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王刚、邹静之讲述知青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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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静之，1969年赴北大荒上山下乡，剧作家
我的年龄不足以见证邹静之老师的青春，路过都不够。但很幸运，我听了不少青春的讲述，还目睹了一些青春的证据。老照片、书什么的都不算啥，最让我唏嘘的是鲜活的证据：每逢过年过节或者家里宴客，邹老师家的厨房里都会有那么几位眼熟的身影，忙忙碌碌、笑意盈盈。他们都是邹老师青春的伙伴儿，也是北大荒的战友。更唏嘘的是，邹老师聊起他们的青春，我明明能感觉到有年轻的生命流星般滑落。想起邹老师书里的一句话：“如真有灵魂，让她们能看到我写的文字。”他们那一代的青春，有特殊年代留下的伤痕。
琴伤，带来了写作的希望
1969年，17岁的邹老师离开北京奔赴北大荒，当时邹老师父亲到火车站送他，给他带了一把小提琴。让他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之余，搞搞娱乐。可想而知，高雅的小提琴受到了怎样粗俗的待遇：从“手拉琴”、“手提琴”、“洋胡琴”、“杀鸡”到“拉一段《打虎上山》吧” ，最后，终于壮烈地倒下，成了一家老鼠温馨的居所。
在小提琴“僵尸”一样躺下去的时候，邹老师终于把曾经一天8小时从运弓开始的与音乐的交流，封锁了。取而代之的，他开始记日记，每天，坚持不懈，哪怕只有一句话。也就从那时候开始，他开始迷恋纸上的日子，因为那些文字替代音符，安抚了他的青春、孤独、无助甚至深深的失望。
这其中还出了一个小插曲，他的日记被另外一个知青偷看了，人家还留了一张字条：看完你的日记我非常感动，你说了好多我想说的话，希望你把日记坚持写下去，只是不要写得太露。此致，革命的敬礼！知名不具。邹老师说，这应该是他的第一位读者，也是第一个鼓励他的人。从此，邹老师一直写到离开北大荒。8年。
在北大荒，邹老师的那些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就像北大荒每年半年的雪和东北御寒的烈酒，看得到白，却看不到头儿；喝得醉，却被雪一激就醒。
命伤，唤醒了麻木的情感
先讲一条命，年轻、鲜活、美丽。
知青在北大荒吃馒头，远远看上去一屉，不是白的，是黑的，上面全是苍蝇。吃馒头得先轰苍蝇，喝汤、吃菜吃出个苍蝇，那都不算事儿。而一帮城里孩子刚到北大荒，大部分不具备这种抵抗力，得痢疾、拉肚子的不少。有一个漂亮女孩子，不到17岁，爸爸是驻国外的参赞。下乡不到一个月，得痢疾了，不到一天，孩子没了，就埋在山坡上。知青们怕是怕，可实实在在的命从眼前没了，也吓木了，依旧吃黑馒头，到麦秸垛后面上厕所，连队没有厕所。
后来，过了一个冬天，连队里来了一个男人，搭拖拉机来的，借了一把扫帚。最后到了女孩子的坟前，终于哭了：“爸爸来看你了……爸爸来晚了。”后来，知青们才知道，女孩子爸爸是从法国飞北京，没回家，直接奔北大荒，没通知任何人，自己搭辆拖拉机找到兵团。不用多说，凡为人父母的，一定听得到女孩子爸爸心碎的声音。邹老师说，女孩子爸爸走时和每一个知青都拥抱了一下，他们都还是孩子，也都哭了……
温度计伤，换来了回城的日子
邹老师还讲过一个知青淹死在水井里的故事，我不愿意回忆，太悲，心疼。咱们挑点儿青春里的恶作剧吧。
一度，知青们都“搞病退”。一个“搞”字，足以体现当事人的心情与那时的大环境。为了让自己发烧，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弹温度计底部，力度与频次要掌握好，否则容易弹碎；摩擦温度计，恨不能把皮肤摩擦得秃噜皮；把温度计插到热馒头里，一下子到了42度，被送到急救室，5分钟又被送出来了：馒头退烧了。据说，那时候一支体温计2.65元，他们曾经5天搞坏过30支体温计。
赌伤，测出了青春的胆量
知青们苦闷了，体力、精力爆棚，于是打发无聊最刺激的方式就是打赌。赌的模式，自由又危险，比如吃15个大馒头，跳起来摸电线杆瓷瓶，零下40度下井，还有雷电交加、大雨倾盆，爬屋顶去摸避雷针。
在粮库搬运粮食的一帮知青，突然被“磨盘大的雷，铜钱大的雨”给惊着了。其中一个叫板：谁这时候去摸粮库三楼斜脊屋顶的避雷针，赌酒一瓶。最后，酒加到了7瓶。突然，一个知青蹿了出去……爬过铁梯子，上屋顶，踩瓦，滑，脱鞋，扔鞋……雷电交加中，大伙儿吓坏了，大喊算他赢，可人家就这么一路艰难向上。有一阵，一个大雷劈下来，人不见了，要赌的人都吓哭了。然而，这哥们儿最后生生在风雨中站到了屋脊，用手握住了避雷针，炸雷炸开，闪电照亮了他英雄般的青春模样。他大喊：“看清了吗？”邹老师他们一众仰视回应：“看清了！”
