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坤丈夫讲述：我与“阿诗玛”的悲欢

作者: 唐凤楼

“你以前未去过云南，是怎么和《阿诗玛》的主角杨丽坤认识的？”“你们是怎么结婚的？”“杨丽坤当时的处境那么艰难，你又是怎么考虑的？”……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想法，向我提出一连串类似的问题。遇此情况，我总是淡淡一笑，然后把话题扯开。现在，我写出多年来对之缄默不言的往事，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过上了安定的生活，而更主要的是，想让读者了解，在那令人不知所措的动乱里，一个名演员的遭遇，一个普通人的命运以及两者结合起来的一个小小家庭的酸辣苦甜。 ——唐凤楼 

1970年底，我在皖西的一个部队接受了两年三个月的“再教育”后，被分到了广州，由省革委会的政工组再行 安排工作。在等待分配的那两个星期里，我百无聊赖，背着个黄帆布包，漫无目的地在广州城里游来荡去。我常常坐在海珠广场临江的石凳上，默默地凝视着江面，设想着我以后的工作和生活，思念着千里之外的家人。

有个大白天的下午，我把黄帆布包当枕头，干脆在石凳上仰面躺了下来。市里的高音喇叭正播放着语录歌：“政策和策略……”。

“一面要政策，一面又要人夹着尾巴”。我心里想着，嘴里“嗤”地一笑。这下引起了一个过路行人的注意，他不解地朝我看看。接着好多人便投来了好奇的目光。他们打量着我这个四不像的人，上身穿一件破旧的黄军装，下身着一条粗毛呢的旧裤子，脚上蹬一双上海青年式的皮鞋，戴着眼镜，皮肤白哲，年纪轻轻。从他们的目光里可以看出，他们在猜度着我是干什么的。

这是生活中常有的事：平静的马路上，要是有一、两个行人注视着什么，很快就会引来一大群人。我看见的人多了，便用手捂住脸，于是从指缝里观天、看人，像摄影师剪辑画面一般。

换了一支歌，喇叭里响起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的心抽搐起来，它使我想起了人生中难忘的一幕：那是1966年8月13日，我们学院凡被大字报点到名的老师和干部，都被勒令到大操场集中，听造反派训话。台上的刚念完这段语录，台下的就开始了“革命行动”。事先准备好的墨汁从每个受训者的头上浇了下去，剪刀在女性的头上划来剪去。受人尊敬的教授、干部，刹那间变成了牛鬼蛇神。我忘不了，忘不了知识和勤恳给他们带来的厄运。

“凡是反动的东西……”又换了一支歌。我曾因为写了一篇小说，被专了七天的政。七天中，一个很神气活现的人物将这条语录至少给我念了二三十遍……

喇叭里唱不尽的语录歌，我心里想不完的往事。想着、想着，竟然在石凳上睡着了。

一个多星期以后，我被分配到离韶关市五十多公里的凡口铅锌矿工作。我到矿报到时，已近春节，工作要等春节后安排。我于是住进了矿的招待所。招待所是一排十几间相连的矮平房。来此出公差的，都赶回去过春节了，整个招待所里就剩下我一人。我独自冷冷清清地过了春节。

春节后，矿政工组的负责人告诉我，我被安排在新建的采石连当风钻工，不，应该说是采石工。

这个采石场就设在当地叫作“金星岭”的一座大山的半山腰上。山坡陡峭，工作艰苦且有危险。据说，矿里的职工不愿意去，后来只好到湛江地区沿海的农村招了一批年轻的工人，这才勉强凑起了一个六十多人的班子。

我就这样开始了新的生活，一种我在外语学院学习时连做梦也难以设想的生活。我同那些年轻的工人一起，在陡峭的山腰上打钻、放炮，开采石头。我明白我是在走着一条艰苦的路。

不久，因我能将就着画画写写，便借调到采矿政工组，筹备办一个阶级教育展览馆。在这里，我结识了陈泽涛。我俩见面不久便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万万没想到，同他的友谊竟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轨道——他把杨丽坤引进了我的生活。陈泽涛是昆明工学院六六届的毕业生，长得聪明，两道剑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时，是在一位搞土建的技术员那里。

“三条腿的毛驴觅不到，两条腿的臭老九却遍地皆是。”他一边摆弄锯子，一边大声说。

有人告诉我，他叫陈泽涛，是老红军的后代。

为了展览馆早日开放，常常需要加夜班，我便搬到了展览馆里住。没几天，陈泽涛也来了。此后，每当工作之余，更深夜静，我们便促膝交谈，谈工作、谈生活、谈人生、谈未来。我们在很多方面一拍即合，友谊遂逐日加深。

一天傍晚，陈泽涛约我去斯溪河边散步。这里四面环山，不远处有个村子，河水从山里流出，沿河是条公路。此时，不远的农舍，叠翠的青山已掩于暮色的朦胧中。我和他在一棵大树旁坐了下来，凉风习习，河水徐徐，使人顿生异常清凉的感觉。

突然陈泽涛问我：“你同区倩的事怎么样了？”

我一下不知如何说好，他正问到我的痛处。唉，这磨难人的恋爱！

展览馆筹备工作到了后期，便抽了一些女青年来协助工作，待展览时就请她们当讲解员。这些女青年都是曾在农村插队的矿职工子弟。一来到空旷的展览馆，就像麻雀飞进笼子，整天“叽叽喳喳”个不停。其中有一人并不如此，显得特别文静，她就是区倩。区倩身材修长，一双透着俊气的丹凤眼看上去极其秀丽。她讲话温和，但很少同人谈笑。可贵的是，每逢饭后的午睡时间，其他人或是午睡、或是打扑克之际，她便趁隙做数学习题。

