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大院”长大的孩子。所谓“大院”，潜台词就是干部子弟聚居区。“四合院”是北京的符号，“院”也就成了驻京党、政、军机关宿舍区的符号。军队大院狭义地讲就是北京公主坟以西按顺序排列，空军、海军、军事训练总监部、军委通讯兵部、总后勤部、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解放军军事政治学院……各军兵种、军队院校的宿舍区。

大院孩子大多经过保育院和小学寄宿制教育。

1967年夏，各地红卫兵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系统。在北京，中学生的红卫兵组织主要分为两个派系——“老红卫兵派”、“四三派”。

“老红卫兵”即是我在当时的身份，这支派系由“文革”初1966年5月至8月18日前后最先组建红卫兵的一批红卫兵组织构成，成员家庭多为干部（走资派)和红五类。“四三派”以江青4月3日讲话命名，在这次讲话中，江青批评“老红卫兵组织”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四三派”多以出身不好和知识分子出身的子弟为主流，属于“文革”激进派。

“文革”时，王冀豫（后排戴棉帽者）与“大院”孩子们合影

当时，因为各派观点不同，派系之间“斗争”不断。作为“老红卫兵派”的大院孩子，与“四三派”的孩子都互相视彼此为死对头。那时，大院孩子认为，“老红卫兵”是好的，“四三派”是坏的。

1967年8月5日，中午，那天天空混沌。与我同住空军大院的师院附中(即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的附属中学)同学常××急冲冲来到我家：

“粮校（即北京粮食学校，是一所中等专科学校）的‘四三派’阶级报复，昨天把我们学校‘老兵’（老红卫兵）高三的唐××在路上绑架了，学校军代表斡旋，今天中午才放，在里面他被殴打、侮辱。他们还正在这条路上抓捕殴打穿军装的同学呢。现在正召集各大院‘老兵’找他们算账（打他们）。”

我积极响应，并招了几个本院的同学骑车赶往翠微中学，与二十几个在校门口的同学会合后，一群人骑着车向师院附中进发。

我在整个队伍的前面，骑车带着同学朱××。临近“粮校”门口，遭遇“四三派”同学袭击。我和另一个骑车的同学班××冲了过去，其他同行的同学被截在后面。飞来的石头并不密集地砸在地上……

我们三个人首先到了师院附中，见几位高中生在紧张地争着什么，并一再叫初中生冷静，见到我们后呵斥我要听话。当时我并不以为然，但也不知该怎么办。

大约一小时后，绕道进师院附中的空军大院同学张××对我说：

“真是阶级报复。李红星在粮校门口被截，因为有育英(即北京育英中学)的‘四三派’同学，李红星没当回事。抓进粮校后，几个穿工作服的人押他去地下室，在楼梯上用刀刺他。李红星狂踢狂打，冲出校门，窜过围墙，游过运河。因为中了三刀，流血过多，游到岸边就昏过去了。要不是大伙绕道沿运河来师院附中，半道儿上发现李红星，赶紧就送空军总医院，李红星就完了！”

李红星是育英中学足球队主力，平时为人低调，自信平和，大家都很喜欢他。

我气愤极了，大喊：“跟他们拼！”不顾高中生劝阻，我们二十几个“疯家伙”砸了校体育器材库、工具库，将体操棒和大镐把等能打人的东西翻出来，人手一件，冲出校门。

师院附中“老兵”高三的栾××追着我说：

“小黑子（大家一直叫我黑子），这是武斗，我们也很气愤，能策略点吗？”

“不能！不能！”我们喊成一片。

我们是外校来增援的，在不冷静中反成了主角。师院附初中“老兵”与我们本就同住各个大院，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大多是同学，共性太多。但高中生是哥哥辈，他们平日“傲慢”、“少沟通”，无论多正确，此刻的劝阻只能令人逆反。

我们都“混蛋”了，一场恶战开打。现在很多情节已无记忆，但一种情绪至今还能感受到，就是“仇恨”！好像那天我们的体能、智能都超水平发挥。

我们到了粮校附近，最初双方没有实际意义的交手，都在试探。对方冲出校门虚晃了几下，就以满天的飞石和用螺帽为弹子的弹弓伺候我们。我们只能依仗树木为掩体，捡石头还击。这种无果的僵持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一个小时后，结果来了，一辆满载人员的卡车出现在我们的背后。一个整齐、低沉的吼声“打倒‘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简称）”，使我们真正明白了这是在武斗。对方的柳条帽、工作服、标枪和棍棒使很多看热闹的师院附中同学“傻了”。