后来，7瓶酒，把全班人都喝醉了。邹老师说，唯有握避雷针的人滴酒未沾，因为英雄的感觉已经让他深深地醉了。
情书伤，拉开了青春的序幕
北大荒，卫生条件有限，不讲个人卫生的，往往身上恨不能三军齐备：地面部队，虱子；坦克部队，臭虫；空降兵，跳蚤。邹老师有一个校友，也是北大荒的战友，就属于三军齐备的，且常常伸手到衣服里去清点、整编他的三军。人也消沉，不爱说话。知青们就想逗逗他，于是商议决定给他写一封“伪造的情书”。谁写呢？邹老师。看来祖师爷赏饭吃这事儿，是天注定，邹老师也因此挣得人生第一笔稿费——一瓶草籽酒。据说，情书内容有“浇花要浇根，浇（交）人要交心”的当地俗语，也有要何日何时供销社门口见一类的约定。然后，就放哥们儿铺上了。
这哥们儿回宿舍发现情书后，各种惊讶，躺着坐着读了好几遍，光彩四溢。接下来几天，人勤快起来，烧开水，煮衣服、被褥，各种串色儿……最后，哥们儿还是去外连队，借了一身行头。转眼，全连300多名知青都知道了他要去约会的事儿，只有他以为别人都不知道。邹老师看着有些收不住了，点了他两次，可那哥们儿兴奋了，全然听不进去，戏只能演下去了。
约会当天，邹老师说称得上“壮烈”。那哥们儿穿得单薄，站在供销社门口，苦等，任大雪飘落，痴心不改。知青们都在窗口看着他，喊他不回，直到最后被人架了回来……
后来，邹老师拿出草籽酒与他分享，他一点儿也没责怪的意思，相反，他相信真的有那么一位倾慕他的姑娘。
青春，就像一张被荷尔蒙撑满的弓，箭的射出，往往不是因为有了真的目标，而是假想甚至臆想。
来源：北京电视周刊 2015年18期
王刚：有插队那一年垫底
我啥苦都不怕
王刚，1968年插队吉林延边，演员
要把王刚的职业说清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曾经在电台播讲长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创下3亿人收听的纪录；
80年代末，他成了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连续3年主持春节联欢晚会，后来又先后主持《综艺大观》和《朋友》栏目；
1996年，他出演《宰相刘罗锅》中的和珅；接着，他和成方圆担纲舞台音乐剧《音乐之声》，在北京舞台上也颇受欢迎；
多年历练下来，昆曲，京剧，他是拿起来就唱；至于小品、话剧，更是早年在军区文工团里的看家活计。
细数下来，这些靠声音和脸面吃饭的行当，王刚是十样干过八样。
“严格讲，我是干什么的，我自己都不知道，主持人？我不是广播学院的。演员？我不是戏剧学院的。歌手？我也没在音乐学院学过。后来想了一下，这都是因为小时候的爱好和来自父母亲的耳濡目染。”
王刚的父母都是普通机关干部，父亲喜欢京剧，没事哼唱两句，也教了他一些；母亲是单位业余文工团里的演员，上台演出时，小王刚必在台下观看。谁都没想到的是，这些后来竟成了他一辈子打拼的事业。
眼前的王刚不似屏幕上的妙语如珠，他眉头微皱，语速缓慢。三月初的北京还泛着寒意，从北京拥堵的车流中硬挤出来到达目的地，他额头竟然泛着微微的汗珠，坐下第一件事就是向服务员要烟灰缸，“抽根烟，歇一下再聊”。
抱怨着北京的路况，王刚点燃了手中的烟。抽烟的习惯是下乡插队时养成的，“那时候，干完一天的活，累得什么似的，不抽烟，根本没法熬。”王刚一副往事不堪回首的语气。
王刚是“老高二”，也就是俗称的“老三届”。当知青下乡的一年，在王刚的生命里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
你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
“我下乡去了两个地方，第一次下乡是1968年11月2日。”王刚对这个日子记忆犹新。
当“把青春献给边疆”之类的豪言壮语已经侵入骨髓的时候，王刚和他的同学们唯恐自己去的地方“不够边疆”。于是，当得知长春四中最先出发的一批目的地是中苏边境线时，满腔热血的王刚着急地混迹于其中，倒了两次火车再坐上汽车，一天一夜后，到达了“吉林省延边市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罗子沟公社上河大队”。
