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守望新教育 守望真善美］
“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里有爱迪生。”
“几乎所有师范生都熟知陶行知这句话。但不少老师都只将它当做教育名言在文章里引用，而可能没有意识到，未来的瓦特、牛顿和爱迪生，的确就诞生于我们每天所面对的孩子中。”“是呀，无论你表扬，还是批评，或陶行知所说的“冷眼”和“讥笑”，你面前站着的这个孩子，你能知道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以后，他有多少种可能吗？有100种可能！”“《教育的100种可能》书里的每一位主人公都用自己的人生证明了这一点。”“请记住，远不是你所有的学生都会成为工程师、医生、科学家和艺术家，可是所有的人都要成为父亲和母亲、丈夫和妻子。假如学校按照重要程度提出一项教育任务的话，那么放在首位的是培养人，培养丈夫、妻子、母亲、父亲，而放在第二位的，才是培养未来的工程师或医生。”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日新之谓盛德。——《易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惟进取也故日新。——梁启超。德贵日新。——康有为。常新，自新，全新。——陶行知。相信种子，相信岁月。埋下种子，以日以年；守望岁月，静待花开。新教育的彼岸是什么模样？我想，彼岸是一群又一群长大的孩子， 从他们身上能清晰地看到：政治是有理想的， 财富是有汗水的， 科学是有人性的， 享乐是有道德的。——朱永新新教育新在何处？对于我来说，当一些理念渐被遗忘，复又提起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只被人说，今被人做的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模糊走向清晰，由贫乏走向丰富的时候，它就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旧时的背景运用到现在的背景去续承，去发扬，去创新的时候，它就是新的。（《新教育——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守望新教育］，守望真善美——
假如学校按照重要程度，
提出一项教育任务的话，
那么，放在首位的应该是什么？
——李镇西《教育的100种可能》自序
去年，我去一所学校给老师们讲课时，得知某遍布全球的著名火锅品牌创始人当年就是这个学校的孩子。但该创始人至今怨恨这所学校，因为他当年在这个小学读书时因为成绩不好，表现调皮，觉得受到过老师不公平的对待。这样一来，该校就不好公开宣传他们“培养”了一位著名企业家的“荣耀”。
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里有爱迪生。——几乎所有师范生都熟知陶行知这句话。但不少老师都只将它当做教育名言在文章里引用，而可能没有意识到，未来的瓦特、牛顿和爱迪生，的确就诞生于我们每天所面对的孩子中。是呀，无论你表扬，还是批评，或陶行知所说的“冷眼”和“讥笑”，你面前站着的这个孩子，你能知道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以后，他有多少种可能吗？本书写作的灵感，源于去年去乌克兰朝拜苏霍姆林斯基的帕夫雷什中学的途中。当时我、杨东平、程红兵等一行人在慕尼黑机场转机，在机场咖啡店闲聊时，我给大家说起我以前的许多学生的故事，很有感慨：“不少孩子当年的学习与表现，和几十年后的人生往往没有我们想象或期待的那种必然联系。”杨东平老师便说：“你不是写过一本《教育的100种语言》吗？你还可以写一本《教育的100种可能》啊！”我当即说：“好，我一定写。我要用我学生的故事告诉老师和家长们，教育有100种可能。”