“你怎么这样用功？”一次我问她。

“哪是什么用功，是我爸爸布置的作业。”她说， 微微一笑，“他让我每天做十道题，几何五道，代数五道。”

“你在自学？”

“是，爸爸每晚教我一小时，现在学高二的数学。”她有点腼腆起来，“我们算是中学毕业生，其实什么也没学到，小学刚毕业就开始文化大革命。”

“你为什么要学呢？”“你怎么问这个问题？”她又是一笑，“这个问题不该是你这样的人问的。”

被她这么一说，我倒是无言以对了。她随即把话题扯开：“你也该休息一下了，看你天天开夜车，眼睛也熬红了。细水长流，这里的工作又不是非得要一天做完的。”几年来，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心里感到一阵温暖。

区倩才二十一岁，处事的冷静，待人的得体，完全超越了她的年龄。我对她的爱恋逐日萌生，她对我的好感也日渐增强。我们恋爱了。

“干脆同你父母亲说吧。”一天，我对她说。

几天后，一个月朗星疏的夜晚，我们坐在山坡上又谈了一次。

“同你父母谈了？”

“和妈谈过了。”

“她怎么说？”

区倩迟疑了一下，然后慢慢地说：“她不同意，坚决反对！”

“究竟是为什么呢？”

“她不知是从哪儿听到的，说你政治上有问题，是‘五一六’的嫌疑分子。”

我默默地听着，肝火旺了起来。

“她只是希望我找个干部，或是干部子弟。”区倩的声音越来越轻。

“要是我们矿的党委书记死了老婆，”我压着嗓门说，“要你嫁给这个靠造反起家的老头，你妈会同意吗？”

“肯定会同意……”

“区倩，看来我们只能成为好朋友了。”我想了好一阵，说“你知道我这人脾气很犟，你母亲这样看待我，以后你的家门我是绝不会跨进一步的……”

我明白，像我这么一个地位卑下的小知识分子是斗不过习俗和偏见的，而像区倩那样稚嫩的姑娘，虽有一颗善良的心，也决计摆脱不了她母亲和环境的影响。我们理智地终止了恋爱。

我毫无保留地向陈泽涛陈述了这一切。继后，我们又就这个问题谈了很久。

暮色渐浓，我们躺在地上，遥望着夜空中的满天星斗。

“你看过《五朵金花》吗？”陈泽涛蓦地问我。

“看过，上中学时看的，不过现在还有印象。”

“那个女主角怎么样？”

“杨丽坤吗？呵，演得真好。她那形象初一看不怎么，但是越看越好看。听说她也挨整了。”

“你也知道？”

“是，上海就批过《阿诗玛》。”

一阵沉默。

“不是周总理关心，她就完了。”他那口气，听起来像是十分了解杨丽坤似的。

“你认识杨丽坤？”

“是的，我们两家很好。我父亲在省公安厅工作，杨丽坤的大姐夫是昭通地委公安局的负责人，他来昆明开会或是办点什么事的，同杨丽坤的大姐就住在我们家。”陈泽涛说着又扯回到刚才的话题：“杨丽坤是个好演员，生活朴素、事业心极强。她不爱抛头露面，对一个演员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我的头脑里出现了杨丽坤可爱动人的形象，那是《五朵金花》里的女社长，她颔首玉立，双手把草帽贴在胸前，羞答答地嫣然一笑。

“杨丽坤平常沉默寡言，但极爱看书，中外古今的名著看了不少。 要是你们俩碰到一块，要谈的肯定很多哩！”

“你也真会开玩笑，说得那么浪漫。”

“不，一点都没有开玩笑的意思。我相信你们俩肯定谈得拢。”陈泽涛很正经地说。

我被他的话搞得迷糊了，他那口气确实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我会和杨丽坤谈得拢呢？

“小唐，同你实说吧，我想把杨丽坤介绍给你。”

我一听就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这岂不是塞外奇谈？我虽希望找个理想的伴侣，但从未奢望过同一位名演员谈恋爱。

“小陈，我也同你实说吧，这是不可能的事。像我这么个地位卑下的小知识分子，其貌不扬，又在大山沟里当矿工，凭什么去同杨丽坤交朋友？”

“我今天同你谈此事，决不是什么心血来潮。我已观察你一段时间了，以前碍在你和区倩的事没有提。”

任凭陈泽涛怎么说，我都矢口拒绝。生活已够凄苦了，我不能再自寻烦恼。陈泽涛见我那认真的模样，也不再说介绍的事了，不一会，他给我谈起了杨丽坤受害的经过：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文艺界。周总理称赞的 《五朵金花》 被污蔑为反对三面红旗， 宣扬爱情至上的资产阶级影片，杨丽坤则被说成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黑苗子’， 反对毛主席文艺路线的‘黑线人物’。 因此， 迫害就接踵而来。‘四人帮’ 在云南的帮派分子对杨丽坤百般摧残，批斗会一个接着一个。那种阴森恐怖， 那种惨无人道，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能想像得出来。但是， 面对着无情的迫害，杨丽坤没有流过一滴泪。她是个意志坚强的人， 她的正直使我难忘。后来，我们省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了， 但是形势却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是灾难连着灾难。

一天，歌舞团召开大会，由团里的帮派头子总结 ‘划线站队’的成绩。 帮派头子没说上几句， 杨丽坤就冲到台前高呼 ‘大家别听他说的，今天我就是要讲！’接着她声厉词严地控诉了 ‘划线站队’的罪行，愤怒地大喊 ‘谭甫仁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在那腥风凄雨的年头，这样做该要多大胆量，又要冒多大的风险！她的话刚说完， 立即被一批打手推出会场，接着受到了更残酷的迫害。