有人轻声说：“我们被包围了！”

我心里很藐视这些不中用的“好学生”，给他们做个样子，捡起一块鹅卵石，跳起来扒住卡车的大箱板，冲起哄的人群大叫：“打呀!”抡起来对车上的“四三派”同学乱砸。我方的同学清醒过来，乱石如雨，甚至砸到我背上。

我感到卡车震动起来，赶快跳下。卡车如风一般窜出人群，向粮校门口驶去。

随着卡车停下，车上人员跳下车，与校内冲出的对立派同学组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有两三百人向我方涌来。

“我方”溃退成一片，仅剩下翠微、育英、太平路中学的二十几个初中生和几个不知哪校的同学，缓缓地退，依仗路边的树，捡石头还击，有效止住了对方同学的冲击势头。

我见有个对立派同学十分勇猛地冲过来，就在一棵树后躲着。见其距我三米左右，抡圆了给他一石头，将其击倒，转身后撤，并大喊：“女生别慌，跑稳，我们在你们后面。”不知为什么蹦出那么多看热闹的女生。

我们二十几个初中生死死守在人群的最后，其中高中的只有栾××和王××。后者还拿着相机照相。

由于道路不宽，刚好是个“冷兵器”耍得开的战斗面。二十几个人，前后两排，可交叉换位、相互掩护。

今日想来很可恶很可笑，这一切完全在无意识中自然形成。事后我们曾以军人的后代、大院孩子、干部子弟、天生的、遗传的等等来解释，也理性地意识到这是生长环境、寄宿制……教育的结果，就是想不到对方也是同学、同胞。当然，他们当时也没想到。今天我们奔六、奔七了，常有聚首，当年的哪派都有，哪种出身都有，坐在一起，竟有一种莫名的沧桑。想起来，大家只有感慨的自嘲和悲哀。

“兵败如山倒”，后撤就是溃败。无奈中我不知动了哪根筋，大喊：

“别退了，叫他们追到什么时候！后面的人截住他们，我们往回打呀！”

这样喊，起到了强大的暗示作用。双方追逐打斗呈南北方向。路东侧是一面坡，坡上是玉米地，西侧是民房。

对方同学想不到我们实际上有多仓促、多弱小，见我们竟敢去攻击他们，在心理上就有了一种风声鹤唳的疑幻。我的无奈喊叫，增强了这种疑幻，使前面追我们的对立派同学还在继续追的时候，后面的居然已经崩溃了。

那个被我用石头击倒的同学是育英“四三派”的林×，也是“文革”前全市初中生铅球、铁饼第三名。他一身军装，满脸是血，追到我身后。我不认识他，以为是我方同学，大声叫他到我前面去，我掩护，结果挨了他一棍子，正中头顶。棍子打断了。我眼前的东西呈平行四边形地变换摇晃。预感到他会用打断的棍子刺我，我便用尽全力把我手里的大锄把抡向身后，只感到打中了，他倒了。

我拄棍呆了一下，眼睛的余光又见人群中一个身穿蓝工作服的用砖头砸我头，就用左手护了一下，手腕剧痛，倒把我刺激正常了。

这是一场武斗中真正的胶着，双方混在一起大概有一两分钟，胜败即成定局。我疯狂地窜起来大叫：“打死他们！”事后据别的同学说，我跳的高度超过众人半个身子。

狂吼，挥舞着棍子，把对方同学吓得转身就跑。同时，“我方”断后的二十几个同学一起转身，一副杀红了眼的架势。对方同学阵形大乱，非常慌乱。

我盯住砸我石头的同学狂追过去。他好像不敏感，跑得挺稳健。在路的东侧，我在他毫无反应的状况下，一棍击中了他后脑部。他好像飞出去的袋子，倒在路旁的坡上滚下来，又动作迟缓地爬起。在他的身体呈爬行状态时，我又一棍击中他的前额，血溅到棍子上（我的棍子头呈四方形）。

当时，我疯狂兴奋地大吼：“你跑不了了！”转身又追其他对立派同学。棍子打在人们背上嘭嘭作响，竟然无人倒下。那时我已虚脱，直到腹部挨了一砖头疼得蹲在地上，才停止追打。

