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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独行：西方世界的末日 | 一位右翼的独白！
美国独行：西方世界的末日
2008版作者序言
（该书中文译本李肇星作序）
（加）马克·斯坦恩
姚遥译
作者：马克·斯坦恩（Mark Steyn），著名畅销书作家，政治评论员。1959年12月8日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美国《华盛顿邮报》、《澳大利亚人报》和新西兰知名杂志《调查》特邀评论员。他关于政治、战争、艺术和文化的文字见诸世界各地；同时，他还是广播和电视上颇受欢迎的实事评论家。现居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已婚，育有三名子女。其政治观点偏保守派右翼。 译者：姚遥，外交问题专家。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研究室主任，外交学院国家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中美富布赖特项目”联合培养博士（师从 “软实力”提出者约瑟夫•奈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美关系、外交政策、港澳台问题等。
生存或者毁灭
我们知道此刻如何，却不晓得未来怎样。——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你是否正忧心忡忡？看起来你的确是心神不宁。心忧天下，这已成为进步社会中有责任感的公民借以彰显自身美德的最佳途径：知我者谓我心忧，“心忧”本身已经成了令其自我感觉良好的道德资本。
不过，你到底在忧心些什么呢？是伊朗的核武器吗？得了吧，这不过是小布什这个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和他的犹太复国主义小伙伴们所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目的是给美国的能源巨头哈里伯顿公司①（Hallliburton）提供口实，以助其成功打入伊朗市场。对核武器忧心忡忡，根本就是庸人自扰。“这令我作呕，这让我反胃”，这是英国小说家马丁•艾米斯的一句名言，在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不断扬言使用核武器的铁腕时代，他不能自已地对核武器感到忧心忡忡。在一本短篇小说集的前言中，他模拟了核爆发生的场景，并对之后的悲惨世界做了如下白描： 假如我可以幸存，假如我血肉模糊的眼睛没有流到脸颊上，假如我没有被炮火、金属、玻璃所混合而成的冲击波砸倒在地——祈愿所有这些假设都能成真，我当有责任（何尝不是我最不想做的），穿越时速千里的暴风、漫天飞舞的原子、匍匐扭曲的死尸，回到那远方的故园。之后，唯上帝可知，我是否尚存一丝气力找到我的妻子和孩子——然后，杀了他们——当然，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 核爆的灾难并未降临，马丁•艾米斯当然也没有杀死他的老婆，倒是最终以离婚收场。你且将心比心，当年里根和撒切尔到处威胁动用核武，搞得人人自危倒也并非完全不可理喻。不过，难以理解的是，今时今日，当朝鲜的金氏政权和伊朗的宗教领袖手中也有了核武器，大家却都心照不宣且安之若素，就如同法国老百姓听闻他们的总统又找了两个情妇后一样地麻木不仁。而这些年来，马丁•艾米斯也再未就核武器的问题发出一语——据我所知，迄今他也尚无杀死现任太太的任何规划。
在核阴云的笼罩之下，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自处？类比而言，“气候变化”问题——好吧，如果你此前听过类似言论，那么请堵上我的嘴——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你观看过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制作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你大概应记得他所描绘的烈日灼心般的末日梦魇是以下述情景开场的：
一天，天生胆小的四眼天鸡 先生正在林中漫步，忽然扑通一声，一个橡子从树上坠落，正好砸中它的脑袋。
这还不过只是开胃小菜。关键的问题并非那些生态偏执狂们所忧心忡忡的海平面上升——马尔代夫群岛要被淹没，起码也得等到公元2500年左右；可是，就在咱们聊天这工夫，真正的危机正在飞速恶化之中。眼下最当紧的关键问题在于，我借用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来总结：这并非历史的终结，而是我们所熟知的西方世界的终结。我们能否阻止这一终结的厄运？这将完全取决于美国，取决于美国是否能够重燃斗志，主动改造哪怕一部分的新兴世界。如果答案是“否”的话，恐怕这也将是美国时代的终结，以及又一轮黑暗时代的开始。倘若黑暗时代降临，地球的大部分地区都将重回原始状态。
