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勒 | 论新冠病毒：不确定性和“休克主义”

        不确定性和“休克主义”     

斯蒂格勒 文，solemn 译

文章来自豆瓣，感谢译者授权

2020.04.16

“人忘了行动。人只会反应了。”

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什么是包扎地思想》第 1 卷（“解放的关系”出版社Liens qui libèrent）引了尼采（Frederic Nietzsche）这句话作为题词。

要是在新冠病毒后，我们又学会了行动呢？这，就是斯蒂格勒的提议。他是哲学家、研究和创新研究所（Institut de recherche et d'innovation）所长，以及艺术-工业协会（association Ars Industrialis，一个以精神技术的工业政治为宗旨的国际协会）会长。

您会怎么分析这个病毒危机？

我们处于极端的不确定性中。所以，我是很慎重地谈论这个问题的。现在来自我定位，很冒险。这并非是没有考虑真正的新情况，就来老生常谈已有的观点。

首先，各号人物一本正经地对事态作出的各种矛盾的想象，多到令人难以置信。这使我极为震惊，也非常不安。我说的还不是假新闻（fake news）。所有这些，对范式打了一个真正的问号。

其次，这非常明显地质疑了全球化。事实上，近三十年中无比重要的交流方式的发展，在病毒传播的速度中起到了基础作用——商品的陆上流通、空运、海上交通......这一质疑有大倒退的风险：找一个新的替罪羊，退守自我，提防外国人。这令人担忧。何况，我们的“后真相时代”造成了几种形式的怨恨，这是由于直言（希腊语 parrêsia，法语 franc-parler）的缺失，由于体外化过程（exosomatisation）不同寻常的加速，也由于我们这个工业社会已经实现的虚无主义。我们看到了，比如围绕着《皮卡尔信使报》（Courrier Picard）题为《黄祸？》（Le péril jaune ?）的社论展开的笔战，再如社交网络上话题 #我不是病毒（JeNeSuisPasUnVirus）的出现，也显示了我们身边的种族主义。此外，维基百科创建于 2020 年 2 月 27 日的页面《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相关排外及种族主义》（Xénophobie et racisme liés à la pandémie de Covid-19）显然也是症状。

意大利的“我不是病毒”主题的涂鸦

我们现在用了不少其他流行病案例来对比，比如香港 1968 年流感，在 1968~1970 年造成 100 多万人死亡，被认为是现代第一起大流行病。我想说的是，对这个故事我们并不陌生。然而，1968 年流感没有传播地如此之快，也没有新冠病毒指数级扩散这一数学特点。此外，许多人指出了野生动物和圈养动物之间、人类和我们称为“宿主的转移”（或者说，病毒从一个宿主迁移到另一宿主）的问题之间的关系，与此前是完全不同、全新的。对这一转移推波助澜的，是大规模的砍伐森林，是城市化现象带来的野生生物和人类之间最近才出现的密切接触。这个全新而重要的因素，在之前流行病现象中从未出现。

传染性疾病专家迪迪耶・斯卡尔（Didier Sicard）教授在“法国文化”电台的访谈中，就这个问题谈得很好，不但回到了研究起点的中立位置，同时呼吁紧急调查新冠病毒的动物起源。所以，这个新冠病毒危机揭示的，首先是全球系统的极端脆弱。借助数字化，我们意识到了全球化的“大功告成”这一特点。38 亿网民，事实上已占了地球居民的一半。这是个庞大的数字。

今天，我们看到了我们被这些网络在个体和经济上联系到了何种程度。同时，这一数字化之网（réticulation numérique）的技术装置，也显示了深深的药性（pharmacologique，既是毒药，又是解药）的特点。一方面，如果说自然资本被技术（la Technique，技术被认为可以无限增长）替代，而驱动了经济（lʼÉconomie），使得按新自由主义的信念，一种全球经济得以维持，那么另一面，我们就看到了今日这一市场之间的互联导致了什么。

对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厄毗米修斯式（épiméthéenne）的过度，我们忽视了创立一种治疗术的重要性。同样，我们看到了信息疫情（法语 infodémie，英语 infodemic）、阴谋论、谣言的扩散，比如零对冲（ZeroHedge）——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阴谋论英语网站之一，在推特网断言武汉病毒研究所一个科研人员或是新冠病毒传染的源头，接着就因为违反用户规则而被移除账号；还有谣言说，新冠病毒是中国当局秘密投放的大规模杀伤性生物武器。很快，我们就从生物性病毒转到了信息病毒。