看着满地的抛弃物：田径标枪、长柄斧头、各种棍棒、柳条帽，我竟对天狂笑，像头野兽。

“乐极生悲”，此时“我方”同学陈××从后面跑来，说：

“咱们打死了一个，就是你打倒的那个。”

我惊呆了，怎么能打死他！还要拿他换人呢！

我转身跑回师院附中。在校医务室，我看到了那个人。他平躺着，已被包扎了一下，但是他的颈动脉仍喷着血泡，双眼微睁，只有出气，没有进气，面色惨白。这景象我终生不忘，惨极了。

此时得知他叫“王雁鸿”。看得出他很结实，也是很英俊的一个小伙子。

后来我看着他的瞳孔散了。我问校医情况，告知没救了。当时我就抓住那个校医的衣领子，我说：“你再说！你再说！”校医说：“你给我松开，我再告诉你一遍，他没救了！一点救都没有了！”

我如五雷轰顶，当时听到这话都快要坐在地上了。我的第一感觉是：“不可能吧？我不是故意的！”我从心底里往外喊。可事实却永不能更改，我杀人了！

这时我的理性回来了，我杀人害命了，我缺最大德了。都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害人一命该下十八层地狱，我要下地狱了。一这样想，我浑身都发抖，就觉得，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啊！实际上我是后悔了，悔之莫及。

这时候，我再看床上躺着的这个人，觉得他不再是我的敌人了，他是个大写的“人”，前面没有任何冠词。我不恨他了。

那年我16岁。

从此，我和王雁鸿个人之间形成了永不能解脱的负欠。

灵魂深处总有些东西根深蒂固，冥顽不化。但理性还是反复清晰地告诉我：“你是罪人！”一个“性相近、习相远”的人世间，为什么盛产这么多仇恨？忏悔是不够的，也许这一切需要几代人的反省。

（注：此文对王冀豫原稿有所删节）

为了发表王冀豫的这篇稿件，我与他在电话中沟通了多次。除了对他在文中回忆的一些细节做一些必要的补充及索要配文照片之外，也对他事后的一些情况做了简单而必要的了解。

杀人事件发生之后，也就是那场武斗结束后的当天，王冀豫通过电话向公安局报了案，并向空军政治部保卫部做了全面交待。      

此后漫长的一个月内，尚未被抓捕的王冀豫饱受一种紧张情绪的煎熬。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一天到晚，睁开眼睛就是，我打死人了，哎呀，我是杀人犯了，就是这种想法。”    

这期间，王冀豫还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躺在一张硬木板床上，朦胧中，他看见一个身穿白纱、带着血渍的人跟他说，你要在这儿躺一万年。他在心里回应，一万年太长了，梦就醒了。

“现在想起来，这个梦应该是痛苦要折磨我很长时间的意思，要折磨我一万年，无休止地折磨我。其实我也想开了，就是我干了缺德事儿，我就要受到折磨。”王冀豫说。

当年的12月14日，王冀豫被逮捕了。在北京的半步桥监狱，一蹲就是九个多月。  

这九个多月的监牢生涯，算是他为自己打死人的行为付出的代价。但他没料到，这件事对他人生的影响，远未终结。

此后，王冀豫的履历看起来简单清晰：1969年3月24日赴山西插队，1969年12月入伍，1979年到北京特殊钢厂当工人，1989年创办稻香湖马场，至今。

在外人看来，他是成功的牧马人，京城圈里著名的马文化传播者；是会讲故事的北京顽主，王朔、都梁等人都听他讲过有关过去的段子；还是电视连续剧《血色浪漫》中合成钟跃民的原型人物之一。

然而，只有他自己知道，越是经历岁月变迁，他越无法摆脱的一个角色是——忏悔者。      

事实上，王冀豫的马场经营得并不顺利。他时常想不通，自己做人地道，对人真诚，对马也好，怎么就那么不顺呢？不仅如此，十多年前，一次意外事故，导致他的左眼彻底失明，而当时哪怕用点眼药水都可以控制炎症。更有甚者，他的档案居然被原单位给弄丢了，导致现在连社保都没有。  

“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在我身上？”一开始王冀豫有点怨天尤人，后来他给自己找到了自我安慰的理由：“怨了半天我就想，怨谁啊，就怨我自己杀人了。缺德就要受报应。”     

