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综述 | “新时代下的数字经济发展与治理”研讨会综述
【编者按】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在2022年9月24日-9月25日成功举办“新时代下的数字经济发展与治理”研讨会。两天会议汇聚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等研究机构以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著名学者和各领域专家，碰撞前沿思想，共议创新路径，共同探讨数字经济发展的国内外局势，现实发展和未来潜力。会议嘉宾主要围绕 “数字经济与大国博弈”“数字经济与全球治理”“数字技术与政府治理”“数字经济出海的机遇与挑战”“数字经济与产业发展”以及“数字经济与区域发展”六大议题展开讨论，就全球视域下数字经济的发展与治理进行多学科对话与跨领域共享。本文根据会议现场记录整理而成，全文约一万五千字，供读者赏鉴。
NO.1
数字经济：机遇与挑战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人文社科学院院长唐文方发表开幕致辞，首先从两个方面对数字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新的理解。一是从国内政治的角度，中国在技术发展上的制度优势带来了关于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的新讨论，例如美国近期内部也有讨论是否要有政府主导的工业政策；二是在国际政治方面，包括北斗导航、5G、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将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实力平衡，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增强提供了有利契机，亦将从根本上激荡国际政治权力分布与势力格局。对于如何在这样的局势中继续发展，唐文方教授表示如果中国至少有三个可以作为的角度：一是中国应藉此契机加大国际话语权争夺力度，并充分利用科技和资源力量加强国际传播能力，让世界通过了解中国崛起的事实，认知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二是在外交上应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亚非拉国家，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三是有效利用技术和资源优势，在推动国际关系格局的向好重组过程中扩大中国国际影响力。但，无论从政治学的制度设计角度，还是从国际关系中的立案重组，数字技术的发展越来越需要社会科学的参与，这均使这次会变得尤为重要。
随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在题为“中国如何引领数字时代”的主旨演讲中指出，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开启了人类发展的“数字文明时代”。目前，数字领域的大国竞争日趋激烈，且尤其体现在中美两国间。中国下一步最重要的是如何利用制度优势在各方面全面赶超美国，引领数字文明。这些年中国平台经济迅速发展，已是GDP和全要素生产力增长的重要来源之一。一方面平台经济解构了就业的经济社会生产模式，大大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了技术和产业朝新兴化、数字化、智能化方面加速发展，也有利于提高国家治理的智能化、前沿化、个性化；另一方面平台也给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造成复杂影响，平台经济的发展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数字经济与任何历史上的技术革新换代一样，在带来重要的积极建议意义的同时也毋庸置疑有一些阶段性的阵痛。更美好的人类社会不会因科技进步而自动变为现实，其关键在于我们应当如何有效回应这些挑战。对此，郑教授提出在人类步入“数字文明”时代的背景下，数字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要注意处理好“平台-政治-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来共同构建一种全局性的动员和协调机制，从而向社会的每一个群体都能传达到科技和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成果。
围绕数字经济的历史脉络和独特的发展模式，深圳国家应用数学中心数字经济-金融科技研究中心（筹）主任，南方科技大学商学院创院院长黄伟讲席教授介绍，数字经济一词最早是1995年加拿大教授Don Tapscot教授在《数字经济》书中提到的。从产业角度、从国家战略角度，数字经济就两块，一个是数字产业化，一个是产业数字化。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是走在世界前列，尤其是在数字价值应用方面。中国和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两个数据中心，拥有世界94%的AI应用，也有世界最好的5G应用。而中国数字经济最大活力在粤港澳大湾区，尤其是深圳和广州在数字产业、数字政务、数字民生、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商业这五个数字产业化指标里也做到了领军或者中心城市的作用。