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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兵团地域最北端的3 团，位于黑龙江沿江地区，如今叫作红色边疆农场。场部以东有一座名为一架山的丘陵高地，由南向北缓缓伸向黑龙江。在距离江沿不足两百米处有一片 独立的长方形坟场，6座灰色的水泥坟墓面向黑龙江一字排开，里面埋葬着5个人的尸骨和1个人的衣服，这6人就是震惊兵团的“5·28 沉船事故”的遇难者，全部为女知青。

在1970 年5 月28 日傍晚发生的那次沉船事故中，共有8人落水，其中只有1人有幸逃生， 她就是天津女知青杨大丰。为了调查这场事故的原委，我在第一次去天津采访时曾向配合我 组织采访的荒友胡宝平提出面见杨大丰的愿望，宝平闻风而动，铩羽而归。他告诉我，杨大丰拒绝接受采访。

我和宝平要来了杨大丰的手机号，在离开天津后给她发了一个短信，简单介绍了一番我的身份、经历和写作计划，并对她的拒绝表示理解和遗憾。其实，当时我并不完全理解她为 什么会拒绝我，只知道她在接受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的采访后，已不想再和媒体或作家谈起这件事。但我对她的这个充满雄性的名字，对她作为沉船现场唯一见证者所掌握的事件 细节，对她在事件后40 多年里为死难战友所做的一切都有太多的问号，我想再试一试自己的运气。但我对运气并不抱什么希望，经验告诉我，作家通过中间人提出的采访意愿一旦遭受 拒绝，再尝试直接沟通一般不可能奏效。

杨大丰

没想到杨大丰对我的短信做出了反应。在回北京后的一天晚上，我意外地接到了她的电话。 她原本只想对我的短信做个回应，就拒绝采访的事向我表示一下歉意。但人与人的沟通有时 是会发生共鸣的，我和杨大丰在电话里的谈话让我们都感受到了这一点。我不失时机地向她 介绍了我的写作设想、计划和看待历史的观点，使她逐渐有了和我进一步交流的兴趣。我们 同一年出生，同为“干部子弟”出身的知青，同样喜欢写作，又同样属于不愿意因需要而违 背个性做事的人。这些共同点把一场本应短暂的礼节性通话拉长为近一个小时的电话长谈， 我们都感受到了由共鸣而生的交流快感。

她说了拒绝接受我采访的原因。她发现一些文人在表现那段历史时有一个不好的习惯： 喜欢根据自己的理解甚至需要，来决定文字的立意和观点，甚至会歪曲事实、臆造故事。在 围绕“5·28 事件”而写成并发表的报纸或书籍文字里，都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杨大丰很不喜欢这样的文章，她不愿意让再现历史变为“戏说历史”，她要为死难的姐妹维护历史的真实性。 “我的经历我自己写”是她的信条。尽管我们谈得比较投机，但直至结束通话，她依然没有 松口说可以和我面谈，但表示很愿意看看我写的《德意志的另一 行泪》这本书。

第二天我通过邮局快递把这本书寄给了杨大丰。她很快发来 短信，说很喜欢这本书。接着我 们就开始了电子邮件的联系，话 越说越多。她在一次来信中表示： 原来我不想见你，现在我希望尽 早见到你！于是就有了我二赴天 津，有了我和杨大丰的一次长谈， 有了她对我将“5·28 沉船事故” 的记载材料的全盘端出，有了她 对我的“战友”之称。她说，你 虽然不是兵团战士，但你为兵团战士书写历史的态度，让我有了战友的感觉，我愿意称你是 战友。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一批兵团知青成为了我的神交之友，杨大丰就是其中一个。

我们在天津旧租界区内一家咖啡馆的单间里做了一次长谈，其后杨大丰又为我提供了大量资料，其中包括她在“5·28 沉船事故”发生后几天内写下的过程证词，她历年来为纪念遇难战友所写的文章，她张罗为6位死难知青重修墓地的行动过程的记载，她在探望事故中唯一遇难的男性、转业军人刘长发排长的家属的过程中拍摄的照片，她为纪念父母而编纂的家庭书籍……她给我的这些资料，足以成就一本厚厚的《5·28 寻踪》纪实文学作品。这里我只能概略再现杨大丰讲述和记录的历史。仅仅是有限的再现，已足以让人感受到一场灾难在死 里逃生者心中留下的印痕之深，并由此产生出关于人性和生命的种种联想。

杨大丰在六十多年里前后有过4个名字。我和她说，我觉得写你还是用你的老名字比较好，她说，你来决定。这样，我决定在讲她的故事时仍使用她在兵团时期的名字“杨大丰”。 从感觉上说，这个名字更能彰显她大气、丰富且极具个性的人格特征。

在见到她之前，光听杨大丰这三个字，我就感到她应该是一个“女汉子”，否则她不会 在那场事故中成为在滔滔黑龙江水中找到生路的唯一幸存者，不会在事故发生后的几十年里 一再重返故地，去看望死难战友并张罗为她们修坟立碑。但当她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又感 到了她身上具有的鲜明女性特征：外形清秀、思感细腻、衣着雅致。

也许是天津相声给人的印象太深了，我以前总有一点“天津人说什么都别当真”的感觉， 而杨大丰用纯正天津话讲述的故事告诉了我，阐述的语言和阐述的真诚之间并无关联。她说： 

“1952 年2 月4 日我出生于天津，那天是壬辰龙年的正月初九。龙是十二生肖之首，正 月是一年12 个月之首，而9 又是10 位数中最大的数，所以我自小为自己的生日感到自豪。

“其实我最早叫杨达风，是父亲为我取的。我出生时全国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党内整风 运动，父亲在我的名字里隐含了他对国家大局的态度：达风——通过这次运动能达到改善党 风的目的。以后这个名字被简化了，成了杨大丰，还是像男人的名字。

“我小学上的是天津实验小学住校班，班里的同学都是干部子弟，所以我小时候跟平民的子弟接触不多。1965 年升初中报志愿时，班主任老师建议我去天津河北大学附属中学，因 为我父亲当时是河北大学的副校长，老师说我去了能得到关照。这所学校的前身叫圣功女中， 是解放前天津唯一的一所教会中学。‘文革’后改名为新华中学，目前是天津市5 所重点中 学之一。当年的好出身、好学校，让我的生活道路一帆风顺。

“但是升中学后第二年，‘文化大革命’来了。1966 年8 月，父亲作为‘走资派’被河 大的红卫兵批斗并关进了‘牛棚’，多拨红卫兵到我们家来‘抄家’。我家8 个孩子靠父母 两个人的工资生活，原本就不富裕的家被抄得家徒四壁，除了锅碗瓢盆外，几乎没有了一件 家具，我们姐妹们只能常年睡在地板上。

“1968 年的2 月21日，‘中央文革’和部队的一些干部接见了天津市的运动汇报组，时 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江青在谈话中说，河北献县和深泽县有一个大叛徒集团，并点 了天津公安局局长江枫、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的名，说他们是这个叛徒集团的幕后黑手， 号召红卫兵小将既要揪出向江枫、王亢之这样的‘变色龙’，也要揪出跟随他们的‘小爬虫’。 江枫和王亢之在江青的‘2·21 讲话’一周后先后自杀，我父亲与王亢之同为冀中干部，关系很好，被扣上了‘小爬虫’的帽子，这一来我父母难逃厄运，都被正式关押了起来。

“那年我16 岁，姐姐19 岁，最小的妹妹不到12 岁，一夜之间我们就成了无依无靠的‘准 孤儿’，到了吃了上顿愁下顿的地步。因为没有钱买菜，我们只能就厚着脸皮去副食店捡人 家不要的菜帮子，因为没钱交房租，家里的一间房子也被邻居占了。隔三差五的，我们还要 被造反派叫去训话，让我们跟父母划清界限，跟父母面对面地学习毛主席语录，开父母的批斗会。让我们最痛苦的是，为什么一向正面教育我们的父母突然变成了阶级敌人？虽然我们 不知道父母犯了什么罪，但在思想意识中是要跟父母划清界限的。

