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阿诗玛”的悲欢（连载3）

第三天，列车驰入贵州省，气温明显下降。年老体弱的旅客陆续穿上了两用衫和中山装。我虽不觉得冷，但也感到了凉意。下午进入云南省后，气温更低了，到了傍晚，我已觉得阴冷难熬，于是把卧铺上的毯子裹在身上。

“你这同志，既然冷，为什么不加件衣服？”中铺的一位旅客问我。

“我没带长裤和长袖衣服”。我说。

“这样去昆明怎么受得了！”他有点替我担心。

第四天清晨五点多钟，列车准时到达昆明。在上海，此时天已大亮，而这里却仍是黑漆漆的，阴冷得很，完全像深秋的气候，简直可以穿毛衣。我冷得直打寒颤，一出站就雇了一辆三轮车，飞快地踏向歌舞团。此时，街上已稀稀落落有了行人。他们见我穿着短衫短裤冷得缩成一团，乐得直笑，大声地说：“憨包！憨包！”我虽未来过云南，但一听就知道是“傻瓜”的意思。

到歌舞团时，天色已经微明，但四周仍十分安静。歌舞团的大门紧闭着，院子里像无人居住似的，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在门外不停地跑步借以温暖身子。七点多钟，歌舞团的大门打开了。

“请问您，杨丽坤住哪儿？”我走到开门的老人身边，轻声地问。

老人没吭声，抬头看了看我，和善的眼睛流露出探询的目光。

“我是她爱人，是从上海来看她的。”

老人没说话，只是呆呆地看了我一阵。继后叹了口气，往里指了指，说：“你看，最里面的那间，房门正对着大门这里的，就是她的房间。”

“谢谢。”我道了一声谢，顺着过道，向老人指的方向走去。

这过道上边是新建的四层楼房，一边是个空旷的院子，过道里潮湿得很，满是纸屑和垃圾，而院子里除了碎砖破瓦之外，则乱七八糟地堆了许多杂物。每户门外差不多都有个隔成一格一格的鸡笼。整个环境给人的直觉并不像歌舞团，那种紊乱、嘈杂，使人想起以前那种走江湖的马戏团。

我来到杨丽坤的住房，轻轻地敲门，没有动静。

“请问，杨丽坤在吗？”我见到对面的房里走出一位中年妇女，连忙走上去问。

“在的吧，没有见她出去。”中年妇女说，“你可敲重一点。”

我遂又敲了几下。

“谁呀？”房里传出杨丽坤的声音，完全不像以前那么柔和了。

“是我，我是唐凤楼。”我把头靠在门上说。

门“吱”地打开，我走进房里，杨丽坤只是冷冷地看了我一眼，便自顾自地坐在床边。我见她模样也变了，头发梳成一条辫子绕在脑后，脸上的肌肉很呆板，眼圈灰黑灰黑的， 她一声不响地坐着，嘴唇不停地嗡动，时不时地自言自语。

“小九，你还认得我吗？”

“怎么不认得！”她答了一句又不吭声了，眼睛直楞楞地看着地上。

我环视了一下这间约莫七八个平方米的小房。房里除了一张旧木床，一张缺条腿的写字台和一把坐上去“吱吱嘎嘎”发响的椅子外，什么家具也没有。床底下是两只破箱子，房间背门的一角放着铝桶、热水瓶等物。房里弥漫着卫生香的香味，水泥地擦洗得油光发亮。这就是作为“三名三高”的典型来批的一个青年演员的家。

又过了一阵，杨丽坤替我赶缝了一条被子，中午团里开饭时，她在食堂里特地买了两只小烧鸭，一斤米饭，回到了房里。

“来，吃饭！”她大声地对我说，拿起一只鸭子就啃。

我看着杨丽坤这模样，心酸起来，我们默默地吃着饭。她一声不吭，我也想不出能引起她兴趣的话题。她坐在床上，我就坐着那张破椅子，房里一片寂静，只有我坐着的椅子有时因我身体的摆动而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杨丽坤一吃完饭，筷子一丢便走了出去。

“你去哪，小九？”我想拦住她，但没有成功，我想起了杨丽坤以前对我说的，“如果我一发病，行动就完全受‘幻听’支配了。”

“究竟这‘幻听’同她讲些什么呢？”我呆呆地坐着，苦思冥想了好一阵。我可谓万里迢迢赶来昆明，到头来只能独自坐在破椅子上发呆。此时此地，多想同一个能理解我的人吐吐心中的苦水！心境不佳，更感到了阵阵凉意，别 人穿着两用衫，而我还只是短衫短裤！我一下想到了陈绍昆。来昆前，陈泽涛怕我到昆明人地生疏，给了我一封信，叫我来昆后有困难可找陈绍昆，说是她心地好，办事能力强。我等等不见丽坤回来，便按陈泽涛给我的地址找到了节孝巷四十号。这房子有点像北京的四合院，我走进院子，见一妇女在拣菜，便向她打听陈绍昆，她向楼上呼喊了一阵，陈绍昆来到了院子里。她约摸三十二三岁，生着一张富态的脸，淡淡的眉毛，大大的眼睛很有神采。

“你就是上海来的唐凤楼吧？”她笑着说。

“是的，是的。”我连忙答道。

“泽涛已来信谈了你的情况。”陈绍昆一边招呼我上楼，一边说，“一见你穿着短衫短裤，心里就有数了，在昆明，一年四季没有人穿短裤。”

陈绍昆把我领到她的房里。

“今天正好厂里叫我在家写漂染总结，不然你碰不到我了。”陈绍昆说着拿出一套她爱人的衣服，“穿上吧，在昆明有什么困难，只管开口。”

我同她谈了杨丽坤的情况及打算接杨丽坤去上海治疗的想法。

“依我看，歌舞团不会同意的，这个团现在全由文化大革命中爬上去的人把持着。”陈绍昆想了想说，“听陈泽涛说，你心直口快，在这儿办事可得谨慎啊，云南是山高皇帝远，土政策特别多，整起人来可凶哩。”

