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相册》血染的黎明

今天是烈士纪念日，我们重点推出两组鲜为人知的老照片。其中一组记录了一位烈士从受审判到就义的全过程。临刑之前他是怎样的神态，你能想象吗？ 　

另一组，拍的是著名的渣滓洞烈士。当年的拍摄者至今还记得目击现场的震撼，而那面独特的国旗再次突破了人们的想象…… 

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
革命真烈士──王孝和

史料照片来源于当时《大公报》 现场记者拍摄

王孝和（1924～1948），原名康智，浙江鄞县福明乡松下漕村人，生于上海，出身于工人家庭。1938年在上海励志英文专科学校学习，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许统权，参加读书会，读了《红星照耀着中国》等进步书刊，使他懂得中国的希望所在。1941年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年仅16岁。年底，投考邮局和上海电力公司，两处都被录取，党组织考虑上电是动力部门，需要加强力量，于是他于1943年1月进杨树浦发电厂发电管理室当抄表员。他虚心学习，工作勤奋，待人和气，结识不少工人朋友，组织读书会，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成为工人们的贴心朋友。1946年1月，上电爆发大罢工，坚持了九天八夜，他始终积极参加，赢得工人们的信任和拥护，当选为上电工会杨树浦发电厂支会干事，分工负责工会的文化、组织和文书等工作。他在读书会基础上，建立工人图书馆，为工会会刊写稿，承担别人不乐意做的所有繁琐事务，认为“我是工人选出来的。凡对工人有利的事，我都有责任去做”。

由于上电工会在反内战的民主运动中站在前列，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于1947年9月宣布解散上电工会，通缉工会干事。经过工人斗争，于1948年1月召开大会选举工会干事，王孝和等为工人信得过的人仍当选为常务理事。国民党不甘心失败，又派出特务以“指导员”“秘书”等身份驻在工会进行监视，并威胁利诱他参加国民党，他以“对政治不感兴趣”加以拒绝。1948年2月，“申九惨案”发生，他代表工会参加“申九惨案后援会”，在厂里发动工人缠黑纱、捐款，抗议当局的血腥暴行，特务企图阻挠，他理直气壮地说：“工人是一家，相互支援是我们份内事。”4月，国民党当局为镇压工人和学生的民主运动，以破坏生产和社会治安等名义，在全市逮捕各厂工会负责人。

由于叛徒的出卖，1948年4月19日晚上，国民党特务来到王孝和家，软硬兼施，威胁利诱，妄图使王孝和“自首”。王孝和愤然表示：“我是上电二千八百名职工选出来的工会常务理事，为职工说话办事是我的职责，没有什么需要向谁讲清楚，更无自首的必要”特务只得悻悻离去。他妻子及好友要他到乡下暂避，但他考虑到党和工会的安全仍留下来。两天后的4月21日清晨，国民党特务逮捕了王孝和，将他关押在警备大队审讯中，面对凶神恶煞般的特务，王孝和一言不发，坦然处之。特务恼羞成怒，对王孝和轮番施以“老虎凳”“磨排骨”“辣椒水”等酷刑。王孝和怒目以示，敌人未得到一个字的口供。4月22日，王孝和再次被施以酷刑，直至昏迷。4月23日，王孝和受刑升级，特务对他动用了电刑。就这样，王孝和以其坚强的意志，为了保卫地下党的秘密和战友的安全，顶住了敌人的凶蛮摧残。特务对王孝和无计可施。一个参与施刑的特务边摇头叹息，边说，这个人真厉害，上这么重的刑，居然什么也不讲，真拿他毫无办法。

被捕后的几个月，王孝和利用一切机会揭露凶残的敌人。他在法庭上，一次又一次地当众解开衬衣，露出身上一处又一处血迹斑斑的伤痕，揭露敌人酷刑逼供的暴行。此期间，香港《群众》杂志发表了抗议声明。