“1968 年，兵团开始在天津招人了。姐姐杨卫知道必须下乡后，就和同学刘淑英、章秀英开始商量去兵团的事。她们3 人当时都属于‘黑五类子女’，按理说出身不好的人没有资格去兵团，但她们看中了去兵团有生活保障、能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的好处。10 月6 日，她们 自作主张偷偷跑到了兵团1 师的师部所在地孙吴县，行李什么的都没带。

“1 师的副师长刘水经不住她们的软磨硬泡，破例收了她们，把她们分到1 师的工程连， 还补发了兵团战士服。接到落户兵团的批准后，三个家庭开始在天津分别为她们置办生活用品。 我父母都在接受审查，姐姐的东西当然需要我来打理，就这样我认识了章秀英的姐姐章秀颖。

“章秀颖比我大5 岁，是我在河大附中的高年级校友，‘文革’ 开始那年她是高二的学生，附中的学习尖子。在我的眼里她是一 个无所不能的姐姐，告诉我准备什么物品最实用，告诉我买箱子和衣服应该去什么地方，还告诉我怎么用草绳捆箱子，怎么去火车站办理托运手续。

“最让我感动的是，当年没有人帮我、同情我，就连我自己 都认为父母是有罪的，但章秀颖告诉我：你爸爸妈妈不是坏人， 你应该相信他们，自己更不要自卑。那时候能有人这样说，对我真是莫大的安慰和鼓励。

“秀颖的知识也让我很敬佩，她悄悄地给我讲过居里夫人，还讲《牛虻》《基督山伯爵》 的故事，都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大毒草’书，但她告诉我，这是千古流传的名著。她还教 我拍照片、洗照片。当那些胶片在红光下的药水开始显影的时候，我为如此奇妙的事情感到 惊喜和快乐……秀颖的出现，让我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得到了满足和提升，让我被‘文革’洗 过的大脑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也让被压抑的情感有了倾诉的对象，我和她成了无话不谈的闺蜜。我在日记中写道：姐姐去了千里之外，我又有了一个更好的姐姐。

“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秀颖和我一样都有‘原罪’思维，我们都恨不得有一场脱胎换骨 的改造。她的体质比较差，在‘文革’大串联时曾步行去延安，半路上被冻着了，一度高烧不退。 因为途中缺少治疗条件，留下了后遗症，以后总是发低烧。从身体的健康状态看，她符合留城的条件，原本是不用下乡的。

“1969 年上半年，天津大规模动员中学生下乡。秀颖骨子里要‘革自己的命’的意识使 她跃跃欲试。我那时虽然才17 岁，但也要盘算选择出路了。我如果去河北蠡县的老家插队， 好处是离天津近，但那里实在是太穷了，去了以后可能吃不饱饭。如果我去兵团，虽然离家很远，但有工资保障，还可以跟姐姐相互间有个照应，而且兵团的战备使命也很吸引我。像我这样的走资派子女，去兵团‘一腔热血洒边疆’符合理想，能证明自己，还能养活自己， 何乐而不为？于是我和秀颖商量好一起去兵团。

“这一年兵团已放松了招收知青的标准，出身不好的人也能去了，而且还优先接收有哥哥姐姐在兵团的人。来天津接我们的人里面有个‘66.3’转业兵叫刘文学。秀颖的妹妹秀英在1 师事先通过关系跟他有过接触，托付他无论如何要收我们。当我和秀颖在渤海大楼见到刘文学时，他表现得特痛快，说只要你们学校同意你们走，我就接收！就这样，我和秀颖到兵团 的愿望实现了。

“当时父母亲虽然还在受审查，但已经被允许回家了。他们对我去兵团是赞成的。当时我们68届的中学生，也就是老初一和老高一的学生，全部要下乡，叫作‘一片红’。谁不想走， 街道工作人员天天上门做工作，有时还在不愿下乡的人的家门口敲锣打鼓，让街坊邻居都对 这家人有意见。我的父母是接受审查的人，绝不敢让人家在门口敲锣打鼓。再说那会儿能去兵团既挣钱，两个女儿还可以相互照应呢。

“1969 年6 月7 日下午3 点20 分，我们乘坐知青专列离开了天津。那天父亲和妹妹到车站送我。车站里人山人海，到处是标语和横幅，锣鼓敲得震天响。我以前被学校安排过去车站送学生下乡，对这种场面一点不陌生。加上我从小适应住校的独立生活，我刚上车时还满不在乎，但是真到车站响起列车出发的预备铃声时，我还是没顶住那突然爆发的群体大哭之声的感染力，我也哭了。火车开动后，车厢里还是一片哭声，一直到火车过了塘沽以后才慢慢平息下来。

“按照计算好的行程，专列应该在6 月9 日夜里路过松嫩平原上的赵光车站。车上有不少人的哥哥姐姐都在赵光，天色刚擦黑，他们就开始兴奋起来，先是倒腾行李，把带给哥哥 姐姐们的东西翻了出来，然后纷纷和别人讲自己的哥哥或姐姐在哪个连队，干什么活儿…… 大家都在盼着和亲人的重逢。

“凌晨时分，专列驶入赵光车站，我们从车上看到站台上黑压压的全是人，他们就是那些‘哥哥姐姐’，都在等着这趟火车，等着跟自己的亲人们见面。谁也没想到，火车直接就 穿过了赵光站，根本就没停。这一下坏了，车上的人大失所望，车厢内再次响起一片哭声！ 火车走到北安站才停下，一部分被分在这里的同学下了车。我们继续前进，在清晨5点多到 达了火车的终点站——龙镇。

“下车后就是排队点名、分连队，然后换乘卡车继续往北走。6 月的北大荒早上很冷，我 们都把大衣穿上了。当卡车经过孙吴时，我看见姐姐杨卫、刘淑英和章秀英站在街边等候我 们，我和秀颖高兴起来，以为重逢就在眼前，没想到卡车根本就不停。我姐姐在孙吴县的街 边看着我们的卡车从她眼前开过，急得一边哭喊一边追着汽车跑。姐姐在下面哭，我在车上哭。 当我看到追不上汽车的姐姐最终跺着脚哭喊的身影变得越来越小的时候，我的心很痛，那一 幕我现在想起来还会泪如泉涌。

“6 月9 日下午，我和秀颖到达了最终目的地——四季屯。我们没有清晰的地理概念，说不清离家有多远，只知道我们已经到了中国最北部的国境线。

“下车后队伍已经是人困马乏，食堂做了热面汤迎接我们。吃完饭开始分班、分宿舍， 安排停当后大家没有急于打开行李，而是直奔了江边。我和秀颖哪里会想到，这条大江会在一年后让我们生死两隔啊！

“从连队有一条通往江边的小道，平时战士们打水、放哨都是沿这条小道去江边的。我 们沿着这条小路走到头，就看到了黑龙江。在家的时候，感觉苏修和边境远在天边，现在我们站在了地图上的那条红色的国界线边上了，宽阔的黑龙江缓缓东去，江对面就是苏修的土地， 大家兴奋极了，心里充满了豪迈之情。

“这时江上有一辆苏联的白色巡逻艇突突突地开了过来，这种巡逻艇每天上午9 点往上 游开，在下午返航时都会路过我们连队，老职工管它叫‘白棺材’。我们一看它就来了精神， 纷纷掏出毛主席语录本来向它挥舞，高喊打倒苏修和领袖万岁之类的口号，感觉既正义又光荣。 ‘白棺材’不理会我们的声讨，自顾自地开了过去。这时副连长刘平跑了过来，她是哈尔滨知青， 比我们早到半年，过来就把我们好一通训，告诫我们许多个‘不许’，包括不许随便跑到江边来， 尤其不许在这里大呼小叫。我们老老实实地收起了语录本跟她回到连队，知道这回有人管了。 这是我的第一堂社会课，以后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学习军队的作风。

“我们41连是战备值班连队。全连有7个排，其中4个男生排，两个女生排，还有一个 打鱼排。刚到时没有分配我们干活，白天接受边防纪律教育，练队列，站岗。男生站岗时还 要到山里和江边，每晚两人一组在江边巡逻。女生站岗就在连部门口，两人一组，每两小时 换一班岗。

“1969 年8 月，我被分到了打鱼排的织网班。织网是好活儿，用现在的话说有技术含量。 班里已经有3 个哈尔滨女知青，是班长许淑香、副班长孙艳、战士刘毓芳。新补充进来的是 我们3 个天津知青，我、章秀颖和俞宏茹。9 月份，班里又补充进来3 个北京‘小六九’知青， 是贾延云、李金凤和王俊峰，这样全班就9 个人了。