这些现象的协同增效作用（potentialisation 原指药物作用）或者叠加作用（surimposition），在我们发现危机具有全体论的（holistique）特点时，使得徒留的只有恐慌的情绪：我们明白一切都相互关联，不能只局限于个体的、本地的观点。这个情绪，让人想到法语“恐惧”（panique）的词源——潘神。而我更想提及的是希腊语“整体”（hólos）。这一次真是摧枯拉朽的。一切都被重新质问：家庭生活的模式（modalité）、教育实践、工资等等。

柏林墙刚刚倒塌后，我在俄罗斯教书。而这次遭遇也让我想起，面对苏联解体时俄罗斯套娃式的经历。我们一直以为，这种面对未知的创伤与我们无关。却才发现，这是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

您提到全球系统的极端脆弱，其实您很早就指出这一点了。前不久，您还和其他研究者，包括法兰西学院的阿兰・苏皮欧（Alain Supiot）教授（主讲“社会地位和全球化：对团结的法律分析”课程），数学家、逻辑学家、认识论专家乔塞佩・龙郭（Giuseppe Longo）和美国城市规划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理查德・塞内特（Richard Sennett）一道，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上宣讲，认为必须建立新的愿景，因为现行的这些模式趋于崩溃。

现在，病毒的降临显示，它们确确实实在崩溃。而且，没有比病毒更小的活物了——约 250 纳米，而这正再次彰显了我们社会的极端脆弱。您能就这个脆弱展开讲讲吗：为什么会脆弱？这个脆弱是怎么形成的？

脆弱，与复杂的中心化系统中的去本地化有关。数据中心的例子很有代表性。计算力如此集中在单单一个地方，就是脆弱的明证。同样，要是你是工程师，你就知道电信网络是怎么运行的，诸如此类。你就知道一定程度上，破解这些系统没有难到哪儿去。

我们的技术装置的宏观手段为了网络和可扩展性（scalabilité）的效应，而强行废除了本地性，而且施行的简化论牺牲了对独特性的讨论。这也打开了对垄断的大门，比如 GAFA-BATX（谷歌Google、苹果 Apple、亚马逊 Amazon – 百度 Baidu、阿里巴巴 Alibaba、腾讯 Tencent、小米 Xiaomi）之垄断。问题在于，这一效果是在全球的尺度上直接可见的。要想不那么脆弱，就必须以极其去中心化的模式，逆转这一过程。这也是冷战时美国军方关于互联网的项目这一想法的起源。

GAFA 和 BATX 对比图

一个分散式的互联网，点对点，对信息战、审查和自然灾害都更能抗冲击。这是一个正在兴起的运动，特别是自区块链协议发展以来，比如 2016 年 6 月在旧金山召开的分散式网络（DWeb）首届峰会致力于万维网重新去中心化，以及为了回到 1990 年代的原初模式的斗争，都显示了这一点。不过，这样的装置不应该干扰监管的手段和机构：这就要重新全盘考虑与今日之技术息息相关的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今天，我们系统的效能确实大，就像亚马逊以算法来最大程度地优化并运用概率计算而创造的奇迹，所证明的那样。但这个效率的代价，是我们系统整体的极端脆弱。我认为这才是我们当下真正的发现。

脆弱的另一面，已经被多次强调了——工业部门的瓦解。我们变得不独立了（dépendant）。然而，今天很多功能都是去疆域化的。所以重新审视生产的装置（appareils），是绝对必要的。这不是“重新工业化”的问题，而是对本地性和本地内部的协调在价值链的计算上重估——这就需要重新思考核算（comptabilités）。如此脆弱的事态，会发展成什么样呢？这件事向我提出的，是休克主义的问题。

你肯定听说了韩国首尔疫情期间，死亡和感染人数都很少。雅艾勒・阿祖莱（Yael Azoulay）的研究综述《新冠病毒：韩国的案例给法国和欧洲在脱离危机上的启示》（COVID-19 : S’inspirer de l’exemple de la Corée du Sud pour sortir de la crise en France et en Europe）指出了这一点。韩国政府使用个人数据跟踪感染者，而另一篇刊于澳大利亚报纸的文章则指出，上海施行的是一个“无所不包的老大哥”式的系统。我提这个，是因为显然有很多人已经解释过：这个危机对那些要跨步向前地“综合”（totalisants，我不想用总体的/极权的 totalitaires 一词）使用网络和电子监控的人，是个好时机，但这些措施却挑战了个人自由和民主。