渐渐地，这些自我安慰变了性质。

大概从五六年前开始，王冀豫有一天“大白天待着待着，突然就想，我打死人这事儿怎么办呢？我不信神，我也知道我死了以后这个生命就结束了，什么都没了，根本不信还有什么天堂地狱，我从来不信，就是地道的无神论者，可还是觉着不舒服。”后来，王冀豫的不舒服，到了“觉得不行了，都不知道该如何解脱”的程度。      

在他看来，这是真正的来自良心的谴责，跟一开始的投案和其后“缺德就受报应”的自我安慰是两回事。 

身边也有朋友劝他，当年的悲剧是时代造成的，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原因。但他觉得：“这都是借口，我杀了人，这是永远也抹杀不了的。罪恶就是罪恶，永远也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亡。总要有人站出来说某事儿是我干的，总要有一个人来负责任。所谓负责任就是客观地、真实地负责任，打死王雁鸿这件事儿我觉得我就应该负起这样的责任。”

王冀豫负责任的方式之一，就是公开承认了自己当年打死人的经历——去年在一家杂志发表回忆文章，在《凤凰卫视》接受采访，如今又在这里详尽描述当年北京粮校武斗中他打死人的全过程。       

在忏悔之外，他更看重的价值是：“对历史做出真实的复述。”   

这也是季羡林曾经在《牛棚杂忆》自序中的呼唤：

我1951年出生在武汉汉口的中南军区总医院。我们家兄弟姐妹实际上是六个，送给老战友家一个，还有五个，我是老大。

1951年，中央军委组建空26师，就把我父亲调到了空军。过了不久，空军和防空军合并，我爸就成了空军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

我是三年级搬到空军大院的。小学四年级时，我的老师是个部队家属，在学校收拾我，我就恨她。那时，我打弹弓特准，能打下麻雀来。我知道那个老师住在空军大院的11号楼，但不知道她具体是哪一户，只知道一楼住的是警卫连，二层是图书馆，我就拿一个弹弓，把11号楼这两层之外的每扇窗户都打碎了一块玻璃。

小时候，我和院里的小孩打架，也是混不吝。有个小孩叫土豆，我们俩打过一架。他比我大，我打不过他，我挨打的时候就一口咬住人家的耳朵，连撕带咬的，把人家耳朵咬掉一块。

1967年，文革初期的王冀豫

我天生体能好，胆子大。在育鹏小学玩单杠，做引体向上，有的说我能来10个，有的说我能来15个，我说，这还要数数啊？我玩这个，没数！上去就“咔咔咔”地大概做了一百多个引体向上。玉渊潭那儿有个水电站，那坝挺高的，有七八米吧。那帮高年级的学生激我：你敢从那上边跳下来吗？我说：有什么不敢的？就从上面“嗖”地跳下去了。他们又说：你敢头朝下跳吗？我说：敢！我就头朝下，“嗖”地又跳下去了，水拍得我够呛。

当年，除了那种扒女厕所、耍流氓的坏事绝不干以外，其他那些显示“英雄主义”、招人嫌的坏事儿我老干。我整天异想天开，从来不想着好事儿应该从点滴做起，老想石破天惊。

前排中为王冀豫

我小学毕业后，就上了玉渊潭中学，后来转校去了铁三中，文革中又转到了翠微中学。

从1962年林彪开始主持军委工作之后，1964年部队里开始出现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的话越来越成为大家追捧的东西，比如跟王海容、毛远新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这些谈话一旦进入大院以后，马上就成为纷纷效仿的标准。比如王海容说她班上一个同学，学习不好，老考三分，但是看《红楼梦》看得掉泪。毛主席称赞说好，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所以当时连我这样的都捧起《红楼梦》看，但我实在看不下去，我还纳闷呢，我怎么不掉眼泪啊？我们这帮人那时鼓吹誓死效忠毛泽东，能盲从到这种程度。

文革前，在学校里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政治教育加强了。毛主席说了，青年人要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去锻炼，要到大江大河里去锻炼。

自小受的教育，我们就是革命的种子，天生就是为了革命而存在的。不只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甚至是要处处革命，要走向各种各样的战场。那时对我们的培养方向就是斗士，像雷锋说的：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包括对修正主义的批判，这都是当时教育中贯穿的主题。这种教育对干部子弟影响很深，不光是部队大院，地方也一样。