“我们不随打鱼的战友一起活动，出操和伐木也不参加，每天就是织网和补网。我从小就会编织网兜，上手很快。俞宏茹在天津时就帮家长织网兜挣钱了，活儿干得漂亮利索。加上有哈尔滨的3 个老战士教新手，很快6个新来的人都成了行家里手。

“到1970 年5 月28 日出事之前，我在织网班一共待了9 个月，班里的姐妹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城市和不一样的家庭，也发生过吵架拌嘴的事情，但在老大姐许淑香的带领下，大家是友爱和互助的，我和姐妹们的关系很融洽，至今想起那段生活心里还有暖意。

“1970 年4 月，身边的世界虽然还是一片白色，但变化已经开始了。几场大风刮过，风 吹在脸上不再像刀刮一般生疼了，平滑的冰封江面渐渐进入了化冰期，地上的积雪不再坚硬了， 沉睡了一个冬天的大地苏醒了。

“就在我们摩拳擦掌准备‘大干红五月’时，传来了2 团9 连要调我们织网班3个战士 过去的消息。我们都不愿意去，可谁也不敢说不去。那些日子大家心里都慌慌的，不知道最后会让谁离开。我尤其不愿意去，因为秀颖身体不好，她患有肾盂肾炎，年初刚从兵团医院回到连队，我希望能照顾她。

“调令终于下来了：孙艳、 俞宏茹、李金凤去2 团。公布结 果那天，要走的3个人全哭了。 留下来的人心里在笑，脸上还要 表示对她们的同情。到真要分别 的时候，大家都哭了。

“调令下来半个月后，孙艳她们三人才出发。她们走时没有 把行李全带走，排长刘长发也没说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孙艳当时正和打鱼排的男知青杨和国谈朋友，她是为以后回来留个拿东西的借口，好和杨和国见面。这件事我在2009 年见到杨和国时得 到了证实。他说刘排长在1969 年回河南老家探亲的返回途中，曾在哈尔滨住在杨和国的家里，杨家的父母和他挑明了儿子和孙艳谈朋友的事，拜托他给一些关照。

“一个多星期后，孙艳她们就回来取行李了。孙艳知道以后再回来不容易，想给杨和国拆洗一下被褥。那时杨和国所在的班住在一架山江边，孙艳必须去那里才能了却这个心 愿。于是刘排长就找了一个理由，说为保障打鱼工作的需要，织网班外出一次到江边补网。 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江边去‘抓革命、促生产’。这就是导致沉船事件的第 一个原因。

刘长发

“第二个原因出在打鱼排的刘长发排长身上。他是‘66.3’转业兵，在部队表现挺好，还受过奖，但就是有些‘抗上’，领导说什么他顶什么。他生来就是‘二杆子’劲头，天不怕地不怕，人送外号‘刘大胆’。他不会游泳，竟敢在大江开冻时，从打鱼点一路踩着一块块 浮动的冰排跳着回到连队。出事那天上午他带我们步行去打鱼点，路上为了避开两条有水的 沟，他居然带我们攀缘悬崖。在返回时的那个傍晚，在小船严重超载而且已经起了风的情况下， 他还让我们起网捕鱼！在这个没有丝毫安全意识、行事莽撞怪异的老兵的带领下，我们出事 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当时他老婆5 月底要生孩子，来电报催他回家探亲。他没有及时动身， 就是想等孙艳回来后安排她和杨和国见这一面。

“几个偶然和必然的因素加在一起，让船沉人亡的噩运降临到了织网班。

“1970 年5 月28 日，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怀的一天。头天我们接到了要去一架山打鱼点补网的命令，刘排长许愿说：你们吵吵了好久要吃鱼丸子，这次一定让你们吃上！他还许愿说， 等补网任务完成后，会破例允许我们去江上的争议岛玩一次。我们最大的22 岁，最小的才17 岁，一听说执行这次任务好吃又好玩，那叫一个高兴！晚上躺在铺上叽叽喳喳了好久，都兴奋地睡不着。 

在发生沉船事故的那天早上，俞宏茹因身体不适放弃出工，由此躲过了一场灭顶之灾，而临时顶替她出工的章秀颖在那晚沉入了黑龙江。

“章秀颖原本是被安排留在家里值班的，但在早上出发时，俞宏茹说晚上来了例假，被子给弄脏了要处理，而且也不方便沾凉水，于是刘排长临时安排她和秀颖换了任务。这样就是俞宏茹和王俊峰留下了。秀颖原本可以逃此一劫，但就像命中注定似的，她那天代替俞宏茹牺牲了。

“那天风和日丽，艳阳高照，刚刚跑过冰排的江水静静地流淌着。小姑娘都爱美，我们 脱去穿了一冬天的棉衣裤，兴高采烈，步履轻盈。我们在江边支上架子开始补网，第一次在 江水拍岸声中工作，心情愉快，手头麻利，任务完成得又快又好。我在5 月31 日的事故证词中是这样描述的：

“上午10 点左右我们7 个人到了新鱼房子。当时刘长发给我们分配了补淌网的任务，他 和老职工杜忠兴、陶克元也在我们旁边补拉网。没一会功夫，他们三个就补完了，他们三个 去盖房子，我和许淑香等人开始补网。孙艳给杨和国洗被子。我们劳动到下午大约两点多钟， 见还不开饭，我和刘毓芳、贾延云、李金凤四人就划大船玩去了，孙艳继续洗被子。章秀颖 和许淑香在岸边休息。下午3 点左右才开始吃饭，吃完饭待了一会儿，4 点左右我们开始又 补网，当时孙艳和李金凤给杨和国缝被子。我们一直干到下午6 点左右，网补完了。我们七 人分两个船：许淑香、章秀颖、贾延云、杨大丰划大船，孙艳、李金凤、刘毓芳划小船，上 鱼房对面的争议岛去洗头。洗完头，我们就划船回到鱼房，那时时间是7 点左右。

“那天中午我们吃上了向往已久的鱼丸子，吃完了就开始唱歌。在争议岛上我和贾艳云 躺在地上仰望天空，看天上飘飞的朵朵白云。我突然大叫起来：快看，那块云多像一条龙啊， 大家都向天上望去。真的，在湛蓝的天空中，一条长长的龙形白云格外醒目，后来我想，冥 冥之中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们，你们中间有一个属龙的孩子是今天的幸运者。那天是我 到兵团后最高兴的一天，也是除我以外的六姐妹在人间的最后一天。

“我对那次事故记忆得准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保留下来的事故证词。那里面写着：

“7 点钟左右，我们劳动了一天以后，洗完头回到鱼房，坐在补网的地点待了一会儿。 许淑香提出：咱们走吧。这时我们7 个人收拾了一下书包开始上路。走到吃饭的地方，看见4 排的人坐在地上吃饭，刘长发也在。我们告诉他，我们走了。这时，刘长发站起来，他走到 我们跟前告诉我们：今天鱼房回去两个船，一个是从红毛鸡那个点上来的船，一个回去拉面， 你们坐船走吧。船就停在江边，当时有三条船，一条大船、两条小船，大船是从红毛鸡划上来的， 我们想男生可能得划回去，我们就上了小船等刘长发。

“刘排长也是好心，绕山路回连队要走近两个小时，还要经过一段塔头地，特别不好走。 结果他的这一临时安排不仅把他自己，也把6 个知青的生命送走了。

“能坐船回连队太好啦，我们欢呼跳跃着上了小船。刘长发看这条船超载了，想动员我 们过去两个人上男知青的那条大船，我们面面相觑，谁都不动。我们没有接受过任何安全教育， 却有着强烈的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我们就在超载的情况下出发了。当时打鱼点的陶师傅站 在江边拽小船的缆绳，我心里突然闪现出一丝担心，问了他一句：陶师傅你看这船上人多不 多呀？他说：人是多了点，不太好。

“大约在晚上7 点半的时候，我们出发了。刘长发掌舵，刘毓芳划桨。刘长发和贾延云坐在小船的后排座，李金凤和孙艳坐在他们前面，章秀颖和许淑香坐在再靠前，刘毓芳坐在划桨的位置，我坐在船头。

