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黄蓝幼儿园虐童案近期又有新进展，11月25日，北京警方就案件通报称，涉事幼儿园教师因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被刑拘，北京警方及朝阳区教委已成立专案组调查此事，并责令院方立刻免除涉案园长职务。

　　我国《刑法》第261条规定：“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其实，早在2016年10月，吉林市四平市红蓝黄幼儿园有4名教师，就因涉嫌针扎等方式虐待儿童，获刑二年四个月至十个月不等。该幼儿园与北京涉事幼儿园属同一公司旗下。

　　李海霞，北京京京润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中国法学会会员，北京市朝阳区人民调解委员会房地产专委会副主任,《法律与生活》《南方周末》特聘专家律师，《中国日报网》特聘通讯员，北京电视台《经济与法》栏目特聘点评律师。

　　2015年，合作出版《土地与房屋征收补偿经典案例评析》，获得广泛好评。是国内首批从事征地拆迁业务的律师，至今承办全国上千件征地拆迁维权案件，国内最优秀、胜诉率最高的征地拆迁专业律师之一。

　　那么，红黄蓝幼儿园教师等其他的犯罪嫌疑人已经受到法律制裁，为什么还无法拯救及保护到我们无辜可爱的孩子呢?海霞律师将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1

立法层面法律依据不足，违法成本偏低

　　纵观多起幼儿园虐童案，无论如何不管有多少理由和借口，虐童都是一种不可饶恕的、不被原谅及突破人类文明底线的罪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建立起了预防与处理机制。如美国，就有专门的《儿童虐待预防与处理法》来维护儿童权益。但我国仅仅规定了“虐待被监护人、看护人罪”，但该仅限于对家庭成员进行虐待的行为，并没有独立的虐待儿童罪的罪名，这使得在处理虐待儿童行为时显得有点法律依据不足。从过往的报道来看，相关虐童案件往往都是幼师向受害儿童及家庭道歉，或者给予部分赔偿，幼儿园开除涉事幼师了事，甚至之前有给涉事幼师定的是“寻衅滋事”罪名，令人非常不解。所以，立法层面法律依据不在，违法成本偏低，是一个非常突兀及明显的不足。

　　所以，我认为，虐童事件仅仅停留在道德谴责及舆论监督方面是远远不够的，如何从立法层面完善法律规定，加大惩处力度，是必须解决的额问题，并且迫在眉睫。

2

这类案件的定罪还存在现实中的困难及尴尬

　　1、取证方面的现实困难

　　众所周知，无罪推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立法精神，定罪获刑要求证据完整和关联形成证据链。但该类案件的证据很难采集。伤害行为一般发生在学校，一般家长回家才发现，甚至是伤害发生好几天以后才发现，不利于证明的保全;另外，孩子年龄小无法判断伤害行为性质及清楚表达，出于对老师的信任，家长也未必能够相信;并且，鉴于老师的权威性，孩子们还未必敢说。上述的客观及现实情况，造成取证方面的现实困难。

　　2、“情节恶劣”不易界定

　　根据法律规定，虐待行为必须“情节恶劣”才能够获刑。但很多幼儿的伤害在检测和鉴定时是够不到轻微伤的，或者说有些甚至都没有显性的伤痕，是精神上的伤害，比如喂食安眠药、推搡辱骂及冷暴力等等，这些行为很难够得上“情节恶劣”，但是对于孩子的伤害却是难以预计及恢复的，直接影响到孩子的身心健康，而身心健康对于孩子成长来讲非常重要，甚至影响其一生。

　　所以，我建议，在增设相应罪名时，应该同时规定举证责任倒置，由老师及教育机构承担举证责任。

3

将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加强幼儿园及幼儿教师准入管理。

　　首先，幼儿学前教育，我国普遍存在办园水平参差不齐，师资力量严重缺乏，学前教育体系不完善等普遍问题。要解决上述问题，在全国实现学前教育的义务教育化，将学前教育(幼儿园)纳入十二年义务教育范畴是非常好的解决办法。仅今年不断又两会代表提案，希望本次的虐童事件能够推动该制度的建立。

　　其次，要要加强幼儿园准入管理，提高幼儿园准入标准，完进一步善和落实幼儿园年检制度。

　　再次，要健全幼儿教师资格准入制度，加强学前教育师资队伍培养体系建设。

4

加强幼儿教师的资质与素质问题。

　　在许多国家，幼儿园教师起点学历必须是大学本科毕业并取得学士学位，幼儿教师认定不仅包括认定申请者的学历等有形资质，还包括认定素质能力等无形资质。但我国幼师资格专课甚至是中专文凭就可以，也没有苏志能力等的考核标准，所以海霞律师认为，如果不能尽快将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至少可以强化监管与审核，防止素质不达标的人员进入幼教行业。

　　我们一直将孩子们成为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并且我们每一个人是孩子，也会成为孩子的爸爸妈妈，将黑手伸向孩子的人是不可被原谅的，但从法律及制度上去预防、完善及惩罚，更能有效的保护到我们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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