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外卖、保洁……“底层”成了畅销密码？
一些“素人”写作的底层生活故事，近两年在出版行业内火了。
去年2月，“外卖诗人”王计兵的诗集《赶时间的人》上市，首印很快销售一空，接下来一个月又两次卖断货；3月，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迅速成为豆瓣2023年度图书的榜首作品，加印10次；杨本芬奶奶的《秋园》印数已逼近40万册，《浮木》《我本芬芳》的总印数也都在30万册左右。
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矿工诗人陈年喜的《活着就是冲天一喊》，张小满的《我的母亲做保洁》，范雨素的《我是范雨素》……都获得了相当广泛的关注。人们通过阅读他们的作品，体会生活最本真的模样，窥视那些沉默群体的被遮蔽的日常。
在这样的“出版趋势”下，我们试图思考：为什么这类作品会在如今受到广泛的欢迎？被贴上“底层文学”标签的图书，在文学性上是否配得上如此高的销量？这是不是另外一种看似“关注小众”，但实则同质的出版？
红星新文化特开辟“编辑圆桌会”，邀请出版业内人士透视行业热点，讲述出版幕后的故事。本期，我们邀请果旭军、杨子铎、普照三位出版业内人士，就这些生活中的“小人物”书写出的“大奇迹”，分享自己的观点与故事。
——编辑圆桌会——
果旭军
真故图书负责人，曾负责出版《赶时间的人》《活着就是冲天一喊》《门阀》等书籍。
杨子铎
胡杨文化编辑，曾负责出版胡安焉《我比世界晚熟》等作品。
普照
浦睿文化编辑，策划出版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图书获评2023豆瓣年度图书第一名。
话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生活中“小人物”的书写也经常让大家眼前一亮，之前大众曾用“草根文学”、“打工文学”给一些普通人的书贴标签，现在又冒出了诸如“素人”“底层文学”的标签，大家怎么看这个新标签？
果旭军：他们的作品，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总结：朴素、真实、尖锐。
与其说是底层文学，不如称之为是来自于生活现场的表达。他们和学院派创作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真的是在写自己真实的生活，所有的文字都是来自于生活的点滴。所以他们的作品会很朴素，没有学院派那么多技巧。
但其实我们最看重的是尖锐。正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来自生活现场，直接来自于个人最真实的切肤感受，他对个人生存处境的表达就会很尖锐。比如王计兵《赶时间的人》，其实不只是外卖员在赶时间，白领也在赶时间，我们所有人都在为生存奔波。他把为生存奔波的狼狈也好，艰辛也罢，能够写出来，这非常重要。
王计兵与《赶时间的人》
杨子铎：我其实对“底层文学”这个标签无感。无论是外国文学或者中国文学，现实主义文学常常关注社会底层人们的普遍生存状态。但是，底层文学是不是必须得由底层来书写？有没有必要限定创作者的身份？与“底层文学”相对的是啥类型，“主流文学”还是“精英文学”？
在《我比世界晚熟》中，胡安焉不仅仅分享了快递员的职业经历，不再是满足人们对于某种职业的猎奇心理，而是从自己的心理特征、性格、原生家庭、周围的影响、社会的发展变革各种角度分析一个人为什么会20年打19份工，为何“每一份工作做到后来就做不下去了？”
我认同胡安焉写的是一种“底层打工人”（调侃）的精神境遇，但是不认为《我在北京送快递》以及《我比世界晚熟》是底层文学。
普照：“素人”“平民”“底层”这种词，当然有问题，会让人觉得“猎奇”“矫饰”。但或许任何推广营销宣传语，都无法避免给人种下此类印象。因为图书文案宣传语的关键一环，所谓提炼核心卖点，说直白一点，就是“贴标签”，“贴标签”就难免片面、偏颇、“别有用心”，因此会给人“猎奇”“矫饰”的印象，但也肯定有其内容事实基础。
贴标签作为推广的常规手段，吸引来第一波读者，书而后的命运就主要靠内容本身了，读者自有分辨力去看去感受，去评判这标签贴得是否到位，是否适度。通过文案营造适度的猎奇、矫饰，是在书籍载体势弱的流量时代，为一本书的生命所做的一点必要的努力。
《我在北京送快递》是我策划的第一本原创书，上市10个月，加印10次。作为编辑，我从未想过作者是否属于“素人”，而只是看到了一个好的写作者，他写出了自己的故事，恰巧就是《我在北京送快递》。
派件中的胡安焉
话题：
“素人”，从字面上理解，素人就是没有经过专业的写作训练的普通人，要把素人的作品做成畅销书是非常难的，和名人相比，他们没有自带流量的条件。另外，大家是否担心素人的作品，在写作上有所欠缺？图书销量与文学性能匹配吗？