“大约在7 点50 分，船划到套子口，当时在对岸停着一艘苏联的货船。这时刘排长要‘溜 淌网’打鱼，由刘毓芳搬桨。排长这一网起了3 条鱼。鱼进了船里乱扑腾，我们骚动了一下， 船里进了一点水，很快又被淘了出去。在我们溜淌网的过程中，男知青的大船追上了我们， 从我们身边划了过去。这时还没有起风。8 点15 分左右，我们又开始赶路了。

“船还没出河套子，天气就开始变了，平静的水面被风掀起了波纹。河套子里都有浪了， 大江上的风浪肯定不会小。刘长发如果稍稍有点头脑，就该意识到处境已经不妙，可我们偏 偏遇上他这么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带队，我们不懂，他又胡来，悲剧开始向我们步步逼近。 “离开河套子不久后，许淑香接替刘毓芳划桨，两人换了位置。船划过老鱼房子后，章 秀颖又接替许淑香搬桨，和许淑香换了位置。这时江风由小到大，刘长发掌着舵。

“当时刮的是偏风，吹着小船总往二流（近江心位置）上跑。没有人说话，我相信此刻大家都开始紧张起来。我不由自主地冒出一句：排长，咱们的船不会沉吧？刘长发呵斥我： 小姑娘家的不会说话，你不知道船上的规矩吗，坐船不许说船翻，你这是跟我说，要是碰上 打鱼队的老张头，看他不一桨把你拍到水里去！他这话我记了一辈子，以后无论谁再像我这样冒失地说话，我一准儿会想起刘长发。

“划到双航标灯上游附近，我开始接替秀颖搬桨，和她交换了坐位，刘长发一直掌着舵。 他对我说：你这次得坚持划到家，不能再换人搬桨了。风太大，总换人来回动，船容易进水。 白天温顺美丽的黑龙江此时变得躁动不安，因为是顺水偏风，船总偏，我划桨感到特别费 劲儿。大家谁都不说话了，船桨哗啦哗啦的拨水声显得格外清楚，浪潮不时把黑浑的江水 送进船舱。许淑香和刘毓芳忙不迭地淘着水，其他姑娘都缩紧了身子。没一会儿我听到孙 艳说：排长，双航标灯下可能是沙滩呢！她说这话时声音都变了。事后我分析她当时已经 害怕极了，想提醒刘长发让船靠岸。也就是因为她的这句话，让我在出事后能准确地估计 出沉船的地点。

“孙艳的话音刚落，船舱往靠我们岸边的方向一歪，后舱进水了，紧接着船身又往相反 方向一歪，更多的江水涌进船舱。我们刷的全站了起来，刘长发大喊：不要慌不要动！但就 在此时，小船沉了，我们全部落入了江水中。”

我说：“沉船的原因一是起风，二是超载。超载会使船身吃水线位置提高，在强风吹拂 导致船体摇摆倾斜时，很容易进水。你记得你们8 个人登船后水面离船沿的垂直距离大概是多少厘米吗？如果距离很小，在离岸前刘长发就应该阻止那么多人登船。”

杨大丰说：“你说的两个原因是对的。还有一点，我们的船是顺水而下的，而且在主航 道区域内，江水越靠近中心区，流得越猛。刘长发为了让船快点儿到家，让我们往主航道上划， 水急加偏风，最容易翻船，这是我事后在分析事故会上听大人们说的。我们那条船就和公园 里的划桨游船差不多大，大约5 米长、2 米宽的样子吧，正常的负载是4 人为限，我们上去了 8 个人，超载1 倍！这些我们不明白，又碰上这么个‘刘大胆’领队，就在劫难逃了。当时水面离船沿的垂直距离确实非常小，我回忆应该不大于5 公分。

“当江水没过头顶时，我呛了几口水，在瞬间体会到了人在遇难那一刻时的感觉。我的 第一反应是我要死了，恐惧和悲哀无法形容。我在天津体校受过游泳的专业训练，还考过级， 危险激发出了我的自救本能，在手脚一通乱扑腾之后，我的踩水技能自然显现了。我的头露 出了水面，又能够呼吸了。接着我开始拼命地游水，心狂跳得像要从嗓子眼儿窜出来，游了 一会儿我觉得自己不行了，但我很快抑制住了这个念头，我不能这样想，我必须和死神搏斗 下去！

“恍惚中我看到李金凤、章秀颖也在游水，没有看到其他5 个人。我听到章秀颖喊了两遍‘下 定决心’，我看了她一眼，发现她正在接近李金凤，那是我看秀颖的最后一眼。

“出事后遇难战友的父母曾无数次地问我：我孩子在临死时喊了什么？我无言以对。随 着时间的推移，失去的记忆在我脑中开始显现：在沉船的那个瞬间，她们都在叫着救命，都 在喊着爸爸妈妈，那情景真是太惨了。有多少人能在电影镜头之外看到这种与死亡抗争的惨 烈景象？我的战友们太可怜了，她们的一切挣扎都以失败告终，她们永远永远离开了父母和亲人，随着江水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事后，很多人都用怀疑的眼神问我：为什么你上来了，她们没上来？那么黑的天那么 大的风，你怎么就知道江岸在哪儿？我百口莫辩。我之所以能逃生，第一得益于我当时在划桨， 划桨的人独坐一排，两侧没人，而她们都是两两一排靠在一起坐的，沉船时本能地会相互拉拽， 谁也无法自救；第二因为我身体棒，水性好，落水后能很快踩出水面呼吸。在大江中落水的人， 不管你游不游，都会被江水冲着往下游走，而且越走越靠近岸边。换句话说，我即便被淹了， 也会被水流冲到岸边的。

“当时天上没有月亮，天和水黑成了一片，落水时我根本分不清方向，我游水只是为了 不让自己沉进水里，我是被冲到岸边的。当沙滩蹭到我的胸脯时，我知道到岸了。 “惊吓、恐慌和疲劳使我一时站不起身来，我跪在水里冲着沉船的方向大喊：排长！秀 颖！……黑黝黝的江水一浪浪地冲过 来，我听不到任何回音。喊了一会儿 后我开始醒悟了：在这儿喊下去什么 用也没有，我要赶快向连里报告！于 是我开始往连部方向跑。我只有一个信念：报告得越快越好，这样也许落 水的战友还能得救。”

我问：“其他六姐妹中有几人是 会游泳的？我提这问题，是因为我知 道‘文革’前上学的孩子们一般都有 游泳课，章秀颖在落水后还能喊毛主 席语录，不会水的人应该做不到这一 点。”

大丰说：“这个问题当年有很多人也问过我。他们说，为什么同样会游泳，她们没上来， 你杨大丰上来了，所以有人怀疑我是苏修特务。其他人跑了，我回来卧底。章秀颖是会水的， 后来我听李金凤的妈妈说，金凤也会游泳。别的人我就不清楚了，多半是‘旱鸭子’，刘长 发还穿的是棉衣。那为什么会水的秀颖和金凤没能游出来呢？我想她们一定是体力不够，游 到一起时再相互拽着，能游的人也游不动了。当年秀颖大病初愈，靠她的体力能从沉船点游出来太困难了。

“从出事地点到连队有好几里路。我上岸后在跑向连部的路上不知道摔了多少跤，过后 我的全身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瘀痕。到最后我几乎就是在爬了。我在漆黑的夜路上边跑边喊： 快来人啊，救命呀！虽然我已经筋疲力尽，但我不能放弃呼喊，一直到跑进连队驻地时我还 是这么喊着，帽子没有了，头发散落着，鞋也跑丢了一只，上衣四个扣子没了两个，湿漉漉 的衣服贴在身上。

“两个哨兵过来问怎么回事。我说，快去救人，船沉了，全掉在江里了，就在双航标灯过 来一点儿的沙滩上，你们跑得快，快去！哨兵闻讯后就往双航标方向跑去了，我继续往连部跑。 “我跑回连部时是晚上9 点15 分，连里已吹过熄灯号。当晚值班的北京知青李广武后来 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远远看见一个影子，披头散发、一瘸一拐地惨叫着跑过来，以为撞 到了鬼！’他让我向连领导报告，然后就朝出事地点跑去了。