这里，我要援引加拿大记者娜奥米・克莱因（Noami Klein）《休克主义》一书的议题：在卡特里娜飓风灾难中，沿袭了 197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之精神的极端自由主义者们——人称“芝加哥小子”（Chicago boys），是如何以一系列摧毁公共教育系统的极端自由主义措施而从这一冲击中受益的。卡特里娜危机被利用来压倒人们，来把某种对事物的愿景强加于他们。这个观点是不言而喻的：对于川普、阿卜杜勒 - 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埃及总统）将军等领导者，新冠病毒的危机给中国式反民主的技术模式大大提了速，不过，也有人在完全相反的路上前进，也就是说一种反向“休克主义”。这场危机暴露了超级自动化的（ultra-automatisé）模式之局限，但也使我们意识到这一点，从而走进一个新时代。

这个新时代将调整我们和技术、交流、经济以及全球化的关系。这个新关系，首先将关心本地性。事实上，按生物学家、动物学家，甚至病毒学家的说法，这个传染病和生物多样性的问题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才能想象休克主义的反面。否则，我们当前见证的脆弱的系统，就将以新的方式愈演愈烈。

我们应该意识到数据经济、过分去疆域化、极端去心智化（dénotéisation，我们丧失的知识被完全基于计算的信息系统所代替）的局限。其实，我们正走向这两种休克主义之一：一方面是克莱因描述的经典策略，另一面，是在熵的问题上——对这个危机的根本问题能做什么，有清醒的认识。这种熵不但是热力学上的能量消耗，而且是生物学的——比如生物多样性的削弱，同时也是人为的——比如作为我们个人和集体的抗冲击力的基础的心智多样性（noodiversité）、我们的独特性被摧毁了。很明显，我反对的，就是克莱因描述的经典的休克主义，因为我们在熵的增加上走得太过头了。这更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模式建立于新自由主义之上，而这个教义又是被概率和完全按计算性作出的决定所规定的。这一规定武断地认为，市场更理性，因为市场是一种计算理性本身。

然而，把计算性当理想的标志，是大错特错。此外，这种武断的认为是建立在主观上对债的利用之上，因而就建立在总是日益加剧的经济的脆弱性之上。定义负熵的（néguentropiques）系统的，是有生命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们的未来正维系于几乎完全不可能从准则（norme）中分离出来的分枝（bifurcations），从而总是超越了所有计算；同时，也正是职业（emploi）通过自动化削减了的东西。

计算理性的统治增加了人类熵（anthropie），非常危险。也就是说，人类团体、个体、动物物种、栽培植物对抗熵的能力被削弱了。这削弱了各个系统的抗冲击力，也使我们走向一个可能来的未来（a-venir）的解体，而忙于包扎（panser）被技术圈（technosphère）窒息的生物圈。我之所以支持艺术-工业协会和互联国集体（Collectif Internation），就是因为重新思考经济来系统性地重估对熵的斗争，这是基础。互联国集体 5 月将发表集体著作《分枝：对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和格雷塔・通贝里的回应涉及的基础知识》（Bifurquer. Éléments deréponses à António Guterres et Greta Thunberg）。

技术圈

于是，这一斗争首先就是逆熵的。因为人类纪（Anthropocène），这个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地质式分枝的时期，已然全面冲击了地球；而且其特征就是本地性遭到清算（liquidation）、知识沦陷、力学定律否定生命的独特性。在这个人类纪的时期，技术以算法消解了社会，把一切削减为可计算性，维持着一种虚幻的资本主义金融，同时贬损公民-劳动者的权利，比如零工阶级（gig-working class）的产生。我们艺术-工业协会支持的经济模式，是在“逆熵纪”（Néguantropocène）的蜕变。这要求我们创造比如说一种贡献式收入，让我们从逆熵价值的创造中取得收入。这条危机的出路是隐约可见的。这也是我称为一种由超人（德语 Ubermensch）进行的、在超人中完成的分枝（走向超人性，参见尼采），也就是包扎社会伤口的逆熵人（néganthropos）。

