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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增先|拍板首届上海双年展是我冒险作出的一个决策





   


方增先(1931—2019),当代美术名家,新中国成立后培养起来的著名中国人物画家之一、“新浙派人物画”的奠基人与推动者,为当代中国人物画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历任浙江美术学院教授、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上海美术馆馆长,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2019年12月3日逝世。






▲2020年12月1日在上海市文史馆举办《方增先口述历史》出版座谈会


今天,是方增先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日子。为缅怀先生,特刊出我社最近出版的《方增先口述历史》部分内容,以此纪念这位从浙江兰溪乡村走出的美术大家。







《方增先口述历史》

方增先口述  张鑫 撰稿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0年11月








冒风险决策




上海双年展于1996年在上海这座底蕴浓厚的国际大都市创立,是上海城市的一张闪光的艺术名片,也是文化艺术的经典品牌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自信。它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展示,构建了世界级的当代美术交流平台,影响广泛而深远。


首届上海双年展是我拍板的。我也不知那时怎么魄力这么大,以致有一位老同学干脆在电话里问我:“方增先,你搞双年展,实在令人看不懂,如果现在还是‘文革’中你肯定早被抓去当牛鬼蛇神了。”我说你就放心吧,第一,“文革”不会再有了。第二,我那点对现代抽象的前卫艺术的了解,还是从青年人那里学来的。如果现在画有问题,那就先去抓年轻人吧,是他们教我们的。当然这是顺口开玩笑,说说而已。听筒里传来爽朗的大笑。


说管说,可以说得轻松,跟没事儿一样,真做起来,阻力不小,个中甘苦,一言难尽。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因我参与海内外的美术活动较多,眼界拓展,且广交了一批年轻的美术界朋友,有许江、郑胜天、张建军、陈正雄、刘国松等,我们常有聚会或喝茶聊天,聊到85新潮、前卫思潮,还聊“新古典主义”和“新学院派”等。他们思维活跃,与我切磋创作中的表现性、写意性、象征性和抽象性,滔滔不绝,讲得头头是道。还介绍当今国际上最具权威性的美术大展双年展,如意大利威尼斯国际双年展、巴西圣保罗国际双年展、法国巴黎国际双年展,其中威尼斯双年展历时已整整一个世纪,相当于当今艺术竞争的“奥林匹克”。


有一次,胡项城找到我,一脸真诚地说,你们为什么不搞个双年展呢?双年展的源头虽然在威尼斯,但时下成了世界流行的展览。上海是开放性的国际大都市,应该与国际有接轨,搞个有影响的、可持续发展的大展—双年展,也是上海美术馆的应尽义务嘛。后来旅法艺术家陈振雄也提出了这个建议。有不少年轻画家张健君、郑胜天等陆续给我相同的提议,建议我们美术馆牵头主办当代艺术展,譬如双年展。听后,我心动了,认为时机似乎成熟了,上海如果搞双年展,对中国现代艺术、前卫艺术的发展是一种推进。举办双年展可扩大中国艺术的影响力,也可使前卫艺术于中国生根、开花、结果,这也是海派文化的胸怀。


那时关于双年展,中国其他大城市没举办过,无参照可言,要办,我们就得首开先河。可我真的没底气,虽说考察了很多当代的艺术品,虽然有很多作品连我也搞不清楚,但周围的年轻人跟我说,这个问题可以搞清楚的。我索性想,那就办了再说,也许举办了以后就会搞清楚现代艺术的问题。还有好心的同行劝我说,连领导层面觉得这些艺术品来路和目的都搞不清楚呢。这使得我举棋不定。


这期间,正好上面希望办一次大型美术展,我也想做些有别于以前各种展览的套路,作点新尝试,为中国艺术的繁荣做点实事。


1995年的下半年,在一次专业人员的会上,我让大家出主意,会上大家七嘴八舌,其中就有人提及办双年展的事。专业人员在会上议论纷纷时,自然地围绕举办双年展展开。我一听,觉得这事有点眉目。加上我也想搞清楚现代艺术到底是什么,因为理论的困惑,永远吸引着每个探求真理的人。于是当场表态,我们是否可以朝这方面作些努力。有不少人表示赞同。


搞不搞双年展,其实我暗中已拿定主意。我首先考虑这是一件好事,觉得为早日让中国当代艺术走向世界,不要老处在被动与外围的地位,我们就需要做出大胆的尝试,将千差万别的艺术语言探索,通过艺术家的表现手法呈现给专业人士与广大观众。双年展国际上很流行,但一般人并不理解。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我也拿不出答案,毕竟是开天辟地第一次。再者架起这座通往世界的艺术桥梁,让艺术家沐浴新兴的世界艺术风尚,从中吸收养料,及让他们始终保持创作活力是非常有必要的,同时把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传播于世界。


