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寒冬。已经连续刮了两天两夜的大烟泡，天地混混沌沌的，如同在云里雾里一般地过了几十个小时。今天一早，风停了，雪停了。阳光照在皑皑的雪地上，闪闪烁烁的。从嘴里哈出的热气蒸腾上升，瞬时就在阳光下凝成了细细亮亮的霜飘落而下 。学校的操场，勤快的教师和学生已经扫出平坦、干燥的路通向办公室和各个教室 。办公室中央一个用大柴油桶改制的火炉的炉膛里火苗“吱吱”地窜着，那烟筒有一截都已经烧红了。炉子上的水壶冒着热气……整整一天的暖和劲儿几乎让人忘掉了前两天零下三十六度的极端严寒。下午，我让所有老师和学生提前放学回家各扫自家门前雪去了。在检查完了学校的所有门窗和教室里的火炉后，我一人坐在办公室边喝茶边批改着学生作业。大约是下午四点，办公室的门突然被“咚”的一声推开，随着一股白色的冷雾冲进来一位住在教师宿舍附近的学生，喊道：“老师，一连有个知青被脱谷机打伤送总场医院了！”我忽地一下站了起来，作业本撒了一地，茶杯也打翻在地：“谁？知道是谁吗？”“好像是常去你宿舍的那个阿永。”……

“不可能，不可能是阿永。不可能是他！”一路跑着，大头鞋踩在雪上面嘎吱嘎吱的响声中，这个念头就一路跟着我。大烟泡来之前的那个晚上他还来我的宿舍，先和我讨论了一番“城市是如何形成的”、“先有商还是先有市”之类闲话。接着，又拉了一首莫扎特的“弦乐小夜曲”给我听。还非让我评价是不是又有了进步……

一连的女知青们都哭红了眼，有的甚至泣不成声。果真是他，真的是阿永！ 

今天一早两个连长趁天气转好去县城买农机具配件去了，临走前托阿永负责白班的工作。下午，十多个人在脱谷机前后忙碌。阿永不时地在检查机器和给传送皮带上油。七八个女知青，戴着羊皮帽，围着大围巾，脸上蒙着大口罩，正在脱谷机前忙碌着。嘴巴、鼻子呼出的热气，还有头上的汗，将口罩的上沿和眼睛、眉毛都挂满了白色的冰霜。一捆捆的稻子被喂进了机器。还有四五个男知青，正用大大的叉子将一捆捆的稻子从高高的稻垛上往机器前的场地上送。另外还有几个小伙子在边上扎紧灌满谷子的麻袋后，再码放得整整齐齐……正当大家干得热火朝天时，机器骤然停了下来。大家还以为停电了，可是正站在马车上卸稻捆的一位知青发现了被甩到地上的阿永，喊了起来。人们才意识到惨祸降临。只见阿永倒在地上，整个人已经血肉模糊。原来他棉裤的裤腿被机器的传送皮带连接处过长的插销勾住，整个人就被机器强大的力量倒拎起来再重重地摔在冻得坚硬的场地上。随着机器的转动，整个人反复地被拎起再摔下……直到皮带被滑脱，机器停下。

几位男知青赶快找了两根木杆，紧紧地扎上两条大麻袋当作担架。大家七手八脚地将阿永用担架抬到那辆马车上。为了减少颠簸、震荡，七、八个男知青用手托着担架，膝盖跪在马车上，一路疾驰奔向总场医院。一路上人们不断喊着他的名字，似乎他也含糊的说了一句什么，可是没有人能听清楚他说的话。东北的雪是干的，路上的积雪早已被风吹进了路边的深沟里。平时马车要跑近半个小时的路，只跑了不到20分钟就到了。当正停电的医院终于用柴油发电机发的电点亮手术台上方的电灯，医生还在对他身上有哪几处骨折和伤势情况进行摸查，另一位医生翻医书查找处置方法时，阿永却长长地吐出最后一口气，永远地闭上了他的双眼——那双曾经既充满灵气也略含忧郁的眼睛。年仅24岁。

阿永的遗体被拉回了分场。在医务室，女知青赤脚医生流着泪为他擦洗干净脸上、身上的血迹 。七孔流血，腿骨、胯骨多已散架 ，换衣服相当困难 。随后，阿永的遗体被移去礼堂摆放。

阿永是这个分场两年里面发生相同意外事故送了性命的第二位知青。第一位是个上海知青，死的时候还未满20岁！阿永也是把年轻的生命留在松花江边这块土地上的近十位知青中的一位。而场部有位18岁的杭州知青刚刚离家来这里未满三个月，便因为机械事故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三天两夜的火车旅途将阿永和一千多名20岁上下的青年学生从阳春四月的“湖上春来似画图”“不是人寰是天上”的江南天堂拉到了刚刚白雪消融，依然春寒料峭，不见一叶绿色的北大荒。下了火车，忙不迭地上了等在那里的几十台解放牌卡车和东方红拖拉机。阿永抱着心爱的小提琴，背着一个黄书包，站在卡车车厢的最前面。风吹散了一头乌发，也把未来的嫂子送他的那条长长的围巾吹得飘在身后猎猎作响。一片片黑油油的土地，一排排挺拔的白杨树、一群群笑脸相迎的汉族和朝鲜族老乡……从车的两边掠过。远处的峰峦绵延耸立、云霭缭绕，依稀可以见到一条大江在阳光下面闪着金光——那就是松花江。不知谁领大家唱了起来“我的家在松花江上……”，是啊，从此刻起，这里就将是我新的家了。阿永如此想着，其他人也都这么想着。

