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前进入田野

由于硕博连读，我在2007学年就上完了博士阶段的课程。在2008年7月，广州进入了酷热的夏天，我去到J街道民政科实习。因此，在还没正式成为博士研究生（2008年9月注册入学），我已经提前进入了田野。那时候或许也不能叫做田野，只是在办公室中实习，打打杂等。但也说不定，也可以说你人去了，田野就开始了，至少先把人放到田野中。后来的写作经历说明了，尽早进入田野或数据搜集是极其有必要的。

印象中，那个夏天就是在顶着大太阳或是迎着暴雨，踩着单车去到社区中。去J街道实习，是因为街道中有一个大型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小区，我称之为南苑（地名和人名均为化名）。当时，我承担了一个任务，要完成一个住房保障政策的课题，而实地了解一下住房保障政策的贯彻落实，应该会有所裨益。

刚开始，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我此行的目的，只是认为是大学生过来体验生活、积累经验的，而且不需要给补贴（街道有厨师做午餐，比较便宜，记得是2.5元）。而我一开始也不清楚我在街道和社区的实习中能收获什么。

这种田野的风险其实蛮大的，也容易失败、半途退出。而且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很不一样，前者是一个异质化的社区：如果彼此都不认识，不出门，那何以观察到社区中的互动？农村社区你还可以看看祠堂、宗族等等，大家天天在村落中出现，那至少还可以参与及观察。

拉比诺曾经提到这样的田野：“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以下诸事上：枯坐以待资讯人，帮忙做点事情，喝茶，整理谱系关系，调停争斗，为四处奔走而烦恼，徒劳无功地尝试着小小的帮盘——所有这些都在他者的文化中进行。”（《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所以，可能在农村中，每天在空旷地方坐着，打打苍蝇、弹弹弹珠，做一些“守株待兔”的工作，也能够建立一些联系，开始逐步了解村落的内部结构。而在城市社区中，公共空间欠缺，人际关系淡漠，何以进行观察？

前几天真的是在打杂中度过的，帮忙复印材料等等。7月15日，我到办公室上班的时候，民政科科长很兴奋地走过来跟我说：“阿黄，我带你去社区走走”。我受宠若惊，正好逮着这机会到社区去。

走进了东社区，科长就很感慨地发表了一番言论：“南苑东西是以前的解困房，政府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把穷人集中到一起，所以大家老是在闹，导致这个社区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南苑东西两个社区的楼房都是，残疾人、低保户密集。应该穷人、富人混住较好，这样可以相互看着，有发展。”

科长很感慨，又很严肃地指着小区中的一条路，零零散散地停了几部小轿车，又突然间好像很有成就感似的，仿佛这就是他的成果。边说边介绍这个小区的情况：“刚刚来这个小区很乱，我在综治办整了很久，不让车乱停，所以才让小区稍微好转（面带有成就感的微笑）。我这个科长是脚踏实地地做出来的，民政科有41条线，条条都要管，压力太大了，所以必须学会减压，有时候就出去走走。做人就是要脚踏实地，想着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不要飘飘然的。”

科长带我走社区中不同地方走，包括去到物业公司等，让我看看不同的角落。他是基层公务员的典型，游走于街道、社区各种关系之中，要处理各种矛盾，处事老成而又有些职业倦怠。在田野开展过程中，不同的人逐步进入我的视野，我也开始慢慢对社区有一些认识。

大概一个多周，介绍我到街道实习的副科长可能发觉我有些无聊，就又带着我到南苑居委中，说你还是到居委实习吧。这正合我意，因为我本次实习主要也是想了解这个解困小区的状况，搜集材料完成课题。但在后续的田野过程中，题目开始从住房保障转移到社区过程，以及在该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困境。

二、选题的纠结与解决

刚进田野时，我关注的是不同住房政策的实施效果，讨论与住房消费相关的议题。在我刚进去实习的时候，南苑还在大兴土木，建设一排又一排的廉租房。

房子分为几个部分：最早兴建的是1990年代初期中期建成的解困房，大概是1995年入住，这一批主要是解决当时职工的住房困难，一直建到1990年代末期；第二部分的房子是南边的教师楼，主要是给中小学老师的房改房等；第三部分的房子就是2004年后开始大规模建设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一直持续到我离开南苑都还在建。