北京是个四合院儿的城市，所以那些“院儿”就成了北京的符号。所谓的大院儿，不管你是政府的还是军队的，都是一样的，因为共产党的地方政府也是军队建的。因此，部队干部、地方干部如出一辙，同种同源，这种传递方式和这种思想的一致性，就导致最后形成了对修正主义的义愤，形成对毛泽东的超级迷信。所以我觉得红卫兵运动跟这个有关系。

过去的集体主义教育、崇尚“英雄主义”的意识、寄宿制学校培养的团队精神、家庭背景的清一色，尤其是其后“血统论”的出现，都让我们形成了一种同一的心理结构。以至于到今天，这种思想意识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打不烂的。

这也是我们打架不要命的一种原动力。这些人为什么凑在一起就厉害？要单独相对，那就是一种力量的较量了，是对方比你强大还是比你弱小的问题。可是作为一个群体，就不是个人的力量了。十个人加在一起，可能就是五十个人的力量，这就是区别。

很快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这些人就都凑在一块儿了，甚至四海之内皆兄弟。串联的时候，一听说话，就知道你是不是干部子弟，心里特别明白。这是当年红卫兵兴起的基础，也是后来我们这帮人打架的基础。

文革伊始大院子弟们成了无人看管的野孩子

文革前，我们很多人都受过小流氓的欺负。比如我刚上中学的时候，有次去踢足球，刚一去，有些比我们大的孩子就用足球踢我们。我们都是从寄宿学校出来的，当时都很规矩，我说：唉，别欺负人啊！结果不行，人家过来就揍我。我就特别愤怒，他们一打我，当然我就还手了。我逐渐对我的爆发力和拳头的力量更有自信了。我的“浑”和体能结合起来，就比较可怕了，导致我走向一条不归之路。

文革初期的打流氓，又被赋予了政治上的意义：革命。打流氓是革命，流氓是革命的敌人。红卫兵和流氓成为了文革中的一对冤家，打架几乎贯穿了文革的全过程。

文革中，空军的干部受冲击的很多，特别是管干部、管组织的干部得罪人多，就更倒霉。所以我父亲在文革中老挨整，时不时地被挨斗。今天叫你喂猪去了，明天叫你回来工作两天，后天又叫你喂猪去了，都不知道为什么。文革时候干部挨斗很正常，干部们也都皮了。

人们有种误解，认为部队干部受冲击少，实际上不然，挨斗挨得更狠。像斗彭德怀，斗罗瑞卿、贺龙等等，在军队里一斗就是一条线下来，走资派多得很。军队整人，跟地方不一样的是，你要挨整了，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文革初期，是按照林彪的那条线来划分的，部队的干部进行了一次次的权力洗牌。

比如，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叫所谓“双一”，这是一条线，是毛的嫡系，也是林彪的那条线；四方面军，“招降纳叛”的就比较多；贺龙那边又是一条线……都是按山头论。其实我觉得文革整个是一次权力洗牌。所有的群众运动，就是运动群众。而且，要把每一件事情都赋予一个革命的内容。

没多久，院里好多人家里都没大人了，大多被隔离审查不让回家了，有的出去“三支两军”了。家家是留守家庭，就剩下一帮孩子。文化大革命对于我这样的孩子来说，那无疑是把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我们感觉是非常的幸福，解放了，无限自由，好像是1949年啊！

我们那时候没人管啊，就去偷嘛。我当时甚至觉得偷东西是件很光荣的事情，我都能偷东西了！其实那是一种“打砸抢”行为，跟偷盗不一样。

一般像小偷偷东西，主要是偷钱。我们不是，钱不敢偷，我们偷东西去卖。像铜制品、金属制品啊，我们就卖给废品收购站；像生活用品，比如说什么毛毯啊，就卖给委托商店，相当于现在的典当行那种。印象中，毛毯偷得最多，因为价格还算公道，那种花花的纯毛毯，挺高级的，新的卖四五十块，委托商店一条给我们十块钱。气枪，我记得特别清楚，20块钱一支；偷一副冰鞋，加上黑龙牌的跑刀，是8块钱。记得全聚德的一只烤鸭那时候才4块钱。