她接着建议我先要求让杨丽坤在昆明治疗，过一段时间后再提出去上海。我们不知不觉地谈了一个下午，我因惦着杨丽坤，便匆匆赶回歌舞团。

回到歌舞团，正赶上开饭时间，我自个去食堂打了饭菜，心烦意乱地躺在床上等杨丽坤。突然门开了，杨丽坤从外面走了进来。

“吃饭吧，小九。”我轻轻地说。

杨丽坤没有应声，背朝我坐着不动。我盛了两碗饭，端出回锅肉和炒马铃薯片。

“吃饭吧，小九。”我又说了一句。

杨丽坤回过头来朝我白了一眼，然后端起饭大口地吃起来，吃完饭，她默默地坐了一会，站起身又要往外走。

“小九，你究竟要去哪儿？”我焦急地问。

“爸爸没有跟你说过吗？”杨丽坤不耐烦地说了一句便走了出去。我忧郁地望着杨丽坤的身影消失在大门口，心里很明白，杨丽坤已完全被“幻听”控制，用正常语言已无法同她对话。从家庭的角度来说，生活还刚刚开始，这漫长的路该如何走啊！

“笃、笃、笃……”门外响起了敲门声。我霍地坐起，连忙跑去开门，原来是三姐来了。三姐没想到我来昆明，显得有些激动。她比我上次见到时又消瘦了点，一脸的倦容。

“小九呢？”三姐坐定就问。

“又跑出去了，拦也拦不住。”

三姐听我一说，脸色沉了下来。

“我问她去哪里，她说‘爸爸没跟你说过吗？’”

“‘幻听’又作怪了，”三姐说，“她头脑里有人说话，支配她的行动，这个人就是‘爷爷’。唉，真不知怎么跟她说才好，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我想送她去长坡医院治疗，过段时间再去上海，我这次是单位照顾出差来的，过几天差事办完后，还得尽快回上海。”

三姐连忙表示反对：“现在应该想办法让小九尽快离开昆明。这里的环境对她的病有很大的诱发性，要治疗的话，还得去郴州。”

接着，三姐告诉我，杨丽坤的一些好的衣着物品，部分在她发病时送人了，部分则被内贼偷了，三姐随后又同我谈起了“幻听”。

“‘幻听’究竟有哪些具体内容呢？”我问。

她不肯说，就是现在了解到的这一点情况，也不知花费了多少精力。

杨丽坤很晚才回到歌舞团。她一看到三姐，脸上就露出了欢悦的表情，亲切地叫了一声“姐姐”，三姐一见杨丽坤这模样，又伤心地抽泣起来，想说什么但说不出，嘴唇颤抖着，但是，杨丽坤很快便恢复了病态，脸色变得相当冷漠，谁也不睬。

这一夜我失眠了。我通夜苦苦地思索着了解杨丽坤“幻听”内容的办法。“爷爷没有同你说过吗？”我想起了杨丽坤白天同我说的惟一的一句话，思想豁地开窍－－“何不冒称我也有‘幻听’，这样不就能同她交流‘幻听’了？”

于是，我便决定装病以寻求我同杨丽坤之间的共同语言。我为自己的主意感到由衷的高兴。急切地盼着天明，心里却又回想起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里的一句台词：“只要心诚，石头上也能开花！”我迷迷糊糊地人睡了。一阵“嚓嚓”的声音，把我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我睁开眼，见杨丽坤正在拖地板。

“小九，天还没有亮拖什么地板？”

杨丽坤继续使劲地拖，像是没听见我的问话。

“小九，怎么啦？”我又问了一句。

杨丽坤这才扭过头来，瞅了我一眼，粗声地说：“别出声！”

我起了床，杨丽坤也已拖完地板。她坐在床边，仍如同先前那样自言自语。我想到我的计划，已有点紧张起来，我静静地等待着合适的机会“发病”。

我们照例又是默默地吃着早饭。我端着饭碗注视着杨丽坤。在她抬头朝我看时，我一下扔下手中的饭碗，顺势从破椅子上倒了下去。杨丽坤连忙跑来扶起我，问：“怎么啦？”

“爷爷到我身上来了。”我慢慢地睁开眼说。

“他跟你说些什么？”杨丽坤很感兴趣地问，圆睁着眼睛盯着我。

“爷爷责怪我不同你好好谈谈。”

“谈什么？”

“谈谈怎么把家庭搞好。”

杨丽坤听我这么一说，一下撇开我又自顾自吃早饭了，好像这一切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不一会，她丢下饭碗又出去了。我第一次装病就此失败，但是我并没有灰心，信心反而因此鼓了起来。她既然问我“爷爷跟你说些什么”，就说明起初还是相信的，同时，失败也使我明白，“幻听”并不完全等于不正常思维，它必定有它的内在规律，什么规律？我一时还捉摸不透，只能独自在这没有一丝阳光的小房里，默默地坐在破椅子上发呆。

半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因为还有不少差事要办，三姐让我先回沪，提出由她设法陪杨丽坤去郴州。

“这几年，我们兄弟姐妹为小九的事操够了心。”三姐送我上车时忧郁地说，“精神上、经济上已被搞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三姐强忍住内心的忧伤，不再往下说了。

我回到了上海后，科里的任务多了起来。渐渐地，整个矿在华东一带的业务便全委托我在沪办理。矿里的来信多了，杨丽坤的来信却没有了。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杨丽坤的情况，我只能从三姐不断的来信中侧面了解。

“……你这次来昆，丽坤不承认你是她爱人，她对我说，你是她的兄弟，这完全是病症造成的，望你不要难过……丽坤现在怀着孩子，不宜住院，我准备把她带到东川去和我们一起生活。……”

“……我终于把丽坤带到了东川，同歌舞团交涉的事，我不想多写，你已同他们打过交道，那情形你想像得出来……丽坤的情绪仍不稳定，时坏时好。‘幻听’少的时候，她可挺挂念你呢！我们住在郊区，环境很安静，远近全是山。昨天，她指着远处的一座山对我说：‘姐，你看那山可像凤楼那里的采石场？他从山上摔下来过，你知道吗？’”

“……丽坤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了，夜晚经常失眠，而失眠又导致‘幻听’增多，看来她不住院是不行了。”

我正在同省文化局联系，结果如何，以后再信告你。

随后，在孩子问题上，我同三姐发生了矛盾，我因担心杨丽坤的健康情况对孩子有影响，不主张要孩子，三姐则坚决不同意我的意见，坚持着要把孩子生下来，这使我深深地苦恼和不安，使我陷人了矛盾和痛苦之中。

一个多月以后，三姐又来一封信：

“……一个多星期前，我陪丽坤来此住院。目前，丽坤的情绪已基本稳定住，为了不对婴儿产生不良影响，现在只服副作用较少的中药，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我准备再过两三个月后，送丽坤去上海分娩……”