有一次，我和低保户一起巡逻的时候，其中一个女士在还没建好的新房下驻足抬头许久，嘀咕着说：“能住上这样的房子多好。”那种期盼的眼神不言而喻（后来她也成功申请到了廉租房，一个月的租金是1元/m2）。低收入者对政府实施的住房政策普遍怀着感恩的心理，也积极参与居委会组织的各种活动等。 

南苑社区一角：崭新的廉租房

但是，在居委实习开始没多久，我就不断地参与到居委会协调社区内部矛盾的会议之中。居委会的一项工作是调解，我第一次参加的调解会议是关于A3高层的电梯问题。电梯会自动升到二十多楼，又往下降，把搭电梯的居民吓得不行。

他们找电梯公司的人理论，而居委会则负责组织双方人员开会调解。调解一直开到中午，占用了午饭时间。在居委实习可以了解到居委工作的繁琐、杂碎，深感基层工作人员的不易。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我翻阅了居委专干东哥的工作记录，里面资料中密密麻麻地记录了社区内的调解记录。看到之后，我觉得很诧异：为什么在一个政府兴建的解困小区中有这么多问题？街道、居委都陷入在社区冲突之中，无法自拔。这是与低保户不同的另外一个群体，但确实1990年代购买解困房的低收入群体。在社区中经过十几二十年的居住之后，与政府部门、居委会、物业公司等产生了较多的冲突，并且一直在抗争。他们是穷人，也是业主。他们一直在说“维权”的事。

这让我感觉到很有趣，于是，我与导师王宁教授商量题目时，王老师提醒我“业主维权”的主题已经有很多人做过，要注意不要简单重复研究，如何做出新的内容。业主维权是1990年代社区中比较大的事件，有一系列的文献。但南苑社区的故事又不仅仅是业主维权，而包括各种身份的居民的参与。政府建设解困小区，又将解困小区作为社区治理的试验田，但这种试验以“失败”告终，是否可以通过十几年的社区历程反映社区治理的变化，以及从里面看到一些经验教训？

在后续的实习过程中，我开始有意识地去了解这群人的动向，以及找他们进行访谈，参与他们的活动。他们刚好在筹备业委会，以此作为对抗物业公司的手段。社区中的事情正在一件件地发生，这正好给我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参与观察的机会，而处于社区公共事件中的当事人又很愿意去讨论，而使我获得了大量的材料。

在田野中，往往需要“顺藤摸瓜”，顺着事件的延展，将故事线理清，才有可能逐步看清“瓜藤”的走向，摘取果实。在这个阶段，我有点被事情推着往前走，而使自己陷入了各种关系中。不同人群、不同故事交织在一起，成为一个复杂的故事网，你只有顺着一条线索先理顺了，才有可能走出来，不然则可能将自己“缠住”在田野中。

我在帮忙准备社区活动，摄于2009-5-1

因此，我采取的方法是将不同主题分别梳理的方式，通过“角色×时间矩阵”表将不同的故事写出来，呈现不同角色在不同故事中的策略、行为，以及不同阶段、不同角色、不同故事中社区中的重要性。了解到他们社区过去中发生的种种群体性事件和社区运动的故事之后，我沿着社区运动的主题将不同阶段的故事进行梳理，并讨论社区运动的动员以及在这过程中反映的社区特征等问题。

该主题又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的故事：其一是关于物业管理的抗争；其二是关于肿瘤医院的抗争。两个部分的故事又大概可以通过时间上切分，但却发生在同一个空间中，同时反映了社区中不同空间的生产和变化等。当把题目放置于社区中来看待时，可以发现权利、空间、认同感的变化，而非简单用业主维权来概括。可以看到，业主维权是一个大的背景，但南苑发生的故事却不能简单地用社会泛化的主题来解释，而应该在社区的层面上来讨论。

这回应了两个问题：其一是用西方的社会运动理论解释中国的社区运动的不恰当性；其二是将业主维权抽取到社区之外的讨论，这往往谈论更多的是关于权利。但完整地将不同故事进行梳理可能看到社区更为立体的面貌。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写作的文章发表在《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中，以社区运动的主题，回应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分析；而第二篇文章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1期中，重点讨论社区中不同空间的生产。后面又在《社会》和《开放时代》发表了博士论文相关的文章，也是对我这个阶段研究的一种尝试的鼓励。