果旭军：出版素人作家的书，我们是没有太多顾虑。我们真故图书的书作者大部分都没有流量，我们真正在意的是挖掘的内容、探讨的议题、传达的情绪是否足够真实，他的作品探讨的是不是真问题。此外，在今天这个出版环境，自带流量的“名家”只有少数几个作者，其他大部分作家的位置都是不上不下，他们在市场上有多少粉丝？难道只要一出书，真的就会有读者马上去购买吗？
很多人误解底层文学没有文学性，我认为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傲慢”。无论是《赶时间的人》，还是“杨本芬奶奶系列”，整体的文学水平其实是非常高的，他们探讨的议题是真实的，传达的情绪是能够产生共鸣的，整体的表达也是非常到位的，如果再加上合适的营销，基本上销量是有保证的。
朴素也是一种风格，就像《活着》的语言，也是十分朴素的。无论是《赶时间的人》也好，还是《秋园》等等也好，整体都是一种非常朴素的文风。
许多国内的读者或媒体会认为，文学性可能是指“思想性”，但“思想性”和这位作者读没读过多少书，是否受过高等教育，我认为并不是正相关的关系。
普照：写得好不好，我觉得要看读者评价，比如去看豆瓣评论，或B站视频里的读后感分享。所谓文学性，还有是不是配得上高销量，更像是检验文本经典性的一个面向，那就要看20年后是不是还有人读这本书了。
皮村文学小组部分成员画像
杨子铎：我觉得“好”有很多标准，如果拿文学性来衡量，可能这类书写要逊色一些。
但还是拿胡安焉举例，有很多读者都会感慨，这个人和我一样，或者在某某事情上，我和他的想法是一致的。这种书写获得的传播、引起的共鸣，很多人的生命经验与之产生了共振。也有人会感慨有人这么真诚地剖析自己。胡安焉写下那些“不足为外人道也”的，那些被很多人忽视，或者习以为常的心理状态，内耗和纠葛恰恰会说明些什么，能够帮助我们面对类似处境时不再为难自己。从这个角度，我觉得它挺好的。
话题：
我们去看胡安焉、王计兵他们书，其实也是想看他们这个行业的生活故事，但大部分人的生活故事都是重复的，对这些写作者来说，自己的特殊经历写完后，后续会不会出现就没啥可写的情况？
普照：胡安焉在写作自传经历之前的十几年里，一直在写小说，创作过程时断时续，不过也逐渐深化了对小说和写作的认识，积累了一定量的文本。现在有了《我在北京送快递》营造的基础，他也写尽了自传文本，之后他会主要集中于小说创作。我觉得他会持续产出的。撇开狭义的“自传”，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文本，作者笔下，“我的故事”是写不尽的。
胡安焉在准备派件
果旭军：他们能否持续创作，倒是一个问题。能够持续创作，首先得有文学天赋，其次是技巧性的东西，比如怎么挖掘素材？如何加工素材？对出版市场是否了解？比如他把自己的故事讲完了，可能不太会挖掘素材，或者之前关注的视野相对窄一些，找不到新的素材来源，是可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的。
但我认为这是出版公司应该去解决的问题。比如说你是他的编辑，你得根据这位作者的调性，告诉他哪些题材可以选，哪些素材可以调动起来，这需要策划编辑和作者一起去成长。出版公司不能只去摘桃子，某个素人有流量了，赶快去抢一波，消耗完了就放弃。那出版从业人员的价值在哪里？
话题：
王计兵曾说，有时候他受邀参加文学活动，别人只谈论他的外卖员身份，而不讨论诗歌，这让他怀疑大家感兴趣的到底是他的诗，还是他送外卖这件事。你们认为读者们热爱这类底层文学书籍，到底是爱看什么？是否是在满足一种“窥私欲”？
果旭军：大家需要真实。当大家活得没那么舒服，感受到生活的捶打的时候，便需要回到自身，真实地探讨我们到底活得怎么样，我们生活的当下环境怎么样。而这一类文学真实感是非常强的，他直接描述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这正是这个时代大家需要的。
许多人生活条件好一些后，可能会有一种幻觉，认为我是白领，我拥有相对好的工作保障，或者我有较多的知识储备，但是经历一些事情的冲击之后，才发现原来我们并没有想象中活得那么优越，并不比外卖员、保洁阿姨、工人更少地受到生活的捶打。所以我们才能在这些作品里得到共鸣。
范雨素在皮村。
她曾因一篇《我是范雨素》大火，后与皮村文学小组出版作品集《劳动者的星辰》。
图据IC
杨子铎：好奇别人是怎么生活的，与此同时在文字中感受到“尽管我们不同，但又那么相同”的共鸣。
普照：作为编辑，也真心希望作者不要为此困惑太多，虽然在宣传过程中难免要面对这种情况。就像之前说的，贴标签是出版过程中商业面向的具现，是为了招徕第一波关注。慢慢会积累更多读者，会遇到更多可以分辨标签真伪、也欣赏文本本身的读者。
果旭军：“一个送外卖的人，还能出书”，这本身就是个故事。无论是媒体也好，还是自媒体博主也好，许多人在进行表达的时候最核心需要的就是一个故事。读者也是，大多数人本身只对这种戏剧化的、抓眼球的概念感兴趣，这是必然的。