1974年3月的一天，三姐陪着杨丽坤，从郴州来到了上海。

我们的居住条件差自不必说，更糟的是环境嘈杂，即使是一辆汽车开过，也要给小房留下数秒钟的余震。杨丽坤因休息不好，情绪又波动起来。我于是找到区中心医院妇产科的负责同志那里，请求让杨丽坤提前住院，院方热情地同意了我的要求，原先杨丽坤住大病房里，后又作了调整，单独让她住一个小间，晚上就由我在那里陪夜。病房里，每天过了探望时间后，我陡地安静了下来，此时，我便趁隙阅读有关遗传学方面的书籍。书中有关母亲的身体健康状况对婴孩的影响的有关段落，每一个字都紧紧地系着的我大脑皮层。我这个即将做爸爸的人，除了要像一般孕妇的丈夫那样忙碌之外，还默默在承受着忧虑和紧张等心理上的重负。

四月初，曹医生给杨丽坤做了X光检查，诊定是双胞胎并推算出预产期是四月二十五日。结果到了五月上旬仍未分娩，杨丽坤因此变得越来越不安，情绪易躁，动辄发火。

五月下旬，杨丽坤的分娩期越来越近，院方为了顺利接生，保证母亲和婴孩的健康，决定在接生的那天让我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廖导演穿上大夫的白褂，就坐在产房的外间等着，以应付万一出现的不测情况。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我便同廖导演按着医生的要求，静候在产房外面。

廖导演五十开外，黝黑的脸膛上闪着一对神采奕奕的大眼睛。她同杨丽坤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在拍《阿诗玛》时，她是副导演，而三十多年前，她又曾是杨丽坤五哥的老师，她喜欢杨丽坤，杨丽坤则也像对待母亲一样的敬爱她。

蓦地，产房里传出一句：“生了，生了！”房门随即打开了一点，护士长探出头来对我说：“老大是个男的！”隔 了几分钟，护士长又探出头来说：“老二也是个男的！”

手术很顺利，我心里悬着的石头掉了下来，廖导演也松了一口气。

“小唐，你有什么感受？”廖导演问我。

“刚才里面说‘生了，生了！’我听成了‘重了，重了！’”，我不假思索地答道，“像是有人对我说，我肩上的担子重了，重了！”

“小鬼！”廖导演亲切地说了一句，笑了起来。

廖导演回家了，我则呆在杨丽坤的病房里等她，心里情不自禁地想：“一对光头，真有意思。”

不多会，护士把杨丽坤推了出来，因为临产时做了麻醉，她的鼻子里还插着一根氧气管子，正处在半昏迷的状态中。在我把她往床上抱的时候， 她迷迷糊糊地醒了，朦胧地睁开眼睛， 朝我深情地看了看，说：“凤楼，你受累了， 还没吃饭吧？ 你回去休息吧！”几句话使我一下兴奋起来，看看她那昏昏迷迷的模样， 我的眼圈湿润了，同时，我心里竟升腾起一种新的希望， 听人说妇女分娩时有时能带去体内的疾病的。

杨丽坤的病情果然有了好转。第二天，护士把双胞胎抱了出来给我们看。 杨丽坤躺在病床上，头侧在一边， 目光贪婪地落在两个小生命的身上， 嘴角上挂着甜甜的微笑。

“凤楼，你看，看上去大的好看，小的聪明。”杨丽坤说，“你给他们起个名字吧” 

我搜索枯肠想了好半天，也想不出合适的字眼。

“这样吧，乳名就叫大明，小明，”我说，“学名待我翻翻字典再说。”

当我沉浸在做父亲的喜悦之中时，我并未意识到，生活的阴影正悄悄地向我逼来。


当时，在我的请求下，医院破例同意让杨丽坤在医院里做月子。为了母子的健康，我又同三姐商定，孩子人工喂养，请医生给杨丽坤打了回奶针。九天后， 我们把明明接回了家里。随即，奶粉供应便成了问题。无论我怎么说得口焦舌烂，有关部门只同意每月每人供应一斤奶粉。

“这已是相当照顾的了，临时户口我们根本不供应的！”管计划的不耐烦地说。

一个月一共才两斤奶粉，这能解决什么问题？杨丽坤已打了回奶针，没有奶粉，两个明明又怎样生活？两个“黑人黑户”偏偏又挺能吃，奶量远远地超过了一般的婴儿。我于是到处求朋友帮助。最后，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我去一位医生家当家庭教师，每周教医生的孩子两次英语，以换取医生的帮助，购买明明弟兄俩的口粮。每次当我在落地台灯柔和的灯光下，教那医生八岁的女孩“A、B、C……”的时候，我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但我终究能从中得到安慰的是，毕业八年以后，我终于用上了我的专业！

一个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又接踵而至。杨丽坤的病不久又反复起来，她开始到处走动，以听从“爷爷”的吩咐，看望“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并又声称我是她的兄弟，不是她的爱人，在所有的烦恼中，这一点最使我难受，它深深地刺伤了我这个小知识分子莫名的自尊心。“挑着生活担子的扁担可以断，但腰不能弯。”我这才真正 领会到自己以前写的这句话究竟有多重的分量，而履行它又该有多大的毅力。

生活上的艰难困苦和精神上的忧愁烦恼，使我产生了一种委曲情绪，而感情上不断地单方面输出又使我片面地觉得自己过于天真。当这两种情绪汇集在一起的时候，我心里曾闪过离弃的念头。

一天，我带着这种情绪来到我敬重的老师汪习麟家里。

“近来好吗？”汪老师亲切地问我。

“还可以，”我心不在焉地说，“我作了几首诗想请老师看看。”

我随后要了一张纸和铅笔，把腹稿中的几句话写了下来：

同欢同乐不同愁，
终成眷属难白头；
理应粗茶与淡饭，
恬淡自爱度春秋。

汪老师看了以后，皱着眉头思索一会儿，用笔在上面写了写又递回给我，我接过纸条一看，上面改了几个字：

同欢同乐必同愁
既成眷属应白头；
即使粗茶与淡饭，
夫妻恩爱度春秋。

“中国人传统美德里有多少好的东西，这些年来，全被糟蹋尽了。”汪老师以他那特有的声调，慢慢地叹息道，“人不能以纯利益的观点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他那神态又使我想起，多年前他在给我们上课时所喜欢讲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我带着一颗沉重的心离开了汪老师的家，杨丽坤的质朴、善良以及她的不幸交织在我的心头，我为我刚才的念头深深地感到内疚。