我们卖这些东西，用的户口本是从各家收来的。这些走资派家的户口本，我们把它集中起来，都交给一个人管理，这样他可以知道哪个户口本用过几次了，是在哪家委托商店或废品收购站用过，谁去用的。如果老在一个地方用一个户口本就麻烦了，容易引人注意，收购站、委托商店那帮人的阶级斗争觉悟很高的。卖破烂儿的时候也一定要换着人去卖，不能老是一张嘴脸，老是一个人，也容易引起人家警觉。

我印象最深的是，翠微中学外面有一片桃园，那是罗道庄队里的果园。那时候，有人半夜到人家果园里偷桃子去，偷桃子吃不说，可恶的是还摇人家的树，弄得满地都是桃子，吃不了几个，糟蹋一大片。后来老百姓集体跪在学校门口说：少爷们，我们还指着那桃园活呢，你们吃点就吃点吧，别糟蹋呀！人家集体跪在那儿，那是对我印象最深的一次。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不敢偷桃了。而且大家互相监督，谁要再想去偷桃，马上有人站出来阻止：别去！人家老百姓指着这个活呢！所以，那时的坏，还不是良知殆尽。

那时候我们出去“刷夜”，今天住他家，明天住我家。我觉得那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刷夜，那是一种“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家家都敞开大门，甚至于你一进自己家的大门，你会发现一屋子的人你一个都不认识！都反客为主了，能到这种程度。

部队大院的“军干子弟”们，中为王冀豫

那时候，比如说解放军政治学院，大人们夺权，那帮孩子就夺了游泳池、灯光球场的权。夏天，不是热吗，晚上每每在半夜里，就招呼一帮人，骑着自行车，到政治学院去，到游泳池里头泡着，睡觉就在游泳池的边儿上。池边铺满了草席，一人一张，大家都躺在那睡，感觉可幸福了。

在游泳池住的那段时间，我们四处偷东西。空军大院里几乎每个食堂都被我们偷过。大院里好多食堂，有司令部的、政治部的、工程部的、雷达兵部的，偷呗。尤其是空勤灶的仓库，那里边最棒了，有各种各样高级的鱼虾，但我们都不会做，经常都是糟蹋了。

有次，我们从食堂和仓库里把人家的半片猪都拿出来了。通讯兵的一个孩子，他爹是个少将，被打成什么反党集团的了。他爹妈一完蛋，把我们美死了，用反党分子家的煤气灶给我们做大丸子吃吧！大概是1964年还是1965年的时候，军队开始有液化煤气了，将军家里都有煤气灶。院里有个煤气站，那煤气就凭本儿换。那时，觉得用煤气灶来做饭太方便了。我们就把那肉切了，做成大丸子。其实我们的那段真实生活，比王朔小说中描写的那些好玩多了。

我们还从食堂里整袋地偷面。我记得部队的面口袋都是100斤一袋的，不是外边卖的那种45斤的小面袋子。还从食堂偷挂面，一偷就偷那么一捆，10斤呀。还有偷汽水，那时北京就是北冰洋汽水。一箱24瓶，喝完了以后拿汽水瓶子打架就是最好的武器。 

那时人们把翠微路中学、育英中学和太平路中学统称“三校”。它的成员大部分是周边几个部队大院的孩子。在这三个学校里，大部分是“老兵”这一派的，就是社会上称之为“联动”的成员。也有一些“四三派”的成员。

在我们三校中，那时候并没有实际上的头儿，反正我没觉出来谁是头儿，但可以说有那么一个核心团队。像翠微中学，核心团队有王小盛、朱平楠、王小点、江晓路、杨育生等。

有段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四三派特别嚣张，在我们院儿里也这样。后来有一天，就出现了“粮校武斗”这个事儿了。

武斗刚刚结束，就听说四三派的王××死了，而且是被我打死的，我如五雷轰顶，浑身发抖。我从心里想往外喊：我不是故意的！但是事实却永远不能改变——我杀人了。

打死人后，我坐过牢，走后门当过兵，当过工人。那年代，工厂抓革命促生产，大干苦干，也不注意对工人的安全防护。结果，我干活的时候，溅起来一个碎铁屑，把我的眼球击穿，我的一只眼睛就瞎了。我经常想，这也是苍天对我所干坏事的一点惩罚吧。

我是1975年去河南下乡的。因为听说河南新蔡搞了个劳动大学，我就联系去了那里。当时一批精英人物，如金观涛、邓英淘等人都在河南。我插队所在的是新蔡县涧头公社徐营大队徐营小队。我觉得我的人生观的转折，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最初的疯狂过后，王冀豫和他的同伴们被下放农村、修理地球