如此一来，我的观点岂不是和阿尔•戈尔关于生态毁灭的预言殊途同归？确实，世界末日的到来岂是我们能够算得准时间的。看看这么多年来，四眼田鸡教授的同道中人们都干了些什么吧： 1968年，著名科学家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在其畅销书《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中宣称：“在1979年的一场饥荒中，将有数亿人饿殍遍野。”
1972年，罗马俱乐部在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中宣称：“我们将在1981年用尽黄金，1985年用尽水银，1987年用尽锡，1990年用尽锌，1992年用尽石油，1993年用尽铜、铅和天然气。”1976年，罗威尔•庞第（Lowell Ponte）出版了畅销书《寒潮来袭：新的冰川世纪已经开始？我们能否逃过一劫？》（Has the New Ice Age Already Begun? Can We Survive?）。
1977年，美国时任总统吉米•卡特（Jimmy Garter）（现在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自信地推断：“我们将在10年内用尽世界已知的所有石油储备。” 上面的预测，一个都没有成真。这些兜售世界末日的谣言贩子们没有一件事预测得准——我们并未见到数亿人口成为饿殍，也并未见到石油、天然气和黄金被人类耗光。与此同时，尽管美国冰球联盟已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安纳海姆和新墨西哥州的坦帕湾组建了职业球队，这些温暖地带的孩子们还是无缘在冬日里看到结冰的天然湿地，眼巴巴地却连一杆球也打不了——寒潮并未来袭。不过，这也并不是说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中，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真正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段时期，发达国家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例从临近30%下降到了20%稍强；反观伊斯兰国家，其人口比例则从15%增长到了20%。
若说对未来世界存在威胁，上述警讯难道还比不上几棵病树或者挂在上面的濒危树懒？1970年，除印度以外，几乎没有哪个非伊斯兰国家将伊斯兰教看作是洪水猛兽，甚至巴勒斯坦问题似乎也只是被置于常见的民族主义框架之内。而眼下，让我们再来看看伊斯兰教的世界舞台吧：大部分地缘政治危机都发生在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其专著《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中所提出的“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隔开的欧亚大陆与非洲大陆交界边缘的环状地带”，就是这个“环状地带”，恐怕永远都不会从时政新闻中消失。这个礼拜，恐怖主义者在印尼巴厘岛发动了爆炸袭击。下个礼拜，恐怖主义者又在泰国南部实施了斩首行动。再下一个礼拜，俄罗斯联邦中一个寂寂无名却资源丰富的穆斯林自治共和国又发生了暴乱。再往后，是马德里、伦敦??那个伊斯兰掌控的“环状地带”霎时间已然扩展到了西方世界的中心。
1970年，看上去距今并不遥远。如果你现在已经五六十岁——别叹息青春，今天作为西方世界顶梁柱的那些小伙子们迟早也得活到咱这岁数——虽然你穿的裤子和70年代相比变紧了，你的发型也不似年轻时候那么时髦了，但是你生活中的很多场景，包括房子的外观、车子的样式、厨具的形制和塞满冰箱的各色食品，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尽管如此，透过现象看本质，现在的世界终究还得说是变了新天。再次重复一遍这无情的统计数据：1970年，发达国家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例是伊斯兰世界的两倍：30％对15％；到了2000年，两者已然平分秋色，各占20％的份额。
那么，到了2020年，情况又将如何？
2001年9月11日，这根本算不上什么“一切骤变的一天”，倒是更似点醒人类“一切早已大变的一天”。在9月10日这天，有几个新闻记者真正关注过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加拿大伊斯兰代表大会或者英国穆斯林委员会？如果你声言“穆斯林是否被冒犯”将成为21世纪初丹麦、瑞士、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等西方世界的头条新闻，大部分人都会认为你疯了。而就在9月11日早晨，过去只露出一角的巍然冰山却突然跃出了海平面，无情地撞向了纽约曼哈顿的世贸双子塔。