三、田野中的各种面孔以及张力

在田野过程中，我与一系列论文中出场或未出场的人一起喝早茶、吃饭、吹水，一起组织活动，甚至偶尔跟着他们去上访；另外一方面，我也跟街道民政科、居委会、物业公司等不同人员结成较好的关系。虽然不同的群体在社区中有较多的冲突，但于我来说，他们毫不吝啬地给与我很多支持，给我提供了多方面的数据。如果没有他们，论文是不可能完成的。

在田野中，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面孔，就如在社区的舞台上，他们上演了一部又一部的戏剧。如果把这故事看成剧本的话，他们都是主角，脚本是他们自己写的，而我就是那个听故事和看话剧的人。我在论文及书稿后附上出场人物，大概写了个人物特征，希望能够更好地掌握里面不同角色的状态，这有点像电视剧中的主角、配角等。但由于成文需要，田野中很多人被我有意识地忽略了，很多资料也被搁置一旁。

1.街道公务员及居委专干等。基层工作人员每天都陷在各种行政事务和居民事务当中，在南苑中尤其如此。科长流露出倦怠的神情，说：“厌了，不想做了。”只要是居民出现矛盾，他们都要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调解，组织各种各样的协调会。当居民去上访，他们也需要第一时间到上访现场，解决社区的问题，将居民领回来。而南苑社区有太多的上访户，曾经也有进京上访的，使他们相当头疼。作为个人来说，他们有时候觉得居民是没问题的；但作为他们所处的角色来说，他们的目标是要属地管理、维稳。南苑居委的民政工作人员也比较辛苦，他们要面对200+的低保户，这在其他社区中基本不会出现。政府兴建廉租房，将穷人聚集到一起，也出现了较多问题。

南苑东居委会

2.低保户。我在居委实习时，每天与他们一起在社区中巡逻，美其名曰“志愿者”。南苑社区由于存在大量的廉租房，是低保密集社区，民政压力很大。我戴着“志愿者”的红袖章，拿着扫把和铲子就跟他们出发了。

只要遇到各种运动式的“创文”、“创卫”，居委、低保户都是重要的主体。低保户各有各的故事，他们也并非志愿地巡逻，而是因为“低保”的规定。

其中有一个低保户几乎天天过来巡逻，他年纪比较大，我叫他“黄叔”。他给居委会送过锦旗。但他的故事比较传奇，据说他以前是一家大型市企的员工，在1970年代的时候突然间没了户口、家庭走散了等等。后面他就一直在上访。最近几年政府给他解决了户口、廉租房和低保问题，但对于他上访所要求的恢复身份、办理退休等一直没有解决。他也是一个上访专业户，是居委重点盯防对象。与他聊天，他说到心酸处，也是不由得沉默或者激动。

另一个经常一起巡逻的低保户生活比较乐观，因为他女儿很快就大学毕业。他到时间办理了退休之后，低保资格就被取消了；而等他女儿大学毕业，房子的租金也会提高。在实习过程中，也曾经跟街道工作人员一起去家访，做家计审查，因为有人告发某人骗取低保资格等。

认真铲“牛皮癣”的黄叔，摄于2008-8-25

3.解困房业主。解困房业主包括了各种身份的人，有以往的单位职工、穷困市民，也有一些人通过关系获取了解困房。他们的面貌也不一。有些人痛心疾首社区陷入万劫不复，有些人拉横幅杯葛业筹委的人，有些人到处添油加醋，有些人处处表现地以大局为重。有些业主被标签为“刁民”，政府人员觉得他们很坏。他们是维权和抗争的主体，从1990年代末开始就与物业公司对抗，诉讼、上访等经常出现。当然，这些人也分化得很厉害，大部分人还是不会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并且谴责积极分子破坏社区的安定团结，如他们把南苑物业公司赶走，而这个物业公司提供了很好的服务。在后面嘉园物业公司与业委会的对抗中，就以这个为理由，认为要重回南苑物业公司管理的时代。