所以在新冠病毒的危机中，要真正清醒地认识到在熵的问题上，应该做什么。此时此刻发生的，就取决于这个问题。但我们也观察到，有些人反而竭力增加熵的风险，要把一切都用计算管起来，来继续做“进步的白日梦”。这个休克主义可能有效，正如我们在韩国看到的那样。但如果不将其纳入对本地的抗冲击力的发展，我们就无法思考（penser）和治疗（panser）这个问题，那么其他的大难就将临头。这种情况，我称为是夹在休克主义的两种可能之间。

对这个隔离的经历，您感觉如何？

这个危机让我觉得最奇特的，是未来绝对不可预见。这以前没有过。应该在这个背景中做文章，变得更警觉。我们看了对氯奎（chloroquine，抗疟药）的争论，但很难得出自己的意见。而在读了哈乌勒（Raoul）教授的文章和反对他的文章后，找个自己的位置反而更难了。于是我觉得，重要的是把这种不确定性变成思考的经验。

媒体经常强调思考的孤独。要走向“明天的世界”（monde dʼaprès），那么这个危机给我们好好上的一课，而且我们也在其中所实践的，就是要敢于对人们反思的能力有信心。所以问题来了：会有人在回味这个疑问之中，看到其后果吗？此时此刻，这个疑问让您思考什么呢？

在研究和创新研究所和互联国集体里，我们正和物理学家、数学家联手重启一套信息理论，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当今发展的信息模式和网络是有毒的。这些模式基于算法，而非个体，从而短路（court-circuiter）了我们作为个体和藉由数字假肢形成的团体而作的思考。这是一个特别具有熵性（entropique）的现象，所以也是危险的。

我想明天要问的问题，就是欧洲能否从这个经验中得到勇气，来对信息理论进行基础研究，从而发展新的模式。这很重要，因为二十年来经济领域所有的进展，都基于数字化，所以工业模式规定了其余一切，包括在今日医疗界大量涌现的数据医疗（data médecine），就是概率规定了人群。这还是一个极为药学的问题。

要认真对待系统的缺陷，以及关于电脑、网络的构想的缺陷这一概念，就必须对系统或基础设施去中心化。事实上，这些系统、电脑、网络正是建立在无视本地性和本地动态的计算性模式上。人类行为、社会规则的这些标准化模式的发展，正削弱了心智多样性。真正降低了抗冲击力，从而造成了我们整体上很大的脆弱。我们不得不要在信息论中把逆熵当真了，而这正是信息理论的根本问题。这就是欧洲走出数字殖民的活路。

您对年轻人有什么想说的？我这么问，是因为您在新作中就此写了很多，比如《在扰乱之中：如何才能不变疯？》（Dans la disruption : Comment ne pas devenir fou ?. Editions Babel）或者《什么是包扎地思想？卷二：格雷塔・通贝里给我们上的课》（Qu'appelle-t-on panser? 2. La leçon de Greta Thunberg, Paris, Les Liens qui libèrent, 2020）

您最近还创立了协会“通贝里一代人的朋友”（Les Amis de lagénération Thunberg）。这个协会也是回应了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 C40 世界市长峰会上对气候问题的呼吁。您强调这代人的不幸是当代无法形成一个时代（époque）——您把这一事实命名为“扰乱”，也就是数字化社会的支配。没有梦想，也没有此在（Dasein，海德格尔式的个体）构成的共同前景。您还指出在深深的代沟中，不再有知识的传播，代际关系也荡然无存。

让我引一段《在扰乱之中：如何才能不变疯？》，其中引了集体著作《不可想象的事（卷 1）：时间的崩塌》（LʼImpensable 1. Lʼeffondrement du temps）对一个 15 岁的年轻人弗洛西安（Florian）的研究：“对一个时代、一代人的共同期待的视野，是弗洛西安这代人缺失的。空白（blank），正如庞克们（punks）所说，代表了空白的一代。”您对空白的一代想说些什么？

我确实是和尚-马利・勒・克雷奇奥（Jean-Marie Le Clézio）创建了这个“通贝里一代人的朋友”协会，因为我觉得今天几代人一起工作、发明新的团结方式，很有必要，这样才能建立全新的代际契约（contrat intergénérationnel）。只有通过研究性和试验性的实验室，让科学家、年轻人和已有的人群在我们扎根的领土上一起参与，我们才是认真对待了通贝里的呼吁。要好好听听这位年轻女士，陪她一起思考、行动。我们要以更尊敬环境的方式，来关心本地多样性，以便一种现实原则最终出现。

世界戏院的广告牌上写着：“‘世界’暂时关闭”