“司号员已经钻被窝了，副指导员张占起正在脱衣服，我扑到副指导员身上抓住他，两 腿一软就跪倒在地上。副指导员被我惊呆了，我支撑着说了事情的原委，他脸色刷地就变了， 也顾不上扶起我，抄起衣服就往外跑。司号员扶我起来，告诉我连长和指导员都在王大夫那 屋开会呢，然后穿起衣服也跑出去了。

“我摸到了王大夫房间，里面开会的人全站了起来。知道出事了，他们都往出事地点的 方向跑，这时我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劲儿，随着人们又跑到了江边。

“寂静的夜晚突然变得人声鼎沸，到处是手电筒的光亮在黑暗中晃动，全连乱成了一锅粥。 很多战友都是衣冠不整地奔向出事地点的。沙滩上一片人头攒动，几乎全连的人都汇集在这里， 一些会水的男生蹚进江水里开始找人。那时我们太天真了，以为那些落水的战友还在挣扎着 等待我们营救。我被人群围了起来，所有的嘴都在冲我喊：船到底沉在什么地方啦？我反复 地重复：就在这附近，就在这附近。折腾了很久，有人喊了一句：也许她们早被冲到下游去了， 于是大家又呼呼啦啦地往四季屯方向跑。

“哈尔滨知青曲建生跑到四季屯后，见江边的码头上停着一艘拖轮，就想请船上的人把 探照灯打开，照着江面好找人。他上船后说：我们的船沉了，都是知青。船长说：孩子别急， 我们明天早上8 点才开船，在此之前这条船听你指挥！好心的船长安排打开了探照灯，让船 沿着江岸向下游开，曲建生在驾驶室里拿个望远镜观察江面。一直忙到天亮返回时，什么都没发现，还把他冻得够呛。

“那天晚上很多战友都因为没穿好衣服冻病了。我就更苦了，衣服湿透了没时间换，浑 身上下不停地‘筛糠’。大家在江边从夜间九点多折腾到半夜两点，心就像初春夜里的那寒风， 凉透了。连长下令，大家回去睡觉。救人工作告一段落。

“我怎么回的宿舍已经忘了。织网班的小屋被挤得水泄不通，关心我的、打听消息的人 走马灯一样出出进进。杨海鸥发现我还穿着湿衣服，就把男生哄开，帮我换了衣服，还给我 披上了一件大衣。几乎被冻僵的我有点儿明白了——这回出了大事！

“就在杨海鸥提议大家散开让我休息一会儿的时候，通讯员跑来说，师、营几个领导来 了，让我马上去连部。在连部我看到杨和国等一帮打鱼排的人，杨和国悲伤得嗓子已经失音， 说不出话来。

“事故调查开始了。我被一次次问到出事经过，我一次次重复同样的回答。我天真地以为， 重复的次数越多，他们就越清楚，越能想出救秀颖的办法。过后我才知道，反复地提问是一 种调查技术，可以从反复回答中检验陈述的真实度，假话是不容易在重复时做到前后一致的。 这种反复提问帮了我的大忙，因为人们不相信一个18 岁的小姑娘能在短短几个小时里编出一套天衣无缝的谎话。

“大约到了凌晨3 点多我才回到宿舍。我疲惫到了极点，蜷曲在大炕的一角迷糊起来， 在半睡半醒之间我见到了6 个落水的战友，记得好像大家在沙滩上补网，篝火生起来了，我 们手拉手围着篝火转圈跳舞，又笑又跳。我一个激灵醒了，知道是在做梦。说来也奇怪，此 后我再也没有梦到过织网班的集体，她们都是单独地走进我的梦乡的。

“这么多年来，所有听到这些故事的人都佩服我的坚强，说如果换成他们可能早就疯掉了。 其实我并不坚强，我之所以没有倒下，完全是天真和幼稚救了我。从出事到接受调查，我始 终认为6 姐妹还活着，认为她们只是被冲到了下游的某个地方，被老乡救起，老乡就会跟我 们连联系，我们姐妹又会在一起。

“但是，残酷的现实摧毁了我的梦想。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姐妹们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让我痛苦万分的调查却一步步展开了。我当年的日记记载着其后几天发生的事情。

“出事的第二天，1 师的刘水副师长和师政治部副主任谢中安赶到了连队。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刘副师长，就是他破例接收了没有任何手续私自跑到兵团的姐姐。见到他，我有一种像见到父亲一样的亲切感。同时到达的还有3团的段团长、团作战处的易干事。在指导员刘文 学和知青副指导员刘平的陪同下，我们一起去了出事地点。

“根据我介绍的情况，易干事伸直手臂竖起大拇指，瞄了又瞄，然后说我们的船大约沉 在距江边500 米的江面上。

“回来的路上，我看到江面上有两艘解放军的巡逻艇和不少战士，还有陶师傅等打鱼队 的人，军民配合着在搜寻着什么。我天真地想：这么多人都出动了，秀颖她们快被找到了， 直到这时，我还没有把死亡和6 姐妹联系起来。

“路上刘副师长问我的家庭和身体情况，还关心地嘱咐我：要注意身体，不要胡思乱想， 事情已经出了，要正确对待……他还对身边的人说我，这个小姑娘很不简单呀，居然能游回 来报信儿，如果不是她回来，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刘副师长这一番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我使劲忍住不让眼泪流出来。从昨晚出事到 现在，他是第一个关心我的领导。在这种时候，我多么需要这种体贴、关怀啊。 “下午全连分析事故，连领导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看着大炕上 叠得整整齐齐的被褥，我想，她们不会死，起码不会都死，尤其是秀颖和金凤，她俩都会水， 一定是被冲到什么地方去了。我总在留意门外的动静，希望能捕获到那熟悉的脚步声。那天晚上，杨海鸥陪伴我和俞宏茹、王俊峰这三个织网班剩下的知青睡了一个晚上，她是我在天津时的同班同学，我感谢她。

“5 月30 日上午我和王俊峰、俞宏茹、副指导员刘平又到出事地点看了一次，江上一切如旧， 我们什么也没发现。下午刘副师长和谢主任走了，留下师里一个干部继续调查事故。我就简称他为‘领导’吧。

“在我心里，戴领章帽徽的人都是‘最可爱的人’。但这个领导在我心里一点也不可爱。 他对刘长发不陌生。不久前，他视察过我们连队，这对连队是件大事，搞卫生、出板报、 擦武器……好一阵准备。偏偏刘长发不给领导面子，在领导来连队的那天早上，他带着打鱼排下淌网去了。领导到后，全连在操场列队，领导听说有一个排的人没来，说什么也要等这个排来了再讲话。连里赶紧派人去江边找刘长发，他磨磨蹭蹭地耽搁了好一阵才来。 后来领导在连部批评他，他还顶嘴。听说他后来挨了个处分。以后我没少听刘长发在背后骂这个领导。

“这次刘长发把织网班的6个人带没了，在领导心里自然是他一贯无组织、无纪律表现的必然结果。这个领导是事故调查组的组长，他在大会上说：事故绝不是偶然的，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看待。他给刘长发定了调，是隐藏在我们身边的阶级敌人，还号召全连除坚持‘天天读’以外停止一切操练，集中分析刘长发和织网班的活动，把疑问和疑点全提出来， 一天一汇报，一定要找出这件大事故的阶级斗争根源。

“领导的这番话让我听得糊里糊涂，我根本无法把刘长发同阶级敌人联系起来，我还沉浸在能救回战友的幻想之中，对领导吹响的这一战斗号角毫无准备。

“晚上，副指导员刘平通知我搬到大宿舍去住。我舍不得离开这间熟悉的小屋，离开这间留有她们身上气味的小屋，我一搬走，织网班就散了啊！我大哭起来，刘平说：快搬吧， 哭也得搬！

“5 月31日是事故发生的第4天，6 个战友一点消息也没有，我也越来越沉不住气了， 一遍遍地在心里编制着盼望中的故事：昏迷中的秀颖被冲到某地后被人救起，得到好心人的精心照顾，人家给她熬鸡汤，帮她退烧，等待她苏醒，好知道她来自哪里……

