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j0316g6ubjw&width=500&height=375&auto=0

黄婉秋祖籍广东梅县，1943年12月出生于广西桂林，在兄妹六人中排行第四。父亲是一名普通百货公司的店员，母亲是个大字识不了几个的家庭妇女。家境虽然不宽裕，但父母勤劳和善，节俭持家。母亲悉心相夫教子。孩子们个个好学上进。父亲平时最大的嗜好，就是喜欢哼哼唱唱。

1956年，13岁的黄婉秋，在报上看到桂剧团招收学员的广告。剧团规定，报考演员必须具备高小毕业资格。刚刚念完五年级、天性腼腆的小婉秋，不知从哪儿来的一股倔劲儿，大胆走上考场，主动要求表演一段舞蹈。小婉秋长相俊美，身段婀娜，舞也跳得像模像样，一看就知道是个好苗子。尤其是她当演员的迫切心情，感动了在场的所有老师。老师决定破格录取她。

虽然父母不愿意自己的掌上明珠吃“开口饭”，但始终拗不过小婉秋的倔脾气，尤其是在长春读军校的大哥来信表示支持小妹当演员，小婉秋总算圆了她的演员梦。

黄婉秋入花旦行，艺名“艺群”，从此开始了她多姿多彩的艺术人生。

学艺的三年期间，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期。尚未成年的她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和随之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这期间，艺群也经历了政治上的风风雨雨。但老艺人们的人生观，尤其是他们的敬业精神、审美情趣、一丝不苟的口传心授的训练方法，都给艺群稚嫩的心灵烙上了深深的印记。

在科班，学戏是学手、眼、身、法、步，练习唱、念、做、打、舞等基本表演技法。每当老师在台上演出时，学员们就躲在马门口（舞台的上场门）后面观摩，把老师们的一招一式默记在心。艺群聪颖过人，学习刻苦，对白、唱段只学几遍就记住了。

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练功的艰苦绝非夸张。每天清晨，先端来一盆滚烫的热水，将女孩子们的小手泡在水里，挨个儿把手指往反关节方向使劲儿扳，据说只有这样才能高高翘起一对漂亮的兰花指。练腿功的时候，老师令小孩子背靠在柱子上，用力将腿一点一点往上抬，一直要使脚尖触及额头。有一次，老师用力过猛，艺群的腿关节受伤，疼痛难忍。她吓坏了，生怕落下残疾上不了舞台。老师只是把祖传的办法教给艺群：关节扭伤，用点口水抹在上面揉。每当深更半夜疼得睡不着的时候，艺群就用小手沾上唾沫，在被窝里揉啊，搓啊。这时的她特别想念自己温暖的家。但为了圆自己的演员梦，她只得用“不受磨难，难成正果”的话鼓励自己，咬紧牙关，硬是挺过来了。如今黄婉秋每当回忆起这段难忘的经历时，不无深情地说，那个时候，大家思想纯朴得很，认为吃苦是理所应当的事。

1959年，艺群满师，正赶上广西壮族自治区进行了一次全区范围的《刘三姐》汇演，目的是让各剧种、剧团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取长补短，创作出具有地方特色的艺术精品。黄婉秋还清晰地记得当年广西集整个自治区的力量打造精品彩调剧《刘三姐》。“那是1960年，我只有17岁。广西几乎所有的剧团包括一些学校的业余团体，不下100个单位都在排演《刘三姐》。在全区大汇演的时候，100多个‘刘三姐’，壮观极了！”黄婉秋回忆说。

桂林市文化系统决定由彩调剧团排演歌舞剧《刘三姐》，并将桂剧团、歌舞团、京剧团里所有适合饰演刘三姐的演员都抽调进彩调剧团。黄婉秋也被选入，担任刘三姐的C角。

这时，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苏里、作曲家雷振邦也在桂林为拍摄同名电影做前期准备。黄婉秋的出色表演，给苏里、雷振邦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1960年5月，正在南宁参加《刘三姐》汇演的黄婉秋，突然接到长春电影制片厂要她到该厂试镜的邀请，拟让她饰演《刘三姐》中的舟妹一角。但是样片出来后，专家们都认为刘三姐的四位候选人无论是外形还是气质，都和角色存在着较大的距离。这时，著名戏剧家、时任艺术局局长的田汉慧眼识珠，对苏里导演说：“我看，那个扮演舟妹的演员不错，是不是考虑让她演刘三姐？”众人都觉得田汉言之有理。于是，黄婉秋就成了饰演刘三姐的最佳人选。

1960年夏天，电影《刘三姐》摄制组来到漓江之畔，顶着酷暑，冒着风雨，开始了紧张繁忙的拍摄工作。黄婉秋基本功扎实，悟性很好，很快就进入了角色，越来越得心应手，表演起来挥洒自如，声情并茂。

1961年，《刘三姐》公映，在海内外掀起一股“刘三姐热”。“一举成名天下闻”，黄婉秋如日中天，“追星族”成千上万的信件如同雪片一般飞向黄婉秋。一位香港观众连续看了99遍电影，寄来99封观后感，并表示还要再看第100遍。在掌声和鲜花面前，年轻的黄婉秋表现得十分清醒。她明白，作为一名女演员更要自重自爱，老老实实演戏，清清白白做人。

