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歌，是我的爱人解钟毅插队的时候送给我的，也是他留下的唯一的一首歌。

我和解仲毅相识在内蒙古土默川，远古时代那里称为敕勒川。北朝民歌《敕勒歌》曰：“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隆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但那是过去的过去，到60年代未，我们插队来到这片土地的时候，早已不见成片的绿草和牛羊，映入眼帘的是泛着白色的盐碱地和稀疏的庄稼。乡亲们的日子过的贫困，一个工分三、四毛钱，可是他们还是接纳了我们。

知青在农村（资料图）

我们村有30名北京知青，分3个组在3个生产小队落户，插队两年以后我们合灶一起吃饭。插队生活十分清苦，可是知识青年的思想还是挺活跃的，常有各种思想火花闪现。于是我们在伙房的墙上开辟了一处交流思想的园地，名曰《火花》。

那天轮到我为大家做饭，解仲毅生病没有出工。下午，他递给我一个小本，打开一看，是诗，一首长长的叙事诗，他准备在《火花》上刊出。

因为解仲毅和我们女知青不在一个小队干活，他又寡言，除了干活，就是看书，很长一段时间，女知青不知道他的姓名，见他1．80米的个头，才百十来斤体重，就送给他一个外号“麻杆”。

长诗的主人公自然是“麻杆”，他在诗中讲述着他的经历，他的故事（只可惜诗丢失了，只记得大意）。他有过金色的童年，也曾在过一个受人尊敬而又幸福的家。他有过美好的理想，也曾经无限忠诚地投入身于老人家亲手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可是一夜之间，革命几十年的父母被打倒，他从红五类变成了狗崽子，他感到无比失落，眼前一片茫然，他是在牛棚里和父亲告别的，他总也忘不了系在父亲腰间的那根草绳。随着下乡的浪潮，他来到了土默川，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是他不相信城市知青先进分子扎根农村一辈子的誓言，也不相信知识青年会被改造成为真正的农民。他怀疑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的意义，他渴望革命，渴望光明，却不知路在何方。

诗读完了，我明白了他的寡言。

吃过晚饭，他问我对诗的看法。我说：“诗帮助我了解了你。我们同命，你的诗像你一样，太软弱、太消沉了，七尺男儿应当顶天立地才是……”。

他对我的话不可否，却问我，在家庭发生了巨大变故后，我是如何看待生活的。坐在院子里的土坯上，望着挂在天边的月亮，想起文革中的往事，我的心就像那惨淡的月光。

我告诉“麻杆”，从小学到高中，我一帆风顺。高三时，在女一中入了党，成了一名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袭来，乾坤颠倒，灾难接撞而来。

1966年流火的8月，红色恐怖笼罩着北京。一个闷热的夏日，深夜，中宣部文革小组成员通知我，爸爸于当晚畏罪自杀。他们说，自杀就是叛党。在要求我与爸爸划清界限的同时，他们问我要不要爸爸的骨灰。当时妈妈去宁夏农村参加“四清”，远在千里之遥。我是长女，我不知道应该如何选择、决断，胸海中一片空白，手脚冰冷。我爱我的爸爸，我不相信他会有罪，更不相信他会自杀。但是理智告诉我，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在这场急风暴雨的文化革命中，我这个预备党员必须丢弃父女之情而服从革命。到底要还是不要爸爸的骨灰？当我怯生生地说出“不要”两个字，我马上又懊悔了，我立刻意识到我们不仅永远失去了爸爸，而且将永远失去了爸爸的骨灰。面对着一张张刻着“革命”二字的面孔，这种选择对我，一个高中学生来说，实在太残酷了。

几天以后，妈妈风尘扑扑赶回家，要见“生病”的爸爸。我紧贴墙壁站着，不敢正视妈妈那无限悲痛的目光。我悔恨莫及，我问我自己，为什么不等妈妈回来再决断？可是一切都晚了，一切都不可更改，不可挽回，失去的，永远失去了。

接着而来的是红卫兵抄家，妈妈进黑帮队，弟弟妹妹被批斗，关进监狱，所有的起因，皆由于爸爸的去世。我在惊恐不安中度过了两年，时时感到心在淌血。

1968年9月，在我离开了北京到内蒙插队之前，学校党支部连续召开了7次支部大会，讨论我能否如期转正的问题。整整7个夜晚，无论我如何检讨、认识，最终支部大会的决定依然是“取消预备期，不予以转正”，理由是“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刘中陆站在反动老子一边”。

