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友老宁：
回城接收函到的当天他死了

北大荒知青有个泛称叫荒友，我们连有个荒友叫宁和平，北京知青，下乡那年才十六；抗美援朝保卫世界和平的缘故，他爸给他取名和平。他小我好几岁，我也得称呼他老宁，因为全连上下都叫他老宁。

要说老宁长得是有点着急，所谓“小孩儿老脸儿”，略显灰暗的肤色，眼角已然爬出细细的鱼尾纹，颧骨突出，鼻梁处还幽默地散落若干淡淡的雀斑，讲起话来慢条斯理的。

最初，他同时穿出两只不一样色的袜子，甚或少穿了一只的场景一旦被知青们发现，立马就把大家笑翻了。最“杯具”的是，每月32元工资（荒友戏称320大毛），几天就被老宁得瑟光了：团部商店的肉罐头水果罐头多贵呀，他都不问价儿，口袋里的饼干奶糖一抓一大把。连长后来下令，老宁的工资交由他的副班长代为管控，临时申请，限额使用。

老宁干活儿不会偷懒，拉沙子、搬石头、扛水泥、装卸红砖，都能跟上趟儿；因为个子小，大伙也都照顾他；谁拿他寻开心，他从不急眼，一笑一龇牙：“别、别逗，滚、滚鸡巴蛋。”

老宁喜欢读书看报，连部的《参考消息》一来就被他抢走，亚非拉、欧美100多国家的首都名儿他倒背如流；知青为中国驻坦桑尼亚、赞比亚大使姓名抬杠打赌，老宁现场给出标准答案，张嘴就来。

好像是捉拿“四人帮”那年，老宁也随大溜办起了困退返城的手续，比起最后的知青大返城早个两三年。老宁是春节后从北京回到兵团的，脸上容光焕发，逢人就说：“我、我爸说了，我、我的接收函过几天就来。”全连老少都为老宁高兴，有知青让他买糖请客，老职工则说：“回北京，赶紧娶媳妇吧。”

后来的几天，老宁有点像祥林嫂似的，不时自言自语：“（接收函）今天该到了。”还跑到连部或离连队不远的邮局去查看北京来信。

那天下午，连里的会计兼通讯员、上海知青老白去邮局取当天的第二趟信，老远举着一封北京挂号，一路小跑喊着：“老宁，老宁，你的接收函来啦！”在家的人们朝营房四处找，也没见老宁的影儿，有人说，“上东山拉沙子去了，一会儿车就能回来。”

顶多一支烟的工夫，人们看见那辆浑身嘎嘎响的苏联嘎斯汽车从东山上开过来了，风风火火的车速可不像有载的样儿，车上人老远就喊，音儿都变了：“老宁出事了！”

赵副连长钻进车楼子，把出事的老宁揽在怀里，直奔师部医院。后来他回忆说：“这一道儿，眼看着老宁的脑袋一会儿比一会儿大，跟气儿吹的似的，进医院一上心电图，那图线格登就打了横啦。”

我们那个东山岗子，表层黑土之下，是远古时代的海底流沙，当地盖房用沙子长年敞开尽情地挖，依山形成一个个硕大的沙坑。值春夏之交大地开冻，一个大沙坨突然顺坡倾倒下来，瞬间大伙都跳开了，独反应迟缓的老宁被击中并恰巧前胸撞在车帮上……

那几个北京知青捶胸顿足咬牙切齿地大骂老宁：“你个傻帽儿，该！活该！不让你上班，不让你上，你非得上，就为那一块二毛六（荒友日薪）！”一边暗暗垂泪。

老宁被停在制材厂的木工车间西头，加厚板材的一副棺椁，是我领着知青们加班打制的。老宁身着崭新的绿色军装，头戴绿军帽，只是没有红领章红帽徽，这曾是每个兵团战士梦寐以求的戎装。老宁表情安详，好像化过妆，眉间的雀斑不见了，眼角的鱼尾纹也舒展开来。

天热了，老宁身边摆满了雪白的冰块，是那些北京知青下到几十米深的水井底下，用冰镩子一块一块砸下来，一篓一篓提来的。

老宁他爸从北京赶来。像根木桩子似的站在连部，连长让食堂弄了猪肉炖粉条子招待，敬他酒，他也喝了。据说老宁他爸只提了一个要求：把儿子带回北京。

我们连往北70里地就是嫩江县城，那里有个火葬场，一打听，人家因故停办业务。天眼看要大热，就想出一个土法子，把老宁抬到他出事的东山岗子的山梁上，就地架柴火烧；那几个北京知青一人备了一个长铁钩子，扛了一桶柴油，去送老宁。据说，老宁坐起来好几回。

