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次公民代理
01
承蒙师弟师妹抬爱，也可能只是他们看我比较有空，法援难得出了公民代理的案子，就砸到了我头上。半个月不到的时间，我完整地经历了一场行政诉讼，之后便惦记着，总觉得应该写些东西记录下来这段时间的人和事。
第一次见到这次的当事人，我是匆忙跑去的。她比约定的时间早了大概45分钟到南门，我当时正在二食堂吃饭，急匆匆地过去后，便一眼认出她——一个太过典型的当事人形象：头发略有花白，穿着朴素的衣服，身上没有多余的装饰或者亮色，拎着一个暗淡的布包用于装材料，不时地从南门向校园里有些期盼地眺望。她姓朱，我便叫她朱姨。
在此之前，我已经和她电话沟通了几次，这次是希望她把全部的诉讼材料带来，顺便把关于我公民代理的推荐信和委托书拿回去交给法官。这个案子的时间跨度非常长，纠纷发生的时间在19年1月左右，而这个案子经过了佳卉师姐和清影师姐的研究，到小王和当事人较多的直接交流，再由现在比我低两级的值班部长之手给我，算是法援四世同堂让它逛了个遍。当事人的儿子因为在食堂突发脑溢血陷入了植物人状态，之后引发了关于和工作单位农业银行的工资发放纠纷、一些保险报销的麻烦，再到这次的工伤认定的行政诉讼。这次的行政案子又经历了疫情，一直没能开庭，就拖到了现在。
当事人带来的材料里，包含了被告东城区人社局的证据副本，里面有十分详尽的调查笔录、医疗鉴定、工伤报告等等材料，都十分有力的论证出了当事人儿子的受伤并非是事故导致，而是突发疾病。关于具体的思路，包括之后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个极大的不利点，并不是本文的重点，只是需要对这样一个基本的前提进行说明：这是一个希望渺茫的案子。
当事看笔录随便拍的
朱姨带来了很多之前没看到的材料，于是我就坐在南门绿化带路边看了起来。门卫那正好有一把空椅子，朱姨拉来要给我坐，我自然也想给她让座，僵持下，最后那个椅子也就沦为了放放材料的“桌子”。看材料的时候，朱姨问旁边的师妹我们的组织叫什么名字，要给我们送锦旗，师妹们都很客气，推说着不要不要，我习惯性地骚了一句：您放心，真打赢了官司我追着问您要锦旗。
当天晚上我开始查相关的资料，并且仔细地看对面所有的证据材料。这个晚上算是我心碎的一晚上，我大概花了半晚上的时间以为自己解决了最大的麻烦，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能帮到她了，兴奋地几乎要跳起来。却在凌晨一点的时候发现，受限于思维，一个很小的“突发疾病”的点无法解决，也一直没有发现。那天晚上我很生气，生气自己没有早一点看出这么简单的问题，也生气法援之前接案子的同学的思路中从来没有思考过可行性，就不负责任地让她去交起诉书了（当然，当时我并没意识到当时的同学没有看到我手里的一些调查报告的材料，后来我才反应过来，没有这些材料而仅凭当事人的陈述很难做出那么准确的判断，这种试一试的心态在法援工作中并不少见）。
那天晚上我发现了这个点以后，刚燃起的希望之火突然熄灭了，对我打击还挺大的。那天晚上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几点睡着的，大致一直在生气地暗骂自己傻逼。
02
我那个时候的确十分渴望能帮助到她，我需要坦诚地承认我并不是单纯的出于法援人的“职业素养”，而更多算是我自己在私德价值上十分想帮助她想要理解这点，需要先讲讲朱姨的故事。
朱姨一家是武汉人，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观念代入，朱姨身上也真的有些典型的河边小痞子的江湖气。她是个大学生，一辈子在湖北的农业银行工作（其儿子在北京农行总行），对于单位有着那个年代人独有的依赖和认可情感。她生了一儿一女，儿女双全自然是幸事，她也总是不厌其烦地跟我强调，两个孩子是她最大的骄傲。两个孩子也都很有出息，儿子在06年拿到了北京户口，很年轻就当上了农行的网络金融部处长，只是现在是植物人；女儿也读书读的很好，直到我看到了材料包里偶然夹杂的一个监护人证书，才知道女儿很早前就得了精神病，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我很难想象，一个视儿女为骄傲的人，近乎独自硬撑着这个烂摊子的时候（老伴身体虚弱，无法帮太多忙），会有多么痛苦。
