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天半的会议中，我用电脑随手记录着我们讨论中的一些精彩片段以及由此激发的一些观感。观感比较丰富，我简单列了个发言提纲，以防思路不快、口才不好。我拟从会议形式和会议内容两大方面，谈一下这次在组织和聆听这次承前启后的会议过程中的一些学习感受。

这次会议实现专题内容范畴化，在专题主题上回归范畴会议的初衷。

同时范畴选择专题化，每个专题确定一个范畴作为主题，努力促成专题内围绕主题范畴形成全面性、系统性的讨论，而不计较一次会议乃至历次会议能实现宪法学范畴的全面性。

本次会议三个专题所选择的主题范畴和排列顺序是：财产权——国家所有——土地。和三个专题的召集人商议这个排列顺序时，认为体现了总论——分论的体系感。我原本想把三个专题的安排成：国家所有——土地——财产权，这里我提一下当时这个初始顺序安排意图体现的意义脉络是：国家——集体——个人，在国家所有范畴之后谈土地，我们往往会从集体土地问题上去探讨，而财产权通常被认为主要指私人财产。

对十届范畴会议的素材进行统计分析，关于方法论的探讨，体现出这样一个明显的轨迹：从追求确立解释学的方法共识和基本地位，到倡导方法上的包容性。

我们回想一下，在范畴会议初起的几届，我们致力于强调宪法解释学、规范宪法学对于宪法学的本位性，甚至不惜过犹不及地强调纯粹法解释学来划定我们安身立命的专业槽。

而往后直至十一届，我们越来越多地强调或者在运用中体现方法的多元性；在专题设置上，前十届会议的后期以来，我们基本上已经不再设置“就方法论方法”方法论理论专题，而是更多把方法论关怀安置在“寓方法于用”范畴讨论中。

搁置专门的方法讨论，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方法自信增加的体现。我在“十届范畴会议概览”的统计分析文章中凝练出方法论关注的四个特点中，三个与此相关，例如：宪法解释学核心地位在“宪法范畴会议”平台内已形成稳固的共识、比较宪法学方法的次核心地位、予方法于用的倾向偏颇渐显。当然，这里的方法共识更多还是观念上的，知易行难。

宪法学界多重的学术努力都指向如此的方法关怀。范畴会议自然是其中最早、最典型的系列会议，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持续举办的“中国十大宪法事例”评选，浙江大学持续举办的“《宪法》释义研讨会”也是其例，分别从范畴、事案、条款的不同层面殊途同归、形成合力。这里夹一点私货，“第三届《宪法》释义研讨会”将于明年3月19日召开，欢迎各位参加。

本次会议采用专题召集人制，本来想叫专题组阁人的。召集人由对专题内容有长期关注、成熟成果的学者担纲，负责确定本专题议程，召集人是本单元的默认主讲人，也是兜底主讲人。本次会议三个专题四位召集人，议程分别确定后相互协调而成。

为讨论聚焦，一个专题一个范畴，用半天时间，专题发言不再是以文与会平摊时间各抒己见的观点陈列，而是在每个专题设置不超过2位主题发言人，为并配置充足的发言时间，以便充分展开论证逻辑。按照韩老师原初的建议，每个专题半天讨论1篇文章更好，但根据与会论文的成熟度和管理度，和三个专题的召集人商定还是均设置了两位主题发言。

关于会议内容，我从范畴和方法这两个会议关键词来谈

1. 集中的范畴内涵揭示

关于集中、深入乃至不乏火药味的激烈探讨的内容本身，我不详细赘述。简单提炼了三个专题的讨论焦点。

在“专题一：“财产权”范畴”中，讨论焦点主要有两个：

在“专题二：“国家所有”范畴”中，涉及到两大核心观点：

“专题三：“土地”范畴”刚刚讨论好，不多提了，涉及到的两个焦点：

2. 基本范畴本身适格性的论证

关于范畴讨论，我想指出一个偏颇现象：我们主要聚精会神于被确定为专题主题的各项范畴内涵的解释，但对于这些范畴或者讨论中涉及的关联范畴是否具有“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之品格，涉及并不多。这里我向谈一下基本范畴本身的适格性问题，从范畴标准和范畴理论两个角度看。