她开始失眠，晚上一合眼就做恶梦，她开始病了，得了轻度的神经官能症。 那批帮派人物给杨丽坤戴上了‘攻击红色政权’的帽子， 强行送到穷乡僻壤的宜良羊街劳动。

我记得她离昆明的前一天，还来我家同我母亲告别，那情形至今仍历历在目。那时，天气阴冷阴冷的， 我们正在同母亲谈着父亲的事，这时，外面响起了敲门声。‘谁呀？’母亲轻轻地问了一声。‘是我。’门外轻轻地答道。‘是小九！’ 母亲一下就听出门外是杨丽坤。 她赶忙打开门，杨丽坤正站在门口。她面容憔悴， 身上好像披了一块什么布，右手撑着一根木棍。我们叫她进屋坐，她没吭声，只是摇摇头， 然后慢慢地说：‘伯娘，他们明天就要送我到羊街去劳动改造了，现在来同您告别，以后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您。’她说得很慢，一字一句都注满了感情，手像是在颤抖，‘感谢您以前对我的照顾。还有，如果我大姐来昆明， 叫她不要挂念我， 转告她好好保重身体！’ 她说完转身就走了。我们怎么留也没有留住。她走路有点不方便， 我这才明白那根木棍是当拐杖用的。

过了没多久，我又听到了更骇人的消息，说她在羊街不服‘ 改造 ’，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和‘伟大旗手’，因此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 ’的帽子，押回昆明。回昆明后，她被关在舞台底下。那里阴暗潮湿， 终日没有一丝光明。里面仅放着两条长凳， 晚上当床睡。加上日夜不停的审讯，杨丽坤的精神就被摧垮了，她的病加重了。 为了拯救杨丽坤，我们想起了敬爱的周总理，于是帮着大姐给周总理写了信。 通过北京的朋友帮助，信终于转到了周总理手中。 周总理在百忙中，立即指示云南要好好给杨丽坤治病。总理的指示下达到云南后， 那些帮派分子还叫嚷着‘决不给反革命施仁政！’他们连夜策划， 定下毒计， 第二天由他们派人‘陪’杨丽坤去云南精神病院检查， 想叫医院出个没有病的证明，再搞回团里批斗。 但是医院主持了正义，杨丽坤才得以留院治病。现在，经过交涉又把杨丽坤转到了湖南郴州治疗， 大姐正陪在那里。”

这悲惨的陈述使空气沉闷起来，杨丽坤这个名字已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我们沉默了好一阵，两人一声不吭， 一直是呆呆地望着墨蓝色的天空。

陈泽涛是个性急的人，说话快，走路快，办事的节奏更快。几天后，他就给我拿来了好几张杨丽坤的相片。

“看，我把大姐她们以前给我的相片全拿来了。”他兴冲冲地说。我看着相片，其中有一张是杨丽坤同她大姐杨琴和妹妹小敏合拍的。相片中的杨丽坤剪着短发，穿着中式对襟棉衣。她抿着嘴，很自然地微笑着，显得善良、温厚、娴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一倚整个五官安排得很得体的脸庞，增添了无限的生气。说实话，我很喜欢这张相片。

“如果喜欢，你就拿着。”陈泽涛说，看出了我的心思。

我想接受，但又觉得不妥。

“其实，我想把杨丽坤介绍给你，决不是贸然的。” 陈泽涛又说开了， “我觉得你们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比如说，善良、正直，更主要的是你们都有一颗为事业奋斗的心。我敢断定，你们在一起是会有很多共同语言的。”

接着，陈泽涛把大姐给他的信拿给我看。

“这是大姐最近给我的信，谈到了杨丽坤的近况和我说的这件事。”

我把大姐的信浏览了一遍，内容说的是杨丽坤的病已经痊愈，并要陈泽涛写信谈谈“那位同志”的详细情况。

“‘那位同志’是谁？”我问。

“就是你呀，因为你还没有点头，所以就用代号了。”陈泽涛说完爽朗地大笑起来。

杨丽坤那令人肠断的遭遇，使人敬佩的品格以及逗人喜爱的外貌，使我的心在慢慢地向她靠拢。我依稀地感到一种新的生活已在向我招手。

没几天，我突然接到家中急电，说是祖父病危，要我速回。行前，陈泽涛同我又详谈了一次，说他把我的情况详细地写给大姐后，她比较满意。

“你这次回沪正好可以同家里商量一下，”陈泽涛说，“回来后我们再合计合计，这几张相片你就带着。”

第二天，我便请了事假，动身回沪。我回到上海后，才知道“祖父病危”并不是真的。父亲要我回沪是要我解决个人问题。因为我是独苗，家里千方百计地想为我在上海找个对象，以便以后调回上海。

“这次人家介绍了一个很好的对象，是个厂医，我看了很不错”。父亲高兴地对我说。

我本想把杨丽坤的事同父母亲说，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要是杨丽坤戴着帽子的事让他们知道了，不知又要受到多大惊吓。这几年来，我那坎坷的遭遇已使他们焦虑不已。特别是父亲，一头乌发已为我增添了不少银丝，我不能再使他们担扰了。老人的意见总得要尊重一下，我同那位厂医在一个公园门口见了面。待介绍人离去后，我便对这位姑娘说，我在广东已有了对象，鉴于父命来碰一次头，万请她原谅。姑娘很体谅我的处境，我们愉快地分了手。

陈泽涛很快给我来了信，说是大姐就要回石家庄，小敏已来接替她陪杨丽坤。在她走之前，想见见我，并希望趁她在郴州之时安排我同杨丽坤见面。因此我假期未满就匆匆赶回凡口矿。当晚，我们聚在毛显述家里商量开了。毛显述是昆明工学院六二届的毕业生，遇事极为冷静。他的爱人李振尧是同校六三届的毕业生，他们夫妇俩待人的热情和诚挚是极为少见的。我们一批六六届的“老九”把他们视为大哥大嫂，凡有困难，他们必定尽力相助。