老宁属蛇，要是活着，整六十；跟他爸回北京那年，才二十三。

本文来源：《中老年时报》2013年5月24日第08版，作者：张维功  原题为：《蹉跎岁月 荒友老宁》）

为了回城办假离婚 
许多夫妻最后都弄假成真

多年以来，付育华经常会做一个非常奇怪的梦。梦里，他只有三四岁的样子，一个白净的女人坐在炕沿，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女人的泪珠子不停地掉在他的脸上。这时候，一个陕北口音的女人说，“你要走了，给娃多说几句话。”

33岁的付育华是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的一位农民。他曾十分好奇地给父母讲过这个梦，父母说，梦见女人是该给你娶媳妇了。

2002年国庆节，付育华与当地一位女子结婚。次日，他的父母第一次主动向他说起那个梦，“你说过的那个梦是真的，那个白净的女人是你的亲生母亲。”

1973年，刚刚出生两个月的付育华被送给了延川县的一个农民。那时他的亲生父母没有结婚，他们是北京知青。三年后的1976年，付育华的亲生父母回到了北京。公开的资料显示，在1968年底，有2.8万名北京知青乘坐“东方红号”专列来到延安。

付育华的养父母告诉他身世的同时，曾大度地对他说，他可以到北京寻找亲生父母。但付育华没有这样做。付育华说，他也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回北京后是否结婚了，“如果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家庭，我的出现只会给他们惹来麻烦。”

从至今依然留守在延安市的部分北京知青那里，付育华了解到亲生父母当年的一些事情。

他的父亲因为出身不好，插队后经常被作为“斗私批修”的对象。有一次，几位一同插队的知青嘴馋，怂恿他的父亲偷来老百姓家里养的一只狗，杀了吃肉。等大家吃完了，又以此为由对其进行“斗私批修”。付育华的母亲看不过去，站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

1973年初，当地知青统一检查身体时，付育华母亲肚子里的秘密再也藏不住了。管理知青的干部找到她，轮流做工作，要她告付育华的父亲强奸罪，并允诺她可以提前调回北京。据称，当时已经给付育华的父亲定好了15年的刑期。但母亲始终坚称那是她自愿的。

“那时候的男女关系抓得很紧，好多人因此进了监狱。”在延安市黄陵县插队的北京知青于光云对记者说。于光云曾有过类似痛心的经历。一位同来插队的知青和他谈了两年多的恋爱后，肚子最终大了起来。在怀孕已经八个多月再也无法拖下去的情况下，于光云回到北京提亲，结果被对方的父母一顿臭骂。那位知青最后做了引产手术。

1975年，于光云和黄陵县的一位女子结婚。这让他返城的愿望彻底破灭，他成了一名真正的陕北人。唯一显示他身份的，是他那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如今，于光云已经是儿孙满堂。走在曾经插队的村子里，不时会有人和他打招呼，而于光云会用地道的陕北方言回应。

本文来源：新华网，作者：佚名

为了回城追找调令 
风雪中走了二十里

躺在密山县火车站前的一家旅店里，我辗转反侧怎么都难以入睡。同室另一张床上，那个喝得大醉的陌生人，露着一双埋汰的脚，鼾声如雷，人事不省。火墙燥热，灯光昏暗，空气中弥漫着酒精，未散尽的叶子烟气与脚臭杂陈的难闻气味。连日来的等候与奔波，历历在目。

与往次不同，这次从北京探亲回到农场不再是准备开学上课，而是要办“困退”手续返城。就要回城了，心情却异常的复杂。因为这里毕竟是我曾经生活工作了整整十年的地方，毕竟是我付出一生最佳青春年华的地方，毕竟有我所熟悉与钟爱的教学工作。

三月初，学校已经开学。我的班主任工作与高二语文课已交给了别的老师。我一边临时兼课，一边等待团部调令。一个星期过去了，杳无音信。经指导员多次电话询问，才知道我的调令早在2月18日就发出了，不是发往我所在的学校，而是错发到一营六连了。要等那里将调令退回团部再重发过来。一营六连，距离我所在的地方约260公里左右，交通与通讯都很困难。取得领导同意，我决定亲自去取回调令。

三月五日早晨，我起个大早步行10多公里，赶到永安火车站，等了几个小时坐上开往东方红的火车，百多公里的行程，接近中午才到密山车站。找到长途汽车站一打听，每天路过一营六连路口的公交长途车只有两班，而末班车刚开走。没办法，只能住下等明再走。那时的交通很不方便，我们回趟北京，有34小时也就够了，赶上雨雪当地人回趟家可能要用两三天。