“这天上午我听说上级下了命令：沿江所有连队停止一切水面作业，我想不通这是为什么。 我的心情很矛盾，既希望打捞工作别停下来，又不希望打捞有了结果。每次看到人们往江里下溜钩时，我就心疼，这钩子要勾住她们身体她们得多疼呀。过后我才知道，停止打捞的原因是避免边境局势恶化。出事那天晚上，中国江岸边上一片嘈杂，手电筒和探照灯的光亮四处乱晃。这些举动引起了苏方的紧张，不知道我们这边想干什么，在5 月30日两国人员会晤中提出了抗议，所以才有了我们这边在5 月31日下达停止江上活动的命令。

“下午，我根据营里的要求写下了事故的证词，自己留了底，把誊写好的版本摁了手印交给了营部的倪参谋。晚上副指导员刘平通知我听各排的汇报和讨论，大家谈的是几天来对事件的认识和疑点。我感到领导昨天的动员起到了效果，仅仅一天功夫，全连形势大变，对事故的讨论少了，分析、疑问多了。解放军叔叔对我也开始不客气了。有个团里来的军人引导我按他的思路分析事件，我做不到，他对我拍桌子训斥说：你要想好了再说，不要想蒙混过关！我被吓得大哭。

“那时我才18 岁，对党和领袖的一片赤诚已经到了没有独立思想的地步，在突来的灾难 让我难以承受的时候，在6个朝夕相处的姐妹生死未卜的时候，我得到的竟然是这样一种‘关照’！亲人远在天边，战友踪迹不见，原本同情我的战友们在疏远我，我在承受船沉人去的 打击之后，又开始承受委屈、怀疑和孤立了。

“阶级斗争的复杂和边界形势的严峻，把人们的想像力充分调动了起来。会上有人提出刘长发是潜伏在连里的苏修特务，他害怕在‘一打三反’运动里被暴露出来，就策划了这起事件。 还有人分析船是刘长发故意弄沉的，然后把织网班弄到苏联去了。

“我被他们分析懵了，这都是哪儿跟哪儿的事啊？如果说刘长发把织网班带到了苏联， 我跑回来又做何解释呢？对我个人怎么说都行，因为我还活着，还能靠事实说话。可我不能容许他们玷污无法再说话的人，她们已经不幸，我不能让她们再蒙受不白之冤！既然老天让 我活下来，我就要替她们说话。我在汇报会上开始反击了，别人说一条我就驳一条，大家对我这种对抗民意的态度很反感。曾去天津接我和秀颖到兵团的刘文学指导员说话了，鼓励大家‘知无不言’，要求我抱着‘言者无罪’的态度，让大家把话讲完再解释。

“人们对我的怀疑也不是没有一点儿根据。一个小姑娘能从大江里游上来，能在漆黑的夜晚跑好几里地回连队，路上还游过了两道小江汊子，这的确有些不可思议。大家不相信也情有可原。后来我自己回想这件事时，都奇怪自己哪来的那么大的力量。”

在采访兵团军务处副处长纪道庄时，我问到了对“5·28”沉船事故的定性。纪老说：“我们在兵团没有把这件事看作是政治事故。事故发生的第二天，消息就到了兵团。参谋郭大友填写了事故报告单，交给我和耿心松处长，我们看了很是恼火：39 团刚出了打火死伤事故， 3 团又淹死了人，怎么搞的嘛！我记得耿处长当时写了几句话：这是一次特大严重事故，说明思想工作薄弱、管理教育极差。任茂如看到报告的第二天打电话找3 团政委简鹏云，对他严加训斥，把简政委都训哭了。至于1 师有干部把事故的性质往‘投修’上怀疑，这是我在参与写《亲历兵团》这本书的时候才知道的。当时边境一旦发生重大事故，在分析时难免会把边界斗争的因素考虑进去。但兵团对‘5·28’沉船事件肯定是作为行政责任事故处理的。如果是政治事故，定性不在我们军务处的工作权限，也就不会有耿处长说的上面那句话。”

尽管对事件的“投修”性质的怀疑只发生在事故后10 天左右的时间里，但对于杨大丰这 样一个失去同伴、死里逃生、身心俱疲而政治立场又极为正统的18 岁姑娘来说，来自上级和 周边的这种猜疑毕竟是沉重、残酷甚至致命的，她能熬过这几天已经是一个奇迹。

根据杨大丰的叙述，至少从开始调查到发现刘长发尸体这段时间内，“人跑到苏联去了” 的确是上级调查分析中的一个缘由选项。她说：

“当时边境地区的环境确实复杂，连队只要有个大事小情，比如领导要来视察、电影队要来放片子、新知青进连队……当天晚上都会有信号弹在小桦树林里升空。况且在沉船事故不久前，我们3 营刚发生过一个副教导员叛逃苏联的政治事件，所以领导们难免要从政治角 度来打量这次沉船事故。7 个人不见了，1 个人回来了，让他们一点儿也不往‘投修事件’上 琢磨也很难。再说，当时我父母都处在接受审查的阶段，对他们的政治立场还没有结论。用 阶级斗争的思维考虑，我这样的‘黑五类子女’如果叛逃，那是有阶级根源的。

“6 月1 日是出事的第5 天，失踪战友生还的可能很小了。连里做出了他们已死亡的结论， 因为不能再不通知家长了。这天，连队给遇难知青家属发出了电报，发往哈尔滨、天津、北 京三地的遇难战友的父母单位。

“秀颖的父亲后来告诉我，他是在6月3日接到单位通知的，当时他马上想到我是不是 也出事了。他赶到我家，流着泪把电报拿给我母亲看。母亲知道我和秀颖在兵团形影不离， 以为自己的单位瞒了自己，急急火火跑去问情况，单位说没有接到兵团的电报。那时电话通不到边境。母亲在惊恐之下血压升高，病倒了。

“这时我明白六姐妹永远不会回来了，我和秀颖今生是永别了，那几天眼泪都要流干了。 6 月4 日上午，连里组织人为牺牲的战友拆洗被褥，我虽然浑身无力，头痛欲裂，还是坚持给 秀颖拆洗了所有床铺用品。见物思人，我又想起了秀颖，想起去年秋天帮她拆洗被褥的情景。

“中午我一个人来到江边，面对滔滔江水从心底发出呼唤：秀颖，你在哪里？你为什么 不托梦让我知道你是死还是活？你知道我多么想你、多么需要你吗？现在谁也不敢理我，谁都不相信我，我孤独，我委屈，我害怕啊！我对不起你，在生死关头没有去救你。可那时我也吓懵了啊，难道就为了这你才不原谅我，到现在也不告诉我你在哪儿吗？

“面对黑龙江，我立下誓言：第一，我绝不容许任何脏水泼到死去战友的身上；第二， 我总有一天要把这个悲惨的故事写出来，让她们在我的笔下永生；第三，我会改自己的名字， 让它把我和我最好的朋友章秀颖连在一起。

“家属们陆续到了，被安排在3 营的营部住下，我参加了接待。哈尔滨知青许淑香、刘 毓芳和孙艳的家属是6 月3 日到的，天津、北京的遇难知青家属是6 月5 日到的，秀颖家来 的是她的父亲和妹妹。不久刘长发的父亲和弟弟也赶到了。

“刘长发的父亲是一个地道的老农民，为儿子奔丧对他本来已经很痛苦，但他还要给知 青家属赔罪。在全体家属第一次聚集在会议室听事件汇报时，老人扑通一下就给家属们跪下了， 声泪俱下地说，我儿子害了孩子们，我对不起大家。

“刘长发的结局很悲惨，他被开除了党籍和公职。而他老婆就在事故的前一天给他生了 儿子，就差这一天，孩子成了父亲的遗腹子。这么多年来我总在想，一个农村女人死了丈夫， 没了经济来源，她拖着两个孩子是怎么熬过来的呀！

“6 月9 日是我到连队整一年的时间，那天我陪着家长们回连队收拾六姐妹的遗物。他 们来到织网班的小屋看到孩子的遗物时，无不失声痛哭。有的抱着自己孩子的东西叫着名字， 说着心里话。如今我们都是做父母的人了，更能体会到当年这些家长的心情，那真是痛不 欲生。