“大姐的意思是尽快把杨丽坤搞出来。”陈泽涛说，“自从周总理批示杨丽坤的问题后，歌舞团变换了手法。以前是不让治病，现在却是不让出院，想把她困死在医院里。即使出院，因为杨丽坤头上有帽子，他们还会采取什么监督措施的。我看干脆把杨丽坤偷偷地搞到我们矿里藏起来，让她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再说。”

“这个办法好，”李振尧随即附和，“就让杨丽坤住在我们这间房间里，我们住到后面的小间去。”

“你的意见呢，小唐？”毛显述问我。

“我也同意这样做，但是又很为难。”我说，“若有人中伤，我就有口难辩了。再说，对我满意的说法尽是大姐表的态，杨丽坤对我如何还不清楚。”

“用不着想得那么多，云南整人之狠我是了解的”。李振尧插话道，“先把杨丽坤搞出来再说，有什么后果我们大家一齐顶着。”

“别这么急，我的意见这么办。”毛显述想了想，慢条斯理地说，“小唐可以先去一次郴州，同杨丽坤见见面，另外就出院的事同大姐交换一下意见，顺便看看郴州那边的情况。如短期内不让出院，我们再去把杨丽坤悄悄地接到矿里来。”

大家同意了毛显述的方案。

第二天，我乘着矿里的载重卡车，在满天红霞的时候赶到韶关，接着又搭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顺利地朝郴州进发。

到郴州的时间是下午五点多钟。出了车站，走不了几分钟，我见路的左侧有一家旅馆，门上方的墙上写着“郴州旅馆”四个字，我办完住宿手续后，马上给郴州精神病院挂电话。这里的电话没有号码，整个城市才一部总机，等了老半天，总算挂通。

“郴州精神病院吗？”
“是，什么事？”
“请叫一下杨丽坤的姐姐好吗？”
“你哪里？”
“我是她亲戚，广东来的。”
对方稍停了片刻，像在犹豫，过后说：“你等一下。”

没多会，电话里响起了一个清脆悦耳的声音：“喂，您是谁呀？”

我心想，声音这么好听，肯定是杨丽坤了。
 “我……我是唐凤楼，凡口来的。”

“是广东的凡口吧？”

“是，是的，您是……”

“我是杨丽坤的妹妹，您等一下。”

此次，话筒里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的声音：

“你是凤楼吧，我是杨琴，杨丽坤的大姐。你现在哪儿？”声音很轻，听上去有点沙哑，但很亲切，凝重。

“我在车站附近的郴州旅馆。”

“好，那我就来，你别走开。”

“行，我就坐在旅馆门口等你。”

为了便于大姐辨认，我告诉她，我戴着一副黑边眼镜，穿着一套浅灰的的卡衣服，身边放着一只黑色的人造革手提包。

挂毕电话，我便来到旅馆门口。“杨丽坤会同大姐一起来吗？同她谈些什么呢？”我思索着，对即将发生的事充满了奇异的遐想，杨丽坤在云南，我在广东，如今竟跑到第三省－－湖南省来“相亲”了。

蓦地，我发觉不远处有位五十左右的妇女正在注视着我。她两鬓斑白，端庄稳重，穿一身铁灰色的列宁装。那双大眼睛有着丰富的内涵。她给人的直觉很庄重，很有教养。不一会，她对我微笑起来。刹那间，我顿悟过来了，连忙站起身，几乎是同时，她叫了我一声“凤楼！”我叫了她一声“大姐！”

我和大姐面对面地站着，一见如故，像是阔别的亲人一般。

“旅馆租好了没有？”大姐边说着边打量着我，那一口云南普通话听起来很是亲切。

“租了，是个通铺，反正仅两夜。”我答道。

“你还没吃晚饭吧？”

我这才想起，我一整天还未曾有东西下肚呢。我们于是一起到不远的郴州饭店吃晚饭。我们要了半斤饺子，挑了个没人的角落坐了下来。我们面对面地坐着，大姐恳切地同我拉起家常来。“今天我把一些情况同你谈一下，丽坤明天来看你。” “她身体不好，还是我去看她吧。”

“不用，还是让她来看你。她这么说了，就要这么做，犟脾气。”

接着，大姐同我谈起了杨丽坤的一些往事以及她们家的一些情况。

“我们兄弟姐妹十二个，杨丽坤排行第九， 所以大家都叫她‘小九’。 小九自小沉默寡言，但爱动脑子。她个性很强，脾气犟得像头牛， 碰上不高兴的事，就独自坐着生闷气， 有时竟憋得鼻子里流出血来。 她这犟脾气使她……”大姐的喉咙像被什么梗住了，眼圈开始湿润。我凝视着大姐，这才注意到， 她那双和善的眼睛里，不知隐藏着多少令人泪下的艰辛和苦难！ 她接着说：“小九心地善良， 从不和弟妹斗嘴，有什么好吃的总留着给弟妹吃。 她七八岁的时候就经常背着小敏山前山后地转着玩。我们的家乡在云南的磨黑，那地方山青水秀， 山坡上常常有孔雀觅食。小九领着村里的小孩观看，要是谁向孔雀扔了石头， 她就要生老半天的气。” “小九十岁的时候，二妹和二妹夫把她接到了昆明，留在他们身边生活、学习。二妹很早就参加了革命，那时她同二妹夫都在省委工作。二妹夫是当时的省委组织部长。这给小九的成长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小九进入新村的干部子弟学校后，品学兼优，很快就被大家推选为中队长。她酷爱书籍，二妹给的零用钱几乎全都用来买了书。……”