这本书探讨的即是一角之下那另外7/8的冰山——处于发达国家内部的一股更为强劲的发展力量。这一力量已经使得欧洲脆弱不堪，无力抵抗自身逐步“伊斯兰化”的变异趋势；这一力量也给其他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等国的未来命运敲响了警钟。他们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包括：
1. 人口规模的减少；2. 福利民主体制的崩溃；3. 文明的衰竭。
人口的力量
假设你们学校一共只有200名学生，却准备和另外一个有2000名学生的学校打场篮球友谊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学校肯定会输，不过公平而论，对方确实拥有比你们更为有利的起始优势。再想想以下场景：你想要发动一场革命，可是你身边只有七个革命同志，而且都已经年逾八旬——我看你还是不如歇菜好了。可是，如果你此时掌控着2,000,007个革命兄弟，而且这些人都是20啷当岁的小伙子，那么我看你应该可以大干一场了。在讨论“中东和平进程”时，不知有多少保守党派人士意识到这样的数据：加沙地带的人口平均年龄仅为15.8岁。
明晰了这一根本问题，剩下的就都只是些细枝末节了。如果你是一个“温和派巴勒斯坦”领导人，你觉得你能否说服这个国家——一个充斥着缺少教育、没有工作、在联合国监管下、靠欧洲救济过活的亡命徒和愣头青的“想象中的国家”——变得稍微理性一些？倘若忽略了最具决定意义的人口因素，任何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分析都是瞎耽误工夫。
何其相似，欧洲、加拿大、日本、俄罗斯的显著特征都是缺乏新生儿。发达世界正在经历着有史以来最为迅猛的人口趋势变革。不少人一定都看过一些充满笑料又不失温馨的好莱坞电影——比如《我的盛大希腊婚礼》（My Big Fat Greek Wedding）——美国的白人(WASPy)小伙儿们开始与人口众多、火辣漂亮、性欲旺盛的希腊女孩儿们约会。在电影中，地中海之滨的希腊女孩儿真可谓“我家的表叔数不清”，亲戚多到你连屋子都挤不进去。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希腊的生育率已多年徘徊在平均每对夫妻1.3胎左右，人口学家称其为人类社会前所未见的“超低生育率”（lowest-low fertility）。更要命的是，希腊的生育率在地中海沿岸的南欧国家中却已经算是“矬子里面的将军”了：意大利为1.2，西班牙为1.1。纵览西方发达国家，这几年还能找得到“大”家庭的也就只剩下英语国家了：美国的生育率达到2.1，新西兰比之略低一点。估计好莱坞应该正在重拍一部《我的盛大新西兰婚礼》：那些来自希腊的孤寂的独生子女们纷纷入赘新西兰家庭，并从其爱人的兄弟姐妹中体会到大家庭的温馨与幸福。
依我之见，这可不是艺术虚构，而是正在上演的现实生活。以下内容根本不需要虚构，如果你觉得荒诞，权当是个玩笑吧：2050年，60%的意大利人将没有兄弟姐妹、叔舅甥侄。往日人丁兴旺的意大利大家庭中，在一张一望无际的长条餐桌旁，爸爸斟酒、妈妈盛面、三世同堂的温馨场景将如同恐龙灭绝一样一去不返。诺埃尔•科沃德（Noel Coward）曾在一部戏剧中写道：“索道车啊索道车，索道车上的人们都无路可退（funiculi，funicula，funic yourself）”。到了21世纪中叶，我看意大利人在生育大事上确实将没有任何退路了。
专家们天天都在讨论问题的根源，然而，人口统计学其实正是根源中的根源。“9•11”事件发生之前，发达国家的人们丝毫没有意识到伊斯兰问题。现在，我们每晚打开电视收看新闻，尽管热点地区散落于世界各地，但是从冲突主体的成分看来，不难印证我们的假设：在巴勒斯坦，穆斯林教徒对抗犹太教徒；在克什米尔，穆斯林教徒对抗印度教徒；在非洲，穆斯林教徒对抗基督教徒；在泰国，穆斯林教徒对抗佛教徒；在高加索地区，穆斯林教徒对抗俄罗斯人；在印尼巴厘岛，穆斯林教徒对抗国际背包客；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穆斯林教徒对抗丹麦漫画家。环境保护主义者或许只会在嘴上宣称“胸怀全球视野，扎根本地实践”，而穆斯林却在行动上真正做到了。他们心无旁骛，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开辟着全新的战场。
为什么他们能做到？因为他们有人力。因为在七八十年代，当西方人错将“人口过剩”的奇谈怪论当回事儿时，穆斯林家庭却正在大量地“造人”（在伦敦和加纳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的伊斯兰教徒都是这波婴儿潮的产物），这边，我们还在一直讨论着人口过剩的问题。2005年，贾瑞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崩溃：不同社会如何走向成败兴亡》（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这个题目倒是切中时弊，所以我也买了一本，然而令我哭笑不得的是，书中讨论的问题却都是离题万里：复活岛快要被淹了，因为岛民把所有的树都砍了个精光；智利不是七国集团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成员，因为智利人砍了太多树；在戴蒙德笔下关注的格陵兰人、玛雅人以及其他“社会”的崩溃命运的背后，基本上所有的原因都只是——他们砍光了树。