大明、小明满月以后，杨丽坤的健康每况愈下，有时成天地呆坐着，口中念念有词。我又想起了以前的计划：装病以寻求能同杨丽坤交流思想的共同语言。鉴于第一次在昆明“发病”失败的教训，我仔细观察杨丽坤听“幻听”时的表情、神态和眼神，并把观察到的一切同我已掌握的一点“幻听”内容进行组合。同时，我又借阅了《精神病学》、《精神病人的家庭护理》等有关医学论著。这样，在感性和理性两方面有了点知识后，我便等待机会第二次“发病”。

一天下午，杨丽坤坐在床边，从她那神态模样可以断定，她又在听“幻听”了。我于是坐到她的对面，做出一个病人听“幻听”时的特有表情：眼睛朝下呆呆地注视，嘴像说话似的嗡动，时不时地傻笑一下。杨丽坤注意到了我脸上的表情，但是一点反应也没有。“难道还不像？”我心里纳闷，但没有失去信心，继续一个劲地坚持着我那来自生活又是为了生活的表演。约摸过了刻把钟，我欣喜地发觉，我的“发病”有了效果。杨丽坤坐到我的身边，既关注又神秘地问我：“你在听什么？”

“别出声，爷爷在同我说话。”我摆出很正经的样子，说完傻笑一下，又继续“听”下去。

“快告诉我，爷爷说些什么？”她不耐烦了。

“别急，再等一下。”我嘴里说着，心里却一个劲地捉摸着，我这为了对付“幻听”的“幻听”该如何开头。我很清楚，话里一露馅马上就会重蹈上次的覆辙，即以失败告终。

“怎么搞的，快说呀！”她由不耐烦变得急躁。

“你嚷什么，我们不是一个家庭的么？”我说着，飞快地观察了一下杨丽坤脸上的表情，见她脸上没有不相信的神色，于是继续说：“爷爷说准备带我们到宇宙里去，在那里人的灵魂可以不灭。”

“怎么个去法？”

“看不见的灵魂会给我们传递消息的。”

杨丽坤一听，高兴地笑了起来。她笑了，我的心却哭了。一对有事业心的年轻夫妇，在这严酷的年代里，本该互相关心、互相勉励来度过艰难的岁月，而我却不得不在生活的舞台上扮演一个精神病患者，以同杨丽坤交流不正常的思想。

自我装病成功以后，杨丽坤往外跑的次数明显地少了。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幻听”，有时还会谈得很投机。渐渐地，我了解到了许多杨丽坤的姊妹，甚至连医生都难以知道的“幻听”内容和杨丽坤的病态表现。我更慢慢地觉察到了，杨丽坤的病同书中对此类病的阐述的不尽相同之处：就是在同一天内，杨丽坤都有正常和病态之分。她在逗孩子玩时的那种神态，哄孩子人睡时表露出来的那种慈母的贤良，同她在听“幻听”时的病态相比，完全判若两人。从此以后，我便不得不以两套语言、两种思维方法同杨丽坤一起生活了。

我虽了解了杨丽坤的病性，但却无法控制她的病态的发展。明明俩兄弟快三个月时，杨丽坤的健康状况又趋恶化。因为没有省卫生局的介绍信，不能在上海留医，同三姐商量以后，还是决定让杨丽坤去郴州住院。杨丽坤起先执意不肯，三姐的劝说以及我同她的“幻听”交流，她勉强同意了。不知怎的，杨丽坤知道要走后，举止言语竟又正常了许多，特别是离沪前的一个下午，她给我留下了一个终身难以忘怀的印象。

那天只有我和她在楼上，明明兄弟俩躺在用木板在窗边搁的一只小床上。时值盛夏， 小楼上闷热得叫人透不过气来。楼下本要凉快一些， 至少没这么蒸人，因为杨丽坤觉得汽车喇叭声太大，要吓着明明的， 于是硬把明明抱到了楼上。她坐在孩子身边， 用一把大芭蕉扇给明明扇着风，一会儿亲亲这个， 一会儿又吻吻那个，因为不停地扇风，汗水直淌，浑身都湿透了。

“凤楼，请你到楼下给我拿条毛巾，好吗？”声音里又有了以前的那种温柔。

我下去拿了毛巾，刚爬到楼上，就见杨丽坤正慢声细语地对明明说着什么， 满是汗水的脸上挂着很沉重的表情。 这表情使我一下想起了不知是哪位作家写的： “人间凄苦事， 莫过于生离与死别。” 我情不自禁地站在房门口，静静地听着她对明明兄弟俩的讲话。

“明明啊，妈妈明天就要走了，妈妈可想你们呵！你们可别忘了妈妈！”杨丽坤说着，泪水和汗水混杂在一起，从她的脸颊上直往下流，“你们要听话，听爸爸的话，……”

我一下心酸了，她母子三人的形象在我面前模糊起来。刹那间，我在这模糊的形象里看到了许多幻觉，各种形式的游街，各种规模的批斗……我的天哪，一个精神病患者尚有正常之时，何以某些大脑健全的人物没有理智之日？一小撮的昏热，造成了多少人的灾难！

杨丽坤见到我后，站了起来。

“凤楼，我走后，你得好好照料明明，”她大声说，“要是明明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要找你拼命！”

“你放心，明明会生活得很好的。”我说，“以后，我会定期把明明照片寄给你的。”

“我对你说，”她一边擦着汗，一边说，“楼梯口这儿，叫爸爸给做个栅栏，不然明明会走路以后，不小心会滚下去的。楼下大门口也做一个，马路上车子太多，有危险。”

第二天上午，两个明明吃完奶，躺着手舞足蹈着，杨丽坤走到他们身边。

“明明，妈妈同你们再见了。”她轻声地说，眼睛红了。

两个明明好像听懂了杨丽坤的话，嘴里“喷喷呀呀”个不停，像在同他们的母亲告别
，而此刻母亲和儿子谁都不知道，他们这一分别便天各一方，要等到三四年以后，“四人帮”垮台后才得以重逢。

杨丽坤和三姐离去了。从此以后，我便挑起了既当爸爸又当妈妈的生活重担，依稀地怀着对明天的希望，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