当前，中国的数字经济处于蓬勃发展的大好局势，那么对于这样的关键性、先进性产业，如何保证我们在数字经济领域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领先地位？如何使其持续发挥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加速器作用？黄伟教授回顾上世纪日本科技产业史，以日本富士通为例，指出其硬件水平较美国IBM毫不逊色，但IBM生态构建更为出色。就此，他提出“智能体系架构iSA”，具体包括PIS（People、IT、Structure）三大组件的集成体系架构，并与大数据硬科技体系架构（HSA）融合。新基建、硬科技发展相当重要，但智能体系构建亦不可或缺。只有同时推进软硬体系生态系统建设，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才会行稳致远，包括华为、腾讯这样的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才会更加具有竞争力。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数字战略与经济研究所所长曹钟雄博士在主旨演讲中同样强调，数字经济是一场经济的革命，需要战略性、系统性谋划和布局，数字经济也是国运之战，欧美和中国博弈在该领域竞争激烈，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其中很大一部分程度也是华为、腾讯、阿里跟苹果、谷歌、IBM的竞争。当下，全球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创新周期，有三个急迫问题。第一是谁是数字经济的策源地，第二是数字和实体经济如何融合，数字跟城市、社会如何深度融合，第三是在全球范围内如何构建一个开放的但又具有特点的、可驾驭的数字商业生态，而这也会比技术话语权更具有国际竞争力。这些都决定了数实融合是未来最大的机会。对于深圳的企业发展而言，目前依然面临许多区域协调问题、隐形的行政壁垒问题、政策能级问题等。数字经济领域的长期发展需要破除单一的产业思维，构建全系统的、战略性的系统布局。对此，曹所长提出了塑造新的竞争优势的六个具体举措，一是调整数字化改革战略统筹，二是推出最具有竞争力的扶持政策，三是最开放的数字经济生态，四是战略性数字经济企业培育，五是建设数智深圳，六是架构更具规模的数实融合新场景，以把深圳数字经济打造成国之重器。
NO.2
数字经济与大国博弈
很显然，数字经济中最大的大国博弈就是中美，但中美的这种博弈与竞争在更多的时候要考虑是在第三方的竞争，比如说在非洲、拉美，在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中也有欧盟，这都是我们要竞争的第三方市场。美国这两年出的印太战略中提到“要重塑中国周边战略环境，重构对华竞争领域，将东盟定位为关键盟友和重要伙伴”，试图建立包括东盟在内的印太经济框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加强数字经济合作与相关贸易规则的设定，在印太地区形成新的数字经济框架。就此，东盟成为了美国在印太战略下与中国展开数字竞争的核心区域。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蔡翠红副教授对此首先指出了东盟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拥有两大优势，一是人口规模优势带来的数字市场规模；二是东盟数字经济所获得的政策支持，比如说2018年东盟电子商务协议，2019年制定的东盟数字一体化框架行动计划，2021年首届数字部长级会议发布的东盟数字总体规划2025。但在印太话语下，美国将东盟作为制衡中国数字丝绸之路的战略要地，从标准话语权、影响力等等来化解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造成的后果就是激化了中美在东盟市场的竞争，破坏了顶层设计，也造成了东南亚地区的不稳定。对此，蔡教授提出了7个中国的应对方案，一是重视多边合作机制；二是发挥数字经济比较优势；三是加大对本国企业的支持力度；四是弥合区域内数字鸿沟，加大对有发展潜力的国家的关注；五是深化既有的数字经济合作；六是找准印太战略薄弱点；七是寻求破除美国数字霸权。
暨南大学“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副院长陈定定教授认为中美数字经济实力相对缩小，数字经济全球发展也有慢慢去西方化的过程。但这种发展过程中，数字经济发展作为一个新兴事物，必然面临一个规则体系非常模糊的过程，而这种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带来的政经风险也是需要警惕的。例如中国企业出海后受到了国外不同程度的打压和监管，而美国喊了多年反垄断最后也并没有对美国的企业落到实处。同时，数据的全球跨境流动也不如之前那么畅通无阻，各国都在设立数据跨境流通的检查和法案，倡导本地储存。在此背景下，大国博弈竞争已经上升到规则制定的层面，而不再是简单的经济力量的对比，如何把握数字空间和数字经济的话语权，如何在打造数字经济龙兴之地的同时成为数字规则制定的领头羊，是亟待思考的课题。G20杭州峰会可以说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数字经济合作和交流的重要分水岭，提出把数字经济列为创新增长的重要抓手，通过了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