会散了。我沿着故宫北侧的护城河慢慢地走着，泪如雨下。我真觉得这个世界失去了公道，为了划清界限，我连爸爸的骨灰都没有要，到头来，致命的问题依然是与父亲划不界限。我心里不服，可是我无奈，我只能在漆黑的夜幕中，任凭泪水流淌，我只想哭够了再回家，别让多灾多难的妈妈见到我的泪水。

走进抄家后贴满封条的家，我想躲开妈妈，可她却迎面站着。她一直在等我，等我的结果。我到底能不能忍住委曲的眼泪。沉默之后，妈妈说了一句那个年代最常说的一句话：“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我知道，妈妈以及与妈妈同样遭遇的人，是依仗着这句毛主席语录在那场劫难中活下来的，它是当时人们的精神支柱。

只是因为革命造反派踢开党委闹革命，上级党组织瘫痪，女一中党支部的决议按党章规定，未经上级党委批准，尚不能生效，于是离京前，我拿到了一张预备党员的组织关系介绍信，一张随时可能失效的组织关系介绍信。

爸爸的去世，使我骤然间明白了一个道理，人活着不光享受生活，而且还要承担一种责任，尽一种义务。一个人的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珍惜生命也不只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他人，尤其在灾难降临的时刻。活着是需要勇气的，但必须活着，活出个样子来。我是这样认识的，也这样要求自己。但是在我被革命，被组织拒之门外以后，我觉得我活得抬不起头，活得太沉重了。

离开北京那天，在火车站我和妈妈、小妹妹平静地分了手。可是当火车启动西行的时候，望着远离我的妈妈，突然我产生了一种不可饶恕的自责与内疚，我对不起妈妈。

到了村里，我去找支部书记兴友叔。他对我说：“咱庄户人只讲受（干活、受苦），能受，就是好闺女。咱们不看老子，看个人”。文革以来，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样朴实，这样宽容，不唯出身的话了。

从那天起，我咬着牙，好好受。秋雨中，我和村里的后生一起下到冷凉的河水中捞麻；寒科冬里，我和男社员一起在风雪中打机井。当地有句俗语“女人怕坐月子，男人怕拔麦子”。夏季麦收时节，我们蹲在麦拢中间，和社员一样，用细嫩的双手，左右开攻，连根拔麦子。村里缺烧的，麦根是好柴禾。半天下来，两手血泡，泡破了，露着鲜肉。麦子一拔就是7天，男人都打怵，可我一天也不歇工。白天背着黑板下地教闺女识字，晚上办夜校和社员一起学习大寨的经验，我拼命干着我力所能及的一切，直到我患肝炎住进医院抢救。可是到了整党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参加的资格。

我第二次走进兴友叔的家。他站在炕上，从房梁上取下一个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塑料皮，从中取出了我的组织关系介绍信。我环顾四周，土炕上一个披头散发的疯女人和三个孩子依偎着。这个家里的确只有房梁上是最安全的地方。我从心里感激这位粗中有细的庄稼汉。兴友叔为了我的事跑公社、跑旗里，得到的回答是，她的党籍问题要等她的父亲得了正式结论再研究。兴友叔劝我不要着急，他说：“每场运动后都会有甄别的。你是个好闺女，我心里机密”。确实和朴实的人在一起可以纯洁灵魂。与此同时我也终于懂得了何以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的命运完全取决于爸爸的结论。

我的故事讲完了。“麻杆”望着天上星星，好像在自语：“我的确有些悲观、消沉，也缺少男儿的刚毅，但是我不掩饰。你平日很积极，可是你的内心并不平静，也不舒畅，甚至很痛苦，但是你与我的不同在于你把悲伤、失望、怨恨都深深地埋在心底，掩盖起来了。其实不论是你还是我，都需要鼓起勇气面对现实，而不是回避……”。

我与“麻杆”平时接触不多我没料到寡言的他说出的话竟然入木三分。

这次偶然的交谈让我在不知不觉中打开了关闭许久的心灵之窗。也许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向一位异性同学讲述我的经历，我的想法，也是第一次心悦诚服地接受一位男同学对我的批评。在穷乡僻壤，我遇到了一位可以深谈的朋友。