敌人黔驴技穷，1948年6月28日，上海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判处王孝和以死刑。上电党组织指定专人帮助王妻上诉，狱中党组织也帮助王孝和研究上诉内容。各界人士纷纷向上海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寄送抗议信。9月24日，刑庭以“连续教唆、意图妨碍戡乱治安未遂”的所谓罪行维持王孝和死刑判决。面对死刑，王孝和坚定地表示：“从我被捕的第一天起，就做好了这个准备。”“死无所惧，只要我活一天，就要同敌人斗争。我的武器是公开揭露敌人的残酷和对人民的仇视。”

在临刑前，他接到党支部负责人的指示──为更好地争取群众、揭露敌人，临刑时不能喊政治口号。一个共产党员在为党的事业即将献身的最后时刻，不能倾吐对党的衷情，内心是何等痛苦。但为了党的利益，他无条件地服从党组织决定，并以隐晦笔法，给战友及亲人们挥就了悲壮的三封遗书：一封给狱中难友，一封给年迈的双亲，一封给妻子。给难友的信中写道：

一杯清水因滴入一滴污水而变污浊，一杯污水却不会因一滴清水的存在而变清澈。“有正义的人士们，祝你们身体健康，为正义而继续奋斗下去！前途是光明的！那光明正向大家招手呢！只待大家努力奋斗！”

在给双亲的信中写道：

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给难友的信经各监房传阅，引起了强烈反响。难友们无不深受鼓舞，纷纷表示要完成王孝和未竟的事业。

1948年9月27日上午，特刑庭准备对王孝和执刑。那天清早，刑场上人头攒动，其中很多是上电厂的工人，他们都想见王孝和最后一面。王孝和的妻子哭喊着，痛斥反动政府滥杀无辜，刚满周岁的女儿在母亲怀抱中也不停地啼哭。目睹此情此景，人们无不怒火万丈，纷纷抗议。惊恐万状的敌人害怕了，只好对王孝和改期执刑。9月30日，难友们从种种迹象中，预感到王孝和的最后时刻已经临近，各监房纷纷传来向王孝和致敬和慰问的纸条。纸条上，言语不多，却充满了同志的深情厚谊：“我们一定为你报仇！”“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我们将前仆后继，踏着你的血迹前进！”……看到同志们这些动人心魄的心声，王孝和热泪盈眶，深受鼓舞。为了勉励两位同甘共苦的战友，王孝和留下了对革命事业充满信心的绝笔：“张世宝、吴国桢两兄，今天我的任务已告一段落，希望你们两位不断把革命进行到底……祝你们向光明的道路前进！”

不出所料，9月30日上午，几个法警闯进监房喊道：“王孝和提审！”王孝和从容不迫地穿上白衬衫走出牢房，一路上边走边怒吼：“特刑庭不讲理！”“特刑庭乱杀人！”在特刑庭上，王孝和义正词严地驳斥道：“你们的执行是非法的”，并镇定自若地提出：我要向在场的记者先生们讲几句话。庭长的目光向四周扫视了一下，面对在场涌上前的20多家报社、通讯社的记者，他不得不表示同意。于是，王孝和昂首挺胸，慷慨激昂地痛斥反动当局蛮不讲理、滥杀无辜的残暴行径，要求记者主持公道，在报上披露事实真相。面对王孝和不屈的英雄气概，庭长气急败坏地大叫：“不许多说，现在已经判决，立即执行。”王孝和以斩钉截铁的口气表示：我不承认你们的判决！特刑庭居然成了王孝和对反动当局进行控诉和示威的地方。接着，王孝和又神情坦然地回答了外国记者的提问，使国民党特刑庭的反动面目暴露无遗。敌人担心，如此下去场面将越来越无法收拾，急急忙忙强行将王孝和押赴刑场。在押赴刑场途中，王孝和依然大义凛然地揭露国民党当局的野蛮暴行，并高呼：“看你横行到几时！”