林来梵老师在开幕式后的主旨发言中列举了中国宪法学范畴的一些特点。在其基础上，我想从这样四个方面去思考甄别宪法学范畴：文本性、中国性、开放性、实践性。

文本性旨在强调宪法解释学意义上的范畴，以区别于来自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非宪法学范畴，例如，主权主要是一个政治学范畴。

中国性也旨在强调宪法解释学意义上的范畴，以区别非中国宪法文本基础的他国解释学范畴。对于法学而言，中国意识、本土意识，不仅仅是现象意义上的，首先是规范意义上的，即强调中国的宪法文本、中国的宪法学。

开放性的重要性至少来源于两个方面：

实践性旨在强调对中国宪法实施中的现实问题、各类现象作出回应。

然而，这些范畴标准，尚不直接涉及基本范畴中“基本”问题。

关于范畴标准，在三个单元的讨论中也有零星涉及。在财产权范畴专题，王世涛老师质疑所有制是否是宪法学基本范畴，并担忧由此由此导致或关联的经济决定论、经济成分论等隐忧，在土地范畴专题，于文豪老师也质疑，土地是否是宪法学的范畴，这里的范畴应当是集体。

在三个单元的讨论中，我想到了这样一些有助于形成范畴共识的范畴类型。例如，原理范畴，我们在讨论国家所有是否是宪法权利或基本权利时，需要返回到什么是宪法权利、基本权利，什么是基本权利主体的辨识方式等一些原理范畴或远离问题上去。

又如，关联范畴，国家所有自然是要国家所有权、国家所有制等概念中去进行思考。再如，范畴属性，刘连泰老师刚才判断土地的集体所有是个动词，我就联想到，宪法基本范畴是否通常由名次构成，动词能否构成一项宪法范畴；韩老师也类似提到，“土地集体所有”并非宪法术语，“土地属于集体所有”的句式才是宪法规范的表达方式。

还如，范畴体系，刚才韩老师提问不同类型的集体所有，于文豪老师也指出，集体组织和其他组织并列使用，由此，范畴与平行的并列范畴、上下位的种、属范畴，它们之间所构成的范畴体系是理解一项范畴的重要角度。

1. 寓方法于用的倾向，前面已述。我这里从另一个方向上简单另谈两个特点。

2. 退回到解释学常识击鼓

雪阳老师清晰全面的梳理基础上得出的观点惊倒了诸位，尽管他说要调整一下表达，但其观点仍然是 49 30616 49 15288 0 0 4190 0 0:00:07 0:00:03 0:00:04 4189一贯的。国家所有范畴专题讨论的前述两个焦点，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基本权利解释学和法学方法论基本认识问题。

对于这个层面的不同观点，如连泰老师为配套装饰品反而推墙拆屋的比喻，也如张翔老师直言质疑的这是否是罔顾体系、罔顾教义学常识之论。我们退回到这个层面来击鼓对垒，也是促成夯实的基本范畴共识的重要途径。

3. 精细化运用的空间仍然很大

前面提到，十一届会议延续了多元方法运用的景象，不少是某项方法、某种比较法素材较为“纯粹”地运用。而且，各类方法的运用也带来观点分歧，从外观上看来似乎是一番方法决定观点的景象。但是我们知道，方法和结论并非有一对一的必然对应关系，不同的方法可以导出相同的结论，不同点人运用相同的方法也会得出不同的观点。

因此，在翻阅论文集、倾听各位论辩时，似乎出现了“单向度的方法迷思”，看似方法决定结论，似乎也有按照观点去选择性挑选方法的嫌疑。当然，知识结构、方法取向决定了论证结果，这本来也是常见的景象。但在方法选择正当性的问题上，方法运用精细化、综合化的层面上，努力的空间仍然很大。

4. 跨部门法地聚焦

作为宪法学的系列专题会议，十一届会议的一个重要尝试是，邀请了多位相关部门法的学者共襄研讨，例如法理学的李海平老师、民商法的许中缘老师、行政法的郑磊老师、彭錞博士后。

跨部门法研究对于居于根本法位格的宪法学尤为重要，这里不仅衍生出“自宪向法”的合宪性解释，而且体现为“自法向宪”的部门宪法研究。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的研究，不仅有志于向部门法输送规范养料，而且在部门法实践领先的现状中，尤其需要广泛汲取部门法素材的反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