我喜欢朱姨的性格，更尊重她的人格。或许是山东传统道德文化氛围的熏陶（不是），也或者是因为我极爱的《教父》里老教父不断的诘问：你有照顾好你的家庭么？我会很介意一个人是不是孝顺。我在法援唯一一次作为个人拒绝接一个案件，也是因为那个当事人对自己老母亲的那种无所谓的态度，还有争房子的时候的心安理得让我不悦。
虽然没能见到朱姨儿子，但我隐约感受到他可能是那种典型因为工作忽视家庭的人。我曾问过朱姨，儿子的工作状况如何，压力如何。得到的回答却是她也不知道，儿子离开家以后就不怎么跟朱姨打电话了，发消息也不回。甚至儿子在2015年净身出户离婚时（这其实也为他们一家现在的医疗费困境埋下了伏笔），阿姨也都是一切都木已成舟的时候才知道。
但找我们的毕竟不是她儿子，而是朱姨，“为母则刚”是我深入了解她以后的第一印象。那种承担的勇气让我心疼，而谈及儿子时候眼神里的宠溺和爱意又实在让我动容和感动。开庭当天，在法院门外等的时候，她兴奋地跟我说医院的人发来了视频，儿子笑了，他可能知道他妈给他争取权利咧！她重复“儿子笑了”这句话重复了很久很久，甚至我不合时宜地想到，这是不是就是幸福版的祥林嫂呢——我儿子笑了，真的，我真开心呢，我怎么也想不到我儿子可以笑了呢。
她们有着相似的灰白头发
朱姨带给我的感动和我对于案子渺茫希望的认知在我的心里常同时出现，就像两股强大的力同时锤击我的心脏，憋、压抑、痛苦。极有代入感的是，我妈也姓朱，也是很倔很要强，又会在每次谈及我的时候足够温柔和骄傲，我在开完庭突然意识到，所有朱姨我敬佩的这些，我妈也一定会为我做吧。为了缓解我的难过，我换了西服就立马给她打了个电话，问她有没有看我的庭审直播。她说她没有，我这才发现她没读懂我发在家庭群里的消息，她没反应过来我竟然真的去开了一次庭。后来我意识到，我当时已经很久没和她聊我的近况了，她当然反应不过来。我在电话里和她聊我开庭的感受，聊我关于朱姨的内心想法，其实当时的我突然很想好好地对她说声谢谢，但最后还是没能开口。写下这句话是在晚上12点半，明天是周末，希望自己要记得打给她跟她说说我最近的经历呢。
03
尽管我很想帮助朱姨，但从工伤认定的角度，朱姨儿子的情况并不十分符合条件（如果调查报告属实的话），而我们的争论也主要是围绕人社局的调查报告未能足够履行不构成工伤的义务，适用最高法工伤认定解释第四条来进行。
出于法援的经验，为了不让当事人心里预期过高，我将具体的悲观情况跟当事人说明了好几次，但这并没有影响朱姨对我们的感激和尊重。除了对于非要给我们送一面锦旗的执着，还有一些小事会让我很感动。比如去送委托书的那天，我想找机会提前见下法官，所以也一起去了。要离开法院回学校的时候，朱姨很执着地要买零食和水，我觉得又好笑又无奈，一遍遍地跟她解释我不是小孩子了，不爱吃零食了。至于水，我平时一般喝怡宝，结果那天朱姨就非要说这个水不如贵的好，最后硬拉着给换了更贵的水。只是看了付钱时朱姨的钱包，这个事可能就只剩无奈，没有好笑了。
正式开庭的那个早上，朱姨一早就给我打电话，关心我吃没吃早饭，说要给我买好带过去。我推说自己吃了，她就特意叮嘱我，中午开完庭必须要跟她一起在法院周围吃个饭。我不想她破费，自己又知道届时不可能抢的过她买单。幸好很巧的是，就在前一天晚上我在那附近刚吃了一顿烤鱼，那家店搞活动，给了我一张买一送一的烤鱼券（第二次只需要交锅底费）。于是我们趁着骗朱姨要换西服的时间差，提早去了烤鱼店把锅底费付好，再跟她说我们用那个烤鱼券吃，点配菜就可以。最后三个人吃了40块钱，阿姨倒也深信不疑，算是有了个很好的处置结局。
吃午饭的时候，阿姨讲起自己和儿子的故事就冷静了很多，和刚刚庭上的激烈反应完全不同。那天在庭上，阿姨只要谈到儿子就会忍不住痛哭，那大概是我在庭上最慌乱的时候——我一方面希望她把有用的信息讲出来，另一方面很难忍心去打断一个陷入儿子回忆中的母亲。当时的我只能很无助地拍拍她的背，跟她一遍遍地说，没事的，孩子会好的，你看法官也很认可我们的观点呢。我预想过很多次真实的法庭和模拟法庭的不同，但是万万没想到，还有坐在身边的搭档痛哭这一可能。
（当时的庭审直播）
