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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看到一则新闻：“10月18日呼格冤案制造者冯志明因受贿罪被判决获刑18年”，使笔者不禁又想起两年前曝光的那场震惊全国的错案。现在，27人被追责，包括公安系统11人、检察系统7人以及法院系统8人，都受到严重处分，专案组长冯志明因涉嫌职务犯罪，依法另案处理。

呼格案的错误在十八年后被纠正，死者得慰、生者有恤，当年经手案件的相关人员也被追究了责任。然而笔者认为，呼格案并没有结束，它不得不引发我们对错案追责机制的思考。

纠正错案后，对相关司法人员进行责任追究，这对回归司法正义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其必要性和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现实中，近年来被平反的众多冤假错案，仅有呼格案、赵作海案等被明确追责。因此，笔者进行了考察和梳理，发现，错案追责还存在着问责机制不健全、责任主体不明确、终身追责与职业保障相矛盾等诸多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入手改进：

首先，需要保证司法的独立性，权力独立才能带来责任独立。笔者所指的“司法的独立性”，不仅指公检法三机关的相互独立，更是指法官个人的独立。前者有利于形成相互监督的制约关系，为司法公正设立层层防线；而后者要求改变目前法院系统内部的请示——指导制度及惯例，赋予法官独立的审判权。这是错案追责的保障，因为只有权力是法官不受干涉独立行使的，才会产生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次，需要错案标准具体化。因为衡量标准的具体化才能带来错案认定的明确化。目前最高法等机关发布的关于错案的认定与追究规定，将错误追究分为实体和程序两个层次。笔者认为，错案的认定范围与标准，应进一步限缩——限于程序违法和司法人员的违纪与违法。

再次，需要设置独立的错案追责机关。借鉴法制发达国家的经验，就我国整个司法体制而言，为保证错案追责能够常态化的实现、确保迟到的正义不再缺席，必须建立有独立权力和纠错能力的追责机关。

复次，需要将错案终身追责与责任豁免相结合。对司法人员而言，错案终身追责将进一步其责任意识，进而提高案件质量与公信力。但由于司法职业具有特殊性，不加分辨地进行终身追责，会造成司法人员动辄得咎，使得他们因案件风险过大而畏首畏尾，影响司法的独立与公正。

所以，笔者认为，只要司法人员履行职责中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应对无故意及无重大过失的错案责任予以豁免。这是遵循司法规律，权力与责任相一致，权力制约与权力保障相统一的体现。

最后，笔者想重点谈谈，在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理念下，在错案追责中，辩护律师可以扮演的角色及发挥的作用。

有一种看法是，律师辩护不力，在错案追责中也要承担责任。笔者认为，这种看法还需区别分析。我国现在还不是典型的西方对抗式的诉讼模式：庭审中法官有很大的掌控权；辩控力量还不算平等；而法院和检察院倾向于维持微妙配合关系，因此，辩护人往往要以一己之力应对两方公权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辩护人如何去有力的维护被告的权利，在此情形下，又该以什么标准去评判他的辩护给不给力？

笔者不否认，现实中可能会存在敷衍塞责、应付了事的律师，其确实对错案产生有一定责任。对这些律师当然，当然可以考虑引入“无效辩护”理论予以解决和追责。

然而，更不可否认的是，从近些年来曝光的冤假错案看，更多情况是，辩护律师在为当事人努力争取，或是搜集证据直接提出无罪意见，或是向法庭提出诸多疑点，但往往可惜的是，这些意见或质疑并不为公检法机关看重及采纳。

例如杜培武案，辩护律师刘胡乐就曾在法庭上对指控提出诸多有理有据的合理怀疑：警方说警犬嗅源是汽车刹车踏板上的泥块，可现场勘查记录显示踏板上没有泥块；杜并没有足够的作案时间；为何所谓的作案凶器一直没有找到。同时，他更指出了侦查阶段的刑讯逼供严重违法，供述可信性与合法性无法保障。

然而，一审法院并未采纳这些意见。其死刑判决下达后，刘律师更是不遗余力地继续为杜培武进行无罪辩护，在二审中继续坚持这些质疑，但杜依然按杀人罪判重刑。后来，真凶落网、案件重新审查时能发现，刘律师的很多质疑，都是非常合理、值得高度重视的。

因此，冤假错案追责的重点可能是享有侦查、起诉和审判权的公检法人员，而不是辩护律师。同时，在对这些错案追究过程中，甚至可以考虑将之前坚持合理质疑的律师吸纳到错案追责小组中，或者追究小组在分析“事故”原因、划分责任时，应当不要忘记听取这些律师的意见，以将其落实得更为合理、准确。

作者：孙璐，南开大学法学院2014级本科生。

内容编辑：朱桐辉，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版式编辑：蔡胜宾，南开大学法学院2016级法律硕士。

文人雅士，司法贤达，尽兴而来，赏雪煮茶，问道论法，或和或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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