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王刚上小学四年级，非常淘气，王刚说用“淘气”这个字眼形容他是很客气的了，因为学校里所有的老师和同学的家长都认为他是个坏孩子，有例为证。

“一例是我在上课时拿个自己糊的写着‘令’字的三角旗。老师背过去写字时，我往左边一挥，左二排的学生就‘啊’地一叫，老师回过头一看，我却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老师再背过去写时，我又往右边一挥，右二排学生又‘啊’地大叫。后来老师打个时间差，逮住了我。这样，老师就把我从前几排的座位挪到了最后一排。

“这样的事例发生几起以后，老师跟我妈说，上五年级时你们最好给你孩子换一个学校吧。这也就是变相的要开除我了。当时老师号召全班同学孤立我，说我是个坏孩子。所有的家长也不让自己孩子跟我玩，说我会把他们给带坏。那时，我妈都不敢到学校参加家长会，不敢面临学校和家长的指责。爸爸妈妈都恨死我了，我妈气得直哭，怎么养了你这么一个儿子？”

“那天之后，我就开始逃学。学校也没有告诉家长，所以家里也不知道。每天一大早，我就背着书包出门了，到处晃悠，去得最多的就是古旧市场。有时也去看电影，当时长春在放《流浪者》，一毛钱一场，也不清场，我就一遍一遍地看，我觉得我就正是一个流浪者。也想出走，跑到长春火车站，站在那看轰隆隆的火车，可是没胆量。

“逃学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当时我感觉到非常痛苦，非常孤单，没有一个人理我，怎么办呢？也不敢跟家里说，说了我爸肯定是一顿暴打。快到那年的期末时，我实在是扛不住了。有天晚上，我突发奇想，花了一夜的时间，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给毛主席写信没有任何功利、世俗的色彩，当时实在是再没有人可诉说了。我在信中表达一个孩子对毛主席的忠诚，还画了两幅画，水彩的，一幅是一个小白兔在吃萝卜，还有一幅是解放军在保卫祖国，背景好像是台湾。我还放进了一张我和妹妹王静的合影照，她才1岁，刚会走路。第二天一早我把信封好，写上‘北京毛主席收’，投进了信箱。”

“7月上旬的一天，老师让一个同学带信给我，要我一定要到学校去一趟。我见了班主任，班主任朝我笑，我心里开始发毛，他从来不朝我笑的。见了校长，校长也朝我笑。他问你家在北京有亲戚吗？我说有，我有一个四姑在北京。他问有在党中央工作的吗？我说没有。这时他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袋。我一看，上面写道: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某某小学四年级2班王刚小朋友收，下面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他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我十几天前给毛主席写过一封信，大概是回信了。他们问能打开吗？我说打开吧。信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办写来的，信中写道，‘王刚小朋友:你6月24日写给毛主席的信还有图画和照片都收到了，谢谢你，今寄去毛主席照片一张，请留作纪念。希望你努力学习，注意锻炼身体，准备将来为祖国服务。日期是1959年7月3日。’

“接下来，各种赞誉就来了，王刚是个挺好的孩子，他只是淘了一点，淘的学生都有出息嘛。接着区教育局、市教育局也都来了，说这不仅是你们学校的光荣，也是我们区、我们市中学生的光荣。后来我们学校一个教自然的老师，他编了一个两幕的话剧，叫《他转变了》，由我来演我自己。这是我第一次登台演话剧。说来也真有意思，事实上，从此以后，我就真的变成了一个好学生，非常的好。这封信完全改变了我的命运。”

再一次改变王刚命运的是“文化大革命”，那正是王刚踌躇满志，想考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的时候，学校停课了。当别的同学戴起红袖章高喊着打倒走资派时，王刚独自一人带着个破旧照相机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后来，他又把自己闷在家里，看了大量的古今中外名著，来填充自己生活中的空闲和苍白。

王刚是“老高二”，也就是俗称的“老三届”。当知青下乡的一年，在王刚的生命里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

“我下乡去了两个地方，第一次下乡是1968年11月2日。”王刚对这个日子记忆犹新。

当“把青春献给边疆”之类的豪言壮语已经侵入骨髓的时候，王刚和他的同学们唯恐自己去的地方“不够边疆”。于是，当得知长春四中最先出发的一批目的地是中苏边境线时，满腔热血的王刚着急地混迹于其中，倒了两次火车再坐上汽车，一天一夜后，到达了“吉林省延边市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罗子沟公社上河大队”。