教育的100种可能，是源于孩子的100种可能。在这里，孩子的100种可能，指的是他100种教育者现在无法预测的未来。当然，这里的“100种可能”不是确数，而是一个形象的说法，意为“无数种可能”。因此，所谓“教育的100种可能”，其实就是“教育的无数种可能”。既然是“无数种可能”，就远远不只是成为著名品牌火锅创始人的可能，更不是成为瓦特、牛顿和爱迪生的可能，更多的是成为善良、正直、勤劳、智慧的普通劳动者的可能。换句话说，我们尊重眼前的这个孩子，不是因为他“很可能”将来成为杰出人物，而是因为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他都是一个有尊严、有个性、有着丰富内心和独立思想的“人”。我的朋友、上海市著名语文特级教师李海林说过：“可能性即人生的意义，即人的成长。成长本身即教育的意义。教育就是一批专门的人陪伴未成年人安全地渡过他的未成年岁月，直至成年！”只有我们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我们面前的每一个孩子，教育才会回归起点，回归纯粹，回归人的本质。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话的意思是，教育的成效往往要在几十年以后才能显现出来。但目前急功近利的教育大背景下，许多教育者往往“等不及”，他们更希望能够立刻“吹糠见米”。我想起2011年11月13日，中央电视台《小崔说事》播出了关于我和我学生的故事。节目中，我的学生王露霖应崔永元的请求，唱了我们的班歌《唱着歌儿向未来》：“蓝天高，雁飞来，青青松树排成排。我们携手又并肩，唱着歌儿向未来……”这是三十年前，著名作曲家谷建芬老师特意为我的未来班谱的班歌。我的历届学生都唱这首歌。我是李镇西老师84届未来班的一员，昨日含泪看完了《小崔说事》，未来班的班歌还在传唱，未来班的精神还在发扬。这是老师给我们的精神财富。记得当时毕业时有同学在问李老师：“你这样培养出来的我们能不能适应社会？”现在我以我的经历现身回答：是的，我是适应社会的，而且如同老师所希望的那样——正直、勤奋、向上。我做到了。 我读了这段留言，泪水立刻蓄满了眼眶，因为“正直”“勤奋”正是未来班当年的班训。我想到了当年不少人的担心和他们对我的“提醒”。后来我知道了这段留言的作者叫“李志英”，是我教的第一个班的一位女生。李志英当时在班上就正直善良，后来曾经教过中专，现在在广州工作，从事财务工作。去年12月，我去广州讲学，把她请到现场听我的报告，我在报告中讲了她的故事，也展示了她当年写的班歌歌词的手稿。我对所有听报告的老师说到了当年有人对我善良教育的担心，我自豪地说：“现在，我的学生已经长大，他们以自己的人生阅历证明了善良的生命力是不可战胜的！”
如果说，孩子的“100种可能”是指他未来独一无二人生道路和幸福；那么，教育的“100种可能”，就是指教育者根据不同个性的孩子而采用不同的课程与教法，对孩子的“因材施教”也有100种可能，即无数种可能。“因材施教”喊了两千多年了，可我们今天的教育依然把所有学生都往应试教育一条路上赶，通过了的是成功者，被淘汰的是失败者。然后，几十年后再看，当年“应试教育”给不同学生贴上的“学霸”或“学渣”的标签已经在人生的风浪中斑驳不堪，模糊不清。清华、北大未必与成功相关，职高、技校未必与幸福无缘。请看本书中我同时教的两个学生——考上重点大学、后来成了“中国机长”的飞行员吴镝，与初一便因为学习跟不上而转学去踢球、如今成了四川省足协教练的张凌，你能说谁比谁更“成功”呢？在人生的天平上，他俩都是等值的。
