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 | 安全的空间——以城市为例
安全的空间——以城市为例
福柯著，钱翰 陈晓径译，
选自《安全、领土与人口：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1977-1978》，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题目根据讲稿提要拟定）
1978年1月11日（节选）
还有一个例子我只粗略地勾画一下,以引入另一个问题领域或者对问题进行强调和概括(再说一次,这些例子我已经谈过不下一百次)。就是中世纪对麻风病人的排斥,直到中世纪末。尽管还有其他方面,排斥还是主要通过法律与规章在司法裁判上的结合,一系列教仪式,至少造成一种划分,在麻风病人和非麻风病人之间二元划分。第二个是鼠疫的例子(这个我也谈过,所以只作简单回顾)。有关鼠疫的规章在中世纪末制定成形,也就是说16世纪以及17世纪,它给人一种完全不同的印象,它完全不同,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目标,并且最为重要的是,使用了完全不同的手段(instruments)。这些鼠疫规章将遭遇鼠疫的地区和城市严格地划分成格子,并且指示什么时候能出去,在家里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必须做些什么,必吃什么样的食物,不得有某些类型的接触,要求他们在巡视员面前现身,并且为巡视员打开自家大门。我们可以说,这是规训类型的系统。第三个例子,就是我们正在研讨课上研究的,即天花或者说18世纪以来的疫苗接种实践。问题提出的方式也很不一样。问题的关键将不再是施加一种纪律,尽管可能会求助于纪律,而是要知道多少人染上了天花,在什么年龄,有什么后果,以及死亡率,损害和继发后果,接种有什么风险,个体接种疫苗后依然死亡或者被感染的几率,在总体上对人口所产生的统计学上的后果。简单地说已经不再是对麻风病的排斥,或者针对鼠疫的隔离,而是试图阻止流行病或者地方病的传染问题和医学运动。
此外,再说一次,我们只要看一下现代安全机制中包括的整体法律与纪律规定就可以明白,不存在先是法律、然后是规训,接着是安全的顺序系列,实际情况是,若不考虑特定的安全机制,那么安全是激活法律与规训之古老装备的一种方式。所以在我们所处的西方社会,在法律领域,在医学领域,同样在其他领域,你们能看到有些相似的演变以及或多或少相似类型的转变,这也是我为什么举出另外一个例子的原因。值得关注的是,在众多机制中,或者是特别的社会控制机制比如刑法系统中,或者是出于人种的生物学改良的功能机制中安全技术(technologies de sécurité)出现了。那么,我分析的一个赌注就是,我们是否可以说,在我们的社会中,权力的总体布局(économie générale de pouvoir)正在成为一个有关安全的领域?所以,在这些讲座中,我将研究安全技术的历史,并力图确定我们是否能够真正地讨论某种安全社会(société de sécurité)。无论如何,在安全社会的名义下,我会简单地考察是否真的有权力的总体布局,它有安全技术的形式,或者至少被安全技术统治。
不知道有多少……无论如何我将开始分析其中的几点:首先,只是概要地说说,我要研究一下所谓的安全空间,第二,我将研究对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的处理问题。第三,我想研究针对安全的特别的规范化形式,对我而言,它不同于规训类型的规范化(normalisation)。最后我将讨论今年的主题,安全技术与人口之间的相互关系,人口同时是这些安全机制的客体和主体,不仅仅是人口的观念,还有人口的现实。毫无疑问,人口既是一种观念又是一种现实,关系到政治运作,而且关系到18世纪前的政治知识和政治理论,它是绝对现代的观念和现实。
先说说宽泛的空间问题。初看上去,我们可以这么说,以一种概略的方式来讲,主权在领土边界内实施,规训在个体的身体上实施,安全在整个人口上实施。领土边界,个体的身体,以及整个人口,是的……但关键并不在于此,而且我也认为它不贴切。首先是,在讨论主权和规训的时候,我们已经遇到过多样性的情况。如果主权真的基本上在领土内确定和运作,那么,无人居住的领土之上的主权观念将不仅是司法上和政治上可接受的观念,而且还是绝对被接受的和最主要的。然而,在主权的实际实施中,有效的、真实的、日常的操作却指向一种多样性,它被看作是主体的多样性,或人民的多样性。