当天晚上，欢迎会场上，王刚坐在了第一排，仍然处于兴奋状态中的他，学着当地农民卷了根烟叶子抽，但是，正在给这些毛孩子们讲话的大队干部恶狠狠的目光向他直射过来:“把烟掐了，你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热脸贴上了冷屁股。”王刚同学的一腔热情被这一句话全部泼灭，“我忽然觉得不是接受再教育，而是接受改造来了。”开完会后，王刚知道自己太幼稚，太理想化了。第二天，他决定离开这个“真正的边疆”，而且说走就走。

回到长春后，他发动七十多个同学申请去离家最近的郊区下乡。合心公社于家大队王家楼生产队是他最后的选择，这个地方距离长春市“不坐电车，走着两三个小时就到了”。但是，就是这个省会边上的小村庄的生活，让王刚尝到了“现在的青年人难以想象的苦”。

他在王家楼当了一年的青年农民。最苦的活是刨高粱茬和玉米茬。每人六条垄，没干过农活的学生们拿着镢头，蹲在地上一点点地刨着，一天下来满手血泡，“当时就觉着这垄怎么那么长啊，永远到不了头似的。”好多女孩子刨着刨着就哭了。

当时有一支解放军拉练路过王家楼，在此稍作驻扎，看着他们持刀弄枪，军歌嘹亮，被高粱茬和玉米茬折磨得够呛的王刚羡慕坏了。

日子在毫无变化与期盼中度过。1969年末的一天，父母来信要王刚回趟家，因为他们要去“五七干校”了，妹妹王静则要去吉林省军区文工团。一家四口人要分三个地方了，父母让王刚回去吃顿团圆饭。

1969年，13岁的妹妹王静报考吉林省军区文艺宣传队。复试那天，做哥哥的王刚特地从农村回来，陪她去考。考场上，王静发挥得非常出色。考官问她，你受谁的影响？我哥。你哥现在在哪？外面走廊里。让他进来。王刚进来后唱了一首歌，又朗诵了一首毛主席诗词，接下来则是几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对话。

“想当兵吗？”

“跟我妹妹在一块吗？”

“在。”

“好，我想。”

王刚的命运在短短的时间里又一次被改写，短得连王刚回一趟插队的地方都来不及。那天他们兄妹俩一起穿上军装坐电车回了家，家里也高兴坏了。

在部队里一扎就是26年，直到1995年转业到中央电视台，1997年又主动离开，成了一个无牵无挂的自由人。

1973年，因为业务扎实，王刚被调到了沈阳军区。1976年，很偶然的机会，王刚开始去电台录制长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这个节目被108家电台复制播出。

王刚自称，那段时间，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吃完晚饭，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每到晚上六点半的播出时间，几乎每家每户的窗口都能传出自己的声音，“那是我这一生最美妙的感受”。

两年后，《夜幕下的哈尔滨》被改编成电视剧，王刚出演里面的说书人，这也是他第一次在电视里露面。从此，电视成了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自从1985年在央视主持第一个教师节晚会后，王刚开始在荧屏上频频露脸，一度成了央视必不可少的主持人。那些年，他一直是沈阳和北京两头跑。直到1995年，才正式从沈阳军区转业，调进中央电视台。

1996年，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让王刚走向了事业的另一高峰，他成功扮演和珅而荣获了当年“金鹰奖”的最高奖。

王刚说自己喜欢静，“圈内的朋友也不多”， 现在生活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就是收藏。他偏爱收藏瓷器和明清家具，而且颇有眼光。刚入门时，当然也不乏上当受骗的经历，对此他笑称在所难免，权当是交了学费。

能将自己喜欢的收藏和演戏合而为一，王刚说这绝对是生平一大乐事。他经常会为一个有着历史痕迹的拍品遍寻史料，为此他可以不眠不休几个晚上，“那是一种幸福”，王刚满足于此。“我这人，一不能为官，二不能经商。”这是王刚为自己下的判断，并不是说曾经吃过什么亏，而是“善于从别人的经验里吸取教训”。

王刚说自己“没什么远大理想，有事就做，没事就闲着。工作的事，从来都是别人找上门。”这两年无论央视抑或地方台有不少栏目想请他重新出山做主持人，可他一怕束缚，二怕辛苦，都没答应，“没办法，凡是自己不喜欢的或是得费好大劲才能做的事，我都懒得做。年纪大了，就怕累着自己。”其实，“有过在农村当知青那一年的日子垫底，我啥苦啥累都不怕。”只是，他现在更想过自由自在的日子。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生活时报、凤凰网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