“3 团派了董玉珊股长负责接待家长，这个解放军叔叔很和气，对我也很好。他陪着家长去过江边，还听取他们对事故善后的意见。几乎所有家属都要求追认自己的孩子为烈士，只 有章秀颖的父亲提出的希望是，等孩子们的遗体找到了，最好把她们埋在一起，立碑栽树。 “兵团给遇难者家属的抚恤金是多少我记不清楚了，但每家肯定不到500 元。贾延云的 家长和章秀颖的家长不要这钱，说把它用来修坟建碑和栽树吧。抚恤金是在事故善后工作全 部结束后由董股长送到各家的。

“我承受的‘卧底’嫌疑在事故后第11 天时荡然无存了。因为在6 月8 日那天，刘长发 的遗体在3 营营部附近的江边被人发现了，验尸结果是呛水身亡。这让此前怀疑‘5·28 沉船’ 是集体叛逃事件的说法在一瞬间变得无比荒诞，事件终于被纠正为事故。后来打鱼队的老职 工小陶告诉我：刘长发是背朝天漂在江上的，打捞上来后经风一吹，尸体很快就变成酱紫色， 因为等待验尸报告没有及时掩埋，第二天尸体已经涨得无法平放入棺材内，最后是把遗体侧 过来塞进去的，埋在了营部附近的山上。1995 年我回41 连时想给刘长发扫扫墓，但打听不到 在哪里。直到2009 年我才从杨和国那里听说：刘长发的儿子在2008 年把父亲的遗骨迁回了 老家河南。

“刘长发遗体的出现，让遇难知青家长们看到了找到孩子尸身的一线希望。但十几天过 去了，一点儿新的音信也没有。到6 月18 日，家长们都离开了，我也从营部回到了连队。从那以后，姐妹们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有了下落。

“就在家长们离开兵团的第4 天，刘毓芳的遗体出现了，尸身漂到了苏联一侧的河汊子里。 苏方发现后通知中方派人辨认。边防站和我们连去了人，用白布缠裹好（尸体）装入棺材拉 回连队。我去辨认了，是刘毓芳。她的衣服一点儿没坏，连衣扣也没开，只是脸部腐烂得看 不清相貌了。23 日营里来人拍了照片，从她身上取下一枚毛主席纪念章，剪下了几个衣角， 以便对她的家人交代。人们给她盖上了一套军装，军帽压在脸上，弄好后让我看了最后一眼， 然后钉上棺盖，拉到一架山下老鱼房子附近的菜地旁边掩埋了。

“6 月24 日，许淑香的遗体也在江边被发现，当天按照同样方式埋在了刘毓芳身旁。

“7 月1 日，李金凤的遗体在苏联一侧被发现。连里派人去装棺拉回连队，埋在许淑香的 旁边。金凤的遗体已高度腐烂，棺材里开始爬蛆，我们用冲兑后的来苏水哗哗地浇上去清理， 从那以后我一闻到来苏水味儿就想起金凤。

“孙艳的遗体是7 月中旬在一个争议岛边上发现的。那个岛平时很少有人去，在江水涨 潮会有些鱼被冲上岛，退潮时来不及游走的就被晾晒在岛上。附近居民去捡拾鱼干儿时发现 了她。遗体已被动物啃噬得七零八落，她衣兜的连队食堂饭票证明了身份，是她死前的男友杨和国带人去辨认的。遗体被原地烧殓后，骨灰被背了回来，在7 月17 日入土。

“我的好朋友秀颖的遗体是最后一个发现的。那时沉船事故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天了。 1970 年9 月15 日晚上，我正在连里的点心房加班赶制中秋月饼，被连长叫到了连部。他一见 我就问，沉船时章秀颖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我预感到秀颖出现了，立即给营里摇通了电话， 对方说发现一具女尸，但不能肯定是章秀颖。

“第二天杨和国和两个人去孙吴认尸，在那里他给我来电话问秀颖的特征，因为还有一 个连队因为丢失了人也在那里认尸。我告诉杨和国：你就看有没有挎包，挎包里有没有织网 的梭子，如果这两样东西都有，那肯定就是秀颖。

“9 月17 日傍晚，尸体被拉回到连队，被裹在棉套里，外面罩着一面席子。我仔细辨认 后确认就是秀颖，在她身上的挎包里，东西一样没少。她的尸体经过3 个多月时间还能完整 地出现，是因为黑龙江每年两次 翻浆造成的。第一次翻浆时她被 淤在了泥沙中，到9 月份再次翻 浆，江水又把她托了出来。我从 秀颖身上取下一枚毛主席纪念章， 从挎包里取出饭勺和织网的梭子 留作纪念，并把我和她的一张合 影照片放在她的衣兜内，铺好军 装，看着别人为她钉上了棺材盖。

“9 月18 日，连里派出两个 班，加上我和另外4 个女生到一 架山掩埋秀颖，她被埋在孙艳的 身旁，是我挖的第一铲土。

“贾延云的遗体一直没有找 到。后来她父亲到天津看我时说， 他一直不相信女儿死了，一定要去找她。1995 年我回访故地时听农场的人讲了一个故事，说在中 苏边贸刚开放时，苏方有人说他 们那边有一个放马的中国姑娘， 从来不说话，只是默默地干活， 从年龄上判断可能是贾延云。我听说贾延云的父亲还去苏联那边找过孩子，但根本没有影儿。我不相信这个故事，因为贾延云不会水。

“我返城很多年后，我的小学同学何志新在网上看到了我写的《一架山下的6 座坟茔》 那篇文章后，写信告诉我，他当年经常到孙吴的江边去拉木头，和别人一起在‘红毛鸡’附近看见到一具被水泡涨的尸体，时间就在‘5·28’沉船事故之后。我觉得这个尸体应该就是贾延云。

“以后我和死去的六姐妹家人都联系过，和秀颖的家人联系最多。1970 年代我去哈尔滨 看过许淑香、刘毓芳、孙艳的家人，去北京看过贾延云和李金凤的家人。金凤的爸爸在百货 大楼裁衣部，对我的态度很好，但她妈妈不想见我。她妈妈是个街道的革委会主任，人很厉害， 曾联合其他家属向兵团提条件，还在事故分析会上说：我就不相信杨大丰一个人能游回来， 不信让她重新游一遍试试！当时我一听这话就哭了，太伤人了。

 1970 年12 月28 日，兵团1 师3 团3 营41 连为“5·28” 沉船事故中的7 名遇难者举行追悼会。在1970 年6 月8 日 到9 月15 日，6 名遇难者先后被找到并埋葬，北京知青贾延 云失踪。被6 具遗体所证明的7 人死亡，被定为因公牺牲。

 “出了翻船事故后，织网班解散了。我从营部完成接待 家长的任务后回到连队，被分 配到了6 排。当年秋收后连里 要准备过冬，工作之一是在宿 舍里扒炕掏灰，一般要干两三 天。扒炕时要重新安排各班、 排的住处。轮到我们班扒炕时， 连里把我和其他9 个女生安排 到了织网班原来的小土屋里暂 住。刚出事时，姐妹们生死不 明，我不愿意离开小土屋，而 现在我害怕回去了。当天下午 我找到指导员，要求调换到其 他房间去住。一想到我认尸时 看到她们那面目全非的样子， 我会不由自主地哆嗦，我怕黑、 怕动静，晚上一个人不敢出宿舍。但指导员没有答应我，我只能硬着头皮回到那间小土屋。

“那晚熄灯后我就开始打哆嗦。开始我用被子蒙头，但总好像听到有什么动静，脑子 里总闪现着遇难姐妹的尸体。我特别想家，恨不得爬起来就往天津跑，我一遍遍地数数， 依然无法让自己入睡。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感觉自己快要崩溃了，多少次都想大声喊， 想起身往外逃，那一夜我通宵未眠。我明白人是可以被逼疯的，如果时间再长点，我可能 就扛不住了。

“我很理解为什么织网班的俞宏茹会在事故后大病一场。她曾告诉我，她被吓破了胆。 如果那天不是秀颖替她出发，一架山下的坟墓中应该没有秀颖而有她。她没有亲身经历沉船 事故都被吓成了那样，我在死里逃生中受到的打击和惊吓是可想而知的。那场事故对我的身心的摧残难以描述。回到天津很多年后，我只要一说起那段经历就不由自主地全身颤抖，晚 上我不敢单独在家，不能独自入眠。直到40 多年后的现在，我到了晚上还是不能想这些事， 否则就会失眠。