趁着空闲，我想再最后看一看密山县城的面容。

站内候车室人很少，有些冷清。靠拐角的长条椅，有着我两次痛苦的记忆。1972年我到距车站附近20里的师部裴得医院看望因重伤截肢的女友，回来转车时曾坐在那里，为我们的不幸遭遇失声落泪。1975年我过五关斩六将终于被两级基层组织同意推荐上武汉大学，经过团部“贫下中农团组”审议程序后，被当地的一个领导干部的孩子给顶替了。从师部上访回来，我曾懊丧地在那里候车。

站前，小树林立着柳知一烈士纪念碑。密山地区曾是他工作战斗过的地方。

密山照相馆，是女友出院后曾照相留念的地方，她寄给我的照片，一直珍藏在身边。

门脸不大的密山新华书店依旧如故。在师部参加教师轮训时，我曾利用星期天往返步行40多里在哪里自费选购过教学课外读物。

密山百货商店，光线暗淡，商品种类不多。为打发闲暇时间，有一年的夏天我曾在那里买过一架近似玩具样的凤凰琴，等到半夜下火车步行20里冒雨赶回住地，浑身被雨水浇透。

密山县政府大楼的走廊里贴满了学习大寨的宣传口号和标语。

东北冬季白天短，不到4点半就黑了。街上行人稀少。我只好沿着昏暗的街灯回旅店。

第二天，我早早地离开旅店，坐上了第一班长途汽车。一路上，积雪还没融化。车厢里冷得直冻脚。冻急了，大家就跺脚。

走了大约2个小时，汽车在一个没有站牌标志的路口停下，售票员大声招呼我下车。站在空旷无人的路口，只有零落干枯的苞米叶子在积雪皑皑的大田里风瑟瑟抖动。我正在犹豫，来了一辆拉柴禾的牛车，车夫给我指了去六连的乡间小道。

沿着车辙在大田中留下的痕迹，我步行了四、五里地，终于找到了六连。我向连部文书说明情况后，她看了看我问

“北京的？”我点头应是。

“调令在这儿撂了好几天了，昨天连长开会把它带回团部去了”。

离开六连，我急忙赶回到下车的路口，等到下一班开往鸡东县的长途车。这次还好，终于赶上今天经过这里的末班车了。

汽车行驶速度缓慢，经过老团部旧址，停了二十分钟。

老团部，是我下乡落脚的第一站。担任农业技术员时，我多次参加全团生产会议与农业现场观摩会。这儿也是每年全团教师冬季集训的地方。在这儿，我曾几次在集训班上介绍过教学改革的实践与经验。集训班曾经组织过老师们批判过青年老师的“恋爱门事件”。同时，老团部也是我初恋开始与终结的地方。此时此刻，我知道她目前就在距离停车不到2公里的地方。

由于战备需要，团部搬离边界，现在的老团部早已风光不在了。

汽车又行驶了二十多公里，到了穆林镇。

穆林镇是我所在的学校到老团部的必经之路。有一年冬天，大雪封路，为了不耽误参加全团组织的教师集训，全体老师们清晨出发，中午路过这里，总共步行80华里，天黑前终于按时报到，受到集训组织者的表扬。又一次，我一人到团部办事，步行到这儿，恰好遇到教育科的一位现役军人回团部，搭上他坐的解放牌大卡车，才免了剩余路程的辛苦。

虽然我几次路过穆林镇，可从来也没有机会好好看看它。据说，这里是鲜族人聚集的较大镇子。由于在所教过的几届学生中有多个鲜族学生,所以对鲜族的民俗风情略有了解。鲜族人善种水稻,在初春的稻田里脚踩冰碴插秧,种出的稻米鲜亮、软粘、香甜、口感好;鲜族人富于持久的耐力，足球、长跑是长项；鲜族人善长鼓歌舞，爱荡秋千，跳踏板。鲜族人喜食狗肉、冷面、泡菜、打糕。谁家杀狗，就支起大锅，炖狗肉的香气四溢，招来亲朋好友品尝。做打糕的过程，就很具特色，制作人用木槌反复用力捶打蒸熟的粘米团，捶打时间越长，作出的打糕越有口感。鲜族人的婚礼习俗也与汉民族不同，谁家娶亲，全家载歌载舞的迎接，全屯男女老少前来贺喜。非常的隆重而热闹。鲜族人十分注重礼节。每次家访到鲜族学生家，年长者都恭恭敬敬的迎送，学生充当翻译，俨然是出国访问。

为了不放过最后一次近距离地了解鲜族民情，我决定改变西行路线，看完镇子再由此北行上新团部。街上冷冷清清，除了一家一户的鲜族式茅屋外，似乎找不到文化与商业活动的迹象，令我失望。