当天晚上，欢迎会场上，王刚坐在了第一排，仍然处于兴奋状态中的他，学着当地农民卷了根烟叶子抽，但是，正在给这些毛孩子们讲话的大队干部恶狠狠的目光向他直射过来:“把烟掐了，你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热脸贴上了冷屁股。”王刚同学的一腔热情被这一句话全部泼灭，“我忽然觉得不是接受再教育，而是接受改造来了。”开完会后，王刚知道自己太幼稚，太理想化了。第二天，他决定离开这个“真正的边疆”，而且说走就走。
回到长春后，他发动七十多个同学申请去离家最近的郊区下乡。合心公社于家大队王家楼生产队是他最后的选择，这个地方距离长春市“不坐电车，走着两三个小时就到了”。但是，就是这个省会边上的小村庄的生活，让王刚尝到了“现在的青年人难以想象的苦”。
他在王家楼当了一年的青年农民。最苦的活是刨高粱茬和玉米茬。每人六条垄，没干过农活的学生们拿着镢头，蹲在地上一点点地刨着，一天下来满手血泡，“当时就觉着这垄怎么那么长啊，永远到不了头似的。”好多女孩子刨着刨着就哭了。
当时有一支解放军拉练路过王家楼，在此稍作驻扎，看着他们持刀弄枪，军歌嘹亮，被高粱茬和玉米茬折磨得够呛的王刚羡慕坏了。
日子在毫无变化与期盼中度过。1969年末的一天，父母来信要王刚回趟家，因为他们要去“五七干校”了，妹妹王静则要去吉林省军区文工团。一家四口人要分三个地方了，父母让王刚回去吃顿团圆饭。
回城后，王刚送王静去文工团报名，面试时，考官对王静的歌声、朗诵很满意，问她受谁的影响，王静说，受父母和哥哥的影响。考官问，你哥在哪儿。“在走廊呢。”考官让王刚进来，他唱了一首歌，又朗诵了毛主席的《沁园春雪》。考官被王刚的声音打动，问他愿不愿意去当兵。王刚听到这句话有点不敢相信了，可他还不忘问道:能和我妹妹在一起吗？就这样，王刚和妹妹王静一起穿上了军装，成了文艺兵。
就怕累着自己
在文艺宣传队，话剧，相声，“样板戏”，诗歌朗诵，唱歌，跳舞，主持，王刚什么都干。
1973年，因为业务扎实，王刚被调到了沈阳军区。1976年，很偶然的机会，王刚开始去电台录制长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这个节目被108家电台复制播出。
王刚自称，那段时间，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吃完晚饭，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每到晚上六点半的播出时间，几乎每家每户的窗口都能传出自己的声音，“那是我这一生最美妙的感受”。
两年后，《夜幕下的哈尔滨》被改编成电视剧，王刚出演里面的说书人，这也是他第一次在电视里露面。从此，电视成了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自从1985年在央视主持第一个教师节晚会后，王刚开始在荧屏上频频露脸，一度成了央视必不可少的主持人。那些年，他一直是沈阳和北京两头跑。直到1995年，才正式从沈阳军区转业，调进中央电视台。
1996年，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让王刚走向了事业的另一高峰，他成功扮演和珅而荣获了当年“金鹰奖”的最高奖。
王刚说自己喜欢静，“圈内的朋友也不多”， 现在生活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就是收藏。他偏爱收藏瓷器和明清家具，而且颇有眼光。刚入门时，当然也不乏上当受骗的经历，对此他笑称在所难免，权当是交了学费。
能将自己喜欢的收藏和演戏合而为一，王刚说这绝对是生平一大乐事。他经常会为一个有着历史痕迹的拍品遍寻史料，为此他可以不眠不休几个晚上，“那是一种幸福”，王刚满足于此。“我这人，一不能为官，二不能经商。”这是王刚为自己下的判断，并不是说曾经吃过什么亏，而是“善于从别人的经验里吸取教训”。
王刚说自己“没什么远大理想，有事就做，没事就闲着。工作的事，从来都是别人找上门。”这两年无论央视抑或地方台有不少栏目想请他重新出山做主持人，可他一怕束缚，二怕辛苦，都没答应，“没办法，凡是自己不喜欢的或是得费好大劲才能做的事，我都懒得做。年纪大了，就怕累着自己。”其实，“有过在农村当知青那一年的日子垫底，我啥苦啥累都不怕。”只是，他现在更想过自由自在的日子。
“得一日闲便是福，作千年计岂非愚”是王刚现在的人生态度。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本刊记者 易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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