大概是收麦子前后，有天老乡请我们喝酒。他们说：今天村里有人家生孩子，从此这个村又是144口人了，要庆贺呀！原来，这个村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时共有144口人，到1959年底1960年初，饿死了73口人，当时才又恢复。我说：错了吧，饿死人那应该是旧社会的事吧？可老乡们说：没错，就是1959年！村里家家户户没有不死人的！后来，我又了解到，就我住的那户农民，叫杨乐仁，当年一家8口就剩下了他一个，其他都是饿死的！这给我的感觉和冲击是颠覆性的。我一个无法无天的人，被徐营这血淋淋的现实给震住了。

徐营饿死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我确切地感到，这个社会出大问题了。从我进入社会之后，特别在一只眼睛瞎了之后，我对我杀人这件事，已经有了一定深度的反省。我感觉我在人性方面是有缺陷的，那推而论之，那些对饿死几千万负有责任的人呢？

其实，一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我觉得胡适有一句话讲得特别好：争一个人的权利，就是争国家和民族的权利；争一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大众和国家的自由。少一点不自信，多一点独立思考，是我们通过那段悲惨的历史应当领悟的。

我是1979年回北京的，分配在北京特殊钢厂当了工人。后来我就下了海，到深圳混了几年。最后，觉得那些事都不适合我干，又回到北京，在稻香湖的马场做牧马人。

回顾我的历史，我觉得个人命运总是跟时代搅在一起的，剪不断理还乱。以前我只知道我是作恶的，人有恶缘，基督教叫原罪，如果要说到今天，我有什么觉悟的话，那就是学会思考了。人如果学会思考了，才会有独立的人格，才会真正有灵魂，就不会出乱七八糟的事儿了。否则，这个人的人格就是不健全的。

“性相近、习相远”的人世间，为什么盛产这么多的仇恨？从文革之初，从我打死王××的一刹那，我灵魂的“异化”就开始了。伴随其间，有金观涛、邓英淘等人不断地对我的塑造。点点滴滴的积累，直至在徐营时，我的思想发生了突变。这个异化让我认识到什么才是自由、民主和理性。

中国前30年，斗私批修，甚至“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改革开放后，人的拜金主义又越来越厉害。我们经历了两个时代，从极其没有自我走向极端自我，但是没有改变的仍是人性的坍塌。

今天我们奔六、奔七了，常有聚首，当年的哪派都有，哪种出身都有。坐在一起，竟有一种莫名的沧桑。想起过去，大家只有感慨的自嘲和悲哀。

前些日子，我们空军大院的孩子们聚会。他们讲，其实我们的父母不愿意改革。或者说，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那就会丧失目前的一切。我就觉得，其实错了，我们的父母当初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如果仅仅是想着要维护一己私利，这场革命当时就是毫无意义的。这点应该反复强调，让我们这些红二代——就是干部子弟——都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只有一个使命，就是为了使这个国家好起来。确实，今天做到这点很不容易，因为人们一旦尝到了权力和利益的滋味，想让他放弃，确实有难度。但是，我们应该有种舍弃。难，也得放弃。

另外，对历史要有一个客观的、真实的认识。

我们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是有一种使命感，也有一种优越感的，甚至有一种无聊，觉着自己挺牛，这个国家就是我们的。对工农真的有一种轻视，或者是蔑视。我们在文革中有没有这种所谓的权贵情绪呢，我觉得有，而且很强烈，尤其是老红卫兵，始终抱有这样一种很强烈的、很强势的优越心理。经过了10年文革，经过了30年的改革，现在还有不少人依然如旧，我觉得这个特悲哀，应该放弃了！其实放弃了，我觉得得到的会更多，得到的是父母或祖辈们当年所真正追求的东西。

李三友(当年“联动”的成员)生前曾对我讲：咱们都是红卫兵，应该用一个忏悔的态度来对待过去，这样才能释怀。不然，很多事情解不开。不过，我不认同“忏悔”这个词，忏悔有用吗？忏悔是不够的，我们经历的问题和我们面临的问题，也许这一切需要几代人的反省。

来源：新文化报 、凤凰网、中国新闻周刊、新浪网、腾讯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