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戚凯教授在其演讲开始首先厘清了关于数字虚拟空间发展现状的几个问题，一是关于以元宇宙为典型代表的数字虚拟空间发展的商业迷惑性，要避免商业资本为谋取短期暴利的大肆炒作概念。元宇宙本质上依然是要连接现实世界的；二是数字虚拟空间的发源地是应用技术领域的积累而非误认的facebook；三是数字虚拟空间的实际发展水平依然非常有限，但确实值得期待。未来人类社会将会有显示空间和虚拟空间两个平行霸权，而美国目前的很多举措是在维持现实霸权之外，也在数字虚拟空间的虚拟霸权上下了先手。例如联邦通讯法案明确规定，任何利用联邦邮政通讯系统进行欺诈的行为即受联邦法律管辖。由此类推，比如谷歌服务器在美国法律管辖之下，就可以用属地主义来管辖到其其他国家的数据，但在苹果在中国贵州的数据就采用属人主义来宣布管辖权，毫无任何规则科研。这种随意和无度扩张管辖权的行为本质是在打造数字壁垒，这会极大侵蚀发展中国家的数字主权和安全。中国应当依靠实力说话，掌握技术，占据市场，以掌握国际话语权。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不仅决定了未来的国家实力，也决定了经济上的快速发展。在过去两年，中国的主要科技互联网公司市值发展比较缓慢，且也没有出现较多显著的新业态，一度被传出“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寒意”。对此，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数字经济智库执行院长黄日涵教授认为这有有美国对华科技公司的打压和国内政策调整两个方面的原因。自拜登政府开始推行“小院高墙”的政策，美国科技竞争战略演进是以精准脱钩为准，很多政策都是针对中国的互联网公司。美国整个科技竞争政策内在逻辑分为三点：治理主导权，技术性权力，技术政治化。在国内实践上，拜登政府则主要有（1）打造全政府模式，重塑美国科技优势；（2）强化供应链，增强自身抗风险能力；（3）推动军民融合，加强科研协作；（4）放宽移民政策，广泛吸纳技术人才四个方面调整。在国际建构上，拜登政府的科技竞争战略主要涵盖两大方面，一是打造基于意识形态壁垒的排华技术联盟，二是借助美国在技术联盟中的领导地位，通过技术民主，建立各新兴技术规则的高墙。技术领域的矛盾是难以避免的，我们更应该思考自己怎么办。中国也应当在人才发展、资金投入等方面着力，鼓励高科技互联网典型代表的崛起，培养像阿里巴巴、华为、腾讯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主力军。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宋新宁教授在评议时提出值得深思和探讨的维度。数字经济在世界经济结构当中已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这是大家普遍的共识，但数字经济除了平台经济外，还有数字贸易、数字金融，这都是不容忽视的。从大国博弈的角度来看世界经济结构，数字经济里中美无疑是重要的，但现在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对欧洲是有所低估的，因此大国博弈在数字经济领域未来依然是中美欧三大家。从大国博弈的内容来看，各国都在组建所谓不同的数字经济联盟，这要看区域安排，既叫联盟，又是区域站位，而另一个博弈的核心则是建立规则，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已经开始形成规制之争。在规制之争当中，大国博弈主体展现出不同的战略趋向：美国的趋向是更具“进攻性的现实主义”霸权，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主张破除他国的壁垒，充分实现自身全球扩张；欧盟更倾向于“进攻性的理想主义”，在规制建构中展现出浓厚的价值观引领，在某种程度上也带着一点防御性；中国则更具“主权保护倾向，相对防御性更强，保护国家，保护主权。未来大国博弈的战场会怎么样？宋教授认为某种程度上，我们还是相对被动，甚至我们比欧洲的防御性还具有防御性，但要进行有效的大国博弈，必须要积极走出去，积极应对。当我们谈论全球治理的时候，中国有一个非常大的悖论，就是你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外部世界所接受。当你很大程度上被外部世界所接受了以后，你在整个的规制建构过程中才能够有所作为。当然，在被西方世界视为制度竞争者的背景下，中国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对外部世界构成的一定程度的心理威胁，如何真正有效地参与甚至主导数字经济的全球治理，是中国正在面临并需要审慎思考的重大问题。
NO.3
数字经济与全球治理
2020年7月联合国数字合作路线图的开篇就提出数字技术正在塑造历史。以万维网的应用拉开的互联网商业化进程已经形成了一种有迹可循的发展模式，但同时数字化在治理逻辑、治理目标、治理机制上都带来了异于传统理论框架的新特点，为全球数字治理讨论的框架体系带来亟待讨论的新问题。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贾开副教授认为我们面临的是对于这种发展轨迹、发展模式的集中式反思，以及探索未来新发展道路的转折进展或者说转折点。这个转折点不仅仅集中在数字公司或者数字技术本身，也延伸到传统业态在数字环境中的变革。由于技术外部性、制度外部性等多方面的原因，全球数字治理并不仅仅体现为我们讨论的网络主权、数据主权的问题，还会普遍延伸到数字税、数字平台、算法等等议题。全球数字治理体系的讨论就从权力的视角、制度的视角延伸到技术和组织的视角。对全球数字治理而言，我们可能需要更大的思想解放空间，才可能有更大的自主创新空间。