几天的激动和新鲜感过去，大家一点点地感觉到了什么叫艰苦、落后和困难。一条大炕睡20多人，烧炕很久，里头的几个铺位还是冰凉的，外头的几位已经烫的没法睡觉。下雨天，宿舍外面大雨，里面小雨。食堂每天都是一样的菜：土豆汤、萝卜汤、白菜汤，大家苦笑着称为“汤汤汤（嘡嘡嘡），猴子敲哐锣”。下地劳动，大风吹得人都站不稳。被风刮起的尘土直往嘴里、鼻孔里、脖子里、衣服裤子和鞋袜里钻。井沿上积着厚厚的冰，吊水时一不小心就会滑倒。一屋子40多个人晚上倒出去的水早上在门口堆成了冰山。松花江刚开封，大大小小的冰排顺流呼啸而下……

到了五月，一切开始好起来。杨树、榆树都开始抽芽发绿了。小草一天天地绿起来，有的还开出了小花。风也变得柔和起来。太阳照着暖暖的……水田开始要 灌水和播种了 。连里要抽几个男青年去跟老职工学当看水员。这个工作要求自觉、主动、负责和勤快。但因为是独立工作，所以自由度较高，在干好该干的事情后，可以默默地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阿永毫不犹豫的报了名，并且很快就被批准了。后来，他告诉我，“我主要看中两点：一是这个工作有技术，二是能有空余的自由时间，我可以在空无一人的田野里练我的小提琴。”

阿永跟班当看水员没多久，连里就表扬了他多次。聪明、接受力强、认真负责……他管的那几片水田，没有一片出过问题。这个时候去水稻田，只要看到肩上扛着最亮的那把铁锹跑东跑西的看水员，那一定就是阿永。五月下旬的时候，灌了水的稻田里播好了种。蓝天白云倒映在水中，让人看得真有点心旷神怡。到了六月，稻秧绿油油一片，阿永看着心里很是高兴和惬意。他更高兴的是找到了一位省农大的大学生当他的小提琴老师。因一句“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省农大便从省城搬到了这个农场来办学，把一批还未毕业分配的大学生也带了过来。其中有位校乐队的提琴手，经不住阿永的“七顾茅庐”、“八顾茅庐”，诚恳求学和拜师，终于答应指导阿永了。阿永写信把好消息第一个告诉了哥哥。

于是，在松花江畔，在蓝天白云下，在工作之余，田埂成了阿永的舞台，秧苗成了他的听众，风声犹如掌声，蛙鸣宛如伴奏……阿永终于开始走上自己日夜向往的、梦寐以求的路。

音乐之路坎坷不平、艰难异常。天分、聪慧、意志、勤奋、坚持……缺一不可。阿永首先碰到的问题，没想到竟然来自身边。除了工作之余在田间地头练习以外，他每天还起早贪黑的在宿舍（夏天的时候大家就搬进了新盖的知青宿舍）走廊或者室外空地上拉琴。学琴初时的琴声常常非但不能给人带来愉悦，反而是噪音和烦扰。一开始，大家都很支持他学琴，没说什么。日复一日，终于有人受不了了，有取笑的、有抗议的，更有要驱赶他的。突然有一天，大家听不到他的琴声了。意外降临的寂静让很多人不习惯，便到处去找，看看他去哪里拉琴了。

宿舍的东边有一大片长宽几百米的蔬菜地。菜地的那一端是一个大菜窖。大菜窖再往东便是一个大斜坡，坡下是一条从北边和东边环绕分场蜿蜒向南流入松花江的大水渠。大菜窖的北边高耸着九棵大白杨。大白杨再往北就是一片很大的杂树林，过了杂树林翻过一个土岗和一条弯弯曲曲的、长满齐腰深蒿草的小水沟，便是这个分场的坟地。坟地也被几十颗大树包围着。因为回家探亲常常会去省城转三棵树到上海的火车，所以大家就亲切地称那九棵大白杨为“九棵树”。“九棵树”往东的坡下长着很多灌木和小草，还有很多不知名的绚丽多姿的小花。站在那里朝东远眺，可以看到水渠对面的一大片瓜田，种着西瓜和香瓜。瓜田的四边各竖着一个瓜棚。远处大东岗上绿油油的大豆、玉米和小麦似乎连接着天边。大东岗的南面还可以望见松花江在那里拐了一个大弯。天气好的时候，抬头可以看到白云在湛蓝湛蓝的天空中从很远很远飘驰过来。往南看去，两岸满是绿草鲜花的大水渠蜿蜒穿过分场的马厩和后面的一大片果园，可以望见一些马群正在坡上奔跑戏耍，果园里也是满园春色……“九棵树”，那是一个很冷僻、宁静，但是很美丽，极易让人憧憬、遐想的地方。 终于有一天，大家隐隐约约听到了顺风从“九棵树”那里传来的琴声。除了三九严寒和刮风下雨天，阿永几乎每天早晚都在那里练琴。渐渐地，琴声变得动听起来，甚至一段时间听不到还怪想念起来。后来，到天冷的时候或者天气不好时，大家就都让他回宿舍走廊来拉琴。再后来，分场和场部乐队的提琴手都成了他的老师和朋友。他的琴艺便有了更快的长进。

