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四十年过去了，老陈每天早晨还在割胶，重复着和四十年前一样的工作。我始终拼命寻找他身上与上海某种相连的东西，最终发现最有代表性的竟然是陈明官家里的抽水马桶，因为他们是这个大山环绕的闭塞山寨中唯一使用现代抽水马桶的家庭。 

西双版纳的夜里从来不缺乏声音。凌晨3点，草丛里的蟋蟀还在叫着，位于勐罕镇的国营橄榄坝农场的割胶工们，就已经穿着完毕，戴着头灯，拿着割胶刀，到附近的橡胶林里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林中的水气原本就重，再加上零零星星的小雨，割胶工陈明官不时回头跟我们抱怨“西双版纳早就过了雨季，可是还一天到晚的下个不停”。 

收割的橡胶汁

我们跟着老陈爬了一个多小时山路才来到他负责的橡胶林地，每棵橡胶树根部都绑着一个黑色的螺旋型胶片下面用铁丝固定一个碗，只要沿着树本身的纹路小心切开树皮，乳白色的胶汁便缓缓流出。老陈一家只有一个割胶工的指标，承包二千多棵胶树，每个月要上缴五吨干胶，我们也终于明白了他的担忧，雨季延长意味着割胶工人要付出几倍的精力看护收集到的橡胶汁，被雨水稀释后，这些胶汁的价格将会大打折扣。

陈明官是我们此行的拍摄对象之一，一九六八年，七十五岁的毛泽东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他便是被那股上山下乡的热潮裹挟着到云南农垦建设兵团支援边疆的上海知青。整整四十年过去了，老陈每天早晨还在割胶，重复着和四十年前一样的工作，南美印第安人把橡胶树称为“会哭泣的树”，看着老陈专注甚至有些麻木地神情，我们的心为之一震。

老陈的妻子咪德是哈尼山寨名门望族的长女，能说会道，刚刚见面她一口流利标准的上海话就把摄制组的每一个人都震了，但是令大家不解的是，老陈在云南生活多年，任凭怎么提示都说一口云南普通话，母语上海话基本不会说了，咪德的上海话又是跟谁学的呢？原来三十多年前，她与陈明官婚后回上海度蜜月，半年时间就学会了全部日常用语，虽然自此她再也没回过上海，却记住了上海人的语言。上海人不会说上海话，哈尼族妻子更像个上海人，这对反差极大的夫妇如何结缘成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当年，陈明官和同在农场插队的上海知青钟荣华负责采购，一周要往景洪县城跑一趟，而这条通往县城的路正好经过一个哈尼族山寨。情窦初开，美丽的哈尼族少女吸引了两个上海年轻人，开朗主动的钟荣华和其中一位叫咪珠的哈尼族姑娘暗生情愫，为了追求咪珠，钟荣华不仅经常拉老实巴交的陈明官打掩护而且自学了哈尼语。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队伍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一句顺口溜形象地道出了男知青们的心声“深山牛郎三十一，没有老婆心里急。革命事业无后继，打着灯笼找婆媳。”钟荣华和咪珠为了感激陈明官做着长时间的“电灯泡”也开始帮他物色对象，咪德和咪珠是表姐妹，由于咪德是山寨地主的女儿，受到当年阶级斗争的影响，她直到二十岁都没有出嫁。虽然陈明官没有给咪德浪漫的山盟海誓，但他的老实厚道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让咪德很有安全感。当年，少数民族和知青结婚还是件挺有风险的事，尤其是民风保守的哈尼山寨，甚至有人吓唬咪德说与汉人生出的孩子会是三头六臂。但是，勇敢的咪德还是成为山寨中第一个嫁给知青的少女，回忆往事，她爽朗地跟我们说“我嫁过去的时候，老公连一床被子都没有。我就图他人，人老实，会干活。现在的女孩就是图钱啊，还要房子啊，比我们以前差得太远了。” 

有人说爱情就像阿司匹林可以缓解疼痛，陈明官、钟荣华两兄弟在孤寂艰难的知青生活中找到了避风港，西双版纳从一片野莽荒山变成一座极尽绚烂的天堂。然而，1978年11月10日，就在他们生活的橄榄坝农场，一名怀孕难产的上海女知青因为农场卫生所的医疗事故大出血而死，这起在农场几年历史当中并不算最严重的知青非正常死亡事件竟引起轩然大波，数千人抬尸游行，迅速成为知青要求返城的导火索。1979年2月，短短两三个月，云南农场知青返城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新婚不久的两兄弟而言，美好的爱情更像一个美丽的陷阱，去留之间考验着他们的良知。