“麻杆”的诗在我们村知青中引起了一场关于插队，关于人生的讨论。《火花》灿烂了，田小野的长诗对“麻杆”的诗提出异议，其他同学的文章也陆续刊出，大家各抒己见，好生热闹。

知青在农村教学（资料图）

此后的一段时间，因为我肝炎初愈，大队照顾我，让我在小学代课，教二、五年级复式班。晚上送走了补课的孩子们，我在办公室改学生的作业。“麻杆”常常坐在我对面静静地读书。有的时候我们也聊天，天南地北，无所不谈。秋风刮过，绵绵秋雨经常陪伴着人们。心灵的沟通使我们相互有了依靠，不再孤独，不再寂寞。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插队生活平淡如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艰苦、清贫的生活磨练着我们，熔铸着我们。

有一天，“麻杆”把他新写的小诗《荡桨》拿给我看。

这首小诗与他前一首长诗相比，判若出自两人之手。它让我感到了一股向上的力量和敢于同命运抗争、搏斗的勇气。小诗告诉我“麻杆”变了，变得自立了，坚强了，深沉了，开朗了。他不再依恋父母、家庭，不再徘徊、观察，他要去闯荡世界，去感受生活，去迎接风浪。他对人生的认识，在这首小诗中，在这块贫脊的土地里得到了升华。

“这不是一首诗，而是一支歌。我送给你的歌”。他说着就唱了起来。我第一次听到他唱歌，唱他自己写诗作曲的歌。他的声音圆阔、宽广。我从小爱唱歌，也喜欢听别人唱歌。他的歌，在我眼前勾画出一幅壮丽的图景。无际的大海中飘着一艘小舟，勇敢的水手搏击着海浪，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荡桨。我相信那水手不是别人，是“麻杆”。我听到了阵阵涛声，听到了渴望的明天，相信未来的誓言，我感受到了心灵的震撼。

我把《荡桨》带到旗里，迫不及待的跑去找我的好友小野，她已经调到轴承厂当工人。小野和她的师傅，一位呼和浩特的知青，用两把小提琴齐奏这支曲子。悠扬的曲子飞出工厂，回荡在连绵起伏的大青山下，时远时近，时隐时现。

后来，我的党籍问题解决了，转正为中共正式党员。不是为我的表现出色，而是因为爸爸被平反昭雪，他又成了革命干部。在高兴之余，我想起了文革中争议不休的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心里只觉得酸甜苦辣五味俱全。

1976年，我和仲毅在内蒙结了婚。再以后，我们先后回到北京。为人父母之后，我们又分头去读书，完成早就应该完成的学业。工作、学习、生活忙忙碌碌，有许多年我们不再唱起《荡桨》那首歌。

1992年9月，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病魔在倾刻间夺走了仲毅的生命，真像是被天提走了一样，留下了我和孩子。我在经历了失去父亲的巨大痛苦之后，又经历着人间最大的不幸。

仲毅要走了。真的要永远离我而去。我木然地走进一家花店，去为仲毅做一个鲜花盛开的花篮。在我为仲毅写挽联的时候，他送给我的歌《荡桨》在我的心中升起。这歌声带着他，带着我，飘回了土默川，飘回那天苍苍、野茫茫的敕勒川，飘回到我们共同劳动、谈天、争论、流汗流泪的地方。我仿佛又一次听到了他的歌声，一遍又一遍，只是那歌声不再悠扬，却像一曲悲壮的哀乐，每个音符都敲打在我的心上，震撼着我的心。悲痛欲绝的泪水蒙住了我的双眼，我用颤抖的笔，在泪雨中写下了这首歌的前两句：“火红的未来不是渺茫，那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我仿佛觉得我和仲毅最后的分别不是在北京，而是在茫茫的大青山下的土默川。或许是因为我们相识相知在那片土地上，或许是因为那一段知识青年生活刻骨铭心，纵然生活千变万化，也难让我，让我们这一代人忘怀。

花篮里的鲜花凋谢了。我小心地摘下了那对挽联，精心地珍藏起来，那上边有仲毅送给我的歌，那上边有我对他的永远的悼念。

（刘中陆，1966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9月到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插队。1978年回北京。现在英文《中国妇女》杂志社工作。）

摘自：《青春方程式——五十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