为了明明的健康成长，我的整个家庭机器在超负荷的状况下，高速度地运转起来。请保姆没有条件，母亲担负起了大部分的家务，我的两位姑母下班之后也跑来帮助。两个明明没有户口，但胃口却特别大，就是夜里还得喂两次，到了时间要是奶糕没有准备好，两个小家伙便会立即放声大哭。声音之响，左邻右舍休想入梦。为了不致使母亲过分劳累，夜里的这两次奶糕便由我来烧了。我们没有煤气，一只煤炉彻夜封着。半夜起来把炉子撬开，烧完奶糕后又把炉子封起来。起先，我因白天东奔西跑给矿里办差事，夜里得把闹钟放在枕边睡觉。久而久之，我渐渐地变得像夜猫子一样的警醒。这种规律性很强的生活，在我的头脑里形成了极机械的条件反射。有时，白天实在太疲乏了，夜里这一连串的开炉子、烧奶糕、封炉子……都会在朦胧的意识中完成，像有电脑的机器人一样的精确。

精神上的忧郁，生活上的困苦，工作上的学非所用，使我消沉起来。为了明明的奶粉供应，我得每周两个晚上当家庭教师；为了明明有足够的营养保证，全家把个人消费压缩在最低限度，逢到出差外地，我常常是一顿仅吃一角钱一碗的清水汤面。

一次，在马鞍山出差，我破例在饭馆里要了一盘炒三鲜和一碗猪肝汤，外加一杯啤酒。坐在我对面的是个一家三口的小家庭，一对年轻夫妇和一个约莫六七岁的小男孩。他们之间的和谐、温暖的小家庭气氛一下攫住了我。

“你把这吃掉。”男的说，把一大块鸡夹到女的碗里。

“看你！”女的又把鸡夹回给男的。

“我要，我要！”小男孩嚷了起来。

“贝贝给爸爸吃，爸爸工作辛苦。”女的说。

他们的一举一动在我的心里激起了无声的反响，使我产生了对一个温暖家庭的向往，而这种向往又使我陷入了极端的苦闷之中。我闷闷不乐地走出饭馆，一个可怕的轻生念头在头脑里闪过……

第二天上午，我来到离马鞍山不远的采石。这个小镇上有个采石公园，园里树木杂乱，满地的落叶和纸屑。我来到不知哪个朝代为李白建的青莲祠。祠门封闭着，四周杂草丛生，呈现出一派颓败的景象。祠堂的几面高大的墙上，涂满了稀奇古怪的字样：既有“横扫一切”的“革命”口号，也有不堪入目的下流字句。这些墙就像是一面镜子，向人们展示了这样的社会现实：我国的文明正在受着“革命”和无知的双重糟蹋。

我顺着小路，又来到三元洞。一个小亭筑在临江的岩石上。从亭里望去，江面烟波浩森，水流湍急。江水冲击在山石上，发出“哗哗”的声响。我呆呆地望着江面，万念俱灰……就在此时，背后响起了一位老人的说话声。我转身望去，一位年老的游客正在给两位年轻的游客讲三元洞的来历：

“……这时，狂风骤起，把江面上的船一只一只地掀翻了。其中仅有一只船被风吹到了岩石边，安然地度过了危难。船上的三个书生脱险后上京赶考，竟中了第一、二、三名，于是集资造了这个三元洞。人就是这样，活着就有希望。”

这个意外听到的故事使我空虚的头脑充实了一点了，动摇了我要在采石寻求永恒的归宿的念头，我的耳朵里又响起了明明的哭声。

我接着来到苏州。一出站就快步跨上去观前街的公共汽车。不一会，我便发觉车厢内有两个外国妇女，她们在用英语交谈。

“苏州并不像说的那么好。”圆脸的对戴眼镜的说。

“如果你了解这个城市的过去的话，你就会发觉，你的结论是片面的。”我情不自禁用荒废已久的英语插进了她们的谈话。

两位外国人听我说后，好奇地直打量着我。我们于是攀谈起来。从谈话中，我了解到她们是来我国的留学生，因复活节放假，便自个儿跑出来了。戴眼镜的叫布鲁克，是英国人，圆脸的叫杜布娃，是法国人。我们又一起来到拙政园，在茶室里泡了茶聊天。我无意中竟遇到了两位有抱负的外国年轻人。布鲁克立志此生要努力为英中两国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作出贡献，而杜布娃则表示回国后翻译鲁迅和巴金的作品，把优秀的中国文化介绍给法国人民。她的理想又从另一个侧面唤起了我对生活的希望。意外的邂逅使我们建立了友谊。我冰冷的心暖和了过来，花花世界的年轻人尚且有如此崇高的理想，我更没有理由对明天丧失信心，我又想到了明明，归心似箭，当夜赶回了上海。

杨丽坤离沪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给我来信，只是三姐不时地写信给我。从来信中得知，杨丽坤在郴州住院三个月后又回到了昆明。三姐不便长期请假，也自回了东川。每年，我除去昆明探亲一次外，科里的领导还照顾我出差一次。即使如此，一个四口的小家庭，也像被恶浪击碎的舶板，在生活的海洋里四处飘荡。杨丽坤独自生活在昆明，艰难地自理着生活，而我则在上海以每月四十几元的菲薄收人，困苦地照料着明明俩兄弟的成长。

在这凄苦的生活中，要是说还有什么安慰的话，那就是明明慢慢地长大了。我看着他们学爬、学坐，渐渐地学会了走路，继又呀呀学语，这一切给了我远多于一般年轻爸爸的乐趣。我一办完差事回家，两个小家伙就前前后后地围着我，“爸爸，爸爸”地叫个不停。他们的那种亲热劲头，既使我感到高兴，又使我感到难受……

出院以后，杨丽坤基本上控制住了“幻听”，只是脸上明显有恐惧之色。有时，我领她去圆通公园，她竟畏缩到 不敢抬步的程度。又是交流“幻听”的结果，我了解到她的“幻听”在恐吓她，说是有一伙人要害死她。

一天，我把杨丽坤领到市中心的街心公园。我同她坐在一条长凳上。

“小九，你看，现在同几年前有什么不同？”我说着朝四周指了指。

历史性的变化，在市容上也可看出来了。那些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那些曾经煽起过宗教性的狂热的标语口号，已随着“四人帮”一起进了垃圾堆。路上的行人脸上有了喜色。

“小九，你再看看，还有没有人在刷标语、喊口号？还有没有批斗会？……”

在我们的目光所能及处，除了“入木三分”的标语口号之外，商店、街道全被洗刷得干干净净，到处充满了生机。城市像人一样，打了一阵摆子之后，又恢复了常态。“不是小道消息，江青一伙彻底垮台了！”我说得激动起来，“你以前骂了江青，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迟早要给你彻底平反的！”！杨丽坤脸上的紧张表情缓和了下来，眼神里表露出了谈话的兴趣。“小九，我想向文化局提出申请，带你到上海去再治疗一段时间，”我慢慢地说，“你也该去看看明明了，两个小家伙很想妈妈哩！”……一提到两个明明，杨丽坤立刻开口了。“好，你赶快打报告，”杨丽坤急切地说，“凤楼，这些年我可想死明明了……”。这半天的走动，对杨丽坤情绪的稳定起了很好的作用。在我们慢慢地踱回歌舞团时，她甚至划算着该给明明买些什么礼物了。