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刑场上，王孝和被绑在一张木椅上，法警颤颤地举起枪，一颗子弹击中王孝和的胸膛，他坐在椅子上怒目圆睁，大口喘气。执行官下令补枪，执行的法警被王孝和的浩然正气所折服，拿枪的手抖动不已，连发数枪，竟然一枪未中。丧心病狂的刽子手踢翻椅子，用脚对王孝和腹部猛踩。烈士殷红的鲜血流淌在大地上……

“我一定用我的生命保卫党，保卫工人阶级的崇高事业，永不动摇，一直革命到底！”这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是王孝和的当年入党誓言。最后他用自己年仅24岁的生命，实现了这一铮铮誓言。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上海。1949年11月5日，上海各界人民一万余人在逸园为王孝和烈士举行追悼大会，并将灵柩安葬于虹桥公墓(后迁往上海烈士陵园)。

王孝和妻子忻玉英（右）、大女儿佩琴（后）、小女儿佩民（前）在烈士墓前

首拿杨虎城一家开刀

杨虎城将军与孩子

1949年10月，是“黎明前黑暗的日子”，当时经过三大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等重大战役，势如破竹攻克国民党大量占领地，当时蒋介石“划江而治”梦想破产后，蒋家王朝认为他们的失败是对共产党手软的结果，于是在重庆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疯狂屠杀。厉华说，敌人大屠杀的屠刀首先刺向杨虎城将军。9月6日晚上11点多钟，刚抵达歌乐山松林坡戴公祠的杨虎城将军及儿子、女儿和宋绮云夫妇及儿子“小萝卜头”，在这里先后遭到特务们的利刀屠杀。

《大公报（重庆版）》在1949年12月12日的第三版刊载了《杨虎城将军死事惨烈父子遗体昨同时发现》。文中说：双十二事件领导者之一的杨虎城将军，被蒋匪介石逮捕囚禁达十二年之久。杨将军和他的幼子两个月前，终于在磁器口被蒋介石特务杀害，这一事实昨天已经证实了。

杨虎城将军的遗体是1949年12月11日在“戴公祠”花园里挖出来的，他1949年9月6日被害。遗体旁边是杨虎城将军的夫人谢葆贞女士的骨灰盒。杨夫人同杨虎城共处狱中十年，因不堪狱中生活，于1946年绝食死亡。

江姐不留遗憾而去

陈然

10月28日，陈然、王朴等10名难友被押到大坪刑场枪杀，在囚车上，王朴高喊道：“父老乡亲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重庆就要解放了！蒋家王朝就要垮台了！”

江竹筠

11月14日，一群武装特务以转移为名，把江姐等30人押赴歌乐山电台岚垭杀害。临刑前，同赴难的李青林突然问道：“江姐，想云儿了吗？”江姐点点头，说，“想，这时候真想看他一眼，照片就在我身上，可惜，手被烤着，没法拿。”“那就算了。”李青林说道。“是呀，不看就不看吧，反正就要解放了，他们肯定能过上好日子，我们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江姐反过来安慰着李青林。解放10小时前32人牺牲

黄细亚

厉华介绍，重庆11月30日解放，在11月29日下午4时，共有32人被枪杀在松林坡，敌特连尸体都来不及埋上便仓皇逃窜。在殉难的烈士中，有一位年仅21岁的女青年叫黄细亚。她先后在《西南晚风报》和保育幼稚园工作。重庆解放前夕，她协助地下党做国民党部队策反工作，于1949年9月13日被捕。黄细亚在被捕前送给同学一首《一个微笑》，诗中表明了她的人生志向：“以自己的火，去点燃别人的火。用你笔的斧头，去砍掉人类的痛苦。”

大屠杀共有321人遇难

厉华说，从1949年9月6日至11月29日，军统集中营对“政治犯”进行集体大屠杀，尤以11月27日最为惨烈。根据相关研究报告对抗战后期至重庆解放前夕系列大屠杀殉难者统计：目前有案可查的死难者总数是321人，其中经审查已定为烈士者共计285人，加上5个父母牺牲的小孩，共是290人，叛徒及未定性者共计31人。