业筹委主任接受采访，运用媒体是常用的策略

4.物业公司。南苑社区经历过几次物业公司更替，但并没有使物业管理变好，反倒是越来越糟糕。南苑物业公司是南苑小区建成之后接管的，是政府组建的公司，传说是管理最好的，但因为与业主之间的冲突在2004年前后被遣散。后面是同源物业公司，是住建办属下的物业管理公司。而后又有不同的物业公司进驻。这些物业公司的性质不同，处事方式也不同。南苑物业公司、同源物业公司基本上是政府的思路主导，而中新物业公司想进入南苑接管，却用了暴力砍人的手段。嘉园物业公司从2009年上半年进来，不到两个月，与业主又陷入了拉锯战之中。直到后面，业委会重新选取酬金制的物业公司，但因为没有双过半，又扯皮了很久。

作为研究者，我要不停地与这些不同的人打交道，与他们建立各种联系，但经常也会出现一些尴尬的场面。2008年12月，业委会筹委会负责人被砍断脚筋，但那段时间我并不在社区，而是在学校里面读文献及做其他事，在获知他的事情之后，决定去探望一下他。选择了一天，跟他联系好，我就带着水果篮兴致勃勃去社区中了。

但这个社区的复杂之处在于其中关系力量的制衡，如居民与物业公司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张力，从1999年开始部分居民就一直拖欠着物业费，并且一直在打官司，那么这些业主与物业公司也是不和的，另外居委对他们也存在不满的情绪，但由于做论文的关系，我必须与各方关系都处理好。那天去探望时由于他还没下楼，让我在物业公司的门口等，我以为是周末，不会碰到物业公司的人，但突然间跟我关系比较好的物业公司经理从公司走出来，醉醺醺跟我说昨晚喝多了，在物业公司休息，看到我拿的水果篮很是尴尬。

在另外一个场合，有一天我去喝早茶。居委的专干负责跟踪表哥、表嫂两个人，是由于他们要去上访，居委必须跟踪他们，随时汇报他们的情况。就在我们喝早茶的时候，表哥、表嫂等人出去带着居委的人游花园，带着他们瞎逛，逛了好一会儿。而在喝完早茶出来后，居委人员问我为什么会跟他们一起，主任问他们说了什么话：一方面，居民这边的话语要保密，另一方面，居委是我实习的地方，大家也比较熟悉。

在田野过程中，对于多方面关系的处理是至关重要的，处理不当会导致田野工作的无以为继，例如前面几方面的关系如果得罪一方，都将会造成研究的障碍；如果哪一方都不得罪，那也有可能出现多方面力量的不理会，从而导致相同的后果。田野工作也就是关系的运作，对于人情世故懂得不多的学生来说，存在着更多的挑战。

四、从田野到博士论文写作

社区就是一个舞台，但剧本不是写好的。研究也是。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切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观察。对于我来说，田野过程好像是自然展开的。对于整个田野的记忆，就是踩着单车在车水马龙中前行，感谢我当时花了80元买来的二手单车，很给力地伴随着我整个博士论文过程（想想都后怕）；就是一大早去到固定的酒家固定的房间中点一碟排骨，至今想起来都很馋（花掉了我的博士生补贴）；就是穿梭于不同的人之间，从陌生到熟悉（粤语是这个时候练好的）……要特地感谢一下经常陪我去喝早茶的徐盈艳同学，她也经常与我讨论可能的论文题目。

使我较好地接触到后面的故事和人物的是当属与居民一起去喝早茶。我需要回溯社区过往的历程，而他们在喝早茶过程中会不断重演过去的事件，聊到各种各样的话题。当听到一个不同的点时，我可能会找特定的某个人在早茶后继续聊聊，看能否获得更多信息。大家的讨论时而发散，时而聚焦，这样也能让我既能掌握到社区故事的不同面向，也可能在某个点上可以深入。

另外，我也需要跟着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发展，这只需要我天天出现在社区中，不断地走动即可把握。大家就像表演话剧一样，有些时候聊得激动了，也会将场面重新上演一遍。我不知道我作为一个陌生人进入那么密闭的空间，对他们的互动到底有无影响，或许在开始的时候是有影响的，那时候他们更愿意去问我想了解什么，更愿意去说一些我愿意听的话题和内容。但当我经常出现之后，他们或许也当我不存在了，我或许就像他们一个熟悉的陌生人，或许像酒店房间中的摆设，我也是偶尔搭一两句看看他们在想些什么，或者我没听懂，想澄清点啥。当熟悉了之后，有些互动可能更加真实了。