数据规则制定是大国博弈的关键点，但全球就数据治理领域并没有形成有一定共识的整体性国际全球治理框架，甚至各国相互之间的协调框架也是非常匮乏的。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刘典特聘副研究员认为这是由于各国在制定数据治理框架的时候会面临发展与安全、国内与国际、公平和效率三个层面的悖论。数据治理政策需要平衡三方利益，但数据治理的具体决策却面临一个隐性的“不可能三角”，即对维护数据主权、推动数据市场要素自由流动与充分保障个人数据权利这三个政策目标而言，充分满足其中任何两个目标都有可能与第三个出现冲突。与此同时，刘典认为从现实角度来说，主要的数字经济大国都是从维护自身利益角度出发，选择不同的数据治理模式，也充分体现出当前数字治理呈现出碎片化的情形。美国是“假反垄断”，坚持“效率优先”的数据政策导向，推动以商业逻辑为核心驱动的数据资本巨头在全球范围内极速扩张。美国法律对数据流动和数字服务中间商采用相对宽松的规制方式，同时，联邦层面隐私保护立法较为滞后，对个人数据权利保护采取保守的规范态度。“白宫”和“硅谷”在全球数字政治经济格局竞争中形成了一个关系微妙的攻守同盟。欧盟是“真反垄断”，多年来以维护“公平治理”为核心理念，捍卫数据主权的同时不断强化对个人数据权利的法律保护。这主要表现为其通过立法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数据治理体系，重塑全球数字地缘竞争格局中的数据主权独立性。从全球层面来看，未来的数字地缘政治经济的整体大国竞争，不是说单纯以国家为主体的，反而会成为国家和市场主体携手的混合双打比赛。在新型的地缘冲突上，企业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到战略竞争中是国家制定策略时需要考虑的问题。一方面国家需要扶持相关的巨头去进行全球扩张，另一方面也面临内部治理怎么寻求平衡。
北京大学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博士后乔天宇则提出了一个更为宏观的数字生态理论视角，将数字化发展和数字治理看作是有机整体，讨论一个更为有关联性、更动态的发展过程。基于阿克赛尔罗德92年发表的国家聚合的景观模型，国际数字生态指数和一些其他相关数据，乔博士在模型改进的基础上勾勒出全球数字治理生态的格局。在一定程度上，数字时代的数字治理格局延续了工业时代的格局特点，其中以美国为中心的数字治理格局还是比较明显，而以中国为中心的阵营则比较稀疏。在理解塑造国际格局的主导力量和模拟世界潮流的改变时，乔博士通过引入超参数的方式，指出上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冷战结束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展开，贸易互动当中的利益竞争成为了塑造国际格局的对抗力量，而当下我们意识形态的对立趋势明显大于数字贸易的利益竞争，这对于中国而言并非利好。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助理教授阎述良在评议时指出，数字治理领域全球标准尚未落定，新大陆仍有待开发。国际治理或全球治理的根本就是标准的全球化或者是标准的国际化。标准在数字经济的标准就是数字技术、数据治理，包括数据的收集、数据的管理到最后数据的处理。就目前的一系列全球治理话语权来说，中国既要做参与者，也要做改革者，甚至要做制定者。如果中国能够把中国的技术创新以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数字经济的管理等领域讲清楚的话，比如政府层次的行为，企业层次的行为以及个人或者社会层次的行为，把这不可能的三角的关系给勾勒出来的话，不单是对我们自己对全球治理或者其他国家，特别是现在后发国家，希望快速达到国际认可标准的国家，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发现中国的道路是什么，我们是怎么样管理我们的数字经济的？卓有成效的产业政策有哪些，以及每个行为者的主体角色是什么？我们整个产业政策、政策导向以及政策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如果能够将这些归纳好，梳理好，这就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给数字经济发展、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做出的重大贡献。
NO.4
数字技术与政府治理
数字政府刚刚起步，这里有很多问题不仅是学界问题，也是困扰政府推行改革的问题。有关政务数据治理，包括有几个环节：轨迹、共享、应用、监管。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楠迪扬从政务数据共享入手，以行政层级为单位的政府信息平台之间的不互通和碎片化格局造成了政务数据当中的信息孤岛、数据烟囱、系统烟囱等多种难点，也有各地数字政府平台的重复建设、数字打架等一系列问题。张楠迪扬指出，当下政府政务的数据共享主要面临着三大障碍：一是制度规范障碍，包括政务数据内容是什么，内容统一标准是什么，各方权责怎么划分，而数据共享要基于什么原则？公共数据与个人隐私数据的便捷在哪里？这些都是仍然在讨论中的问题；二是体制机制障碍，例如共享协调机制就是说我们需要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机制和其他部门之间共享数据，如何在政府服务管理部门、大数据管理局和大数据中心之间互动，这在目前全国各地都不同；三是部门利益无法突破，如何通过技术手段倒逼改革，又能确保部门本身的正常利益，是未来需要思考的重要议题。
数据是数字时代全球最重要的资源，利用数据实现发展目标和通过有效数据治理安排来支持这种可靠、安置、公平的数据利用成为全球关切。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副教授章燕华则提出，用数据驱动来建设现代国家。从实现路径上，我们可能需要做两方面的事情，一方面是要大力鼓励数据利用，既包括共享、数据利用，也包括数据的再利用。另一方面就是加强数据治理，以好的治理去更好发挥数据的价值，同时抑制可能出现的问题。对此，章燕华提出，要加大数据共享开放力度，为数据再利用提供新原料，鼓励数据跨境流动，发展人机共融的数据创新模式，加强基础设施和综合系统的建设，建立数据治理的基本框架和规则体系。