同样,规训当然也实施在个体的身体上,但我已试图向你们指出,个体并非规训实施的首要因素。规训存在的必要条件有多样性和以这种多样性为出发点的一个目标、或者一个目标或者要取得的效果。学校和军队的纪律刑罚的纪律、工厂车间的纪律,工人的纪律都是某种治理和组织多样性的方式,确定其植入点、协调性、侧面和水平的轨迹、垂直和金字塔形的轨迹、等级结构,等等。对于规训来说,个体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分解多样性的方式,而非构成规训的原始材料。规训是把多样性进行个体化的模式,并非从以个人名义被施加作用的个体出发,建构某种有复杂要素的结构。所以,无论如何,主权和规训,还有安全,只能与多样性联系起来。
另一方面,其他三个问题与有关空间的问题是同样的。对主权来说也是同样的,因为主权首先在领土内实施。但是,规训意味着空间的区划,而且我认为安全也意味着空间的区划,我想要跟你们谈的正好是主权、纪律和安全对空间的不同处理。
我们再来举一系列的例子。很明显,我要看一下城市的例子。还是在17世纪,以及18世纪初,与其他的区域和领土空间相比较,城市的特点是它的法律和行政,将其与其他地方区分开。城市的第二个特点是,它被限制在一个紧密的墙围中,承担的功能远不止军事一种。第三个特点是,与农村相比它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异质性成分高得多。
在17世纪和18世纪,这带来了与行政国家的发展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由此给城市司法的特性提出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其次,贸易的增长,以及18世纪的城市人口的增长,提出了城墙内的拥挤与封闭问题。军事技术的发展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最后,城市与其近郊之间持续的经济交换的需求,生存的需求,以及与更远地区商业往来的需求,也使得城市的封闭与束缚成为问题。大体上说,18世纪的问题是城市在空间上、司法上、行政上和经济上开放的问题:使城市重新进入一个循环流通的空间。就此问题,我向你们指出一项研究成果,它出自一位历史学家,非常卓越与完美,即让-克劳德·佩鲁(Jean-Claude Perro)对18世纪卡昂(Caen)的研究,他在作品中指出,城市的问题在根本上是循环流通的问题。
取一个17世纪中期的文本,《论首府》(Le Métrcpolitée),作者亚历山大·勒麦特尔是一个新教徒,他在南特敕令颁布之前(这个教令后来成为法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词)离开了法国,并且成为布兰登堡选帝侯的总工程师,他将《论首府》献给瑞典国王,该书在阿姆斯特丹出版。所有这些:新教徒、普鲁士、瑞典、阿姆斯特丹,这些词语都是有意义的。《论首府》的问题是:一个国家必须有首都吗?这个首都由什么构成?勒麦特尔的分析如下:国家实际上包括三个要素、三个秩序、三个阶层;农民、工匠,以及他所谓的第三秩序或第三等级,很奇怪,也就是君主和为它服务的官僚。国家必须是像这三种要素建成的大厦:农民当然是大厦的基础,他们既在大地之上,又在大地之下,虽然看不见,但却保证了个大厦的坚实。中间部分,大厦的服务层,当然是工匠。至于在居住和接待区的高层,就是君主的官僚和君主自己。基于建筑学的隐喻,领土也必须包括基层(fondations)、中层(parties communes)和高层(parties nobles)。基层就是乡村,毋须言明,所有的农民,面且只能是农民,必须住在乡村。其次,所有的工匠,而且只能是工匠,必须住在小城市。最后,君主和他的官僚,以及对君主身边的人和宫廷的正常运作必不可少的工匠和商人,必须住在首都。勒麦特尔以不同的方式看待首都和其他领土间的关系。一个好的国家必须符合几何学的形式,简言之,须具备圆的形式,首都必须正好处在圆心。