无知的老戴蒙德，这才真叫“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啊。俄罗斯正在走向崩溃，却与砍伐森林毫无关系。问题的关键不是森林里的树，而是“家庭之树”，是树干枝头上的孩子们。一个不去传宗接代的民族必将是末路穷途。而只有繁衍生息的民族才将改变我们生活的时代。因为，当历史召唤人类时，定是首先抛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来：
谁在门后面呢？
福利与战争
人口数量减少将导致民主国家无以为继。在美国，对财政赤字忧心忡忡的政客们时常抱怨：我们正在给子孙后代堆积着父债子偿的无尽麻烦。然而，欧洲的情况则更是雪上加霜：他们连可以偿还债务的子孙后代都没有了。
在我所生活的美国新罕布什尔州，1820年时其人口数量达到了顶峰，尔后一路下滑，直到1940年才又逐渐回升。时至今日，新罕州的人口规模才刚刚恢复到200年前的水平。美国的西部大开发扼杀了新罕州的传统畜羊业，年轻人逃离这片平原奔赴西部打工，或者去往东北部的工业城镇谋求生计。看着如今空荡的地窖、废弃的谷仓、荒芜的牧场都即将重新被森林覆盖，不免令人徒生伤感。不过，年轻人口的离乡潮并没有彻底扼杀故园的发展，因为美国并不存在使老年人沉溺其中的高昂的社会福利。无独有偶，在加拿大的育空地区（Yukon），当淘金热的风潮已过，上一秒钟酒吧里还是熙熙攘攘，舞女的吊带袜里塞满了钱；下一秒钟酒吧就已人去楼空，人们争相跳上最后一块狗拉雪橇，仓皇地向南奔去。不过，淘金客虽走了，育空地区却也并未愁肠百结，不必操心未来由谁去支付酒吧舞女们的退休金。与白马市（White Horse）和道森市（Dawson City）日渐萧条的酒吧不同，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人口问题却是关乎生死的大危机，因为20世纪的福利民主国家正是建基于一种并不完美的发展模型——唯有不断增长的人口才得以维持其不断运行。
我们或许可以用一个公式来概括这个模型：
老人 福利=你倒霉
青年 意志=谁惹你，谁倒霉
我这里所说的“意志”，可称得上是某一种文化的支撑脊梁。就拿非洲来说，当地并不乏青年人，但他们很多都染上了艾滋病，且大部分并不认为自己是非洲人——比如卢旺达人，其身份认同首先来自于自己的部落，而大多数部落并没有将其他部落融为一体的雄心壮志。然而，伊斯兰人口却拥有着将伊斯兰世界融为一体的雄心壮志，由此也就形成了中东、南亚及其他地区穆斯林族群的首要而核心的身份认同。由此可见，在伊斯兰世界，青年与意志兼备；而在欧洲呢，却是老人和福利俱全。
此时此刻，我们正在见证着于20世纪晚期兴起的看似进步的福利民主制度的逐渐衰亡。财政破产只是根本性的体制破产的一个表征：福利民主制度的天生缺陷早已融入了社会运转的基本原则之中。20世纪，西班牙的法西斯和共和派展开了一场事关未来的残酷内战，可如今，当马德里深陷一帮外国恐怖分子的威胁之中，这些西班牙斗士的子孙后代们却都对此视若无睹。一旦再发生恐怖袭击，他们必将一言不发地缴械投降，甚至连声讨几句的意思都没有。另一方面，一些国家盲目倡导现代多元文明，将本土公民的身份认同与大量的外来移民绑定一处，实在是浅薄无知之极。不论在何处，这样的国家都埋藏着圣战的种子。西方穆斯林那横跨世界的伊斯兰身份认同正在取代旧式的民族主义思潮，并成为诸多全球性问题的首要诱因。
对于那些人口减少却福利沉重的国家，其实问题非常简单：他们能不能变得现实一点？他们能不能在社会进入老龄化之前首先长大成人？如果不能，他们终有一日将会落入与之世界观迥异的族群之手，在异族人的统治之下走向灭亡。
积重难返，困兽犹斗
第三个因素是什么呢？是西方世界的衰落国家所无法摆脱的文明倦怠感，他们深陷文化多元主义以至于根本搞不清楚状况。当然，第三个因素和前两个因素是紧密相连的。在美国人看来，“反恐战争”与“国内赤字”之间似乎没有明显的联系，然而事实上，福利民主国家的结构性缺陷和全球伊斯兰文化的崛起之间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国家财政负担了本应由成年公民承担的一切责任——医疗保健、儿童看护、老人赡养——甚至已经到了服务公民的一切需求、而非仅仅是生存需求的夸张地步。就美国的情况而言，联邦“赤字”并非真正的问题；政府的福利开支才是导致赤字的根本原因。即使比尔•盖茨每个月都掏钱缴税为赤字买单，这些福利开支也仍是入不敷出，且正在一点点地蚕食着公民的独立自主意识，直至使他们陷入死于安乐的危险境地。因此，“大政府”终将造成对整个国家的安全威胁：它将令公民更易遭受类似宗教激进主义的恐怖威胁，使人们更难动员起与之相抗衡的强大意志力。“9•11”事件应该让我们对于“大政府”的节节败退有所警醒——唯一的好消息是，第93次航班上的“英勇公民”与劫机者抗争到底，终使此架飞机冲撞大楼的阴谋未能得逞。