上一个阶段城市的数字化转型是网络化转型，主要是怎么样把这些信息收集起来，而现阶段数字化转型就是怎么样用好这些信息，让这些信息像城市大脑一样，调动和优化配置城市优质资源，把这些资源优化配置起来，提升我们的决策能力。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刘红波则聚焦于城市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政民之间的互动问题，认为数字化的众包方案已越来越受到重视。跟商业领域的企业众包相比，政府众包至少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1）有价值共创，增进的是公共的价值、公共的利益；（2）政府是发包方；（3）非特定的公众去接包；（4）数字化平台为主要形式；（5）参与动机是多样化的，包括经济利益、亲社会性、归属感、自我实现等。政府众包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发包者、接包者和数字化平台，它是政府在线开放的形式向非特定的公众发布任务，接包公众在物质或精神激励下贡献智慧和力量，完成这个任务，最终双方在互惠互利基础上协同治理公共事务的模式。政府众包在国内外很多的领域、场景都开始使用，不同的是，国外更多的是自下而上的推进，国内是自上而下的政策激励和自下而上的创新模式。尽管来自接包方、平台方、发包方以及外部的各项风险依然有待研究应对，众包的数字化平台在未来仍应保持很大的应用场景和空间。
香港科技大学社科部博士后黄靖洋则更为聚焦于中国安防产业政商关系的发展问题。在中国产业崛起的过程中，很多以安防为主的物联网企业都是尊重市场规律发展起来的，是平等竞争的结果，其中并没有外部想象的过多倚重政府背景与扶持。中国这种由安全性带动的物联网产业发展，不同于美国的地缘政治动机与日韩的技术民族主义，应理解为“内部安全驱动，而非外部安全驱动”。缺乏可信承诺的制度会制约民营部门发展自主技术的意愿是国家在建设平安城市往往会面临的挑战。在时间压力下国家对警务技术的渴求重新构建了政商关系，塑造了中国安全工业复合体。黄靖洋的研究追踪了中国安全工业体近30年发生和演化过程，并具体以视频监控技术为例解释了国家和产业间的互动机制。尽管这种公私相互依赖建基于政企之间并不稳定和稳健的交易行为，黄靖洋的研究主张，受益于安全责任政治下技术官僚的中立性以及全球化和市场化刺激下的企业家精神，中国安全工业复合体演化成为了允许政企双方主体发挥能动性的混合体系。那些采取合适的适应战略的安全企业发展出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安全技术并累积了商业权力。为了将多渠道的安全供应商提供的监控数据集合起来，中央政府通过加强技术标准化能力完善其建制权力，相对顺利地在公安部门里将技术部署于治理目的上。
NO.5
数字经济出海的机遇与挑战
美国最近签署了芯片与科技法案，是对华脱钩新的例证。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刘兴华从美国数字公司的角度提出，美国的脱钩政策脱钩对美国数字公司带来了诸多向下压力，包括出口方面的损失、产业迁移的重压、国际合作链条切断、人才流失和限制投资并购等。美国的数字公司对于这种压力的回应，第一种是转变出口的方向，主要是采取了降维出口的模式，保持和被制裁对象的出口贸易。比如华为被制裁之后，高通转向出口4G，非5G芯片。还有用中低端产品取代高精尖技术的出口。第二种回应是本土化和替代性策略开拓新的合作市场，美国的数字公司之间也开始增加了合作的频率，比如说英特尔和英伟达，两家公司的达成合作关系，由英特尔代工芯片生产。第三种是多业态发展，将数字业务领域拓展到其他领域。科技脱钩政策是政府层面的，但中美科技公司之间仍然存在平行互动，这也有四种形式，一是以脸书为代表的要求对tiktok这样的公司实行严格的国家安全审查；二是完全顺从；三是理性合作；四是两边宽慰型。到了脱钩的胶着期，有些公司由于面临巨大的市场冲击开始了抗争。美国数字公司作为美国政治舞台中的重要利益集团，也更多政治化的进入到美国的决策和立场中，向上反向压力，例如游说政府暂缓执行脱钩，鼓励司法审查并寻求政治保护，介入选举政治，反哺军方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等。
联合国比较早关注到了数字经济和国际投资的关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耿楠指出，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企业呈现的第一个特征是使用比较少的海外资产来实现较多的海外销售额，这主要受到消费市场的数字化和价值链环节的数字化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二个特征是跨国公司的集中度比较高，哪些国家对数字要素的能力比较强，技术比较好，对外投资的能力就会比较的强。第三个特征是服务在价值创造中的比重。第四个特征是生产更加分散化，价值链更加缩短，生产更加个性化。即使是在疫情影响之下，中国对外投资亦有亮眼表现，对外非金融类投资的流量和存量持续多年稳居世界前三位置。耿楠认为数字经济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众多机遇，包括企业海外投资门槛相对降低、跨境电商的市场潜力进一步释放、数字服务走出去市场空间广阔、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巨大、数字化转型为传统企业出海增添动力等。但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中国企业亦面临诸多挑战，我们面临大国战略竞争和遏制，全球数字经贸规则的复杂性，海外数据的安全问题，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措施和内生挑战。中国企业可参考以下几点建议：制定更加精准的投资策略、注重海外投资的合规管理、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规则制定、积极利用数字合作平台、加强核心技术能力和人才建设，以及完善自身的风险防范机制。