在书稿中我附录了一个田野笔记，“2009-4-7 早茶陈志强面对业主的无奈及业主对陈志强的意见”，其中记录了陈志强在进入早茶房前后等的变化，以及他的无奈、与大家的互动等。这种互动的场面在这个空间中不断上演，尤其从我一开始去到一年多以后的变化，可以观察到关系的不同。这也成为我论文中的重要章节，讨论2008年以后利益分化与社区关系的变化、自治困境等。

后来，业委会成立之后，业委会办公室也是我经常出现的场合，这里每天都聚集了很多人在讨论物业管理事宜，包括后面的业委会内部冲突的加剧、业主代表大会的骂架、业主们的灰心失望等等，在这里都可以一览无遗。与不同居民关系也维持得不错，在他们内部冲突很厉害的时候，业委会副主任建议我说，你应该去另外一边找他们聊聊，这样可以结合两方的看法，就了解得更清楚了。在说这句话之后，他又继续谴责另外一方两人的不是。在他们各自拉拢业主对抗的时候，我则与双方都喝喝早茶，了解更多的信息。社区只是提供了一个空间，让彼此去角逐。

当你在社区中出现的时间够多时，你逐渐对它有很熟悉的感觉。并且，在其中行走的时候，还可以时不时遇到熟人。所以，看你的田野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你在社区中走到时候，有多少人跟你打招呼。2009年11月25日早上，当我骑单车进去南苑的时候。远远看到林叔在那里跟着几个老人家聊天，只见他穿着一件比较厚的外套，看到我，就跟我打了一下招呼，然后跟我说：“赶紧去业委会那边，赶紧去……”，还用手搭在我肩膀上，把我往业委会的方向推。我问他有什么安排呢？他说，没有啊，你赶紧去看看，一副很急迫的样子，催促我过去业委会那边，好像在业委会有什么好事等着我。去到之后又见到一些人，原来今天业委会要跟物业公司签约（这个签约随后被房管局宣布无效）。打听到时间之后，我在下午就顺利搭上了去酒店签约的中巴，顺利蹭了一顿免费酒席。这种场合自然不能错过，可以见到各种面孔，感觉到各种张力。

关系建立、熟悉之后，大家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尤其在我获得他们1990年代以来各种存档的资料之后。各种各样的记录，以及上诉、判决等文本，这使我更好地理清了社区不同事件的发展脉络。这些资料有文本的、也有电子版的，通过分析可见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各种策略。这些资料中的记录与观察、访谈等材料一起又能够形成“三角交叉”，对不同阶段发生的事情进行对比、验证。而且，记录中的具体的时间、地点、起因、经过、结果等都相对完整，也给论文的叙事提供了较扎实的基础。

田野的逻辑并非写作的逻辑，后者总是经过了各种加工。研究的过程和写作的过程又是很不一样的。田野过程可以自然延展，写作却要安排整个理论和经验的结合，重新理顺故事线。在写作时，我宿舍基本上是非常“杂乱”地铺开搜集回来的资料，因为随时可能使用到某些资料。但宿舍始终太小，每天只能从资料上跨过去。这限制了我的活动范围，这或许是我写博士论文期间迅速增重的重要原因？

首先要面对的是资料的选取，这必然面对着放弃很多资料。前面提到的田野中的面孔，虽然我很想把他们写进论文中，但最后却只选取了一部分。他们出现在我的视野中，但并未出现在我的论文中。粗略计算，估计资料使用的10%都不到。但即使这样，我的论文字数已经急剧膨胀，并且主题一直很难拢到一起。在写的时候，一直想着写完博士论文后可以继续分析材料。无奈，博士论文答辩之后，田野的资料也随之被我封存，复印的材料也开始发黄。在博士论文写完之后，我也基本没再回去过南苑社区。据说，现在的问题比原本更加麻烦，业委会因为换届不成功，也已经停止运作（街道办事处号召各个居委会帮忙上门投票选业委会，但还是未双过半）。