首都位处狭长而又不规则的领土末端,势必不能实现其所有必要功能。实际上,这里显示了首都与领土的第二种关系,即美学的和象征的关系。首都必须把领土装点得更好。但这必须同时是一种政治关系,因为法令与法律必须植入领土中,实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脱离法律和王权秩序。首都还须承担道德教化的职能,将支配人们行为举止的必要规矩传播至领土所有范围。首都必须给出良善道德的典范。首都的布道讲师(orateurs)必须是最好的,且最受欢迎;它也必须同是学院荟萃之地,因为它们必须生产出科学和真理以传播到国家的其他地方。最后,它还有经济职能:首都必须是奢侈品聚集地,从而使它因来自异国的物产而成为充满诱惑之地;并且与此同时,通过贸易,它必须成为手工业品和各种其他产品的集散地。
我们可以将这个计划中严格意义上乌托邦的一面放在一边。但我还是认为它很有趣,因为对我而言,它实质上是以主权的概念对城市进行的界定和反思。也就是说,首要的关系实质上是主权对领土的关系,这是理解首都应当是怎样的,以及可以和应该如何运作的坐标。此外,为什么通过这个主权的坐标,某些城市的特别功能比如经济的、道德的、行政的功能等就成为根本的问题?最后一点,有趣的是勒麦特尔梦想着将主权的政治功效与空间的分配关联起来。好的统治者,无论是集体的或个体的统治者,都是在领土内处于合适位置的统治者;并且就服从统治而言,治安维持得很好的领土是空间分配得很好的领土。所有这些,主权政治功效的观念,与流通之强度的观念相关:观念的流通、意志和命令的流通,以及商业的流通等等。最终,勒麦特尔所关心的(这既是一个古老的观念,因为它涉及主权,也是一个现代的观念,因为它涉及流通)是主权国家、领土国家与商业国家的叠加。既要把它们牢牢栓在一起,又要让它们相互促进。毋须多言,这个时期的欧洲这个地区,我们处在重商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财政重商主义(caméralisme)之中,也就是说,问题在于怎样通过一个严格的主权系统内的商业贸易来确保最大程度的经济增长。简而言之,勒麦特尔的问题是如何确保一个高度“首都化”(capitalisé)的国家,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围绕着作为主权的所在地以及政治、商业流通中心的首都而恰当地组织起来。既然勒麦特尔是勃兰登堡选帝侯的总工程师,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高度“首都化”(capitalisé)的国家或省的观念与费希特(Fichte)著名的封闭式商业国家观念之间的渊源关系,也就是说,从经济学者的重商主义到19世纪初日耳曼的国家经济的演进。无论如何,这个文本,是在领土之上的主权关系中来思考城市-资本的。
现在我要举另一个例子。我只能举来自世界同一个地方的例子,也就是说欧洲北部,它在17世纪的思想与政治理论中非常重要,即从荷兰到瑞典、环绕北海与波罗的海的北欧地区。克里斯蒂尼亚(Kristiania)和瑞典的哥德堡(Göthenburg)是典型。我还要举一个来自法国的例子。在路易斯十三和路易斯十四的时代,一系列人工的城市建立了起来,一些在北欧,一些在法国:其中一个小城叫黎塞留(Richelieu),建立在图尔(Touraine)和普瓦图(Poitou)一片荒芜的边界上。这座城市在一个一无所有的地方建造了起来。它是怎么建造的?城市使用了著名的罗马军营模式,这个模式刚刚在军事制度中作为基本的规训工具重新应用。罗马军营模式复兴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准确地说是在新教国家(因此在北欧很重要),人们重新运用罗马的军营形式,与此同时,军队的训练和等级关系,以及对集体和个体的控制,主要使命都在于要使军队纪律化(disciplinarisation)。无论是克里斯蒂安尼亚、哥德堡,还是黎塞留,都一样使用了军营的式样。这个式样很有趣。实际上,在前面勒麦特尔的《论首府》中,城市的规划布局是依领土最一般、最综合的范畴来设想的。既然视国家为一个大厦,那么自然要用整体的眼光来看待城市,保证其另一面的需求。简言之,在城市、主权与领土关系的问题中,贯穿着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的相互作用。就几个依军营的式样建立起来的城市而言,我们可以说,人们对城市的设想并不是在比它自己更大的领土的基础之上进行的,而是在一个比它自己更小的、几何图形基础上进行的,那是一种建筑学的模型,也就是正方形或长方形,它们接下来会被分为更小的正方形或长方形。