数字化转型是目前非洲大的趋势。非洲当前有13亿总人口，有8千万是青年人，是全球最年轻的大陆，互联网发展起点低，但发展迅速，发展潜力巨大，且非洲国家不同层面都拥有数字转型的战略或政策。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国际事务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叶薇也在发言中指出，非洲数字化转型所面临的挑战比其他地区更大。她以中国数字公司在埃塞俄比亚的实践为例，具体阐释了非洲基础设施薄弱、数字鸿沟、适应数字社会的公民及人才的匮乏、不稳定的政治与安全环境等共同带给中国数字企业的复杂挑战。叶薇强调，在政府充分意识到数字化转型重要性的基础上，非洲的数字转型将会是外部驱动的，并且是由企业来主要推动。这是中国数字企业进入非洲的机遇。但是非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弱国家和碎片化结构使得其内部冲突不断。中国企业的挑战在于如何在不稳定中持续生存，以及充分认识和谨慎处理在非洲的语境下政治与技术的关系。
智象CEO、前媒体人胡剑龙先生从一线从业者的角度分享了关于中国企业出海的观察。去年中国出海的企业规模预估是在五六十家，其中在100亿美金以上的公司是7-12家左右。这些出海企业的主要类型是跨境电商、泛娱乐类和游戏类。以目前的观察来看，泛娱乐产品与社交娱乐工具占据了中国移动出海收入的半壁江山。因为大国竞争等种种因素，泛娱乐产品与社交娱乐工具出海的大方向还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南亚再加上中东和拉美地区国家。近年来，泛娱乐产品出海也有了一些调整，都出现了内容化、直播化、全球化的趋向。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发展梯度正在逐渐缩小，中国企业出海进入了相对比较困难的阶段。单纯复制商业模式的路径越走越窄，出海生态比较固化，需要在当地谋求新的突破点。中国企业出海应越来越深地参与到本地化，以深度服务本地用户为主。
在评议环节，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副教授戚凯教授表示，诸位学者专家就“数字经济出海的机遇与挑战”贡献了诸多现实视角和宝贵建议。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的数字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都面临着来自不同方面的压力与挑战，也许最实际的考虑是“在商言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教授宋新宁也补充谈到，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在海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有巨大的前景。就中国而言，数字经济的发展进程比其他传统经济领域具有更大的比较优势，这也给数字经济的发展与中国企业出海提供了更好的基础条件。
NO.6
数字经济与产业发展
数字经济的相关讨论中的一大难点在于统计测算，广州开发区政策研究室首席经济师何力武首先就展示了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三类观点，提出所谓数字经济究竟应当用规模还是用增加值就非常不同，且包括通信院、国务院、统计局等多方机构所出具的报告都展示了不同的结果。信通院是属于行业派做法，统计派则基本都是统计圈的通常做法。何力武认为，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其网络性、复杂性特征所带来的消费者效用的提升很难体现在增加值里，要全面刻画数字经济发展状况，需要超越以前传统的统计核算办法，尝试新的测度衡量方式，要基于网络复杂性，特别关注它的效用和使用价值。传统国民统计价值非常关注实物量和价值量，但是在整个网络效应的关注是不够的。相应的统计工作者要有些回应，首先是要加强经验的梳理，另外要技术攻关，主要就是对免费内容产品的核算还有数字资产的核算，分享经济的核算、知识产权的核算等。
按照传播学的观点，数据的流动基本上不会受到地理边界束缚，但目前很多地方都在建设数据要素市场，这个必要性在哪里？对此，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化研究系讲师徐偲骕认为，数据产业可能是一个涉及地方竞争的经济地理问题，高度依赖地方资源禀赋和基础产业结构，甚至国境内也可能存在数据及其价值跨境流动的顺逆差。他表示，数据要素市场化流动不等于数据要素市场遍地开花，区域壁垒可能会形成人为的数据边境，进而阻碍数据市场的统一。政策的制定者应当鼓励数据的跨区域流动，破除地方数据割据，构建整体性的大循环，促进全国数据市场的统一。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数据服务商和交易所分开是一个办法。地方要恢复理性，避免一拥而上，大搞交易所，最后全是空壳，盲目争夺高地。地方要发展的是能够促进原来的实体经济或者能够和自己特色相结合的数字经济，而不是搞了交易所就觉得掐住了命脉。