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知青现象叫“农来农去”

作者：施大光

这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小范围知青现象，起端于上山下乡运动结束、知青大返城之时。在我们步入后知青时代之时，我们宜以平和、淡定的心态看待“农来农去”的知青现象。

所谓“农来农去”，指的是上海在1979年知青大返城时期，实行的对郊区农村户籍的“知青”返城的一种政策。“农来农去知青现象”，指的是按“农来农去”政策回沪的知青群体及其活动以及对社会的影响。

从“12.21”“最高指示”发布之后，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蓬勃开展。上海担负着繁重的知青上山下乡任务。当时上山下乡的动员对象，是城镇户籍待业的学生，即“知识青年”。但当时上海的上山下乡人数指标尚有缺口难以完成，于是对郊区农村中报名参加上山下乡的农村户籍青年，也允许参加。当时，上山下乡运动的主要去向是到生产建设兵团落户（上山）和农村插队落户（下乡）两种。由于这些农村青年，本身就是居住在农村，不可能且不愿意“下乡”还是到农村去（因为是由相对富裕的上海郊区农村改换到了相对贫瘠的外地农村），所以，这些弥补知青名额不足的上海农村青年的上山下乡去向，就是外地的生产建设兵团。而这些上海农村户籍“知青”的主要去向，集中于云南建设兵团。

经过了知青的集体努力，经过了“拨乱反正”，1978年底，由云南知青发端的兵团知青大返城开始了。当时返城政策的指导思想是“哪里来的回哪里去”，于是“城市‘来的’回城市去”。在上海，就是“市区‘来的’回市区去”“郊区城镇‘来的’回郊区城镇去”。大多数知青，都根据这个政策回到了自己上山下乡前的户籍所在地。

而对于这些当年农村“来的”“知青”，也基本遵循“哪里来的回哪里去”方针。因为是农村“来的”，所以就返回农村老家。当时，即使是部队复员的解放军战士也多回到了农村老家。从农村“出去”的“知青”，“返城”后，回到自己的原先户籍所在地也是情有可原，可以理解的。

于是上海在“市区城镇知青”、“郊区城镇知青”这两大类知青之外，又出现了“农村户籍知青”第三类知青。由于这类农村知青在所有知青中占据的比例较少，发布的范围较小，因此在平时的知青概念中，长时间里没有单列一类。但随着各类知青、各地知青活动交流的扩大，随着“农来农去”概念的提升，附随的这类“农村户籍知青”就随之突出起来。因为，城镇知青（无论是市区还是郊区）都没有“农来农去”这种现象。

这就是称之为“农来农去”知青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

按照“哪里来的回哪里去”的返城指导思想，返城后的知青按尽量恢复上山下乡之前状况的思路解决问题，尤其是知青返城后的就业（找工作）问题。城镇户籍的知青，在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之前、在文革之前，在学业毕业之后大多由城镇劳动部门分配工作，所以城镇知青返城后，劳动部门按惯例力所能及地安排返城知青的工作，即使是安排到街道开办的“小厂”、生产组。但农村户籍青年就业问题，在上山下乡运动之前、文革之前，都不属于城镇劳动部门的分配范围，因此当时这些知青返城之后，由农村的区、乡、村各级基层政府、组织负责安排工作。他们逐渐由各级农村基层政府安排到了乡办、村办的“小厂”等企业或其他部门工作。

陆续地，知青们返城后都有了工作，但紧接着的，就是工龄问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期间的工龄（农龄）与返城后的工龄连续计算。但在返城以后，在一些非劳动部门管理的企业（比如乡办企业）工作或待业的，不计入连续工龄。有不少城镇知青当时没有落实到上海户口，成为“袋袋户口”期间的日子，也被中断了工龄……

而农村知青，由于各乡、村等基层政府的管辖政策不一，以及乡办、村办企业的各自利益等原因，大多没有被连续工龄。

除了工龄问题之外，知青们返城后还面临着其他社会福利问题的困扰，比如住房问题、医疗保险问题（甚至退休后的福利问题）、工资收入问题、孩子就学问题……

返城知青最重要的住房问题，农村知青享受到了城镇知青大多无法得到的待遇。而城镇知青的住房问题，因为各自所处的职业或社会地位不同而不同。但总体上，相对于农村知青，城镇知青的住房问题比农村知青更困难。

对于其他的社会福利，即使同是上海城镇户籍的知青之间，也存在着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职业（工种）、不同个人之间的区别，更何况城镇与农村这样新中国成立以来，就长期存在的城市与农村的城乡差别（甚至直到现在，城市与农村“同命不同价”的现象也还没有彻底消除）。

当时知青大部队的返城政策有“病退”、“顶替”、“独子优先”、“父母身边无子女优先”、后来干脆无理由也可以返城……而且，由于知青返城渠道的不同，知青回城后所处的工作、生活、社会环境与地位各不相同。有的甚至存在着相对悬殊的差别。

因为融入到了社会各阶层，返城后的知青分别得到的是各自不同阶层的福利待遇。作为曾经的知青整体，不可能象在上山下乡期间那样，享受统一的知青待遇。

但回沪后的农村知青，发现经过几年上山下乡回家乡后，自己的社会福利与没有“出去”上山下乡前相差不大。尤其是工龄、社会保障等重大问题与周围的农村人口同等待遇、没有得到城镇知青相平衡的待遇，于是进行了长期的“维权”，要求享受到与城镇知青相似的工龄、社会福利……

经过几年的“维权”，“农来农去”知青的社会福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一些满足。但还是因为各自所处区、乡、村基层的政府及其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其“维权”取得的成果也不尽一致。

正确看待“农来农去”知青现象

以往，“农来农去”知青们，大多集中在自己的旗帜下，进行自己的“维权”活动。但随着后知青活动与交流的日益扩大和频繁，“农来农去”知青及其组织，亦与其他知青团体发生了更多的交集与交流。由此，“农来农去”知青现象，也被其他城镇知青群体所感知。

有人说：天下知青是一家；有人说：知青是鱼龙混杂的群体……笔者以为：这些说法都成立、并不矛盾，只是不同的评论者所处的时期与环境不同而对知青整体的不同评价。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曾经的知青，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我们现在的后知青群体及其活动，各人会得出各自不同的结果。“百人百性”“万人万心”。更何况全国一、二千万这样庞大的曾经知青群体，无法也不必对同一个知青现象做出强求一致的结论。

同样，如何评价“农来农去”的知青现象，也不可能得出一致的看法。笔者不赞成强调一致，各种看法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以保持心情愉悦，有利身心健康为前提。笔者曾经参加过多次“农来农去”知青组织的活动，多次祝愿“农来农去”的知青们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并且与“农来农去”的知青们结交了朋友，我们的知青友谊是相通的。但笔者不参加“农来农去”知青群体发起的各种“维权”活动。笔者认为：曾经的知青们逐渐进入到了颐养天年的后知青时代，我们大多怀着知足常乐的心态，安度自己的准晚年生活。对于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身外之物，还是不必看得太重。要看到，比自己享受到的社会福利不足的知青还可能有更多（比如住房问题）。如此思考，我们就能做到以平和与淡定的心态看待世间万象，准确把握自己遭受到的“社会不公”。而许许多多的“社会不公”，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是不大可能避免的。

谨祝我们的后知青时代更加灿烂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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