省宣传部和文化局很支持杨丽坤去上海继续治疗并看望孩子。于是，我便着手做回沪准备。当时已是初冬。杨丽坤又很怕冷，一件棉大衣是必不可少的。而合适的尺码又买不到，我便找团领导申请补助布票，得到的又是同样的答复：“研究，研究。”我催了几次以后，研究有了结果：“要补助布票没有。但可以买一点团里做道具剩下的豆灰卡布。”管它什么布，只要能做成棉衣御寒就行。我买了一丈多，经陈绍昆的介绍，一家成衣铺的老裁缝以最快的速度给杨丽坤做了一件直统统的棉大衣。

很快，我们带着省卫生局的介绍信，愉快地踏上了归途。

旅途中，我原担心杨丽坤休息不好会造成病情反复。但是，出乎我的意料，她一路上情绪竟出奇的好，常常从中铺爬下来兴致勃勃地同我聊天。

“凤楼，明明该四岁了吧？”

“是，个子不小，挺淘气。我离家的时候已有这么高了。”我说着用手比划了一下。

“在昆明时，你不对我说过明明很懂事么？”

“我说他们淘气，可没说他们不懂事。”

“他们小时候好玩吗？”

“两个都剃着光头，长得一模一样，很有趣。”

“那么，说些事情来听听嘛！”

杨丽坤一提，我便不假思索地说了起来：

“有一次，我从南京出差回来，路上淋着了大雨，第二天就发高烧了。我记得明明那时才两岁半，他们也不闹着玩了。我睡在床上，他们一声不吭地站在我床边，两双小眼睛扑楞扑楞地盯着我看，不时地拿饼干往我嘴里塞，脸上的表情显得很难过，像是在分担我的病痛似的。”

我说着看了看杨丽坤，她正聚精会神地听着，见我停了下来，又催我说下去。

“有一件事，我现在一想起来就深深地感到内疚。这几年，我一直在上海出差，每年回矿两次汇报工作。1975年底的一天，我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回矿，外面来了传呼电话。待我打完电话回来后，发觉旅行袋里有好几袋糖被拆散了，地上也零零落落地丢了好些糖。我慢慢地拾起糖果，捡到厨房时，发觉两个明明正躲着吃搪，再看看他们的衣袋、裤袋里面竟塞满了糖果，我一火，在他们的小屁股上揍了几下。明明‘哇哇’地一下哭了起来。他们一哭，我的心都被捣碎了，我赶忙把他们搂在怀里。你说我这人可悲吗？为了讨好别人竟打自己的孩子，那时他们才一岁多，以后，我为这件事难过了好长一段时间。”

“凤楼，这几年让你受苦了。”杨丽坤突然冒出一句。

“你更受苦了，小九。”我接着说。

“呜……”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我朝窗外望去，天空湛蓝湛蓝的。因为列车在转弯，我看到了车头烟囱里冒出的浓烟，但是刹那时，浓烟便溶人了无垠的蓝天，消逝得无影无踪。

终于回到了上海，车进站时，我老远就在月台上的人群中发现了满脸笑容的父亲和表弟。我们愉快地随着人们慢慢地走出了车站。面对着满街的灯光，我仿佛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之光，“一切都好了，一切都好起来了！”我不时地自言自语。

回到家时，明明兄弟俩正在家里互相追逐着玩，杨丽坤一见到明明两兄弟，眼角上便挂起了微笑。而两个明明却含羞躲在一边，四只小眼睛瞪着，瞅着他们实际上还未见到过的母亲。

“明明！”杨丽坤叫道，“明明过来，让妈妈亲－－亲。”

杨丽坤一手搂住一个明明，把两个小家伙紧紧地抱在怀里。

“叫妈妈。”我对大明小明说。

两个小家伙低着头，先是不吭声，隔了一会羞答答地叫道：“妈——妈！”一声“妈妈”使杨丽坤那端庄的脸庞挂满了泪水……

大概是出于一种母子天生的血缘关系，大明小明很快就不认生了。他们亲热地围在杨丽坤的身边，同她说这说那，有时会把杨丽坤逗得笑出声来。小屋子里重又充满生机，一家人终于团聚一起。

几天后，我持着云南省卫生局的介绍信去上海精神病院联络杨丽坤的住院事宜，答曰：“没床位。”我见杨丽坤的精神状态尚可，心里并没有一种让她住院的紧迫感。另外，共同的生活和“幻听”的交流，我对她的病情已了如指掌。我特别发觉，她后半夜的睡眠如何，对她一天的生活有着极大的关系。于是，有时发觉她情绪有波动，我便在临睡前大量饮水。这样，夜间起来解手时，便可观察一下她眼睛闭着时的状态和呼吸的深浅，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调剂用药的剂量。再加上我阅读了一些有关精神病学的书籍，无形中积累了不少医学知识，既然住不进院，我便自己给杨丽坤开起中药处方来。出乎我的意料，一连几个月，她的“幻听”竟控制住了，病情也没有恶化。

我居住的环境是个小市民集居的地方。我家前门临街，跨出后门便是一条小弄堂。弄堂里均是带阁楼的小房子。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小房子奇迹般地吞进了与它们体积完全不相称的人数。一只公用水龙头就安在我家后门的旁边。于是，每天早晨天还没有亮，这里就奏起了“生活交响曲”：洗衣服的，洗菜的，刷便桶的……主妇们边干家务边聊天，各种声响交织在一起，莫说病人，就是体格健壮者，此时怕也难以高枕无忧了。杨丽坤在这样的环境里熬了半年之后，病情随之波动起来。各种迹象表明，她已处在发病的前夕。

一天，汪习麟老师来到我家。他见了杨丽坤后，皱着眉头，好长时间没说一句话。

“我们出去走走吧。”他最后提议说。

我们边走边谈，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人民大道。这个曾经是各路“英雄”慷慨陈词的“革命舞台”，如今除了那些旗杆和主席台能够勾起人们断断续续的回忆和联想之外，已见不到“大革命”的痕迹了。

