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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棺仍难定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桎梏
Original
先知书店
千字文华
2020-08-29
盖棺仍难定论: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桎梏
﹎
策划:
先知书店
文:
愈嘉
编:
先知书店店长
、
柏果
评价历史人物时,我们最常用的一个词就是“盖棺定论”。
然而,几千年来的事实一直都是“盖了棺,却永远定不了论”。
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件他做过的事,讲过的话,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视角下,其“定论”,常有天壤之别。
可见,“史观”
“史识”的价值,远大于史实。
甚至可以说,任何史实,都是不同史观、史识塑造的。
20世纪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中写道:“尽管历史没有目的,但我们能够赋予其目的,尽管历史没有意义,但我们能够给予其意义。”
从十多年前,易中天在百家讲坛“品三国”开始,后经当年明月、袁老师、石老师等人的进一步通俗化解读,古代史的重要人物、事件,被用新的“史识”重说了一遍。虽然很多观点迄今仍有争议,但终归在沉寂的历史湖水中激起一层涟漪。
不过,对今天影响最深,而且还会继续影响我们的,无疑是1840年以来的政治家以及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今天我们到底该如何理解、评价他们,不仅关乎史实与史识,更关乎现实与未来。
宪法学者王人博老师的新书
《1840年以来的中国》
,不仅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近代史的新范式,对近代史上旗帜性人物的独到洞察,更是充斥于字里行间。
不识时务,却至死不悔的康有为
提起康有为,人们对他的印象,主要是以下几点:
◎思想“建树”,不过是“新瓶装旧酒”——康有为思想中形似现代民主的东西,与其说是从西方学来的,不如说他自己的中国式幻想。
◎“书生变法,三年不成”——一个毫无政治经验的人,用激进的方式断送了戊戌变法。
◎“欺世盗名,圣人外衣包裹下的妄人”——变法失败后,利用伪造的光绪遗诏捞取政治资本和金钱利益;表面宣称男女平等,自己却有好几个小妾。
然而,王人博老师对康有为的评价,却带着一抹浓重的英雄主义色彩——“唐吉诃德式的悲剧性人物”。这是因为王人博老师宪法学者的独特视角,着眼于康有为“君主立宪”的精神内核。
康有为认为,模仿英国的“君主立宪”,搞虚君,皇帝“统而不治”,只作为国家的象征而存在。因为中国数千年传统决定了,君主必须存在,才能安定人心,维持稳定,才不会发生法国大革命式的血腥动荡。而只有满清皇室,才具备合法性,君主立宪的路才能走得通。
对此,王人博老师在
《1840年以来的中国》
分析道:
康有为的宪制方案,无非就是把西方宪制的形式,和中国传统道德进行简单的嫁接,这本身就注定了它失败的命运。
不仅如此,康有为的悲剧还在于,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满清皇族的愚蠢和革命浪潮的到来,使得“君主立宪”彻底丧失了合法性,但是他仍然固执地追求他的理想,不断地投入一场场注定无法成功的冒险,直至四面楚歌,郁郁而终。
◎1917年,张勋复辟,康有为大喜过望,立即拿出一整套方案,试图重启“清末立宪”。然而,张勋对此却毫无兴趣,碰了一鼻子灰,更为凄惨的是,随着复辟的失败,康有为不得不再次逃亡。
◎复辟失败后,康有为不断串联遗老遗少,不遗余力地宣传复辟。然而,溥仪身边的遗老遗少们却对他嗤之以鼻,说康有为保皇“宗旨不纯”,“保中国而不保大清”。
◎1927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此时,距离戊戌变法已近30年了,满清业已作古,末代皇帝溥仪都已流落天津租界。而康有为却仍抱着“君主立宪”之梦,还给溥仪写了一份谢恩奏折,以表忠心。他在临终时,被满清的遗老遗少,和国民政府当局同时抛弃,真可谓食古不化。
王人博老师说:“
康有为对君主立宪的偏爱,对传统道德的执着,蒙住了他的眼睛,虽然有些不识时务,但是他至死不悔的精神,今天的人们应该予以理解与宽容。
”
梁启超:一位功德圆满者的失败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绝对绕不开的人物之一,王人博老师说:
“梁启超长袖善舞、随机应变,但他绝不陶醉于权谋,他的政治手腕,都是为了实现现代性价值。这样一个政治理想,从来都是他内心最底层的压舱石。”
他与袁世凯的恩恩怨怨,是为典型。
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在梁启超看来,是由于袁世凯的首鼠两端,向慈禧告密导致的,他对袁世凯,可谓恨之入骨。
然而,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即将就任大总统,梁启超便面临两难抉择,是否支持袁世凯?