其次是关于写作风格。在写田野笔记的时候，我尽可能地描写田野中的人与事，以给我的研究提供基础，尽可能达到过程效度。而我想把故事讲得完整可读，就必然会用到各种修辞和过渡语等。但在现阶段社会科学的潮流中，这种写作风格往往会被质疑。并且，在讲一个特殊的社区故事时，又何以能说明什么道理？我清晰记得，在预答辩的时候，答辩老师的评价，主要在修辞和行文方面的讨论。也记得在答辩时，答辩老师提出的概念解释的问题。既要讲一个生动的故事，又要将其与理论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修改出版的时候，做了较多的修改，整体的行文风格又有一些变化。

再次关于如何从社区走出去。我选取的是一个特殊的个案，但却可以在个案中发现一些社区普遍的问题。有一个研究定位的问题，即我将南苑定位于底层社区，而这个社区又面临着同样的结构化背景。社区类型和事件特征决定了社区过程的走向。当我在写作的时候，我脑海中总有很多假想或真实的比较对象：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某富人社区，那故事会有什么变化呢？如果这是一个普通的商品房社区，又会怎么样？社会结构在型塑着各种各样的社区，在社区中也可以见到各种结构化的因素，如社区的权力结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些结构化的因素又需要通过你的笔触“深描”出来。你需要在一个小社区中看到不同的张力存在，也才能感受到各种大故事在社区中的展开。要从特殊个案中走出来，首先必须回到个案中，从故事中自然浮现出结构化的权力因素。

五、博士论文的延续和转换

2011年，我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2011年7月，我进入中山大学教育学院（后来从教育学院分出来社会科学教育学院）做师资博士后（讲师）。两年期间，由于专业的不同，我除了对之前的研究进行整理之外，也涉猎到很多关于哲学、伦理学的讨论等，这对我后面的研究和思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013年7月，我回到学院任副教授，这也给我更好的机会和更多的时间去重整我的博士论文和思考社区研究的不同问题。

在《社会》2013年第4期发表的文章《国家基层策略行为与社区过程: 基于南苑业主自治的社区故事》是整篇博士论文的线索和主要观点，这也是博士毕业后发表的与博士论文内容的最后一篇论文。我的主题也逐步过渡到对社区治理变迁的讨论，包括各种不同政府主体或民众的参与等。社区的话题围绕着“我们”和“他们”不断展开，如南苑如何形成一种“我们”的观念，就是社区形成的过程。在我后续的书稿修改过程中，就着重讨论社区过程中社区的形成、发展与分化，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部门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行为，最终在博弈中如何陷入治理困境之中。

我们可以看到，国家不断地希望将社区“单元”化，将社区空间纳入自己的管理疆域，但反过来自治和参与又希望去疆域化，或者在适当的时候通过疆域化获得各种利益。这种反复的博弈是在社区过程中展开的，在一个社区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各种力量的进入和退出。社区成为治理单元也并非是单向的过程，因为伴随着另外一端的去“单元化”。这些因素需要回到社区内外的关系去看，大家处于策略性的利益关系中，看着彼此而行动。

从博士论文到专著的修改也经历了较长的时间。原先的博论主题是从社区的角度去看市民社会的话题，而专著重新回到社区治理的议题中，去看到这二十余年社区治理的变化以及在南苑中的体现。为了更好地理清线索，字数也做了大量的压缩，从博士论文接近30万字到现在专著的20万字。

社区治理包括社区服务、利益协调、自治参与等不同的话题，在南苑中可看到各种利益的协商、利益分化以及处理方式的变化，各种自治参与的类型。我们可以看到社区温存的一面，也可以看到社区分化之后各种利益的纠葛以及失序的对抗，而这种对抗最终将社区的治理拉入困境之中。

总体来看，由于长时间的公民教育的缺失，社区居民还难以用理性的规则去互动，公民性不足也导致自治的困境。反过来，由于自治的失败，大家也在期待与政府代表的国家建立新的联系，期望有新的力量进入接管。社区虽小，但所体现出来的却是更大的社会因素。

黄晓星，2016，《社区过程与治理困境》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六、最近的研究与新的起点