“我给你写篇文章到报上呼吁一下。”汪老师说，声音很轻，但很坚定。

汪老师向我了解了一些基本情况后，没几天就写成了一份材料。材料写了杨丽坤的过去和现在，特别点了眼前无法治疗的困难处境。这篇材料送到《解放日报》后，由汪老师熟识的老编辑转给了文艺部的张曙同志。张曙随即根据汪老师的材料写了一篇“内参”。

市委领导看到“内参”后，对杨丽坤的情况极为关怀，立即批示卫生局认真处理杨丽坤的治疗问题，卫生局又将此精神批转到精神病院，医院领导随即通知住院处，住院处像上了发条的玩具小鸡，顿时转动起来。在我又去住院处探询杨丽坤的住院问题时，得到的答复是：“明天下午两点之前，一定要将杨丽坤送到医院。”那口气像是家属不愿让病人住院似的。当时，我还不知道市委领导已对此作了批示。

1978年4月，杨丽坤住进了上海精神病院。医院领导对她的治疗问题十分重视和关心，还特地成立了一个医疗小组。院方的专家夏院长和严院长更是在百忙中多次为杨丽坤组织会诊。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杨丽坤的健康得到迅速恢复。

1978年9月的一天，在去医院探望杨丽坤的途中，我见许多人围在一个读报栏前。待我走进时，一条醒目的标题立即映人眼帘－－《阿诗玛，你在哪里？》，我猛地挤进人群，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细看了两遍。

“小九，”我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一到医院就嚷开了，“今天的《人民日报》上有荒煤写的文章，好几个地方提到了你。”
 
“是吗？”杨丽坤因为太兴奋了，显得有点将信将疑。

我赶忙到医生那里借了《人民日报》，给杨丽坤念了起来：

“……影片受到林彪、 ‘四人帮’的迫害，一直没有上映。 我支持过这部影片， 但影片摄成后，我已离开电影界，我没有看到这部影片。

扮演阿诗玛的青年彝族演员，是云南省歌舞团演员杨丽坤，主演过《五朵金花》，曾跟随敬爱的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出国访问过，也是受到周总理亲切关怀的青年演员。……总理后来听说又选她担任《阿诗玛》的主角时，特地打电话来问她的普通话是否有进步。”

杨丽坤听不下去了，对我摆摆手，示意我别念下去。她紧抿着嘴，嘴角微微地抽动着，看得出是在强忍内心的悲痛和哀伤：

“这几年，就是病着，我也常常想起周总理。总理逝世时，我正病得很厉害。听到这个不幸消息后，我的心像是被什么尖利的东西戳穿了，耳朵里的‘幻听’也一下没有了。我用被子捂着脸痛哭了一场，然后找了一根绳子就想自杀。我找不到地方挂绳子，于是就把绳子往窗格上吊。这时，窗外有人注意到了我的举动。好几个人在不远的地方注视着我。‘幻听’一下又‘嗡’地响了起来，我就抽下绳子睡觉了。”

待杨丽坤平静下来后，我又继续往下读：

“……我为扮演阿诗玛这个演员受到迫害的命运感到痛心。我在看影片过程中流了泪。我至今仍不能忘记，在她化作回声，最后出现在石林中的形象时，她那明亮的眼睛里确实流露着一种欢乐与忧伤交集的眼光。

回忆使我感到疲倦，我闭上眼睛朦胧入睡了，但是，在耳边还似乎听到影片开始时阿黑焦急的呼喊声：

‘阿诗玛，你在哪里？’

同时，却也听见阿诗玛在回答我：

‘你们来叫我，我就应声回答！’”

杨丽坤忍不住了，轻声地硬咽起来。离开医院后，我立即到附近的邮局买了几份当天的《人民日报》。赶了两天，把《阿诗玛，你在哪里？》泽成了英文，寄给了英国友人布鲁克，并附了一封短信：

亲爱的布普克：您好！

九月三日的《人民日报》上登载了我国著名电影专家荒煤的文章，题目叫《阿诗玛，你在哪里？》我已全文译出，寄您一阅。文章中提到的“杨丽坤”就是我的爱人。鉴于某种原因，我以前未曾同你提到过杨丽坤，因为我就是想等到光明到来的时候再同您谈她的遭遇和我们家庭的不幸。这一天终于盼到了，正和英语里有句谚语说，“暴雨过后即是光明”。

不多写。谨致良好祝愿！ 
唐凤楼

因为荒煤同志的这篇文章，杨丽坤的问题很快受到了全国的关注，人民来信从祖国的四面八方飞到了上海。继后，《解放日报》又登载了张曙、汪习麟合写的 《阿诗玛就在我们身边》一文。杨丽坤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无微不至关怀。 党的阳光温暖了一颗被严寒冻得僵死了的心。

一天下午，我在给明明煮牛奶，两只手里各拿了一只鸡蛋，正欲往牛奶里打，门外响起了“咚咚咚”的敲门声。我母亲刚把门打开， 一个粗实的妇女的声音随即飞了进来：“

感谢党中央，你们双胞胎的户口批下来了！”我一看是里弄的治保委员童阿姨，她是特地跑来给我们报这个喜讯的。我一下竟高兴得怔住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童阿姨走后，我立即闻到了牛奶的糊味，跑到炉边一看，小锅里的牛奶差不多已溢完了，再一看手，鸡蛋已被我捏得粉碎，双手沾满了蛋清和蛋黄。

此后，喜讯便接踵而至：三中全会以后，云南省最大的冤案得到了昭雪，杨丽坤的二姐、二姐夫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在省委领导的指示下， 新任歌舞团团长老张同志带着两名老团员，从昆明赶到上海为杨丽坤宣布彻底平反的决定。 在文化部、云南省委和上海市委的关心下，杨丽坤调人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我亦从广东调回上海。 电影局、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领导陆续探望杨丽坤，勉励她安心治病、养病，病愈后继续为人民努力工作……

杨丽坤的健康迅速恢复，1978年11月终于出院。不久，我们又分到了一套新房。几年前，当我们在董塘人民公社结婚登记处领结婚证书时，谁能想像会有今天？然而，这却不是神话，一个发端于人民的神奇力量，把我们模糊的希望变成了眼前的事实

一天下午，我正在油漆新做的碗柜。“笃、笃、笃”，外面传来轻轻的敲门声， 我打开门，一下惊住了，面前正站着布鲁克！

“你好，见到你太高兴了！”布鲁克说，“这次我是领芭蕾舞团来贵国访问演出的。”