后经多次馆中干部会议磋商,上海双年展的构想渐趋明朗,大家思想也统一了。我觉得时机基本成熟,当即做出决断:摸着石子过河——搞!并表态:现代艺术只是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我当馆长,也是因为党和国家信任我,让我挑起这副重担。假如为这事,上级怪罪下来,当不当馆长我也不介意。我就是个画家,不让我做,我可以回家画画去嘛。正因为有这样坦然的心态,我搞双年展的信念更坚定了。随之,我们正式打报告给上海市人民政府,提出申办上海双年展。组织团队正式开始运作。


举办大规模展事,是让外国人一睹即将崛起的中国自己的国际级别的美术展,让他们对长期封闭的中国当代艺术现状有所了解。而从纸上谈兵到实际运作,不论是计划的制定还是每项工作的细枝末节,包括经费、宣传广告、邀请单位、邀请画家、国内外参展者的食宿和每一项目具体落实,都要环环相扣,依靠全馆上下齐心努力。我们还为每个画家做介绍,画作名称,哪怕再多也一条条写出来。因为这对艺术、艺术家、观众都是有帮助的。


为什么工作一定要做细?有一年,我看了威尼斯双年展,有一件作品画面是十只硕鼠,背对观众围成一圈,它们尾巴勾结一起。当时我就联想到古代现实主义诗集《诗经》中的《国风·魏风·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觉得作品通过硕鼠反映贪而畏人者,即贪官污吏。但实际作者意图是表现城市人的心态,总想往外跑,却又在一起。我提问:为何选择老鼠作为表现主题,作者答:老鼠能够表现人的灵活。这一解说,让我豁然开朗,原来中西文化有共通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主题思想的表现与理解,因文化背景也可不同。假如请外国人看中国画,得出的结论与作者意图相背也属正常。再说不同体系,不同派别、支系,均会形成差异。这项工作做好了,明了这些差异,方能互相理解尊重。


▲方增先作品《卡扬》,1983年





几件化险为夷的事



关于当年首届双年展,我们处在探索中,立足可进可退之地,因为它在中国艺术界还是个新生事物,甚至连能否继续举办下去都是个问号。我们都认为建立一个双年展的机制,不要期待第一次展览就达到国际标准,如果无法做下去,也可将这个机制取消。


我们首先考虑传统与现代艺术的接轨,用世界的眼光来聚集中国,于是我馆美术学术部集体讨论,把主题确定为“开放的空间”,这是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引喻,也与深化改革开放中的上海比较贴切,参展作品的媒介也是受到限制的,展览取名亦几经讨论、斟酌,结果最终使用了“’96上海(美术)双年展”展现于公众面前,而非首届上海双年展。首届双年展后,接着延续前届主题,确立主题相对来说容易些,第二届我们考虑的是兼具传统与实验的水墨画为主,即“融合与拓展”;第三届主题更明快些,叫“海上·上海”。


考虑到一系列现实原因,包括国内外艺术界人士的接受度,场地等限制原因,第一届我们定下以油画作品为主,突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艺术多元并存、异彩纷呈的气象,内容以油画这一外来艺术样式在中国的发展为重点,包括具象、表现、抽象以及装置艺术等多种风格,参展艺术家有陈钧德、尚扬、邱瑞敏、徐芒耀、何多苓、罗中立、于振立、周长江、俞晓夫、曾晓峰、张正刚、郭正善、周春芽、许江、李燕、阎平、张国龙、叶永青、林永康、任戎、徐晓燕、罗发辉、丁乙、常青、毛焰、夏俊娜、谷文达、陈箴等来自全国各地的油画家,以及旅居海外的装置艺术家,展出作品共160件。策展人我们邀请了王林,他是四川美院的教师,评论家,是由水天中、徐虹引荐给我。我要用他的理由:一是人才,曾策划广州当代艺术广场展,有较多的社会人脉关系;二是他近来始终处于中国艺术发展的前沿,理念较新颖,且有文化前瞻性。筹备期间,他基本在美术馆安营扎寨,为双年展做出重大贡献。


回眸上海双年展,也有先天不足之处。按照国际惯例,作为城市文化形象的代表,一般双年展是由市政府出面主办的,并由市长出任双年展组织委员会主席或基金会主席,整合资源,协调运作机制,进而扩大城市的国际影响。而在上海双年展的筹备中,开始政府部门没有表态,这也使得办展方有诸多无奈,什么都需要我们自己担当。


启动此项工作后,迎头碰到第一个难题是资金问题,因为呈市政府报告中,我们表示自筹资金来解决办展经费。最尴尬的事是离开幕不到50天,三家单位前后以各种理由给我们“断炊”,几乎要断资金链。曾承诺独家集资双年展经费20万元并立下合同的某公司,突然中止了合作;同一天,香港某公司一纸传真,谢绝了原先答应承担画册印制及一部分经费支出的邀约;接着,某拍卖公司订下的20万元的赞助合同,也因公司利润微薄而提出削减出资。连续不断的变故,使得我们处于四面楚歌的状态。