我们默默地吃着饺子，大姐没吃上几个就搁下了手中的筷子。

“大姐，怎么不吃了？”

“我来前已吃过一点东西了。你多吃点。”

我吃着饺子，耳边响着大姐那压抑的声音。

“二妹爱好文艺，工作之余常常带小九去看省歌舞团的演出。这样，省歌舞团便知道了小九，觉得她身材极好，五官端正，就动员二妹让小九进歌舞团当学员。二妹起初没同意，她见小九学习用功，很想培养她上大学。后来，在歌舞团的再三要求下还是同意了。二妹现在一提起此事就懊恨不已，对小九的遭遇又痛心，又内疚，说是她害了小九……”

二姐害了小九？这话从哪说起？人们已习惯了，在难以直言事物的本质时，就违心地否定自己。

服务员吆喝着要关门了。我同大姐走出饭店，慢慢地朝旅馆走去。

“有些事以后再慢慢地同你谈。陈泽涛已详细地介绍了你的情况，小九是满意的，她最讨厌没有事业心的年轻人，也憎恨满脑子金钱和地位的人。”大姐像有说不尽的话，很明显是为了在有限的时间里，争取更多的了解。

“我得回医院了。郴州就这么一条街，很长，医院在西北方向，属于郊区。那里没有交通车，太晚不方便。”大姐说，“你也早点休息，明天早上八点钟，我们一起来看你。”

我很善于睡觉，就是发生天大的事，只要往床上一倒，便很快就能呼呼大睡，可是今晚睡不着了，大姐的形象总在眼前出现。她的脸上虽不多皱纹，却给人饱经风霜的感觉，眉宇间始终透着忧郁和哀伤。

过了半夜，我才慢慢地进人梦乡。

第二天，天色微明我就起了床。这个大通铺里，住的均是南来北去的过往旅客，此时除了我以外，已没有第二人。我步出旅馆，在沿街的摊上买了两块油饼权作早餐。七点半过后，我回到房里，大姐昨天曾关照，我们在房里见面。因为当地的人知道杨丽坤来治病后，都想见见她，而她又怕人围观，要我在旅馆里等她们来。

已近八点，偌大的房间里就我一人。我不时地看看表，注视着秒针一点一点地移动，耳边竟响起了手表的嘀嗒声。

“凤楼！”背后响起了一妇女的轻声叫唤。我回头 一看， 大姐微笑着站在门口。大姐身边的另外两个人不消说就是杨丽坤和小敏了。我连忙把她们让进屋里。这屋里单人床一张连一张，凳子却一张也没有。我们于是在床沿坐了下来。我同大姐坐在一边，杨丽坤和小敏坐在我们对面。趁大姐给我介绍的当儿，我打量了一下杨丽坤。天哪，她哪里还有一点演员的痕迹？她已不是想像中的杨丽坤了。往昔人们描绘她的美好词句已没一个能同她眼前的状况对得上号。她脸色灰黄，目光呆滞。因为药物反应的缘故，人比以前胖，基本上已无体形可言。一个外貌端丽、演技出众的演员竟被折磨得如此模样，我内心顿时充塞了一种难言的感情。我一下找不到话题，也不知说什么好。“九妹，凤楼是昨天下午到的。”大姐打破了沉默。

“知道了。”杨丽坤说，随后朝我看看， 莞尔一笑，“你在凡口工作是吗？”

“是，”我说，“我同陈泽涛在一起工作，都在采矿系统。他是井下风钻工，我是地面风钻工。”

“那你学的外语用不上了？”杨丽坤说，呆滞的目光里流露出替我惋惜的神色，“一个人吃点苦倒不怕，专业不对口最难过了。”

她的话更激起了我对她不幸遭遇的同情，自己的处境正如泥菩萨过河，反倒替我考虑起问题来了。然而，她的话也正点到我的愤懑处。

“这种情况不会长久的。”小敏在一旁插了进来。她同杨丽坤长得极像，只是个头稍高一些，她打着两根短辫，穿着朴素，肤色白里透红，看上去很像艺术院校的学生。大姐在一边看着杨丽坤，那神态就像一个年轻的妈妈注视着自己刚学步的小孩一般。她悄悄地给小敏使了个眼色，暗示小敏别谈此类问题。

“我看你演的《五朵金花》时，还是个小萝卜头呢。不过，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我也感到那些过敏的问题会使人激动，随即把话题扯开。

杨丽坤听了竟笑了起来：“那时我也小，才十多岁，很不懂事，导演挑我演，我就演了。”说到电影，杨丽坤的大眼睛顿时有了光彩，像是被什么东西点燃了。她那酷爱艺术的心跃然脸上。

“那时我很紧张，一直担心演不好。好在王导演很爱护我们，把戏说得很清楚。喔，如果换个人也会演得很好的。”

为了让我和杨丽坤单独在一起谈，大姐推说要上街去买点什么，便同小敏离去了。房间里就剩下了我们俩。此时，我们不再拘束，也没有一种是在谈恋爱的感觉，很像是同学在一起谈论志趣和爱好。

“听陈泽涛说，你很喜爱阅读文学作品。”

“那只是随便看看，”杨丽坤说，“我书读得太少了，自进歌舞团后就一直没有机会学习，只读了小学五年级，说出来你不笑话吧？”

“学历不一定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学识。‘师父领进门， 巧笨在个人’， 主要看个人的主观努力。”

“你看过《上尉的女儿》吗？”杨丽坤问我，显示出很大的兴趣。“看过，还是刚进大学时看的。”

“你喜欢小说里的哪个人物？”

“巴却乔夫。”