“1970 年10 月我获批回天津探亲加治病，年底41 连为遇难战友举行了追悼大会。第二年年初，41 连被撤销了，人员被分到42 连、45 连和50 连。我分配到42 连。当时姐姐杨卫所在的师部工程连随1 师师部迁往赵光，我以身体不好为由申请了调动，转到了2 团1 营2 连， 和姐姐的连队相距4 公里。

“1971 年4 月5 日是清明节，我来到一架山的墓地和姐妹们告别。想起大家以前相处的 日子，想到我这一走不知何日再来，我满脸泪水。临走时，我从秀颖的坟前抓起一把土用手绢包了起来，作为永久的思念。

“后来我通过关系调到4 师修理厂。调动手续完成后，我并没有去4 师报到，因为家里帮我把档案材料从4 师转到了老家河北蠡县。就这样，我在拒绝回老家而选择去兵团3 年后， 在1972 年还是去了老家插队。但老家实在是太穷了，第二年我又转到了河北沧州的河西公社 插队。

“1974 年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时，沧州地区有一个天津体育学院的招生名额，这次机会撞到了我。我上小学时在天津体校受过游泳训练，身高1.72 米，有素质，有个头儿，人也算机灵， 完全符合体院招生的标准。我通过了短跑、立定跳和俯卧撑三项测试和笔试，进了天津体院体育系学上了田径专业。

“1977 年我从体院毕业后，没有像大多数同学那样去学校当体育老师，而是进了一个小学同学母亲的单位，在物资部天津办事处上班。1988 年物资部与港商合资办公司，我被派驻公司工作，从此算是下海经商了。1992 年我正式调离了办事处，先后在5 个独资或合资的企 业里搞管理，1999 年又‘上岸’，在天津高新产业园区下属的一家国企里工作了3 年，2002 年50 岁时内退，2007 年正式办理了退休。

“走了这么多地方，埋在一架山下的姐妹们一直在我心里。1974 年我进入大学时，把名字改成了杨挚颖，纪念我最好的战友章秀颖。当年我在黑龙江边许下的三个心愿，我已经完 成了两个，接下来我要记录死难姐妹们的故事了。

“回到城市后，我陆陆续续写了一些回忆战友的散记。在秀颖去世10 周年祭的1980 年， 我写了《唱给秀颖的挽歌》，1988 年我写了《五二八啊五二八》，文章被收录在1989 年出版 的《北大荒风云录》中，这是第一次公开发表。1997 年我应《知青老照片》编辑部约稿写了《我 和秀颖的最后一张合影》，发表在1998 年2 月18 日的《今晚报》上。在1990 年12 月北京 的《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回顾展》中，我参加了布展，‘5·28’的故事占据了整整一 个展台……

“我对死去战友的怀念，超过了和她们一起生活的每一个人。当地没什么人去专门祭奠 这几个死难知青。坟地附近的居民说，只有一个男人每年清明节时来培培土，我打听后知道 了那就是老职工小陶，后来他患肝癌死了。遇上知青或媒体有人要看坟地时，农场会派人事先去清理一下。

“从她们入土到2009 年7 月23 日重修墓地后的揭碑仪式，其间基本上没有家属去看过 她们。就是在那场揭碑仪式中，也没有一个家属到场。仪式之后，只有秀颖的妹妹秀英祭扫 过两次，这也不奇怪，秀英就是兵团知青。老一代人走了以后，死者的兄弟姐妹就不怎么看重这件事了。 “当年的土坟是怎样变成今天的水泥墓地的呢？我长话短说 吧。

“关书记算了算账，说满打满算要花六千块钱。我回天津后就落实了墓地设计，还写了墓碑的碑文。关书记是个哈尔滨知青，他把这件事放在了心上， 趁着黑龙江封冻时，他还组织过人跑冰、运砂石到坟地，准备气候变暖时就开工。但他后来被调到了赵光农场，再后来病逝了，修坟的事也就没人张罗了。

“为五姐妹修坟立碑的事最终能落实，原45 连的一个哈尔滨知青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当时在省机关工作，说话有力度，知青情结也深，是他向农场提出的重修墓地的建议。”

我插话说：“你说的那个哈尔滨知青，是黑龙江省西部开发办公室主任李海利，他和我说过这件事。2008 年7 月他组织3 团45 连一百多名知青回访红色边疆农场，省农垦总局水务 局长和北安管理局水利局长一路陪同，称得上是声势浩大。行程中有几个原45 连的天津知青去看了‘5·28’牺牲知青的坟地，回来后和他说，那里的状况太惨了，你能不能提议农场给 修一下？李海利立即向红色边疆农场领导打了招呼。他是从农场出去的省机关干部，对农场 的水利建设又一贯大力支持，用他的话说就是‘给农场服务得不错’。农场满口答应要办这件事，不久后就开始了墓地修缮。”

杨大丰说：“他的确做的是一件大好事，建议一提，农场就动了起来，张本伟书记主持， 4 分场的臧勇实施。我听说这件事后真高兴坏了。在确定修坟方案时，我提出给贾延云建一个 衣冠冢，而且给每人的坟前建一个小碑，这两个建议都被农场采纳了。负责立碑的农场干部 孙宝江让我起草一个墓志铭，我写了一个传给了他，后来没有采用，用的是农场书记张本伟 写的。

“从李海利提出倡议到新墓地落成揭碑，中间整好是一年时间。2009 年7 月23 日举行揭 碑仪式时，农场方面去了张本伟书记、万安泰场长、房副场长、郝副场长、负责修墓的臧勇、 负责立碑的孙宝江，还有农场宣传部的干部。知青代表去了8 个人：我和姐姐杨卫、贾凯莉、 刘淑英、杨富英、俞宏茹、杨和国、李家祯。张书记和我分别讲了话。死者的家属一个也没有。 我因为张罗旅行累着了，到农场后嗓子哑得说不出话了，和当地的干部只能握手不能发声。

说来也怪，前几天一直下雨，揭碑的那天晴天万里，我的嗓子也突然恢复了正常，清晰完整地念完了发言稿，等活动结束后，嗓子又哑成了原来的样子！

11 年之后，这里被修缮成正式的墓地，6姐妹迁入了新家，继续与黑土地和黑龙江相守下去。她们成了真正的“扎根派”。 

“我的6个死难姐妹团聚在依山傍水的新建‘宿舍’里了，她们不幸把生命定格在了青春年华，却有幸被北大荒人和知青牵挂至今。

“我有一个网名，叫‘爱恨交集’，大致反映出我对那段历史的态度。上山下乡的经历让我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新的认识。以前在天津我接触的都是干部子弟，到兵团后才真正知道 什么是基层，什么是老百姓，也认识了很多比我年纪大、水平高的知青。眼界的开阔和生活 的磨练，让我不甘于现状，总要努力上进，形成了我在遇到困难时无所畏惧的态度。知青岁 月对我而言，既不是青春无悔，也不是深恶痛绝。我不同意‘无悔’，说这话的人是没碰上 事儿的人。上山下乡耽误了整整一代人，对我们学业、就业和生活都带来很大影响。但我们 也有收获，因为那段生活教会了我们对善恶、是非的判断，给予了我们良知。如今，我可以 骄傲地说：我没有被苦难压倒，没有在逆境中迷失，我挺过来了。”

在采访杨大丰不久后，我在红色边疆农场干部的引领下来到了“5·28”沉船事故遇难者墓地。

天空阴沉，寒风瑟瑟，重新修缮后的白色的水泥墓地一片沉寂。6 座灰白色的坟茔面向已 经开始结冰的黑龙江一字排开，每块深灰色的墓碑上镌刻着死者的名字，从右至左分别是李金凤、刘毓芳、许淑香、孙艳、章秀颖和贾延云。

江风无声地撩动着系在每座墓碑上的红色绸花，坟前的6 个花篮都已倾覆，置放在坟头 顶端的祭品，已经有两份跌落在地，那是不久前一群知青祭扫墓地的留痕。如果死者在天有灵， 我相信那天一定是她们的盛大节日，她们会为这些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的到来而欣喜，也会 为自己在这场短暂欢聚后重陷冷清的处境而忧伤。40 多年来，她们并排守望着面前这条夺走 她们生命的大江。她们没有后人，也再难等来亲人的看望。

在墓地正中矗立的那座白色总碑上镌刻着以下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