此刻,梁启超善于妥协与务实的精神便表现出来了,他认为,袁世凯拥有强大的政治威望,还控制着全国的军事力量,有治国经验,是实现共和的最佳人选,于是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公开信,愿意辅佐袁世凯。
于是,袁梁二人进入蜜月期。
但是,随后袁世凯复辟的洪宪梦,就触动了梁启超心中“现代性价值”这条红线。他先是公开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文章与袁世凯决裂。大意为,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动,人人得而诛之。
一石激起千层浪,梁启超的文章获得了全国的响应,不久,他的学生蔡锷发动护国战争,袁世凯在做了83天的皇帝后,郁郁而终。
然而,现代性原则的胜利,不一定就等于现代性的胜利。
梁启超坚持的现代性原则胜利了,但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却更曲折了。
1840年以来的中国,大清帝国的中央权威越来越弱,内乱不止,动荡不安。袁世凯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这一局面,尽管他的个人野心葬送了历史功绩,自作孽不可活。但是梁启超一介书生,根本无法稳定之后的乱局,整个中国竟然就此急转直下,陷入军阀混战。
王人博老师说:“梁启超以最大的胸襟气度,在近代中国的各方之间奔走斡旋。可是,历史的震荡,远远超过了梁启超胸襟的幅度。作为知识分子,梁启超可谓功德圆满,可是这位功德圆满者的失败也提示我们,中国的现代性转型,真的很难。”
虽然,梁启超在开启民智,推动共和,甚至个人品德上,远超他的老师康有为,但对于他的思想局限性及其根源,鲜有一语中的者,直到读到《1840年以来的中国》引言中这一段:
应当注意的是,当梁启超表扬西方的时候,他更多的不是为了证明中国有多坏,而是为其找出一个可以效法的目标;当他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表达愤怒地时候,只是为了说明当时中国的现状,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西方主义。他把中国的过错更多地归结为中国历史上对自己正确的东西的背离,而不是根上的坏死......
梁启超引述中国古典,并不是为了让读者支持他的西方式的新民计划,而是提醒读者,在成为新民的过程中不能忘记对中国圣人君子的效仿。(《1840年以来的中国》P12)
被Liberty卡住的严复
严复在近代史中,是一个极为矛盾的人物。
一方面他是毫无争议的“近代西学第一人”——是他,把亚当·斯密的
《国富论》
、孟德斯鸠的
《论法的精神》
、密尔的《论自由》、赫胥黎的《天演论》和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翻译并引进中国。
另一方面,他却反对革命,提倡保皇,他不剪辫子,亲近袁世凯,甚至公开支持张勋复辟。
王人博老师对如此“分裂”的严复,有过一段深刻而又独到的评价:
“他对中国立宪的道路,抱有一种绝对的理性与冷静,这种冷静源于他对中国和西方的巨大差距,有切身的体会。西方不在他的想象里,西方在他的经历中。”
严复从13岁起,便游历英国,深受斯宾塞和密尔这些英国思想家的影响,认为在社会变革的道路上,只能是渐进的,任何激进的道路都会引发灾难,中国更是如此。
然而,
严复依然没有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桎梏,虽然他很可能是1840年以来最早,也真正理解了现代文明的知识分子。
严复对自由到底为何意,以及“情景语境”可能了解,也可能不了解,但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中国人的严复,知道他的祖国需要这些文本,但他却被Liberty卡住了:
◎语言文化上的鸿沟——中国人应该知道Liberty,但中国文化中却没有这种东西,所以,他没有直译为《论自由》,而是用了一个既符合中国文化语境,又能传达密尔意图的《群己权界论》。
◎情景语境的差异——对作者密尔来讲,On Liberty(《论自由》)是对世界上一个最强大繁荣的国家的成功现实所做的论证;对译者严复而言,《群己权界论》则是为自己贫弱落后的国家寻找出路。作者踌躇满志,译者悲愤满怀,就自然而然了。
但结果是,严复的翻译
“不仅对文本作者的情景语境,予以翻译者的再语境化,而且对文本的真理性内容,也实现了语境的重置。严复的工作性质,是将隐匿在文本中的原理,进行了改变,以满足自己国家的需求,但是文本语境变了,意义也就被改写了。”
(
《1840年以来的中国》P27
)
在西方,“自由”是宪制的起点。为了保护个体自由,人们才实行宪法政治。自由不是通往富强的手段,恰恰相反,自由就是目的本身。严复的纠结和悲剧正源自,他知道自由的目的究竟为何,但却不得不将目的当作救国的手段。
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的心路历程,无一例外地导向了一个范式——
被外力拖入现代化进程的中国,一切思考都必须转换成“救亡图存”“国家富强”的命题才政治正确。
然而,现代化的逻辑不会因动机而改变。这只“看不见的手”,紧紧地扼住了中国近代史以来几乎所有风云人物的思想脉搏。
除了本文提及的几位,王人博老师在
《1840年以来的中国》
一书中,对
孙中山,袁世凯、陈独秀、胡适
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的评析,更是不乏真知灼见。因此,诚挚推荐阅读
这本《1840年以来的中国》,身处历史变局中的我们,需要卸下桎梏和包袱,才能前行。
王人博老师曾是西南政法大学的精神领袖,如今他是中国政法大学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1840年以来的中国》是他用25年的时间写就的一本大书。您的书架上可能已经有很多版本的近代史作品,但对热爱阅读与思考,关心中国现状与未来,想用一种新视角重新理解历史的你,本书不应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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