接下来应该强调的是,至少在黎塞留的例子中,在规划精良的军营和建筑里,这种图形,这种模型,不单是对称原则的应用。当然是有对称轴的,但它却是通过精心计算的不对称来规划和运作的。在例如黎塞留的城市里,有个中心街道将长方形的城市分为两个长方形,还有其他的街道,有些与中心街道平行,另一些与中心街道垂直,不过彼此的距离不等,有些较近,有些较远,由此城市被分为大小不同的长方形,较大的或较小的。最大的长方形,也即街道距离最远的位于城市的末端;最小的长方形,格子紧密在城市的另一端。人们必须居住在最大的长方形那边,格子最宽并且道路宽广。相反,贸易、工匠和商店,还有市场,必须处在格子更紧密的地方。而且,商业区域(我们能看到流通的问题,更多的贸易意味着更多的流通,也需要更多的街道临街的店铺)一边靠着教堂,一边靠着市场。在长方形更大的居住区将会有两种类型的房屋。一种俯瞰着主街或者与之平行的街道,房屋会有几层,我想是两层,还有顶层阁楼。另一种较小的房屋只有一层,位于跟主街垂直的街道:这意味着社会地位、财富等的不同。在这个简单的概览中,我想我们再一次发现了在空间上对多样性的规训式处理,也就是建构一个空的封闭空间,在其中,人为的多样性将会根据三项原则而建构和组织起来:等级划分、权力关系的准确沟通以及与这种分配相关的具体功能效果,比如确保交易、居住等。对勒麦特尔以及他的《论首府》而言,重要的是领土的“首都化”。这就是组织空间的一个例子。规训属于建筑(广义上的)的范畴。
现在是第三个例子。这是真实地发生在18世纪的城市建设。有一系列建设。我拿南特城作为例子,1932年时有个叫皮埃尔·勒里弗尔(Pierre Lelièvre)的人研究过这个城市,他为南特的建设和整治提供了几个不同的方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因为,一方面,它正在经历商业欣欣向荣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它和英格兰的关系使它采用了英国模式。南特的问题当然在于摆脱拥挤,为新的经济和行政功能发挥腾出空间,处理其与周边乡村的关系,最后是为以后的增长做出预留。我概述一个无疑很吸引人的方案,它出自名叫卢梭的建筑师之手,这个建筑师设想绕着漫步大街重建一个心形的南特城。确实,他只是在梦想,然而这依然有某种重要性。我们能看到,问题在于流通,也就是说,如果城市要变成一个完美的流通媒介,那么,它必须具备心的形状以确保血液的流通。是很可笑,但是毕竟,在18世纪末,在布雷(Boullée),勒杜(Ledoux)等建筑师眼中,建筑仍然经常根据这些原则来运筹,好的样式必须支持功能的恰当发挥。事实上,在南特实现的方案并不具备心的形状。方案不止一种,特别是由一个叫维内·德·维尼(Vigné de Vigny)提出的方案,它不想去重建一切或者施加一种正常运作的象征性形式,但方案中有某些精确和具体的东西。
首先是要开辟若干条穿越城市的线路和足够宽的街道来确保四项功能。第一,卫生、通风,打开各种口袋,让那些人口居住过于拥挤密集的角落里汇聚的致病瘴气散发出去。所以有一个卫生的功能。第二,确保城市内的交易。第三,将街道网络与外部道路连接起来以确保外来的货物可以集散,但仍然需要对海关进行控制。最后,对18世纪的城市而言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允许监视(surveillance),因为经济的发展使得取消城墙成为必然,这意味着不能在夜晚关闭城市,也不能在白天对进出进行严密的监督,由此,包括乞丐、流浪汉、过失犯(delinquents)、刑事罪犯、盗窃犯、杀人犯等在内的流动人口注入,增加了城市的不安全性,众所周知,他们可能来自于乡村。换句话说,问题在于组织流通,消除其中的危险因素,区分好的流通与坏的流通,消除坏的流通,并使好的流通最大化。因此,这也是一个安排与外界的通道的问题,主要是为了城市的消费以及城市与外界的交易。与巴黎的流通枢纽建立了起来,爱尔德河(Erdre)也得到了治理,沿着这条河,用来供热的木柴从布列塔尼(Bretagne)购进。