我没有因此否认考大学的重要性，毫无疑问，能够考上大学无疑为后来的人生发展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而没考上大学会使后来的人生之路更加绕一些，但从长远看，如果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和自我教育）越能够因人而异甚至“私人订制”，那么单纯“应试教育”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发展差异就会越小，乃至消失。教育的实质就在于使一个人努力在某件事件上表现自己，表现出自己的优点来。在某种好的东西中来认识自己——善于支持人的这种高尚的志向是多么重要啊！教育者往往在那么长久而痛苦地寻找的那种自我教育的强大推动力，不是就在这里吗？应当在心理学讨论会上提出这个问题：人的表现问题。……怎样才能做到，使人尽量地努力在好的方面表现自己呢？我深信，一个人想在某个好的方面表现自己的愿望越深刻、越诚挚，他在内心对自我纪律的要求就越高，他对自己身上不好的东西就越加不肯妥协。是的，“使一个人努力在某件事件上表现自己，表现出自己的优点来”，这就是真正的教育。
已故著名小学特级教师霍懋征有一句话，朴实而感人：“每一个孩子都是我的骄傲！”我理解这句话意味着，教师爱孩子爱的是这个孩子本身，而不是爱他几年后可能有的名牌大学通知书、高考状元的“荣耀”或几十年后院士、部长等“头衔”和“光环”。每一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未来，更多的是普通劳动者，这依然是教师的骄傲。我当然为我学生中赫赫有名的精英人才骄傲，但同时也为默默无闻的平凡百姓自豪。我认为，这才是教师应有的“骄傲观”。尤其是在当今十分功利也十分势利的社会背景下，我们千万不要把教育的目标仅仅锁定在培养“高端人才”，而应该把培养数以千万计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可靠接班人和完整公民作为我们的神圣使命。
很遗憾，我们现在的教育很多时候还是培养“人上人”的教育。“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是相当多的家长和老师对孩子的“励志名言”。然而，近百年前，陶行知就已经把这句话批得体无完肤了。他说——既不做人上人也不做人下人，而要做“人中人”，要把自己所学得的东西贡献给老百姓。有人误会以为我们要在这里造就一些人出来升官发财，跨在他人之上。这是不对的。我们的孩子都从老百姓中来，他们还是要回到老百姓中去，以他们所学得东西贡献给老百姓。如果我们能够摒弃“人上人”的教育成功观，而将所有能够“回到老百姓中去，以他们所学得东西贡献给老百姓”的学生都视为教育的成果，中国的教育才算是真正走上了正轨。
本书我写了从八十年代初我大学毕业所带第一个班，到我退休前教的最后一个班的36个学生的人生轨迹。他们中有教师、医生、空姐、飞行员、艺术家、科研工作者、公交车司机、火锅店老板、银行职员、足球教练、摇滚歌手……我希望通过他们的故事，能够让包括家长在内的所有教育者真正明白：每一个孩子都有着属于他个性的成长和成功。无论是《爱心与教育》，还是《心灵写诗》，在已经出版的几十本书中，我已经写过许多让读者感动的学生故事。但是这本书中的学生故事和以往不一样。同样也有师生情感，也有教育技巧，但我试图超越师生情感和教育技巧，而是深入到学生的内心，展示他们的精神成长；不仅如此，我还写了他们离开我后十多年、二十多年、三十多年的人生经历，以展示他们的人生与当年教育的关系。我在写每一个学生的时候，除了要看我当年教这个孩子时留下的相关记录——孩子的作文、作业，我的工作笔记、教育随笔和教育日记等等，还要求这个孩子写写他现在对教育的理解，包括自己教育孩子的感受。因此，我当年的“教育”、学生回忆中的“教育”、他们现在理解的“教育”、他们对子女的“教育”……这几种“教育”的重叠与交织，特别是学生谈教育，包括对我当年教育的解剖，我自认为是本书最有价值的内容。