“不是巴却乔夫，是布加乔夫。”杨丽坤轻声地纠正我，“我也喜欢这个人物，他正直、勇敢，心地又好，普希金对他的描述不多，但给人的印象倒很深刻。”

我对杨丽坤的记性和见解，暗自佩服。

“为什么正直善良的人要做强盗？”杨丽坤突然问我。

“因为……”我极力地搜索着答案，“因为虚伪奸刁的人要当贵族，农奴社会就是这么样。”

杨丽坤一听又笑了，声音很甜润，奶声奶气的，使人感到了一种孩子的天真和纯朴。这时，大姐和小敏走了进来。

“九妹，你得回院了。”大姐温和地说。

杨丽坤听说站了起来。她看了看我，说：“你明天就得回矿吗？”

“是的，我只请了两天的假。”

杨丽坤和小敏走了，大姐还要留下来继续同我谈些事情。我把杨丽坤送到门口。“你到了韶关，还要再坐汽车吗？”杨丽坤问。

“还得坐一个半小时的长途汽车。”

“矿区的公路陡吗？”

“不陡，我们那里的矿山还算是平坦的。”

“云南的矿区，公路尽在山腰里绕，路又窄，常常发生翻车事故。”杨丽坤慢慢地说，“你路上还是小心点好。”

杨丽坤和小敏先走了。我站在门口，默默地凝望着杨丽坤那微胖的身影渐渐地远去。中午，我和大姐还是在郴州饭店吃的午饭。饭后，我们边漫步边聊天。“看来，小九对你真是有好感的。不然，她就不吭声了。”大姐说，“你以前没有见到过她，那双大眼睛水汪汪的，多有神，而现在……”大姐说着，一下又难过起来，手哆嗦着从口袋里掏出手绢。

“那伤心事别提了，能活下来就是好事了。”

我们谈着，谈着，不知不觉地回到了旅馆。大姐又换了话题，她的心绪很乱。我觉得，她既急于要被我了解，也急于要了解我。因此，她什么都要对我说，什么都要向我问。有时候，同一个问题会反复地谈上好几次。

“你对自己的工作有什么打算？”大姐问我。

“眼前的工作虽不对口，但终究还算能符合自己的志愿。当工人是我要求的。分去广州时，我很清楚，当时那种形势摆在我面前的路只有一条，到什么公社的中学里去当老师。而教书这行职业，是我暗地里发誓决不干的。我见够了大大小小的斗‘鬼’会，发觉了一条规律：凡挨批最凶、受害最惨的，总是那些勤勤恳恳地向学生灌输文化和学问的人。尽职的后果是挨整，谁心里能真正地想通？再说像我这样讲话不顾忌后果的性子，今天当老师，明天就可能做‘鬼’。”

大姐听后嘴动了一下，像是要笑，但忍住了。

“你是怎么当上了工人的？”大姐又问。

“噢，我是以一个相当革命的理由提出当工人的要求的。”这次轮到我要笑，“一种极左的理论认为，我们六六届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末代大学生，于是我对政工组的头头说，‘我受了修正主义的系统教育，同工人一起生活有助于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里列宁说过，他身上有着知识分子的子弹。这更使我认识到了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的严重性和迫切性。’那头头找不出比我更革命的理由来说服我，于是同意了我的要求。”

“你对以后的工作有什么考虑呢？”

“以后总得有个政策的，再说在矿山工作可以积累生活素材，若可能，以后想搞点创作。”

大姐一听“创作”这两个字，脸部的肌肉猛地抽搐一下，随即插了进来：“要是有机会归口，搞搞科技翻译什么的，就莫动什么创作的念头啦！”

大姐说完，像在沉思什么。我也没有往下说。墙上的老式挂钟敲了十二下。

“你什么时候走，凤楼？”

“搭明天早上三点多钟的火车。”

“行，你现在就睡个午觉，我抽空给二妹写封信。”大姐想了一下说。

大姐的话像下命令似的，不容半点分辩。我倒在床上，没多会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已近三点。大姐就坐在我对面的床上，正用手绢擦着汗，脸红红的，含笑看着我。那神情像是赶了远路刚回来似的。大姐见我醒来，显得很高兴。

“凤楼，你真能睡，我见你躺下没几分钟就睡着了，怪不得你身体这么好。”大姐一边擦汗，一边说，“我给你买好车票了。”大姐把车票递给我。“顺便给你买的，”大姐说：“明天我也要回石家庄了。小敏已来换我，不是等你，上星期我就走了。”

我洗过脸坐到床沿，大姐又同我谈起了杨丽坤，好像非得把几个月的话压缩在几小时内说完。

“小九最敬重奋发上进的人， 她自己的事业心就很强。 你不知道她刻苦练功的那个劲头！自十二岁进歌舞团后，数年如一日， 她总是最早到练功场， 最后一个提着水桶去洗澡房的。因此，她十四岁的时候，就担任了大型舞蹈领舞的角色。 大家只知道她能演戏， 其实她的舞跳得更好， 她的独舞《春江花月夜》把人都看迷了。 大姐的声音又开始近于哽咽

“小九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不好虚荣，特别是成名以后，仍保持朴素的本色，平常总爱穿土布的姊妹衫，一如既往，孜孜不倦地练功，踏踏实实地做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组织上给了她一张名演员的特供卡，但她自己从未受用过一次，不是给兄弟姊妹买了，就是给团里有困难的同志用了。就这样，还会受到如此的祸害！小敏也有点艺术天分，一个歌舞团想把她招去，我们坚决反对，已坑了小九，不能再坑掉小敏！”