而这种“满足窥私欲”的毛病，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仍然是一种傲慢。这种现象的出现，就来自于对文学、人群的分层——我们是不是该把文学分为三六九等？许多傲慢的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脑子里充满的都是“概念”，每天充斥着各种“主义”，在工作场域里互相讨论着各种概念。但是当你真的去交水电费也好，真的为了租房和房东吵架时也好，真的在通勤中人挤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是一个真实的人。概念没那么重要，生活和人才是最重要的。
话题：
近两年来，该母题下的书籍出版了很多。这是不是另外一种看似“关注小众”，但实则同质的出版物呢？
杨子铎：“看似小众，实则同质”这个说法，我不是特别认同。每一个人都还是带着自己独特的经验去写作，无论创作出什么题材的内容，都还是有独特性的。不过我觉得时代发展，会让曾经一代人极为熟悉的东西再换一个新的面目出现。
前段时间在B站看了戴锦华的一则视频，她说在世纪之交，打工文学就开始流行了，上世纪90年代有很多专门刊登打工文学为主的刊物，比如《佛山文艺》《打工一族》《江门文艺》等等。我还特意去孔夫子网上查了下这类杂志刊载的文章，有很多那个时代的印记，不乏带有一些独特职业背景的言情故事、罪案故事。
建筑工地
图据图虫创意
果旭军：如今我们很多成熟作家，或所谓的学院派的写作，其实越来越隔靴搔痒。他们那些私人的痛苦、毛病，和普通老百姓没有关系，我感受不到，写的东西也打动不了我。但是那些来自生活的作品，为什么那么打动人？因为他对生活的感受是非常鲜活的。
这也是这类作品能够卖起来的原因。后来出现跟风是必然的，任何一个行业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但其中更为关键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他们为什么之前不敢做？这说明出版行业是一个胆子比较小，文艺青年过多的行业。所以他们判断不了这类作品，会担心这些素人没有流量，不敢卖。第二，并不是只要是素人就能出书，而是你身上得有个好故事，如果你写得不行，照样卖不动。
现在真的好的作品远远不够多，还没到同质化或者泛滥的地步。
普照：《我在北京送快递》2021年就组好稿了，因为疫情延后了出版时间。那时还没有任何此类出版风向的迹象。我觉得“母题”是一直存在的，先于任何潮流或风向，只是需要好的作品去引领关注。只有母题，没有内容或内容薄弱，传播就无法成立。
现在依然是“小众”的，也不够丰富，只是包装调性比较趋同而已。希望之后随着更多作品出现，在策划包装层面也能匹配以更丰富的调性。
话题：
我在采访胡安焉的时候，他说在《我在北京送快递》大火之前，他的作品其实较难发表。如今这类作品火了，这类作品也在出版市场上多了起来。那么，讲述普通人的文学故事，是否是现在出版市场上的“销量密码”？
普照：作为《我在北京送快递》的编辑，会有对文本、推广、销售等诸方面的考量。比如在《我在北京送快递》之前，我们还备选过《快递人间》《打工记》这两个标题。但我认为《快递人间》略显煽情，最后定下的《我在北京送快递》反而言简意赅，又有属于胡安焉的烙印和辨识度。
比起《打工记》，《我在北京送快递》对于书上市之后的推广和在电商网站的搜索匹配会更有效率，因为“打工记”这个关键词比较常见，出于算法的原因，在电商网站内部会很难被前排推荐。此外，在做书封面设计文案的过程中，我也发现，书名对封面呈现影响极大，后来我和设计师也商议了一下，感觉设计上比较难找突破口，因此设计师也认为改为一个更有特点的书名，会更利于寻找设计发挥的点。
但是，我觉得我的关注点不在“某类作品”，而在“某个作者”。我只想挖掘好的写作者，至于作者要讲述什么，书写什么，就到时再说了。我眼中的销量密码，是好的写作，这是我作为文学编辑的一点信念和初心。就像之前说的，只有母题，没有内容或内容薄弱，传播就无法成立。
外卖小哥
图据图虫创意
果旭军：我不认为这是销量密码。得看你手里的文本，是不是传达了很真实的东西，我认为，冲破5万册的销量，和作者是不是素人这个概念也没有太大关系。只炒作概念，没有过硬的文本，是很难超过一定销量的。
不管是底层文学，还是所谓的精英文学，我认为最本质的是看它跟老百姓有没有关系。大家活得越来越真实，越来越贴近生活本身。那么我们读到的东西，是不是贴近大家讨论的议题，探讨的情绪是否真实、是否和我们有关系，特别重要。
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说文学不好做？因为大多数文学作品，跟普通人没关系，都是自己的一点点小痛苦、小情绪、小委屈。我觉得这些东西就过于窄、过于自我了。
杨子铎：底层文学也经历了从“虚构”到“非虚构”的转变。可能以前就是销量密码，现在也是。毕竟有群众基础，也不会曲高和寡。但这年头还有短视频、手游、网络小说等等分散底层打工人的注意力，不是只有出版物。
撰文丨毛渝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