最后,维尼的再治理计划必须应对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很奇怪,这个问题是个新问题,即如何将可能的未来发展整合到当下的计划中。这是码头(quais)贸易的问题,这时还不叫船坞(docks)。城市被认为处于发展之中:许多事物、事情和要素,将会到来或者发生。必须做些什么来应付某种不能确切预知的事物呢?有个很简单的设想,就是利用卢瓦尔河(Loire)的岸堤来修筑尽可能最长的、最大的码头。但是城市越是延长,就越会失去清晰而条理的分格的好处。治理这么大规模的城市可能吗,当城市被无限延长时,流通还可能发生吗?维尼的方案是:先沿着卢瓦尔河的一边建造码头,让部分区域先发展,然后在卢瓦尔河上傍岛建桥,使得与前一部分区域相对的另一部分区域从这些桥梁部分开始发展,由此,卢瓦尔河两边岸堤之间的平衡发展将避免其中一边的无限延长。
预计中的治理的细节并不重要。我认为,计划非常重要,或者至少值得注意,理由如下。第一,让我们说,那些诸如黎塞留、克里斯蒂安尼亚,诸如此类等的规训化城市,这些城市是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凭空建设的人造城市。规训发生在即将完整建造的空旷的人为的空间之中。而现在,安全则依赖于一系列给定的物质条件。它当然要与当地的状况和水流、岛屿、空气等一起发生作用。因而它在给定条件下发生。第二,此给定条件不会被重建以达到某个完美的点,就像在规训之城中那样。问题只是使正面因素最大化,由此提供尽可能最好的流通,以及使风险与不便最小化,比如盗窃与疾病,尽管永远也不可能彻底消除。因此,人们的着力点将不仅仅是自然给定的条件,而且是可以相对减少但永远不可能彻底消灭的数量。并且,因为它们不能彻底消除,所以人们致力于概率。第三,这些城市治理试图把那些因其多重功能所以必须的要素组织起来。什么是一个好的街道?街道当然有瘴气和疾病的流通,必须根据这个尽管令人难受但却势必无法排除的后果来进行治理。商品卸到这条街道,街边是商店。盗贼和可能的暴徒也会穿过这条街道。因此,这个城市的所有功能都会纳入到计划中来,其中一些是积极的,一些是消极的。最后,第四个重点,人们致力于未来,也就是说,对城市的设想或者计划不会根据一个只能确保彼时彼地功能完美实现的静态观念来进行,而是会面向将来,它没有准确地控制,也不可能准确地控制,没有精确地测度,也不可能精确地测度;然而,一个好的城市计划就是要考虑可能要发生的事情。简言之,这里,我认为能说得上一项技术,它组织的根据基本上是安全问题,或者说,实际上是一系列的问题。一个要素会变动的无穷系列:流通,×辆马车,×个行人,×个盗贼,×团瘴气,等等。一个事件的无穷系列会发生:许多船舶会靠岸,许多马车要抵达等。并且与此同时,一个不断积累的单位的无穷系列:多少居民,多少房屋等。我认为,对这些开放的序列的治理,只能在概率估算意义上来进行控制,我认为这恰好就是安全机制的核心特征。
综上所述,主权将领土首都中心化(capitalise),提出了政府位置(siège du gouvernement)的主要问题,规训架构起一个空间并且提出要素的等级和功能分配的关键问题,安全则试图或治理环境(milieu), 根据一些事件或一系列事件,或者可能的要素,这些系列都需要在一个多价的和可变的框架中来调节。完全从属于安全问题的空间指向一个可能事件的系列,指向暂时的和不确定的东西,然而这些东西是必须要置于确定空间的。由一系列不确定的要素展开的空间,我想大概就是人们可以称之为环境(milieu)的东西。你们都很清楚,环境(milieu)是拉马克(Lamarck)生物学中发明的概念。然而,这个概念在物理学中已经存在,并且为牛顿及其追随者所使用。什么是环境(milieu)?它是解释一定距离间实体相互作用所必需的概念。因此它是流通的基础和组成要素。在环境的观念中的问题是流通和因果关系。所以,我认为,建筑师,城市规划者,18世纪的第一批城市规划者,并没有真正运用环境的观念,因为目前就我所知,环境的观念从未用来选定城市或者布置空间。另外一方面,如果此观念不存在,我要说,在城市规划者试图重新反思和调整城市空间的时候,事先规划的环境观念的图式,这种使用的结构开始出现了。甚至在环境观念确定成形之前,安全配置就已经在运作、装配、组织乃至布置一个环境。