天渐渐地暗了下来，我同大姐谈了我们商定的方案：如果歌舞团从中作梗，一个月内杨丽坤还出不了院，我同陈泽涛就来郴州把杨丽坤偷偷地接到凡口去。大姐听了立即表示同意，激动地说：“难为你们了！”

晚饭后，小敏陪着杨丽坤又来到我住的旅馆。我们愉快地谈了好一阵。八点多钟，我送她们回医院。我同杨丽坤在前，大姐和小敏随后。

“唐凤楼，你的专业可千万不能荒废掉。”杨丽坤又关切地谈起我的事，“你以后有没有希望归口搞自己的专业？”

我们见面才两趟，而关于我的工作和专业，她已说了不下五六次。

“我也说不上，明天的事谁能想得到？”我说，“矿山生活虽艰苦，但是，恰恰是在这里，倒使我树立了生活的信心，得到了温暖，也看到了希望。以后要是可能，我真想把这些可亲的人写出来。”

“你可不能搞那个东西。”杨丽坤急忙说，好像我就要调到文艺界似的，“文艺界里无情无义的人最多，你看我们团，团长李坚，人可好哩！她各方面关心我们，常常拿出一部分工资接济生活有些困难的演员。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些人马上就起来揭发批判了，说是李坚用金钱腐蚀拉拢他们。”杨丽坤说着，眼睛瞪得圆圆的。这短短的两次接触，加深了我对杨丽坤的了解和印象，她的质朴使人难忘，她的受害令人同情，她的不幸催人泪下。

快到医院时，大姐叫我留步，要我回旅馆早点休息，因我凌晨还得赶火车，我们要分别了，借助着微弱的灯光，我注视着杨丽坤：上身是褪色泛白的劳动布两用衫，下身是咖啡色的布裤子，脚上穿的布鞋已打了疤、要是不说，谁也不知道她是个著名演员，更不会相信她就是夺得第二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女演员桂冠的杨丽坤！ 杨丽坤也在注视着我， 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那双诚实的大眼睛在不舍地同我道别。我刚欲转身离去，耳边响起了她那甜润的声音：“路上小心，有空请来信！”

我回矿的当天晚上， 毛显述和李振尧夫妇为我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有用高价买来的黄羊肉、牛肉、鸡蛋以及一些时鲜的蔬菜。我们像一个和睦的家庭，围着桌子团团坐，边吃边谈。当我说到杨丽坤身体恢复很好时大家高兴得什么似的。

“小九对你怎么样？”陈泽涛问。

“还可以。”

　 “看你这样子不仅仅是还可以吧？”陈泽涛说，“来，再干一杯！”

“得了，”李振尧连忙接上来，“你俩都少喝点，脸已红得像关公了，不会喝逞什么能？”

“我看，杨丽坤既然恢复得很好，就尽快把她接出来。”毛显述说。

“我也是这个意见，”李振尧说，“小陈木工手艺好，赶快做一张木床，要不然杨丽坤和小敏来了，连个床也没有。”

“行，明天就动手，一个星期完成。”陈泽涛说完又呵呵地笑了。

第二天开始，陈泽涛一下班就到毛显述家做木工活。木材都是毛显述的。他们两年前买了一些木材，准备自己做家具。他们家简陋得实在是不能再简陋了。八年前，他俩在矿山结婚时，那床是用几块木板在两条长凳上搁成的。现在还是那张破床。而为杨丽坤有张好床睡，他们挑了最好的木材送给我，陈泽涛为了设计一个好图样，则又不知咬断了几支铅笔。这种友谊同杨丽坤所说的那种“无情无义”该有多大的差别？

“杨丽坤来了，我要留她在这里多住一段时间。”我想，“让她从小人物的友谊中感受人间的温暖。”

两个多星期以后，小敏给我来信说，她的假期快到，三姐已从云南东川赶来换她。还说在她回唐山之前，准备来凡口一次，在接到信的第二天，小敏就到了我们矿，我们见面后的高兴劲自不消说。我们的话自然又是围绕着杨丽坤进行的。

“医院里已同意坤姐出院，准备下月初就同三姐来这里。”小敏说，“想在这儿住两个月，然后去石家庄大姐处。”“这里环境比较艰苦，不知她是否能够适应？”这你放心，我坤姐最吃得苦了，只是受不了气。”小敏说，“坤姐对你印象很好。在你之前，大姐的战友也给介绍过几个人，全是搞技术工作的，坤姐见后没同意。我来之前，坤姐再三叮嘱我，要我跟你说，千万别动什么搞创作的念头。唐哥，你睁开眼看看，搞创作的，哪个有好下场？”

“我说说而已，离发表的水平还差远哩！”

“我不这么看，对爱学习的人来说，成功有时往往是偶然的，一旦你发表了作品，要刹车也刹不住了。坤姐说，即使你以后搞不成翻译，一辈子当工人也不错。其实，我们家里都是这个意思。”

“我总觉得，一个奋发的人，即使挨了整，也要胜过混日子的人。”。“哎呀，你说得轻松，挨了整可是一辈子的事了。”

我见小敏的脸涨得通红，就不再同她争下去了。这质朴的姑娘同杨丽坤一样，也有着一颗善良的心。

“我这次来，是大姐临走前关照的。你去郴州时，她心情烦乱，好多要跟你谈的话都没有谈。”

接着，小敏谈了等杨丽坤来凡口后要忌讳的几件事。我印象最深的是：“莫跟坤姐提起二姐和二姐夫。”

据小敏说，在所有的兄弟姐妹中，杨丽坤最爱戴二姐和二姐夫。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对杨丽坤有养育之恩，更主要的是二姐和二姐夫对党的忠诚和对工作的极端负责。解放前，他们长期转战在西南边疆的深山丛林、穷乡僻壤，为西南边疆的解放作了贡献。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五七年反右时，二姐夫竟被打成云南省最大的反党集团的头子，二姐也成了反党集团的成员，双双被戴上“右派”的帽子，下放到东川的一个小矿山劳动。一提起此事，杨丽坤就难过不已，在她目前的这种精神状态下，她已承受不了任何精神刺激了。