阿姨跟我们说，现在自己在欠高利贷，因为每月护理费的缺口实在是太大了，即使她已经少请了护工，自己干大部分脏活累活，还是钱不够。我很惊讶，问她没有先试试跟朋友借钱么，而且老家如果还有房子的话，有没有考虑换一套小房子之类的。阿姨犹豫了一下，跟我说她不愿意让她的朋友知道她儿子病倒了，会没有面子。而说到要不要试试水滴筹，朱姨表现的十分坚决：“他们的人给我打过电话，把我各种经历和财产追着查问，我是没钱，但我不是犯人啊！”我哑口无言，只能苦笑，你很难去苛责一个独自支撑这么一个破碎的家庭的人不食人间烟火，也很难去劝说一个骄傲的人放弃支撑着她的倔强。
我们还提出，带着阿姨去找农行再沟通一次，阿姨也拒绝了。在刚出事的时候，阿姨经常往农行去跑，不知道是因为阿姨去的太多还是接待的人每次在变，阿姨每次只能一遍遍讲，然后得不到回应。到最后，可能是儿子的领导出于好心，给了阿姨一个信封，里面装了五千块钱，而阿姨并没有接，只是下决心再也不去农行了。“你说，他们为什么要这么侮辱我啊？我真的不是要饭的，我也是农行的老党员啊。”阿姨痛苦地问，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一如阿姨问我官司能不能赢的时候，我也没法告诉她答案。
04
截止到现在，朱姨联系了我几次，大概都是嘘寒问暖，案件也还没有结果。这篇纪念的小文章从我14号开完庭以后就开始抽空写，很快就写完了初稿，一直也没想好怎么结尾。直到朋友圈里出现了一位辅导员老师的聊天截图，大家或抨击或思考，突然让我知道该写什么来作结了。
(害)
我并不因为这位老师的话感到生气和冒犯，实话实说，本科生法律援助的很多“无用功”也是我们自己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外人说了出来那也没什么不好。但我很讨厌他的话，他的话里隐藏的价值是：你要从这个行为中获利，这个行为才是够好的，而且这个利还得是和学习或者能力相关的——比如去支教一定要锻炼到表达能力，去学生会一定要能锻炼组织能力，参加班级活动一定要能帮助你积累到朋友等等。
可是我们不是为了这个做法律援助，起码不应为此做法律援助。有个好友曾跟我探讨，说准律法援越来越像一个精英小集团。他的潜台词或许是，我们本应是一群有理想的好人，而不只是一群优秀的人而已。我觉得这两者并不矛盾，对于事实判断（现在的我们是不是够好的人），我倒也很难有明确的答案。但最讽刺的事情或许就在于，我们最大的潜在问题可能正是这位老师自己具有的——我们不可避免地功利、短视、技术主义，我们卷入关于优秀的评价，法律援助也只是为了履历上有一行够好看的经历，我们用标尺衡量好坏，可却比不出善良、热心、理想主义这些美好但没有标准的词语。
开完庭我感慨：法律援助大概是我做过最酷的事情了
我大二那年，带小菜去值班，偶遇了一对老年夫妇，正好在南门等着被援助。当时我突然看到，两个人似乎在分食一个馒头（具体细节记不清了，大致是没有午饭吃的感觉），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那对夫妻的案子大概就是这位老师眼里“无用的”案子，诉讼时效已过，不停地上访，不是“法律问题”，我们能做的只有安抚。我当时觉得好不忍心看老年人吃凉饭，就让小菜去买了两份饭回来送给他们。
当时只是无心之举，但两位当事人特意又走到我身边感谢我们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他们笑眯起来的眼里有感动也有希望，我觉得当时那种做了好事的满足感，大概就是我最想得到的“虚名”吧。你能感受出来，大概很久没有人这么温和地对待他们了，毕竟他们一直在面对的可能都是政府中的“法律人”吧，够冷静或者说够冷血。法大有很多知名的教授，有很多厉害的讲座，但我觉得那对夫妇的笑容才是我大学四年中最重要的一课，他们不断地指引我——你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法律人呢。毕竟，我们学习的是冰冷的法律条文和原理，面对的是一个个像朱姨一样鲜活的个人。她们不完美，有些愚昧，可能是刁民，甚至有那么多不值得同情的缺点和不足，但他们仍真真切切的是我们面对的鲜活的个人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的随手拍了
不知道要过多久，我回看这篇文章的时候会惊觉自己幼稚而可笑，不过如果可以给这份“惊觉”设定期限，我希望是永远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