附：从记忆的角度领悟新冠病毒（2020.04.10）

记住一次公共卫生危机

对大流行病的记忆，在我们的各种再现（representations）中并不突出。人类有种很不幸的趋势，灾难疼过就忘，尽管他们的野心是要一切安稳。

如果我们还记得 1918 年西班牙流感——5000 万人死亡，谁还记得香港 1969 年的大流行病呢？这次危机包含了很多引人注意的事。接下来的好几年里，我们都将会谈论这次大流行病的情境，和与之俱来的全球性隔离。这个隔离的经验确实触发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对于记忆的经验，虽然它也能走向反面。这取决于事态发展。

这次病毒危机区别于香港流感、西班牙流感之处，是病毒前进的速度。同时，至少在过去二十年里，温和版本的流行病危机越来越快地重复出现，其背景则是公共卫生投入不断削减。而今我们看到，这很可能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毁了全球经济。病毒不但极其快速和大量地在全世界流传，而且还有高度传染性。这就在“后真相”世界产生了恐慌，没人相信任何人了。

我们现行的经济模式的命脉，是全世界几乎所有角落之间的物理的和象征的超-传播（hyper-communication），而这极大地增加了危险。这个以“数据经济”为中心的经济模型，是很危险的，因为它消灭了抗冲击力的条件——多样性。

由着以算法优化万物的欲望驱使，我们的抗冲击力下降了，与此同时，生活却以实时管理（just-in-time，其基本原理是以需定供）为基础，于是我们在多处的短缺中看到了这种效应。我们使得人类社会作为整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脆弱。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必须停止！

隔离，重生了过去生活方式的记忆和意义

目前我正和护理人员的团队合作，致力于关系到几个社会领域（social territories）的社会实验和贡献式项目，内容是关于智能手机对亲子的影响。尽管仍在危机中，我们仍决定保持联络，来努力回答这个问题：此时此刻，隔离生活意味着什么？

隔离中有很多可能的情况，但很明显，不论如何，许多事都中断了，而这个时刻刚好创造了思考的机会，不管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如果有人陪同的话。这可以带我们回到曾经做的事的记忆和意义上，包括一度失落了的家庭活动（family practices）——同时也是教育活动，比如下厨房。从这些问题出发，我们可以思考一起做事意味着什么，思考智能手机对年轻和年老的人一样提出的挑战——致使我们遗忘之危险。我们可以从这里扪心自问，不管是个体地还是集体地：为什么我们不能和这些以前 20 世纪的生活方式重新发生关系？这样，隔离有时就可以让我们思考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应该从中学到更多普遍性的东西。

我得说我们正在试着回答这些问题，同时归功于数字技术，也在用新方法构想城市及其居民，并致力于探索烹饪、城市建筑、能源和流动性（mobility）。这都是在一个贡献式经济的实验性的背景之中进行的，基于对知识和本地性的重估，并且与当地居民保持了紧密联系。

经验和心理记忆（psychicmemories）不应屈从机器记忆（machinic memories）

今天的经济建立在信息上，而信息取代了知识；信息本身是完全可计算的，于是把我们也变成了可计算的、拟态的（mimetic，或译模仿性的）和被远程控制的存在。

我们必须发展一种信息理论的新模式，可以运用计算，但要赋予不可计算的东西以价值。以音乐为例，一方面，音乐基于计算，但另一面，音乐基于的是超越计算。我们必须通过赋予本地的多样性（diversity of localities）以价值，重新思考信息技术和计算（computing），停止对算法的依赖，重建医生之间、银行家之间、总体上各领土居民之间的协商（deliberative）机制，等等。

现行的系统完全依赖自动化的平均数，从而消灭了不可计算的东西。而一旦面临不可计算的东西，系统就受到了危机的威胁。在目前口罩短缺一事上，风险就被低估了。用平均数计算，从未发现有风险，于是人们就忘了这一点。对我来说，我们正在经历的一切，无疑是对人类的重大警告。而核心问题正在于重估这个土地上的知识、本地性、多样性和深思熟虑，这将规定其他一切。

从 2008 年金融危机中，我们并没有汲取教训。最大的问题于是成了：人类是否能从新冠病毒的危机中学到点什么。学习，意味着质问自己。如果我们必须在一次紧急事件中这么做，就算这不是思考的理想条件，也让我们好好利用隔离的机会来思考、工作，想一想接下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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