陈明官是橄榄坝农场第一个决定留下的上海知青，因为此时他的身份不仅是丈夫还是一个刚满周岁男孩的父亲。老陈觉得自己的选择理所应当，在哪都靠双手吃饭，既然来到边疆，返回上海的际遇又难以预料，不如踏踏实实种橡胶算了。与此相反，战友钟荣华家里已经闹得人仰马翻，他的哈尼族丈母娘因为怕女婿逃掉，全天二十四小时贴身监督，甚至到了上厕所都寸步不离的地步。其实，钟荣华的内心也很挣扎，一面是身怀六甲，眼看要临产的妻子咪珠，一面是返城大潮和家人每天一封连发半个月的电报。钟荣华应该是时代浪潮中非常懂得趋利避害的一种人，上海对他的诱惑可想而知，然而，昔日寂寞难耐猛烈追求哈尼族姑娘的是他，如今闹着返城背弃誓言的也是他，在钟荣华心里一直有个坎儿过不去，如果自己抛弃妻子，按哈尼族的传统，根本没有离婚一说，意味着善良美丽的妻子将终生为自己守活寡。

选择很难，但往往就在一念之间，橄榄坝农场一千多上海知青中最先选择留下的只有三个人，陈明官、钟荣华，还有一位叫安庆宏的女知青。听说安庆宏出身于黄浦区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当年女知青中也是最活跃、最漂亮的一位，那么这样一个出身与背景完全海派的“上海小姐”又为什么选择留下来呢？摄制组几经辗转终于联系上了安庆宏，第一次见面在橄榄坝农场文化宫安庆宏和与她一样已经退休的姐妹正在排练舞蹈。自幼能歌擅舞的她在学校时一直是文艺骨干，当年率领文艺队走街串巷宣扬毛主席的政策指示成为安庆宏最骄傲的记忆。“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祖国要我守边卡扛起枪杆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这首《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是安庆宏最喜欢唱的歌曲，她告诉我们，她喜欢西双版纳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并且坚定地认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是真理。整整四十年过去了，时代的烙印在她身上仍旧那么鲜明，当其他知青以绝食、罢工对抗留守的命运时，安庆宏却逆潮流而动，谢绝了一次又一次回上海的机会。

当然，除了坚定的革命信仰，安庆宏的留守还因为一个人。安庆宏少女时患上一种很难治愈的病，中医上的解释叫倒经。每每例假时都会流血不止，医学上讲患上这个病很可能失去生育能力。知青大返城前的一天夜里，安庆宏突然下身大出血，没多久人就昏死过去，农场的医疗条件根本无法应对，必须及时请景洪县的医生过来。但是，当时已近午夜，外面雷声震天，除了黑乎乎的原始森林，通往景洪的路还必须经过一条凶险无比的澜沧江。就像电视剧里的剧情似的，当时许多追求这个漂亮女孩的上海籍男知青都临阵脱逃，关键时刻湖南知青陈国强挺身而出，在滂沱大雨中冒着生命危险把医生请来救了安庆宏一命。

 
也许这就叫“生死相许”吧，在当年知青大返城的风口浪尖，安庆宏却平静的成为了陈国强的新娘，开始了她扎根边疆新的篇章。 

关于知青，很多人都跟我们说，留在那里的十年八年注定会是他们人生当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段记忆，任什么也抹不去。他们当中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向我们描述那段生活里哪怕是最为微小的一个细节，他们当中最不善言辞的人也可以滔滔不绝地给我们提供那段生活里最为丰富最为生动的画面。只是，当我们真正走到这里才发现要寻找到他们所描述的那些过去已经是不太容易。

钟荣华后来当上了农场的生产队队长，与咪珠生有一儿一女，这在哈尼族传统中是最美满的家庭结构。安庆宏在结婚二年后奇迹般的怀孕了，并且育有二女一男，她一直认为这是上天对她没有违背当初“扎根边疆”誓言的奖赏，如今两个女儿都在上海成家工作，儿子留在西双版纳景洪也是小有成就。唯一让我们感到揪心的是老陈，他和咪德生了二个儿子，但是大儿子因为肥胖难以从事正常的劳作，二儿子虽然接了老陈的班成了一名割胶工，但是迷上了赌博，把家里仅有的几万元积蓄偷偷输光了，早已退休的老陈不得不和咪德一起每天凌晨割胶贴补家用。去年，陈明官查出患了肺癌，因为没有钱治，他割完胶后会到林子里采些草药以维持病情。

 
拍摄接近尾声，老陈憨憨一笑塞给我们两棵野生灵芝，“这东西最补身体，你们也很辛苦的。”说实话，作为采访对象，老陈的沉默寡言曾让我有些沮丧，我始终拼命寻找他身上与上海某种相连的东西，最终发现最有代表性的竟然是陈明官家里的抽水马桶，因为他们是这个大山环绕的闭塞山寨中唯一使用现代抽水马桶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