双年展的存亡迫在眉睫,怎么办?我急得团团转,进退不得,于是在一次会议上表态一定要搞,即使把上海美术馆的家当当掉也要搞。因为我们已处于骑虎不能下的关键时刻,我只能给大家鼓劲了。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火速找到市政府,谒见了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龚学平,十万火急地汇报了情况。没想到见到他后,事情马上有了转机,他给上海双年展特批了50万元项目专款,并要求,虽然有些艺术品来路和目的搞不清楚,但一定要保证此展不能出任何差错,作品不能越底线。当场我都接受了条件。这才“近水”解了“近渴”。首届上海(美术)双年展的资金总算落实,此时距离展览开幕仅一个月。



▲2004年方增先(左二)

在上海双年展第二次新闻媒体见面会上



为保证筹备工作有序进行,关于作品入展的条件,我提出三点要求,第一,政治波普不能搞,太政治化的作品不选录;第二凡涉及军事的作品,如刀、枪等物件的作品不选录;第三行为艺术不支持。有人提出非架上艺术作品可以吗,我想了想,同意了,因为展览需要有新意,有亮眼的东西。


录用作品一波三折。我们录用的作品,内容形式为具象、抽象、表现以及装置艺术,这批画家为当时中国当代艺术的代表,在当今画坛有分量、有影响,其中展出三位上海籍海外艺术家的装置作品,他们是谷文达、张健君、陈箴。当然,当代美术作品肯定涉及社会问题,因为当代性是一种新的时间意识,一种对历史的敏感性。作品意识超前、带有超常思维,体现社会革命与思想革命前卫精神。对此,我们选择作品时,也是倍加小心,因为我们毕竟是代表政府方的美术馆。这个尺度如何把握,责任重大。


首届双年展以油画为主,综合材料和装置作品也有少量,它们不是架上作品,有视觉化、情感化、现场化的效果。我当时有一个取舍参展作品的原则,即“要权衡好作品的观念与展览主题的关系。某一件作品的取舍不重要,双年展的持续举办最重要,一定要让双年展活下去”。在宣传方面我们采取比较低调的方案,只做新闻报道,不做深度采访。




成功举办及社会反响



1996318日—47日举办“’96上海(美术)双年展”。主办方为上海市文化局、上海美术馆、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协办方为上海电视节办公室、上海东方明珠国际广告公司。双年展组委会主任由上海市副市长龚学平担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干树海和我为副主任。秘书长为李向阳。我们还邀请文化界的领导、专家、学者及各协办机构的有关人士担任顾问或委员。

开幕当天,各地观众约3万人前来观摩。龚学平在开幕式上讲话:

上海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开放的口岸之一,有着“推陈出新、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新兴文化样式的传播与交流,大都源泉于此地。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当代文化艺术也逐渐为世瞩目。“96上海(美术)双年展”的举行,必将对繁荣美术创作,促进文化交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

上海当初有电影节、戏剧节、电视节、音乐节,而我们举办的上海双年展,此后将每两年举办一次,相当于艺术节,填补中国艺术史没有双年展的空白。我们请来了央视《新闻联播》的记者,播出开幕实况。引起了国内外艺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关于开幕式的报道,沪上《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文化艺术报》等均予以报道。

这次我们有一个创新纪录,就是不同于过去的路子——只管作品不管人,采取邀请艺术家的方式,向他们提供展板与场地,让艺术家自己决定选择哪幅作品参展,然后由双方协商组展,且对参展作品采取只参展不评选的模式。展后由我馆出资收藏一件作品。在展出作品时,为让观展者了解艺术家的作品,我们在每位艺术家展出的作品旁边,做了一份有关这位艺术家的文献资料介绍的标牌。

通过这次展览,我们一次性购入二十多位画家的近三十件精品力作,这是美术馆建馆收购量最大的一次。而这批画家现已为中国现代画坛如日中天的人物。虽然我馆支付费用不多,但我们与他们的商洽过程也相当顺利,绝大多数画家表示理解与支持,他们表示作品被美术馆收藏是种荣誉,不可与商业行为同日而语。

▲2000年方增先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介绍上海双年展



有一位资深评论家这么评述:“参展艺术家属于中国当代美术创作的中坚力量,展示和收藏他们的新近的创作成果,乃是首届上海双年展对中国美术事业的一大贡献。”此外,我们惊喜地看到年轻一代的油画家正在摆脱学习、模仿的痕迹,并在创作中大胆融入了本土文化的元素。对今后举办双年展打下基础并积累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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