面的世界，政治上具有颠覆性，并且渴望与其交流。
但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在我们想象和书写理论的历史过程中，有些事物已悄然发生了改变。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变化源于某种重要思潮（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这种思潮摒弃了后尼采强烈的美学倾向，转向了社会历史决定论的危机图谱，这一危机图谱描绘的是正处于风口浪尖的紧急时刻，它充斥着形形色色、错综复杂的风险和危险（从气候变化、经济危机，再到蠢蠢欲动的新法西斯主义），它认为应当重新开始那项困难重重的工作，即尝试着清晰地思考或准确地描述自身的特殊性。同时，这种理论中的变迁经历了对启蒙的重新审视，在今天，它生发出一种崭新的意象，这一意象暗示的是古典理性的任务和可能性，巴迪欧或梅亚苏严谨的风格和系统的视野即是其最佳代言。尽管这些转变在政治上和理论上是必要的，它弥补了理论的原有格局所导致的僭越或盲点，然而，置身于这种语境中，以前理论所特有的风格已然淡出人们的视线，甚至被视为苟延残喘（非政治）的德里达主义的迹象，让人们心存疑虑。然而，今天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全球新自由主义迫使跨学科的学者们将数量与质量相提并论，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仅仅是服务型的研究。于是，大多数被误称为当代理论的东西，不出意料地成为了人们印象中一项大功告成的任务，或者是部门之间的内部消息，而不是一部羽翼丰满的“作品”。对他们而言，所谓论文必定是讲究技术准确，须有丰富的引文作为装点，但是却毫无兴趣去创造风格鲜明的“此时此刻”（Jeztzeit）——而恰恰是风格鲜明的“此时此刻”这一特点在以前的布洛赫或薇依最好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更可悲的是，人们现在可以想象这样一种情况，确信风格与思想密不可分的诸多思想家们——譬如本雅明——准会被当今工业化的学院派理论机器置之不理、推至边缘。引用率太低，经验色彩过浓，表达过于晦涩，诸如此类的源于当今那些匿名、“专业”的同行评审，也足以把阿多诺这样的人给毁掉。
单单凭借风格，汪民安的《论家用电器》这部新作显然摆脱了这种新的“超专业化”的理论危机。作为一名文化理论家，汪民安在中国业已形成相对固定的学术界与变动不居充满活力的文艺圈的交界之处，令人瞩目。汪民安的写作，在理论上受惠于福柯、本雅明、尼采和马克思，但是，在风格上，或许更接近于巴特，正如巴特那样，汪民安迷恋日常物品的无意识层面。汪民安的这本作品写得实在漂亮，同时它也创造性地构建了理论。与关于“物”的本体论探讨抑或是新物质主义一样，这本书拥有一种对诗意想象的吁求以及对物的特性的关注，但是又并未陷于其中，并未将激进的政治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多样性弱化为主观主义（后康德）的盲目与谬论。尽管并未和盘托出，汪民安的这部作品还是生产出一种本质上有关电气化住宅的现象学。将其称之为现象学，是因为他感兴趣的不是巨细靡遗地记录书中那些机器形态的技术史，而是钩沉索隐地描绘有关它们内在社会节奏和模式的生产史。然而，他又毅然决然地远离了现象学，准确地说，他坚持每一种机器都是它那个时代的症候。在写作中，他保持着一种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开放姿态，在这样的姿态之中，时间、地点和主体三者之间总是彼此关联且无意识地和合共生。汪民安的这项写作计划只是同后毛时代这一特定场域有关，但是他所谈论的诸多内容同样也适用于欧洲或拉美现代中产阶级家庭。虽然未曾言明，他同时也质疑了以同一性方式进行表述的政治分析的界限：例如，他将电灯视为一种自然法则，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将时间与空间进行客观分配的生理学常量。