小敏在矿里住了两天，第三天早上便回唐山。

她走后不久，我们搞的展览馆正式对外开放，我便又重回到采石连，连里的办事员此时已调到采矿的哪个工区里当工区长了，办事员的工作就暂时由我代着。我万万没想到，这工作竟给我和杨丽坤的结合提供了一个绝不可少的保证，就如小说家构思情节时，留下的伏笔一般。 

一天，我发完工资，正欲给杨丽坤写信，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一听，是陈泽涛的声音。

“杨丽坤和她三姐来了！”

“真的吗？怎么不事先告诉一下？”

“是啊，我也是老毛的邻居打电话告诉我的，她们现在老毛家门口等着，你快去！”

“你在哪里？”

“我正在井下负二百八十米清水仓，我一下班就去。你先到老毛那里拿一下钥匙。”

我接完电话，向连长请了假，便快步向采矿五村跑去。刚跑进五村，我就看见一位个子高高的中年妇女在路边张望。她那双眼睛酷似杨丽坤，不消说，是三姐了。

“你是三姐吧？”我轻轻地问了一句。

“凤楼！”三姐那张憔悴的脸上露出了笑容，高兴地说：“本想先写信告诉你的，但我没料到医院这么快让她出院，如果写信，可能信还没有到，我们已来，所以就不写信了。”

我同三姐一起来到老毛家门口。 杨丽坤正坐在旅行袋上看着什么书。 我喊了一声：“小九！”杨丽坤猛地转过身来，满脸笑容。她看上去精神很好，脸色比在郴州我见到她时的那灰黄色略为红润了一些。她穿件中式棉袄，外罩暗紫红的旧外衣。

“老毛原准备把他的大房间让给你们，他同李振尧住到小间去的……”

“不行，”杨丽坤忙说，“这样不好，我们又不是住一天两天的，这样我也拘束”

“还是像小敏来时那样吧，”三姐说， “我们住在你的宿舍里， 你睡到你们连队
的工人那里去。”

我于是把她们的旅行袋扛在肩上，带她们去我的宿舍。

我房内空荡荡的，就一只箱子，一张床。墙上挂着特大的世界地图。靠窗有张破旧的写字台。睡我对面的采石工，除了床和床底下盛东西的硬纸箱外，更是一无所有。

“怪不得小敏来信说，你的房间收拾得很整洁。”三姐说。

“主要是东西少的缘故。”我说，“你们躺一会儿怎么样？”

“可以。九妹，你就躺一会儿吧。路上够累的了。”三姐说。

“不用，我精神挺好。”杨丽坤说。

“那我给你们煮年糕。”我说着拿出从上海带来的晒干了的年糕片，手忙脚乱地搞起来。

“凤楼，你做饭的用具有没有？”三姐忽然想起了什么。

“喏，这儿有只煤油炉，另外还有一只铝锅和一只炒菜的锅子。”我一面说，一面用目光搜索着我的一只鸡蛋的家当，“其余的东西很快就会有的。”

此时，采石连正巧下班。我找到跟我最要好的工人戴周，同他简略的谈了几句，他笑咪咪地走了。不多会，连里的年轻工人陆续给我拿来了菜刀、砧板、铲刀、钢精锅以及油盐酱醋之类，凡是煮饭烧菜的，一应俱全。这些小工人把东西一放就要离去。

“大家坐一会儿嘛！”杨丽坤说着坐到三姐身边，让出一张床来给大家坐，“坐呀，坐呀！”

大家你推我让，挤成一堆，谁都不肯坐，不一会便嘻嘻笑着一窝蜂地离去了。

“他们都刚从农村招来不久，很朴实，从头到脚散发着泥土的香味。”我说，“同他们在一起人要年轻了许多。无怪有人说，和朴实的人在一起，可以纯洁灵魂。”我在煤油炉上烧年糕，毛显述和陈泽涛赶来了。

“小九！你来了。”陈泽涛一见杨丽坤就连笑带嚷起来。他们三人谈起了昆明的往事。老毛把我拉到一边说“小唐，你这单身宿舍不方便，还是叫杨丽坤和三姐住到我那里去吧！”

“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了，杨丽坤也是这个意思。我们经常去你那里坐就是了。”

　 “小唐，锅里烧的什么，开了。”陈泽涛冲着我说了句。

我随即给每人盛了一碗煮年糕。刚吃上一口， 陈泽铸的眉头就皱了起来：“ 老兄，你这是哪一国的烹调方式？”

我其实也发觉了，只是不好意思开口说，这晒得干巴巴的年糕片，在煮来吃之前须要泡上几个小时的。我们五个人中没一人嚼得动这像小石块似的年糕片。陈泽涛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起来。我提出重煮一下，而杨丽坤却帮我说话了：“没关系，可以吃的。”她边说边用力嚼年糕，为了表示这年糕是“可以吃的”，嚼得面颊上的肌肉都抖动起来。

晚上，老毛夫妇作东，我们欢聚了一场。矿里的一些好朋友都来了，有知识分子，也有青、老年采石工。更因为杨丽坤来矿的消息不胫而走，陆陆续续来了许多影迷和关心杨丽坤的群众，老毛的家里就同赶集一样热闹非凡。这里没有政治上的歧视和偏见，相反，每一点空间都洋溢着同情和关心，好像杨丽坤不是“现行反革命”，而是一个受到领袖接见，刚从北京归来的劳动模范。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