博士论文是我整个学术生涯的起点，也影响了我后续的研究。社区研究成为我的主要的研究方向也是从博士论文开始。从工作后的时间安排来看，已经很难有那么完整的时间泡在田野之中（从进入南苑，到写完博士论文，大概有三年的时间）。写博士论文还需要有点完美主义情结，然后这个又会把你折腾得够呛。记得有位同学说过，能读书到现在，多少也有点强迫症？

专著中思考的社区概念也逐步融入我后续的研究之中。2015年1月，我（第一作者）在《社会学研究》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社区秩序的问题。国家有很多制度规范社区的治理，但很多时候这些制度法规并不能落到社区层面上。反过来，社区中的人或组织可能会以各种方式团结内部、抵制外部，从而产生独立于外部控制之外的共同体。同时，在社区中的个体又可能会被社区秩序强制，而接受某些他们不愿意接受的决定。

这篇文章是围绕家乡的村落进行的田野研究，其中涉及到各种对自己所成长的文化的省察，也对自己的成长经历有一些思考。很多时候，研究者选取的研究题目，以及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思路都与自己的成长有关，并且深受自己的人生阅历所影响。这个研究过程其实是痛苦的，因为你需要时刻提醒自己，既是熟人，又要抽离开来，以陌生人的心态去做研究，但这又很难。

你的角色也不断在切换，如有些时候，他们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你是自己人，不应该问些那么幼稚的问题。同时，如果你不是“局内人”的话，你也很难察觉其中的奥妙。有一些你觉得“习以为常”的东西，“局内人”觉得很奇怪；而有一些你觉得很奇怪的东西，“局内人”却觉得习以为常。如果不能成在“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切换，或许，你只能用社会结构的视角，或引入一些“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背景之类进行一些“正确”的解释。而当你身处其中时，又为各种各样的关系所影响。

2015年文章关注的村落

今年3月份，我开始了新的征程，从喧嚣的广州飞到了宁静的堪培拉，开始一年的访学。这给我更好的机会去与国外的教授交流，也可以体会异域的文化。我在这边的合作教授是Luigi Tomba，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副主任。他刚刚获得列文森奖，著作题目是“The Government Next Door, Neighborhood Politics in Urban China”，聚焦的是邻里政治。这与我的题目比较切合。与他的讨论也更加深化我的研究，如他书中讲的各种社区治理的策略。

中国的社区正在发生极大的变化，而吸引了各种国外学者的关注。我跟他的合作聚焦在广州城市化进程中一个社区的变化，讨论三十余年社区的变迁的过程。与他们的交流更加能够体会到长距离与短距离观察的结合。我们很多时候需要抽身开来，重新检视我们原先所处的熟悉的文化。而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我也进一步完善我的专著，专著的定稿就是在美丽的ANU校园中完成的。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一角

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的学术氛围是挺好的，有各种各样的学术活动，包括每周二的huddle、博士后的seminar（powwow）、Seminar series、research day等。还有Tea tasting，在品茶的过程中交流各自的研究兴趣。我也在中心做了两次的展示，讲述自己的研究。另外，参加了7月份在ANU举办的ASAA研讨会。

中心的“龙”

中心的挂图，很中国

中心每周二下午的huddle讨论，

主要围绕着近期中心的各种events

另外，在8月份的时候，我获得了一个机会，在悉尼科技大学进行为期四周的访问。在这段时间内，我在IPPG（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and governance）工作，与中心的教授讨论合作事宜，包括合作研究、联合培养博士生等。除了与教授的个人合作之外，也希望能够推动两个院系的合作，给同学们创造一些交流的机会。

与IPPG同事Bligh Grant共进午餐

工作以来，除了自己的研究之外，最为享受的是与同学们的相处时间。我一直与同学们游走于广州不同的街道和社区之中，积累新的资料，也观察新的变化。时不时的，我们也能够发现广州的美食。与同学们一块阅读、一块调研是挺好的经历。同学们的成长也让我很欣喜，参加各种研讨会、发表文章以及出国读博士等。今年教师节，同学们还制作了一个教师节纪念视频通过网络传送给我，将几届同学的感受表达出来，很让人惊喜和感动。

广州是一个变化很快的城市，也正是这样，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类似的“社会实验室”，有很多新的研究问题，以此观察社会的变化。也正是在与大家的互动中，新的问题、新的想法才能形成和发展，期待在新学年以及回国后有更多的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共同形成一个学习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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