在20世纪晚期，曾有两大趋势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在东方阵营，共产主义土崩瓦解；在西方阵营，人们的自信土崩瓦解。弗朗西斯•福山著名的“历史终结论”预言了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必将战胜苏维埃共产主义体制，然而，对这一理论最为有力的批驳就是，现实情况并非福山所论述的那般理想。美国人（或者说民主党及其支持者以外的美国人）或许可以自诩他们“赢得”了冷战，但是欧洲的法国人、德国人、比利时人以及加拿大人却没有资格自诩，极少数的英国人大概也有资格吧。这些都是北约成员国——从技术上说，他们也都曾站在胜利者的一方去抵制不得人心的恐怖专政。在欧洲，冷战结束初期的确有过一段令人欢欣鼓舞的日子：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刹，几乎所有人都为之兴奋，特别要注意的是，人潮之中有不少身材火辣的东德女郎，她们迫不及待地想要与西德那些最讨人厌的帝国主义走狗们共享嘉士伯或时代牌啤酒。然而，这一刻真是稍纵即逝，我尊敬的福山先生啊，在欧洲大陆空谈“我们的大理想”（Big Idea）打败了“他们的大野心”，实在是毫无道理。不管再怎么涂脂抹粉，我们也很难将“打败共产主义”归功于法国人或意大利人。相反，这些国家中曾有数百万人年复一年地投票支持共产党执政。甚至于今天，在苏联的威胁已经终结，它们的衰落速度却不减反增了。
在托马斯•巴尼特（ThomasP. M. Barnett）的新书《大视野大战略：缩小断层带的新思维》（Blueprint for Action）中，他引用了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一位非常敏锐的国际问题专家的观点，将地图上处于西方以外边缘地带的法外之地比喻为“印第安领地”，这真是个滑稽但却误人的笑话。新旧时代下的印第安领地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同：过去，根本不用担心印第安的苏族人会突然出现在纽约第五大道（Fifth Avenue）上到处乱跑；如今，那些荒蛮之地上的土著居民只要银行卡中有钱，只须个把小时就可以抵达国际大都会的中心城区。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过去，是白人迁往印第安人的领地之上定居；如今，追随激进派阿訇的伊斯兰信徒们却从新印第安领地上迁徙而来，定居于繁华的西方大都市。还有一个差别在于技术：过去，印第安人只有弓箭，我们的骑兵则有火枪伺候；如今，在所谓的新印第安领地上，连饭都吃不饱的国家却手握着核武器。
除此之外，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印第安领地”意味着即便是那些蛮荒之地也必须遵循文明世界的规矩。事实上，若要说西方世界以外的“印第安领地”曾经遵循过现代世界秩序，那就只能追溯到一两代人以前了——西部非洲、巴基斯坦、波斯尼亚那时候确曾如此。今日，相较于70年代，即便东欧、拉美以及部分亚洲国家都更为开放自由了，地图上其他地区的自由程度却一直螺旋式的下降之中。重重压力之下，未来的自由国家将会是何种模样？是变成苏东剧变后的波兰荣景，还是变成苏东剧变后的南斯拉夫乱局？在欧洲，人口压力显然更倾向于引发后者。
西方的未来敌人将与基地组织更为相似，他们跨越国界，遍布全球，在当地扎根，将活动外包；同时，他们又通过强大的身份认同团结在一起，冲破了边境与国土的阻隔。他们有时也许会以“民族国家”的身份作掩护，正如在阿富汗和索马里所做的一样，但是他们不会成为民族国家，也不想成为民族国家。圣战分子可能是第一批敌人，但其他跨国恐怖组织很快也将如法炮制。对此，联合国、欧洲联盟等在“9•11”事件前对恐怖主义知之甚少的国际组织并无可能作出有效的应对。
我从未想过书店竟会把我的著作跟“末日贩子”的书摆在一起。公平地说，这本书与“末日贩子”所描述的“人口爆炸、资源枯竭”的场景至少有一个重要区别。我马上就会告诉你这个区别是什么，这对于理解人类发展的核心公式——人口与意志的交互关系——实在是至关重要。人口因素都可归纳为一组数字，纯属是一个统计学问题，而第二个因素——意志——虽然略显抽象，但却同样重要。
奥萨马•本•拉登（Osamabin Laden）认识到：“人总是被强马而非弱马所吸引。”这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个主观感受的问题。技术上说，你本该成为一匹强马的——坐拥坦克、炸弹、核武等军事武器——可是，如果你看起来太过软弱，甚至软弱到都不敢使用这些武器，你就会立刻被戴上一顶弱马的帽子。拉登并非满足于仅将欧洲纳入伊斯兰哈里发国家的一部分，他其实更加在意美国这个超级大国。2001年9月下旬，圣战分子毛拉纳•因亚达拉（Maulana Inyadullah）藏匿于巴基斯坦的白沙瓦（Peshawar），等待着袭击“大撒旦”美国的命令，他忙里偷闲地对前来暗访的英国《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记者大卫•布莱尔（David Blair）打趣地说道：“美国人热衷于百事可乐，而我们则热衷于万死不辞。”
英国小说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 （Margaret Drabble）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也在《每日电讯报》上发表过评论。至少在碳酸饮料的问题上，德拉布尔与因亚达拉“英雄所见略同”，她说：“我讨厌可乐，反感汉堡，鄙弃那些充斥着情感和暴力、违背历史真实的好莱坞电影，我痛恨美帝国主义，痛恨他们的幼稚无知，痛恨他们对于胜利的盲目自信——殊不知，历史上他们从未胜过。”