见天色不早，我急忙向北面20里外的永安车站赶去。走了一阵，恰好遇到一辆拖拉机，司机验过边防证后，让我搭车去永安。

到永安，天已黑了。

住在团部设在那的中转站招待所。准备第二天早上坐火车到离这儿20里的新团部，继续追找调令。

第二天，团部劳资科刚开门，我就找到那里。一位现役军人，负责经办知青返程工作。我客气地说问：六连连长把调令退回来了？他漫不经心地翻找抽屉，拿出半页纸，应了一声“是”。我急忙拿出从北京带来的“礼花”牌香烟。开盒抽出一支递了过去，又急忙掏出特意新买的打火机，为他点烟。我从不吸烟，也没有给别人让过烟，自然缺乏基本功，几次都没点着，还差点撩着那人。接过调令，心中生喜，撂下烟与打火机，谢过退出。

原以为有了调令，返程就一顺百顺了。谁成想，教育课的邱科长又发了难，非要我自己找到接替的老师再放行。

邱科长，是原农场的老人，人不错，就是脾气有点倔。恢复高考后，由于他的器重，使我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我曾怨恨过他，但是转念想，他并无恶意，只是从教师紧缺角度考虑问题。平时，他还是对我另眼高看一筹。

在团部招待所，我遇到了二营中学的沈校长，她也在办返城。这两天在攻关。受到她的启发，我决定拿下邱科长这一关。

在接我们下乡的我所任教学校老领导现任基建科刘科长的帮助下，我当天住在团部。从第二天起，一连三天，天不亮我就敲开邱科长的家门。客客气气地请他放行。邱科长终于受不住这种客气的拜访，见大势所趋，第三天终于同意放行了。

直到今天，我都感谢邱科长对我教育工作的肯定、厚爱与器重，都没有因他对我上学、返城中的作为而记恨过他。人生难得有几个赏识你同时也被你佩服的人。

得到放行指令的第二天，我就急忙返回学校。学校距新团部有20多里地。昨夜的大雪，到了清晨依然没有停的意思，路被雪埋住了。有屯子的地方，可以根据农舍方位与以往的印象，判断道路的大致位置。到了白茫茫的旷野，只好按照前面山头辨别方向。脚下的积雪已有一尺多深，走起来很吃力。狂风卷起的大烟泡遮天蔽日，令人看不清前面的路与行进方向。

对于这条路，要说我不算生疏。

我曾利用星期日从这条路上多次步行到团部，给学生们买作业本与金训华烈士画册。

我曾经带领学生在沿途的农村支援过秋收。

从鸡西参观煤矿的“万人坑”展览回来，由东海车站下车后已是半夜时分，与大家摸着黑走过这条路。

三月初的北大荒，气温降到零下三十五度。被寒风卷起的雪粒子（当地人叫“大烟泡”），刮在脸颊上就像刀割一样地疼。浑身热汗湿透了内衣，只好敞开棉衣的领口，冷风嗖嗖地不断地钻进脖领里，好一个“内热外寒”啊。顶着龙蛇游走肆意咆哮的“大烟炮”，在空旷无际毫无人烟的雪野里，我大声咏唱：

大风起兮，雪飞扬，

搏击风寒兮，返故乡！

一个个一尺多深的脚印被艰难地摔到身后，稍顷再看时又被急速移动的雪流填平了。摔倒了，我就索性地在雪地上稍息躺上一会儿，以恢复体力。口渴了，抓起积雪就往嘴里塞。

翻过了一座山丘，看到“新民”村，我更有了信心。我曾经教过的一个叫杨柳青的女学生的家，就在村子里。两年前，我到这儿家访过。午饭由队长陪着，农村人到农场学校上学是很难得。

到了他家篱障门前，我叫了几声，她的妈妈走了出来，还认识我。还没到烧火做饭。屋里很冷。她告诉我闺女高中辍学后，已经出嫁了。听说我要返城了，她又说起我对她的女儿上学的关照的话来。

告别杨柳青家，我又踏上回学校的路。望着附近火石山上的测绘塔，知道这距离学校只有四、五里路了。

连着七天的奔波、疲劳、着急、寒冻，把我击倒了。回到学校，一连三天发高烧。想一想就要返城了，高烧稍微一退，就又继续做回城的准备了。

后面的一个星期，是与其他知青话别，到老师家吃告别饭，到木材厂买了一颗水曲柳，加工成板材打包装，托运东西。

3月29日，趁着上课的时间，扛着指导员送给的装满鸭蛋的木箱，我登上了去永安火车站的交通车。

汽车爬上学校对面的上坡公路上，回首再望一望我曾经生活了十年的地方，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

本文来源：枫网，作者：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