黄婉秋这一生只演了一个刘三姐，她曾经多次试图再演一些其他角色，但是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实现：“我17岁时就因为演刘三姐而达到了无法超越的高度，‘文革’中我成了‘反革命’，等到‘文革’结束后我已经30多岁了，最好的舞台时光已经过去了。所以说，‘刘三姐’浓缩了我全部的青春年华。”

“文革”刚一开始，歌舞团造反派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就批判电影《刘三姐》“宣扬唱歌可以夺取政权，否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光辉思想”，而黄婉秋本人则是一个“出身有问题，借电影《刘三姐》出了名，拿着50多元高工资的修正主义黑苗子”。黄婉秋被泼上了一身污水，成了“政治上反动，生活上堕落”的罪人，险些丢掉了性命。

就在黄婉秋苦熬岁月的时候，爱神悄悄地走近了她。“黄老师，给你药”，同在歌舞团的小伙子何有才勇敢地来到黄婉秋身边。何有才比黄婉秋小5岁，进团的时间晚，所以一直称她“黄老师”。何有才是个苦孩子，跟着养父长大。他为人善良，对黄婉秋的才华、人品和相貌，既钦佩又爱慕。每逢黄婉秋被批斗挨打回来，他便抓几副跌打药，给她疗伤，用宽心话安慰黄婉秋那已近崩溃的身心。

黄婉秋、何有才夫妇

人情冷暖，世态炎凉。黄婉秋在认真思考：什么是人间真爱？在众多的追求者中，何有才可能不是最优秀的，但比起那些趋炎附势、利欲熏心的人来说，何有才却有赤子般纯真的心。

黄婉秋与何有才恋爱的消息引起了轩然大波，歌舞团院子贴出大字报，讽刺这是“18世纪资产阶级的畸恋”，黑枪暗箭纷至沓来。“革命派”更是气急败坏，强令他们马上分手，否则将采取“革命措施”。恼羞成怒的“革命派”还把何有才调出歌舞团，安排到绒帽厂当工人。

患难见真情。黄婉秋、何有才于1972年结成百年之好。“哪个九十七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刘三姐》的一段唱词，成为忠贞爱情的见证。婚礼那天，新郎在乡下老家摆了二十几桌酒席，四村八乡的乡亲们都拥到男方家看新娘子。何家老屋前比赶大集还热闹。憨厚耿直的乡亲们大声喊道：“婉秋，嫁到我们贫下中农家里来，你就放心吧！”

此后，黄婉秋的生活稍微平静了一些。但她仍然不能登台演出，只能在后台干点整理服装的粗活。“革命派”不给黄婉秋分房子，夫妻俩只能在郊区的小屋里栖身。每天晚上，何有才都准时来到剧场接妻子回家。“革命派”不准他进大门，他不管风吹雨打，硬是在门外等候。这样的生活一直熬了10年。婚后几年，自治区文化厅的一位干部，在桂林至郊县的火车上偶然遇到黄婉秋夫妇。只见黄婉秋一身粗布衣衫，用布兜背着嗷嗷待哺的小女儿；何有才挑着一对箩筐，一头装着家什杂物，一头坐着稍大一点的儿子，宛然一对农家夫妇。这位干部慨叹：“就是董永和七仙女，也不过如此啊！”

转眼到了春暖花开的1978年。一天，黄婉秋正走在大街上，忽然听到喇叭里播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的电影剪辑《刘三姐》。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路小跑奔回歌舞团。刚进单位大门，她便被一股激动的情绪包围起来，同事们兴高采烈，欢声笑语震耳欲聋：“《刘三姐》解放啦，解放啦！”

直到1982年，《刘三姐》被解放4年之后，黄婉秋才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九死一生的黄婉秋此时已近不惑之年，一个才貌双全、风华正茂的青年艺术家含冤受屈长达17年之久。

上世纪90年代初，黄婉秋担任桂林市文化局副局长。她对“歌仙”刘三姐一往情深。为了弘扬和传承刘三姐的人文精神，20世纪末，黄婉秋辞去了行政职务，投入“刘三姐景观园”的建设工作。这样的“下海”之举，在当时来说还不多见。

著名影星刘晓庆曾经对黄婉秋发出感慨：“你一个刘三姐吃了一辈子，值了！我们多少演员一辈子拍片无数也难以让人们记住！”黄婉秋觉得还是桂林的山水造就了刘三姐，造就了自己：“电影《刘三姐》给人们的印象太深刻了，我的形象就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刘三姐，所以不管我走到哪里，人们都叫我‘刘三姐’。记得我当团长的时候，同事叫我‘黄团长’，半天我都不知道在叫自己，但是如果有人叫‘刘三姐’，那一定是在叫我。我想，团长是短暂的，可是‘刘三姐’却是伴随我一生的。”

http://v.qq.com/iframe/player.html?vid=h0018popqtg&width=670&height=502.5.5.5.5&auto=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