交易所不能成为风口产业，特别是处理好数字经济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阳镇基本认同目前对数字经济的测算还是有很多模糊和争议，一种是经济指数的编制法，它不反映数字经济具体内部细分产业的发展状况，第二是中国信通院和学者的研究通常采用的增加值测算方法，最大争议是传统产业中到底增长哪些是由于数字经济带来的。阳镇重点探讨了数据经济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和主要问题。数字经济区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从本质上说有三个视角，一是生产要素视角，数据要素本身能够独立为一个生产要素在里面发挥作用；二是生产动能视角，三是交易成本视角。对此，数字经济驱动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模式也有四个，一是研发赋能模式，二是制造赋能模式，三是价值链赋能模式，四是组织管理赋能模式。他指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核心范畴，传统产业的数字化依赖于平台企业去赋能，提供技术动力。平台经济确实是近年来数字经济迅速得以发展的原因。企业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发展下一阶段的微观传导。就此，阳镇也在分享中提出了几点建议，包括试探性构建数据要素流通的数据要素市场、注重培养交叉型学科人才、有序分类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构建标准化、责任式的数字技术治理体系与标准体系。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宝剑教授在评议中表示，各位讲者的分享都是矛盾、问题鲜明的聚焦性研究。他指出，数字经济是跨界的、多元的，我们在统计或研究时要用多元的方法调整一致的目标，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相结合，从而保证结论的信度和效度。始终数字是一个产业化的过程，与国际接轨是非常必须的。同时，传统行政区域存在碎片化，而数字经济的碎片化则更为明显。数字经济、数字时代非常重要的就是融合，数据要素的流通一定要通过区域间深度的融合。在融合里嵌入壁垒的话，必将对业态造成无形的伤害。
NO.7
数字经济与区域发展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宝剑教授首先分享了他关于“粤港澳大湾区数字消费发展与前瞻”的观点。他表示，数字消费发展呈现出数量激增、结构高端、受众下沉等新特点，得益于政策红利等助推因素，粤港澳大湾区数字消费潜力巨大。大湾区的消费市场主要是政策上持续发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最明显的重要特征就是在产业经济里讲到的，主要核心内容是1+7，即一个空间结构和七个重点内容。对于未来的展望，谢教授指出，应强调数字自主创新，攻克卡脖子的关键技术，怎么样数字企业能够有自己的自主研发、自主创新，企业之间的技术同盟，形成一整个比较好的数字生态，非常重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是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相互融合。在需求端上要多管齐下，一个是创新数字消费金融产品，二是增强产品和服务的自主创新能力。与此同时还应加强新基建，不断提升数字消费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保障能力。要构建新型消费，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在新型消费的制度安排上做一些探索，粤港澳三地可以在一些新业态、新技术、新领域、新模式上做一些探索，讲一体的机制安排。
全球的电子信息制造业空间布局和市场规模已经到了接近10万亿美元的规模，增速也是接近10%，研发中心在空间上主要分布在西北欧、北美和东亚，产业基地也临近于这些研发中心进行分布的，呈现明显的三级格局——中、美以及西北欧地区。其中，中美两个大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的总额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无论是产值规模、营收还是出口投资增速都非常快，且对工业具有比较强的带动作用。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双指出，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的空间布局在省一级主要分布在六个省市，在城市方面主要是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和福建东南沿海地区为主。在2017-2019年间，长三角制造业在高质量和一体化的发展驱动要求下，正在经历转型阵痛期，部分生产环节正在逃离长三角。相关省市均在大力推动创新驱动，地区内合作专利正在稳步增长，出现了高校扮演重要地位，与此同时越多企业参与到合作专利中来等特征。与此同时，地理临近的创新社群在逐渐增大，人才流动、人口聚集，技术、合作也不断增多。这背后的原因在于，产业链的细化分工，需要更多的合作创新和共享创新生态，且地理毗邻而更为便利的面对面交流，也是地理距离在合作当中的重要因素。从未来发展看，电子信息制造业需要内部集聚发展，也强调区域合作，构筑良好的国际国内创新合作生态势在必行。