这也是为什么非议美国的人们倾向于支持环保主义的原因之一。假如美国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强权国家，知识分子马上就会指责美国对法国、印度、加蓬等国都造成了威胁。但是很明显，美国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强权国家，于是这帮人就必须捏造出另一套理论，宣扬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不仅仅是对小国的威胁——就算威胁不了整个银河系，至少也威胁得了整个地球。正如阿尔•戈尔所言：“我们破坏了地球和宇宙之间的能量平衡。”
这简直就是“胸怀地球视野，扎根月球实践”啊。什么破坏了地球和宇宙的“能量平衡”？有数据支撑你的理论吗？没有吧？难道你拿得出1940年和1873年的“宇宙能量平衡表”？哎哟喂，得了吧！美国会成为世界的眼中钉，并非因为它是传统意义上的超级强权，而是因为一个更加可怕的原因——它的“消费主义”，它的生活方式。那些备受鄙夷的可乐和汉堡正在实现着希特勒和斯大林的野心和梦想——一统地球村——过去的征服者们却只能通过残忍的种族屠杀以实现相似的宏图。相比而言，美国的所作所为却体现出它是多么地和平与无害。
然而，他国偏偏还要对超级大国的温和宽厚挑肥拣瘦。在访问美国时，各国游客经常会对一件T恤衫的图案评头论足——在美国星条旗的下面有一句标语：“这些颜色不会褪去。”在外国人来看，这实在是有够讽刺了。近25年来，在美国的敌人眼中，这些颜色已经褪去了多次——美军从越南撤退，从索马里逃跑，从坠落于伊朗沙漠上的直升机遁去。即使是在最成功的战役中——包括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傻子都能看得出美国一直在极力避免向战乱地区派遣地面部队。正如拉登所预见，面对驻非洲大使馆被炸毁和沙特的卡巴塔恐怖袭击事件，美国照例会脚底抹油，就像扎卡维（Zarqawi）预见的美军终将从逊尼派三角区开溜一样。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应是让全世界看清，美国并没有逃跑；或者可以说让全世界看清——而非看轻——美国的“决心”。要是美军有朝一日真的从伊拉克逃跑了，美国时代也就要玩儿完了——俄罗斯、中国甚至保加利亚凭什么要尊重一个碰上一丁点儿小刺激就尖叫着跑回家的所谓大国呢？
千万别被拉登、萨达姆、奥马尔的话所误导。你应该认真考虑的是这些国家：（1）认为本国与美国亲善交好；（2）至今仍一致认为宗教激进主义是全球安全的重大威胁；（3）认为美国缺乏解决问题的意志力。你会听到很多持此观点的新兴国家，例如印度和新加坡的领导人对于美国的衰落一直忧虑不已。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将美国描述为“不堪一击的巨人”。日本海军将领山本五十六（Admiral Yamamoto）则断言这个“沉睡的巨人”势难再被唤醒——毕竟，比起门廊边坚硬冰冷的石凳子，家里摆放的名牌靠椅要惬意和舒适得多。在越南，5万人的死伤数量终使美国巨人决议撤退；在中东呢？估计5000人的死伤数量就足以令美国打退堂鼓了。下一次战争呢？可能牺牲个500或50人就喊着要回家了吧？或者它压根儿就没考虑要加入战争？我们的敌人已经确定——大部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都是软弱无能且自甘堕落的，他们很难持续地关注某一国际问题。美国拥有世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却丝毫没有投入战斗的意志力，那么，这种军事力量也就根本算不上优势了。如果你是CNN国际频道的忠实观众，自“9•11”事件之后什么新闻让你的印象最为深刻？是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好、最先进的军队？还是国会议员们歇斯底里地尖叫着要赶紧制定“撤军时间表”？美国就是那个躺在舒适的名牌靠椅上不停打盹儿的肥佬，他有一辆光鲜亮丽、刚打过蜡、停在自家车库里的法拉利跑车，可是碍于路面太过坑洼泥泞，他是绝对不肯把车子开上路的。聊以自慰的是，每当他把法拉利停在路边洗车时，来往的路人仍能感受到那夺目的光彩。
备选方案
日益萎缩的人口和意志就好似一张单程票，帮助欧洲搭上了一列通往末日的快速列车，如此说来，人口加上意志也就成了判断一切的最有力指标：可观的人民力量。不温不火地说，如果地球上增长速度最快的族群与自由社会的特征格格不入，那将意味着什么呢？