毕竟，在这世上的任何地方，超越了贫困线的人们都可能会发现自己在午夜时分茕茕孑立于电脑之前，同样，伴随着网络搜索可以抵达的无限彼岸，夜晚之中的人们，不论身份、性别和种族，都可能会同样经历交织着兴奋、厌倦和失意的情绪。正因如此，汪民安所带来的正是这样一幅由电施加于人类的节奏图景，一项在过去几年被称为能源人文科学或新物质主义时代背景下的研究成果，但是这项研究成果同时也受惠于曾经被誉为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方法。该书的每一个章节都围绕一种特定的家用电器展开论述（洗衣机、电冰箱和手机），但是在每一个章节，他都会提出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会自始至终、交织贯穿于这种特定的家用电器论述之中。一种特定的物体如何在家居空间内部分配关注度、时间、情感、运动和空间？它让人与人之间、物与自身之间产生了什么新变化？使用电器会产生什么新奇的、无法言状的愉悦和焦虑？与该书亲缘关系最近的作品无疑是鲍德里亚的那本被低估的《物体系》，但是汪民安的写作，尽管坚持通过探讨物的符号生活和物质生活去展开，却更加富有个性、轻松活泼，他不那么执着于将物的探讨置于严密的社会科学之中。在这部作品中，对巴什拉、巴克-莫斯、本雅明、尼采和福柯的回应俯拾皆是，浓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弥漫其间，认为商品拜物教对人类具有削弱性影响。在汪民安的这部作品中，有一条主线是运用解剖学家的视角描述家用电器的形态特征，斯宾诺莎曾用同样的眼光去打量他的情感几何学。其次，鲍德里亚和德波的影响在本书中也昭然若揭，对手机或电脑的认知无意识的公开哀悼，都表明，无论这些物如何有用，甚至无论怎样受益于它们的有用性，它们终究会将我们置于更加空虚、沮丧、孤独的状态。尽管这部作品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总体目标，它引人入胜的地方却在于汪民安源于观察的那些评论忽明忽暗、曲折生动。汪民安以一种小说家看待生活的眼光来处理理论，在小说家炯炯的目光中，经验通过时间中的空间慢慢展开。汪民安认为，电灯不仅仅驱散了黑夜，更重要的是，也驱逐了伴随黑夜而来的声音：仿佛专注于电灯的代价，即是使人们对外面的世界充耳不闻。汪民安还指出，电灯是唯一未将其自身展现为“运动的可见形式”的照明方式，它不像火柴或者蜡烛，这两者都展现出发光的过程和发光所带来的损毁。现代就以这样略微晕眩的姿态现身于这种静止不动的灯光之中，或者说，现身于历史上第一缕没有知觉的灯光之中。 在论及手机与友谊的关系时，他明确表示，当朋友出现在手机联系人通讯录中时，朋友已经蜕变成手机网络里的一员，在一定程度上，彻底地消失了：朋友以这样的方式变得无足轻重，与之说话的欲望也慢慢减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沮丧（热衷社交）的孤独。在他看来，电冰箱既是护身符、掩盖或延迟死亡的机械装置，同时又是一座现代的摩索拉斯陵墓，它隐藏了动物和植物的尸体，掩盖了腐败的形态和气味，同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纪念了死亡，执意减慢了死亡的速度，将死亡本身置于一个交织着喧闹炫目白色灯光的临时私人展览。不像大多数当代理论，汪民安的这部作品呈现出一种出乎意料的柔和雅致，一种栖居其间又对其进行反思的空间意识：家宅被赤裸裸地呈现出来，在不动声色之中被解构掉了，然而这样的转换适可而止，并非荒无人烟。汪民安的这部作品，经过谢少波精准的翻译，提醒我们，哲学上的左派仍可以写出节奏舒缓、辩证严谨、风格优美的文字。阿多诺和本雅明曾谙熟于心，当理论成为了一种职业，就会导致自身转变成它所抵制的对象，就会陷入一种学术履历被不断审视的悲惨境遇，而无法通过某种不可能性来开辟出一条探知未来、坚定求索的前进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