在321人中，死于1949年“11·27”大屠杀者共计207人，其中烈士185人。在285位死难烈士中，现已查明，共产党员共计161人，约占总数的57%；民盟盟员共计25人，其他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成员各有数人不等。

惨不忍睹记者无法下笔

据有关资料显示：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车毅英离开欢迎解放军进城的人群，独自一人跑向歌乐山。她是原中共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的二女儿。此时的车毅英还不知道被捕多年的父亲早已被秘密杀害。她以为父亲就关在歌乐山监狱里。

车耀先

多年以后，车毅英这样描述当日的所见所闻:“白公馆里人去楼空，渣滓洞的余火还在冒烟。渣滓洞楼下的8间牢房里堆满了烧焦的尸体，没有头，没有足，只有一块块焦黑的躯体。围墙的缺口处、房前屋后、厕所内，另有20多具尸体躺在那里。松林坡上三个大坑，满是尸体，血水横流。看见一个个死难者睁目仇恨的眼神、紧握的拳头和流出的鲜血，我说不出一句话。歌乐山上一点声音也没有，可怕的寂寞，一片荒凉。”

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涌向歌乐山寻找亲人、朋友和同学时，山林再也无法沉寂下去，哭喊声处处可闻。1949年12月1日出版的重庆《大公报》以“蒋匪灭绝人性屠杀革命志士”为题，记下惨绝人寰的一笔:“一位青年妇人，正抱着她的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在那里痛哭，找她丈夫的尸体。天！这怎么找得到！那么多焦尸，已没有一个还像人样，没有一个能认清面目。”

记者们亲眼看见遍地的焦尸、一两尺深的血水和亲人们的眼泪，写道:“这惨痛的情景，叫记者怎能下笔，怎么能形容得出来呢！”

战士痛哭“我们来晚了”

12月1日，解放军冲进了渣滓洞、白公馆。在刚刚经历了与胡宗南部队和罗广文残部的生死厮杀之后，那些流血不流泪的战士们此刻也失声痛哭:“我们来晚了！”“我们来晚了呀！”

两三天后，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人们跑回歌乐山。罗广斌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带着大家冲进白公馆，冲进平二室牢房，撬起屋角的一块木地板，五星红旗还在。那是狱中难友们听说新中国成立后用被面、草纸和饭米粒制作成的红旗。攥着它，几个人抱头哭起来。

《大公报》在1949年12月14日的第三版《三十名志士忠骸昨开始收殓装棺》中描述：在距白公馆八公里的电台岚垭被杀害的三十名革命烈士的尸体，昨天由治丧处派人前往发掘收殓。据脱险志士说：上次传说有四十二名同时遇难，数字不确，总数是30名，其中“渣滓洞的29名，白公馆1名。当昨天收殓工人挖掘的时候，首先挖出一具，后来挖了很久，将其余28具在深坑底部发现（另外一具是在不远的一块田地里掘出），可是挖出的这29具志士尸体多都腐烂了，除江竹筠和李青林两位女志士忠骸被亲属认出，其他无法辨认。当29具志士尸体搬出土坑时，认尸的家属和观看的附近居民都悲痛欲绝，愤怒不已。这29具志士的尸体除每人穿了一件内衣裤外，连衣服、鞋、裤也被特务剥光。据附近居民说，这些志士们的衣服鞋裤是在殉难前被特务们强迫脱掉，第二天还有人看见特务把那些西装、毛衣等物在磁器口摆地摊出卖。

自革命战争年代以来，2000多万烈士为国捐躯。而最让人叹惋的，是那些倒在黎明之前的英雄。一个尊崇英烈的民族，才是有血性、有希望的民族。

那些以鲜血染红旗帜、以生命点亮共和国黎明的人，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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