虽然目前对于数字经济测算并没有统一，也面临诸多的争议点，关于数字经济实战化处理，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博士后徐灿则主要使用了数字产业化指标，来以此讨论在数字经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问题上深度对粤港澳大湾区的辐射效应。徐灿指出，目前全世界已经进入了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的力量能否突破先行者的规律，让经济在中高速的区间上健康持续前进，是研究的重点。粤港澳大湾区内不同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是参差不齐的，深圳引领，广州和香港是第二和第三，与深圳的差距比较大，呈现出于GDP不同的差距水平。数字经济依托于现代化的信息技术网络，具有天然快速融合渗透的特征，且更易于突破地理空间和距离的限制，助力不同生产要素之间能跨区域流通和合作。徐灿采用了空间计量的计算方法对此进行了研究，认为在数字经济领域，深圳对于其他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发生了非常显著的溢出作用，而且溢出作用比直接作用还要大。目前全世界已经进入了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数字经济时代，接下来数字经济的力量能否突破先行者的规律，让经济在中高速的区间上健康持续前进，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研究的重点，对数字经济的认知需要进一步加强。
与之不同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助理教授张皓昭则聚焦在区块链领域，探讨如何设计一个区块链的共识机制，以结合复杂交易的产生过程和打包节点的选择提高效益。区块链是以区块形式组成的链条，每个区块相当于是一个数据的账簿，在账簿上通常包含了一些交易信息，并且这个账簿是在储存在分布式网络节点，分布式网络就是比如在座每个人都有一台手机，区块链就相当于是储存在每个人手机上的数据库。在以往的理论或者现实实践中，区块链设计者更多考虑是交易速度和安全性问题。交易速度和安全性更加影响的是区块链的系统应用的广泛性，还有它是否能够商用化。但是徐灿指出，区块链共识机制的设计过程中，需要考虑到效益和公平的对立问题，这也更多的是来影响一个新的区块链系统它是否能更快崛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个高效率的区块链系统可以吸引更多的用户节点，高公平性的节点相对可以吸引更多的打包节点，这就相当于是供给端和需求端，两端都是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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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致辞：数字经济与全球化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普及，数字经济时代正在加速到来，而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更促使数字经济无论在发展速度、辐射范围还是在影响程度上均呈现前所未有的蓬勃趋势。对此，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人文社科学院副院长郝雨凡教授在闭幕致辞中全球化的角度做了更精辟的观点分享。他表示，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贸易、金融活动均受到严重打击，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自由化和市场经济凸显困境。由于资源占有和分布的不均，当不同阶层无法相对均衡公平地分享全球化的红利之时，全球化正不可避免地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思潮正在暗潮汹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经济意义上的互惠互利的全球化在衰退，政治意义上以国家安全为主的逆全球化正在兴起。在此情势之下，数字经济作为可以弥合分歧能力的力量，开始成为了新一轮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对全球化的影响日益增强。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全球化的数字化趋势，全球各经济体迎来了数字化浪潮。从全球范围来看，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21年数字经济报告》的统计，新冠肺炎疫情对互联网流量产生了巨大影响，2020年，全球网络宽带增长了35%，是2013年以来幅度最大的增长。就现实发展，数据已经成为关键生产要素，数字技术正在不断赋能经济发展新动能，壮大数字经济生产力，构建数字经济新型生产关系，重塑经济社会治理新模式。全球化、数字化趋势不仅体现在数字社会和经济领域，在后疫情时代，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也可能会进入数字化转型的新阶段，形成线上线下互相交融等混合型外交，这些都为学者们未来的研究提出了更多值得探讨的新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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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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