在穆斯林人口逐渐攀升的同时，发达国家能否免于伊斯兰的文化影响而保持其政治传统呢？穆斯林人口的增加又会对人文、科技、医疗、创新、能源?特别是基本的自由观念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各国所受的影响或许将大同小异。在法国，天主教堂将变成清真寺；在英国，乡村酒吧将实行禁酒；在荷兰，同性恋夜店将迁往美国旧金山。不过，在其他方面，生活还如往常一样。在新欧洲的国民构成中，已然不信奉基督教的世俗主义者将被严格遵守教条的伊斯兰教徒所替代，这些穆斯林也将被当作新欧洲人来看待。就好比著名音乐剧《猫》（Cats），演员虽换了新人，剧中角色却依然未变；又或者像全黑人阵容的百老汇名剧《你好，多莉！》（Hello, Dolly!），尽管珀尔•贝利（Pearl Bailey）代替了卡罗尔•钱宁（Carol Channing），可是作品的情节、乐曲、布景却依然如出一辙。发达社会的运行法则已然十分强大：不管是谁执掌大权，都能使社会运转如常。可是，如果社会并不似上述所说那般运转如常呢？2005年，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发布了一项题为“个人自由和民主程度”的调查报告：在世界上最不“自由”的8个国家中，有5个是伊斯兰国家；在46个世界上主要的伊斯兰国家之中，只有3个能被称作是自由的；在穆斯林人口占比20%至50%的16个国家中，只有3个能被视为自由国家，即：贝宁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苏里南共和国。法国若能紧随其后成为第4名，也未尝不是一件趣事呢。
当前的人口趋势将会导致什么后果，我们或许可以百家争鸣，不过若是轻易断言没有任何后果，则未免显得荒谬至极。菲利普•朗曼（Philip Longman）曾在他的《空摇篮》（The Empty Cradle）一书中写道： 未来的孩子将从何而来？他们将更多地来自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族群家庭。长此以往，此一趋势必将使人类文化脱轨，远离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义的现代化进程，从而逐渐衍生出一种原教旨主义主导下的反市场文化——新的黑暗时代也即将由此应运而生。 朗曼的观点不难理解。西方的自由派人士总是保持着微妙的直觉，不论何时一听到有人说“哪里有意大利人生息，哪里就是意大利”，他们便高喊：“你这是种族主义！”如果你想搞清楚人口结构中的“白人”比例是多少，就更加不合时宜了。实际上，问题的关键不在种族，而是文化。假如一国100%的人口都尊奉自由多元的民主体制，那么“白人”占70%抑或5%都无关紧要。但假如只有一部分人尊奉自由多元的民主体制，另一部分人则嗤之以鼻，那么关键就在于尊奉自由的那部分人是占了90%、60%、50%抑或45%。这也是为什么这一问题已多年占据着国际报刊头版的重要原因——想想法国的青年暴动，丹麦的海外使领馆因其国内媒体出版了讽刺穆罕默德的漫画而遭袭，荷兰电影导演提奥•梵高（Theo van Gogh）遇刺，土耳其想成为欧盟成员国，巴基斯坦人因《新闻周刊》刊发了关于“古兰经被马桶水冲走”的报道而掀起风波。每当我提出这些观点，左翼分子们就会说道：“哦，这就是典型的右翼种族主义嘛。”然而，实际上，这些问题恰恰是左翼人士应该关心的事情。我只是一个“社会保守主义者”，假如毛拉①接管了我们的世界，我大不了就开始蓄更长的胡子，娶更多的太太，然后夹起尾巴做人就好了。倒是那些女权主义和同性恋者的日子势将更加难熬。假如马萨诸塞州高级法庭的法官里有三五个穆斯林，“同性恋婚姻法”通过的几率能有几何呢？这便是欧洲几年后所不得不面对的历史情境。
美国和欧洲的人口状况不同，于是便导致了诸多差异，比如两者的“反恐战争”。对美国而言，战争是在中东地区的逊尼派三角区或者巴基斯坦的兴都库什山脉（Hindu Kush）的险恶流沙中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他们跋山涉水，与一群外国人奋力厮杀。然而，欧洲的“反恐战争”却是一场内战。英国前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曾将捷克斯洛伐克描述为“一个我们一无所知的遥远国度”。而今，对大部分西欧国家来说，他们“一无所知的遥远国度”却已然伫立在自己的领土之上。
保守派作家谢比尔•斯蒂尔（ShelbySteele）将美国在伊拉克的踌躇不前视为一种地缘政治版的“白人的救赎”与“世俗的忏悔”，这种情绪来源于对以往所犯罪行的愧疚。即使当战事正酣，我们的文化仍在反映着这个时代的病态心理：我们凭什么解放伊拉克人民？我们代表着帝国主义与世间一切恶魔。
在这一点上，我倒希望我们真的能代表帝国主义，至少也能够达此程度：人们常说一个能够认知自我的强大国家并非意外形成，因而它需要将成功的秘诀广而告之；可是相反，却没有多少人提及，一个强大的国家总是选择给自己下绊儿，在国际组织中甘愿佯装自己与他国平等，甚至与古巴和苏丹具有平等的投票权——这何尝不是一种国际版的“平权法案”呢？
随着文明冲突愈演愈烈，你可以在两种极端世界之间发现：一方面，一个世界拥有能够发动决定性战争的所有必备因素，包括财富、军力、工业和技术等；另一方面，另一个世界虽在物质上一无所有，却拥有纯粹的意识形态和大量的虔诚信徒。他们发动战争的其他必需品都可在通信器材公司里找到：手机、电脑以及借此通信手段而获得的银行卡和美工刀——所有这些工具都为他们所用，并借此一手制造了血腥的“9•11”惨案。
为了能够预测一个最有可能的结局，我们还面临着另一个问题：对他们而言，我们又是否是可敬的敌人？