不可否认，本书中的学生对我当年给他们的教育都是充满真诚感激的，但他们也没有简单赞美，而是对当年李老师的教育有着理性的思考。比如现在成为美国博士后研究人员的付锐，他在写给我的信中，一方面肯定我当年的教育对少年的他是怎样的一种征服——李老师那么真诚，而富有激情，自然而然地展示出他的渊博的知识和热情。在这个氛围下，很容易把自己融入到班级大家庭中。班会课真的是一种享受，因为李老师总是会用很生动和热情的语言，把一个理念讲得通俗易懂。在有一个强有力而且又特别会调动集体情绪的领导下，所有的同学都成为了信徒。我们很坚信李老师的理念，也愿意去感受并且实践。 不管是在语文课，还是班会课，每个同学都沉浸在李老师的内心世界里。所有的同学作为一个有相同诉求的集体——希望能学习并且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开始没有任何批判性的吸收所有的观点。现在来看，如果老师一直处在向学生播撒自己的观点，不管深刻与否，不论正确，都有可能让学生的思想变懒惰，失去客观判断和批判的能力。当思维变懒惰的时候，学生就不想动脑筋了，就失去了主动发现问题的动力。
其实，几十年来，我也一直在不断反思，不断探索，不断批判自己，不断超越自己。我其实很多时候还是有意识地以民主、平等、自由、尊重的情怀对待我的语文课、班会课以及每一次和孩子的通信与谈心，但由于固有观念的惯性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往往情不自禁就走向民主教育的反面。“教育使命”无限膨胀，“个人魅力”无限增强，而渐渐妨碍了学生的心灵自由，乃至剥夺了他们的思想权利。
因此，如何在教育中处理好“尊重与引领”的关系？具体说，如何做到既不因尊重学生而丧失教育的使命，不因引领成长而走向思想专制？这既标志着我们教育思想的高度，也体现着我们教育智慧的丰富与教育技巧的娴熟。直到退休，我的教育依然充满遗憾。这个课题，留给以后的教育者继续在实践中去探索吧！
本书的每一个孩子都是我的骄傲，但我不得不再次声明，他们主要不是我“培养”的，不能简单地把他们当成我的“教育成果”。我越来越认为，决定一个人成长和成功的因素以重要程度排序，第一是家庭，第二是个人，第三是学校。所谓“家庭”指的是父母的素养（与文凭没有必然联系）和对子女的影响，包括家庭氛围的熏陶；所谓“个人”，是指本人的天赋与勤奋；所谓“学校”指的是教师的指点、集体的激励和校园文化的感染。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学校非常重要，但无论多么重要都只是家庭教育的重要补充》。我没有否认学校教育的重要性，但这个重要性远不是我们想象和宣传的那么离谱。所以，无论我的学生考上清华大学也好，成了眼科专家也好，当了足球教练也好……首先都不是我的功劳，而是他们父母教育和孩子本身努力的结果。他们在我身边时，我只是给他们一些尊重，一些引领，可能强化了他们本来就有的善良，可能打开了他们原本相对比较狭隘的视野……总之，我可能没有太妨碍他们天性的自由发展，于是他们便成长起来了。所以，教育真正要做的，与其说是尽量“塑造”学生，不如说是尽量不要妨碍学生。依从个性，给他自由，学生的成长会超出教育者的想象。
一个人一生命运的复杂性，有时也是悲剧性就在于：虽然“草稿”里蕴藏着成为一个独特的个人的各种素质——卓越的才能、禀赋、倾向性、天才——但是负责对这一“草稿”进行加工，以便使其变得更为美好的人，却反其道而行之，他用自己那双笨拙而又漫不经心的手把草图中美好的东西弄得丑陋不堪。教育的责任、智慧与人道主义情怀的体现，就是教育者（含教师和家长）对每一个孩子的“草稿”进行精心地加工，使之既拥有完整的人格，又有属于自己独特的成功与幸福。
最后，我想用苏霍姆林斯基曾对教育同行提出的忠告，作为这篇自序的结束——请记住，远不是你所有的学生都会成为工程师、医生、科学家和艺术家，可是所有的人都要成为父亲和母亲、丈夫和妻子。假如学校按照重要程度提出一项教育任务的话，那么放在首位的是培养人，培养丈夫、妻子、母亲、父亲，而放在第二位的，才是培养未来的工程师或医生。
中国教育有弊端，但怒目金刚式的斥责和鞭挞，虽痛快却无济于事。对于中国教育而言，最需要的是行动与建设，只有行动与建设，才是真正深刻而富有颠覆性的批判与重构。——朱永新（《让教育沐浴人性的光辉——让传播美好成为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