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届在“旧教育制度模式”下接受过完整的六年小学教育的六六届小学毕业生，之所以冠以初中毕业生之名，因为他们又在所谓的“新教育制度模式”下接受了三年的中学教育。他们的特殊之处在于：既经历了一个完整的文革时代，又经历了一个由高峰至终结的知青时代，但是却与知青的代名词“老三届”无缘。

相对于老三届来说，六九届来到这个世界稍晚，故被称之为“小”六九。然而他们的人口总量却大约相当于老三届人口总量的四成。就当年来看，六六届初中生的年龄要比六九届多了近五分之一，在校念书的经历多了整整二分之一，而六六届高中生的年龄要比六九届多出三分之一还不止，在校念书的经历整整多了一倍。这个“小”字，除了年龄之外，不外乎另一层含义就是阅历浅、资格嫩。就这点而言，六九届被冠以“小”字，也不算过分。但是四十年后的今天，仍使用这个“小”字是否恰当？

六九届初中生出生于人口爆炸的五十年代，无巧不成书，他们入学的那年又正逢三年自然灾害。诚如孟子的《孟子·告子下》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如此这般，就在他们稚嫩的肩膀上，不自觉地担负了人生的第一次挑战。他们冒着营养不良的风险，肩负起了帮国家渡过难关的重任。

他们还是文盲加流氓一代人的领头羊。他们跨入中学的那年，实行了所谓的教育改革：“按地区划分就近入学。”而入学的那个年代，正值文革的高峰期，他们当仁不让首当其冲，作为打破旧的教育体制束缚的实验素材，成了“不知A、B、C……是何物，不知正负数为何数”的“教改”新生事物，所以说他们是“文盲加流氓”的一代开山鼻祖。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上山下乡运动的指数也上窜到了峰值。那一届既没有工矿的安置，也没有参军的安排，农村是唯一的一条金光大道，唯一可供选择的就是：去南方还是去北方。这就是所谓的“一片红”。正因为上山下乡有他们的参与，使得城市就业的压力大大减轻了。这也是他们人生中第三次不自觉的担当。

在下乡运动中，由于大批六九届初中生的加入，在阅历深浅、知识多寡、政治成熟度等方面，为老三届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制高点，无形中将一部分老三届人推到了“分子”的位子，而六九届自己却甘愿担当“分母”，他们无私奉献的绿叶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成全了一部分老三届人，让他们圆了排长梦、连长梦、营长梦……，还让一部分老三届人圆了大学梦。难道这不算是他们的第四次担当吗？

知识也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六九届没有得到知识的滋润，但是他们也没有受到知识的拖累。这批看似沾染了一些“流氓习气”的文盲身上，却有着一股“牛犊不畏虎”的精神。

1978年的冬天，在云南的西双版纳，就是这么一群人掀起了一场震惊全国的五万知青罢工请愿大返城运动。他们喊出了全体知青的心声——我们要回家！正如国际歌所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所以说，与其说是邓小平救了知青，还不如说是六九届的知青拯救了所有的知青。难道这不是又一次担当吗？不过，这次担当似乎有了一个“质”的飞跃，是由“不自觉”向“自觉”的飞跃。

返城后，由于多年来在农村的历练，造就了他们富有组织性纪律性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这正是恢复城市正常生产秩序所需要的。不久，他们就成了城市产业工人队伍中一支不可多得的生力军。也许正因为有这样一支生力军的出现，为以后的国企改革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因为多年来他们习惯了充当“分母”，甘愿做着“分母式”的默默付出。

国企改革正式拉开序幕，就像当年不得已下乡那样，这批六九届人的很大一部分又一次不得已从好不容易获得的工作岗位上下来了。也许是一种习惯行为程式，他们又一次勇于担当、甘愿牺牲，甘愿做一块国企改革的铺路石。说的也是，国家面临着重大的转折期，他们不献身，谁们来献身？他们不下地狱，谁们下地狱？不得已，他们只能又一次不自觉地出来担当。

来源：《知青.上海》杂志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