环境将会是流通在其中得到实现的地方。环境是一系列自然条件,河流、沼泽、山峦;以及一系列人为条件,个体的聚集,房屋的汇聚,等等。环境是一定数量的效果,这些群体的效果作用在所有在这个环境中生存的个体身上。它是一个在效果和原因之间建立循环联系的要素,因为某个要素在一个角度看起来是效果,在另一个角度看起来就是原因。比如说,更加拥挤将意味着更多的瘴气,以及更多的疾病。更多的疾病明显将会导致更多的死亡。更多的死亡将意味着更多的尸体,以及随之而来的瘴气等等。最后,环境显示为一个干预的场域,这个干预不是针对能够自由行动的法律主体,这是涉及主权的情形;也不是针对多种多样的可以完成任务的组织和机体,这是规训要求的表现;而是试图精确地影响人口(population)。我指的是复杂多样的个人,这些个体根本上来说只以生物学的方式与他们所生活在其中的物质性发生关系。通过这个环境,人们试图影响的场域,就是一系列相互作用的事件,这些事件是由这些个人、人口和团体所产生出来的,以及围绕着他们产生出来的准自然(quasi naturel)事件。
我觉得,由城市提出来的这个技术性的问题(城市不是唯一的例子,还有很多别的例子,我们以后再说)我们看到人类自然性(naturalité)的问题在一个人为的环境(an artificial milieu)下突然出现了。我觉得,人为的权力关系的政治中突然出现人类的自然性是某种根本性的东西,作为这次课的结束，我要指出一个文本,其作者无疑是第一个所谓生命政治学(biopolitique)、生命权力(bio-pouvoir)的伟大理论家。他谈及生命政治、生命权力时,和一种不同的东西联系了起来,即出生率,这无疑是关键问题,但是很快我们就会看到历史—自然(historico-naturel)的环境观念作为权力干预的目标出现在这儿,而且我认为,它完全不同于主权和领土的司法观念,也不同于规训的空间。在这个既是人为又是自然的环境观念中,人为形成的条件(artifice)发生作用的时候被看做与人口相关的自然(nature),而由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编织而成的人口也是作为人的自然属性(espèce)发挥作用,我们在莫奥(Moheau)的《人口研究》中看到有这样一段陈述:“政府不应改变空气温度,也不应导致气候变化;接受腐败的水的河道,郁郁葱葱的或烧光的森林,被时间磨蚀或被农业在土壤表面持续不断的开垦而破坏的山岭,这些都形成了新的土壤和新的气候。这是时间、人类的居住和自然变迁的结果,使得最健康的城镇也会变得致命。”“他说维吉尔有一首诗中提到酒冻在酒桶里,他说:我们今天还能在意大利见到酒冻在桶里吗?如果发生了如此多的变化,不是气候变了,而是政府的政治和经济干预改变了事物的进程,以至于自然本身为人类构成了另一个环境。只可惜,“环境”(milieu)一词并没有出现在莫奥的书里。作为结语,他说:“如果构成性格与精神的未知原则是气候、政体、习俗以及某些惯例的结果,我们可以说,君主们通过明智的法律、有用的建制、税收的谨慎,以及通过约束而得到的权能,总之通过他们的事例,来统治他们臣民的自然生命和道德生命。也许某一天我们能从这些手段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为我们的习俗和国民精神添上我们所希望的光彩。”你们可以看到,在这儿又一次遭遇到了君主的问题,但是这一次的君主已经不再是基于政治主权的地理学定位,而是将其权力施予领土之上的君主;这一次,君主处理的是自然,或者说一种地理的、气候的和物理的环境与拥有肉体和灵魂、物质存在和道德存在的人类之间永恒的接合和不断的交错;并且君主必须把权力作用于一个连接点上,其中物理要素意义上的自然与人类物种意义上的自然相互影响,在这个接合点上,环境(milieu)成为自然的决定性因素。这是君主必须干预的地方,并且,莫奥说,如果他想改变人类物种,就必须作用于环境。我认为,在安全机制的展开中,我们获得了诸轴线之一,获得了诸根本要素之一,也就是说出现了一个处理环境的方案、政治技术,虽然当时环境的观念还没有产生。
文中粗体字为后续编辑
注 释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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