你或许会想起关于关塔那摩监狱① （Guantánamo Bay）是否“虐待”了囚徒的那场论争，其中一个重要细节是：关塔那摩的美国守军接到命令，只有戴上手套才能去拿《古兰经》。这样做的原因是穆斯林囚徒认为，异教徒的手是“不干净”的。一方面，伊斯兰人认为异教徒的手不干净；另一方面，这些异教徒竟然同意了他们的看法，还乖乖戴上了手套。与虐待囚徒的说法相去甚远，守卫们戴着羊皮手套（也可能是仿羊皮手套），挨个给穆斯林囚徒免费派发着《古兰经》，就像戴着白手套的管家把《泰晤士报》毕恭毕敬地递到贵族老爷手中一样。显然，接受穆斯林的此类要求不光是不成体统，最终还将使美国自毁前程。我们自毁前程，也就等同于穆斯林的最终胜利。“反恐战争”持续4年之后，小布什政府又开始推广一种新的战争形式——“持久战”。这绝不是什么好兆头。在短期战争中，将资金投入到坦克和炸弹上即可——这也正是我们的优势所在。但在持久战中，决胜的关键在于意志和人力——这恰恰却是穆斯林的优势所在。面对一个自毁前程的人，即使是落后一方也照样能够反败为胜。无论有意或是无意，如若西方文明给外界留下了即将走向衰亡并被他人征服的印象，恐怖主义圣战者就会立刻明白：哈哈，征服他们，舍我其谁哉？！
战争持续得越长，困难积累得越多，因为这是一场与时间进行的赛跑，是一场必须延续人口、经济、地缘政治等各种影响力的综合竞赛。在“人口”上，伊斯兰世界的出生率居高不下，小而又小的也门到了21世纪中期也将在人口数量上超越地广人稀的俄罗斯；在“经济”上，欧洲将在10年内经历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他们沉重的社会福利体系会因人口的低出生率而难以为继；在“地缘政治”上，假如你认为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现在都已憎恶美国，那么再过几十年，等到整个欧洲人口都已经半伊斯兰化，再看看美国能从欧洲得到点儿什么支持吧。
我之前说过我与阿尔•戈尔和保罗•欧利希等“末日贩子”之间有一点重要区别，那就是无论问题是什么，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如出一辙。无论是全球变冷、全球变暖抑或人口爆炸，“末日贩子”都叫嚣着要建立一个“大政府”，进行更加严格的管制，征收更加高昂的税负，并将公民转移至未经选举却影响长存的危机游说团体手中。这种方案不仅不能解决问题，事实上反倒成了问题的一个病征：“大政府”接管了成年公民本应发挥的大部分核心功能，而西方社会却对此早已习以为常。甚至在美国，太多民主党人都认为北欧国家的福利社会是西方民主发展的终极形态。果真如此，那我们可就在劫难逃了。一个成功的社会需要在私与公之间维持平衡，可是在欧洲和加拿大这种平衡却早已荡然无存。当外交政策决策者论及我们的敌人时，他们经常把诸如伊朗、朝鲜等“流氓国家”与基地组织、真主党等“非国家行为体”区分清楚。这种区别在国内战线上也是如此。“大政府”恰如失控的“流氓国家”，缺乏聪明才智以驱除对于自由的威胁。与此同时，公民成为“非国家行为体”的意愿就显得尤为重要，正如第93次航班上与恐怖分子殊死相抗的公民英雄们一样，他们往往比庞大的联邦组织更加敏捷、更加高效。自由世界需要更多由公民扮演的“非国家行为体”。
然而，这种改变对于欧洲而言简直是难于上青天，他们已经习惯了“文化多元主义”的鸦片侵蚀。在困顿与麻木中，欧洲惶恐不安，不知该做些什么，也因此从未做过什么。多年以后，考古学家在寻找古老文明衰败的蛛丝马迹时，他们将会惊奇地发现欧洲的衰落缘由竟然如此简单。你根本无须劫持飞机撞向摩天大楼，令数千平民霎时间死于非命。事实上，这实在是个下下策，即便是再软弱的国家也会因此而义愤填膺并迎头还击。换一种思路，如果你用多元文化的“敏感性”来找碴生事，软弱的国家则会竭尽全力满足你的任何要求——最后，甚至会把那些摩天大楼的大门钥匙乖乖交到你的手上。2006年，丹麦发生“漫画圣战”事件① 后，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称赞了伦敦报业的“敏感性”，因为他们从未再版过任何对于伊斯兰“先知”的冒犯图文。
斯特劳很可能是受到了快餐连锁店——汉堡王——的文化“敏感性”的启发：汉堡王在英国的所有门店都从菜单上撤下了冰激凌蛋卷，原因是海威考姆勃市有一位名为拉施得•艾克塔（Rashad Akhtar）的顾客抱怨，冰激凌蛋卷上有一圈奶油喷绘的旋涡形状——像极了阿拉伯文中的“安拉”一词。我从不知道《古兰经》里的哪一个章节曾经说过：“伙计们，别忘了不只人类能够代表真主和先知之身，巧克力冰激凌也能代表真主和先知之名。”真是见鬼了！
果不其然，对于《法国晚报》（France-Soir）老板的“敏感性”，这位英国外交大臣也是赞赏有加。由于一名编辑转载了讽刺伊斯兰先知的丹麦原创漫画，这位老板毫不犹豫地将之炒了鱿鱼。或许，英国外交大臣对于荷兰人民的“敏感性”亦将钦慕不已，越来越多的荷兰人由于厌恶本国无处不在的恐怖和紧张氛围，举家移民去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终有一日，英国外交大臣将幡然醒悟并赫然发现：小心翼翼地在多元文化“敏感性”下生活，其实与在伊斯兰教法下生活别无二致。恰如一位同样以敏感性著称、同样为丹麦籍的非漫画人物①所言：“生存或者毁灭：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对此将如何作答，才将是未来唯一的紧要之事。
《美国独行》作者马克·斯坦恩（Mark Steyn）访谈录
西方眼睁睁看着末日降临，穆斯林将成为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