布鲁克仍像以往一样，穿着简单，不施脂粉，戴着一顶宽沿帽，穿着一件黑布做的连衣裙。这连衣裙又宽又长，看上去很像道袍。我再看看自己，满身的灰尘，一手的颜料。连着一个多月的拾掇房间，头发没有理，胡子也没有刮。

布鲁克注意到了我这副狼狈相，只是对着我微笑。

“你看，”我解嘲地说，“你像个山神，而我却像个小鬼。手都没法和你握了。”

布鲁克听了大笑起来。我没顾上洗一下脸和手，就领布鲁克去我们新的住所。路上，我兴致勃勃地跟她谈了我们受到各方面关心的情况：她也告诉了我她的近况。她现在是英中友好协会办公室的主任，专门负责两国文化交流、人员互访方面的事务工作。

到了新居，杨丽坤正在包饺子，大家乐极了。

“祝贺你彻底翻身！”布鲁克拉着杨丽坤的手高兴地说，“你以前的遭遇我也知道一些，我看过荒煤先生的文章，是唐凤楼把它译成英文寄给我的。”

“那是过去的事了，我们现在很好了。”杨丽坤说，“你的汉语说得真好。”

“不好，不好，我正在努力学。”布鲁克连忙说。

布鲁克因有公事要办，得在五点前赶回锦江饭店，我们便提前吃了一顿象征性的晚餐

“为我们的友谊干杯！”布鲁克举起酒杯说。

“为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干杯！”我说。

布鲁克匆匆忙忙地吃了几个饺子就要离去。在我们送她上车时，她拉着我们的手，说：“总有一天，我要邀请你们访问我国。”

布鲁克走后，我同杨丽坤站在阳台上向四周眺望。万里晴空，半天晚霞。多美的夕阳！

“凤楼，你不也喜欢诗歌么？”杨丽坤突然说，“作首诗来听听。”

“不行，”我忙说，“只能写几句歪诗给自己看。”

“歪诗也可以，写几句。”杨丽坤说着把我拉到书桌边。

“好，写就写几句。”我嘴里说着，心闸却陡地被冲开，往事一古脑儿涌向心头。呵，往事！这十几年的坎坷不幸，有了灵感和启迪，于是写道：

往事像落日映照的河面，
我拣闪光的珍藏在心中。

“写得真好！”杨丽坤看了立即说，“不是歪诗。”

我禁不住地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杨丽坤问。

“在妻子的眼里，”我慢慢地说，“再傻的丈夫也是了不起的聪明人！”

杨丽坤一听就咯咯地笑了起来。她那温柔的体态，甜润的嗓音，舒展的表情，同她身后的晚霞一样的动人。我第一次见她笑得这么甜。而我们新的生活，虽还有尚待克服的困难，却就在这甜蜜的笑声中开始了。
（全文完）

美丽的“阿诗玛”
平静地告别了人间

美丽的“阿诗玛”永远地离开了深爱她的家人，深爱她的观众。2000年7月21日18时30分，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杨丽坤在上海莘庄金城绿苑的家中平静地告别了人间。

“阿诗玛”的最后时光

昨天，在杨丽坤的家中，她的婆婆张桂英和保姆汤桂珍向记者讲述了这个命运坎坷的女性度过的最后时光。

当天早上，虽然重病在身，但杨丽坤仍然挣扎着起了床。在盥洗间门口，她微笑着看着丈夫唐凤楼刷牙洗脸，还伸出手轻轻地划过这个伴随着她走过风风雨雨20余载的男人的脸颊。

中午，保姆服侍她吃下了最后的午餐。

下午，一生整洁的杨丽坤在保姆的帮助下沐浴。

18时30分左右，保姆喂她喝汤时发现她的神情异样，脸庞涨得通红，于是连忙招呼刚刚走进浴室的婆婆张桂英，并致电唐凤楼。张桂英冲过去一看，发现一口痰堵住了她的喉咙口。保姆急拨120求援，未及救护人员赶到，19时15分，杨丽坤去世。此时，“阿诗玛”的身边只有婆婆与保姆两个人。

由于丈夫唐凤楼当日受人所托前往外滩给云南一位朋友送机票，未能赶回家陪杨丽坤走完人生最后的时刻。小儿子唐韬因工作在身，直到20时30分才赶到家中。远在爱尔兰的大儿子唐琰在电话中获悉慈母辞世，禁不住失声痛哭。

憨厚善良的婆婆十分怜惜地对记者说道：“以前，有的保姆嫌脏不愿替她处理个人卫生，我都会亲自干。”6月28日出院回家，杨丽坤是在保姆和小儿子的搀扶下进门的。她说的含混不清的第一句话就是：“妈妈好！医院里我呆够了，没有好菜吃，还是妈妈做的菜好吃。”“谁能想到，一个月也不到，她就这么走了。我的心里难受得不得了！”

“阿诗玛”最后的话：孩子

1978—2000，杨丽坤在上海生活了整整22年，最早组织上落实政策给她在打浦桥分了一套两室一厅。1995年，杨丽坤和丈夫唐凤楼又在莘庄金城绿苑购房居住，直至5年后去世。

22年，对曾经身心备受摧残的杨丽坤来说，是不折不扣的平静的隐居生涯。在上海生活的日子里，杨丽坤一家很低调，多次拒绝传媒的采访。

杨丽坤身体好的时候喜欢看书，听古典音乐，但很少看电视。偶尔看看，忍不住叹气，荧屏上的一举一动勾起了她对往昔的怅然回忆。早些年，碰到电影厂寄来电影票，她会和丈夫一起去看。走在路上，已经很少有人能认出当年的阿诗玛和金花了。

杨丽坤喜欢孩子，常把邻居的孩子抱到家里玩耍。一直有保姆照顾杨丽坤，但她能干活时绝不让保姆动手。保姆给她盛饭，她会轻轻说一句：“谢谢你，妹妹。”

自从1978年后，杨丽坤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云南。她有兄弟姐妹11个，大都很早参加革命工作。杨丽坤最喜欢自己最小的弟弟，总是对人说，他的脸型生得很美，像维纳斯。这个弟弟早已死于文革期间，杨丽坤至死不知道。

做了20多年上海媳妇，用丈夫唐凤楼的话说，她听得懂所有上海话，包括一些语速极快的俚语，可惜一句都不会说。

7月21日，杨丽坤生命的最后一天，她最后的一句话是两个字：孩子。 

杨丽坤的爱人与儿子在杨丽坤墓地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d0015t0e486&width=500&height=375&auto=0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n0015f7j887&width=500&height=375&auto=0

视频来源：腾讯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