过了两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改善。美国和加拿大农业机械逐渐代替掉笨重的苏联“康拜因”进入北大荒的农场。东北的中学开始改学俄语为英语。我被推荐去参加省农大举办的教师培训。一年多培训结业以后，我又回到分场，在职工子弟学校任教初中英语。学校的老师都是1-2人住一个房间，不像连队里十人左右的的大房间。由于这样的便利，阿永开始经常来我的宿舍。有时一边一起吃着食堂打来的饭，一边东西南北、古今中外的海聊；有时阿永再三要求我听听他拉的一些小提琴名曲，希望我给他评判是否有了提高。其实我并不懂小提琴，尽管我是分场宣传队的笛子手。但他的诚意、他的恳切的眼神让我无法拒绝他。每次我也都是给他投去鼓励的眼光。一曲完了，有时给他一些节奏和情感表达方面的建议，大多是给他热情的掌声和喝彩声。他便非常高兴和满足地回去继续加劲苦练。他现在的水平完全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说一年多以前是刚入学的小学生，那么现在已经该是接近大学生水平了。分场乐队的几个提琴手都已经在我面前对他称赞有加了。不到两年，这也算得是奇迹了。我相信他一定会实现他的梦想：成为一名出色的小提琴手。

有一次我问他，你拉了这么多练习曲也罢，名曲也好，最喜欢的是哪几首曲子？他稍加思索后答：“柴可夫斯基的《忧郁小夜曲》，舒曼的《儿时情景 梦幻曲》和舒伯特的《天鹅之歌 》”。接着又加了一句：“呵呵，最近喜欢上了克莱斯勒的《爱之喜》和《爱之悲》。哈哈哈”。说完还大笑了三声。如果说前面三曲基本反映了他对自己生活的感触和多愁善感的性格，那么最近喜欢上了《爱之喜》和《爱之悲》以及流露出来的表情好像很有点怪异。难道他爱上谁了？他对我的诧异装作没看见，“我现在就先拉一段《爱之喜》给你听听？”他提着琴和弓站了起来，把头发往后甩了甩，闭上双眼，深深呼吸了一下。然后，左手缓缓地将琴放到颚下，右手轻轻将弓在琴弦上一抖，一曲舒缓优美的旋律在我的房间里，在夏夜的星空下一点一点地舒展开去，一丝一丝地润进心里面……我靠在炕的角落里，闭上眼睛，思绪和情感慢慢随着乐曲沁润着、伸展着、舞动着……到了乐曲的中间，我睁开眼，突然发现两行泪顺着阿永的脸颊流了下来。他已经陶醉在他的“爱”和他的“喜”当中。一段欢快节奏的旋律，令他全身都在轻快地抖动，略有点卷曲的头发在头顶翻飞着。乐曲回归到徐徐深情的意境，全曲尚未结束的时候，他突然中断了演奏，满脸通红，额头上沁满了汗珠，“不行了，受不了了……”他发现了我错愕和探究的神情，“好吧，我告诉你，告诉所有的人，我和珠珠相爱了！”

“珠珠？”他没能给我解惑，却令我更加错愕了！

珠珠是和我同一所中学出来的同学，低我两届。脸圆圆的，剪一头短发。眼睛一般般，说不出有什么特色。鼻子肉肉的。嘴巴长得还可以，普通中有一点甜甜润润的感觉。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脸上总是微笑着。身材也是属于那种矮矮胖胖的型。很少言语，更难得主动与男生讲话。如果有哪个男生与她搭腔，她都会脸红到脖子。不论是生活上、工作上、性格上、集体活动和学习方面、才华与能力方面……似乎都没给人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一句话，真说不上有什么不好，也说不上有什么好。没人提起她的话，很难将她一下子从脑后移到眼前的那种女孩。

阿永就不同了。他是我们男知青中几个比较帅的小伙之一。眼睛虽然不大但很有神，夹杂着一些迷人的忧郁，从这双眼睛就可以感觉到他的灵气。鼻梁挺的让人妒忌。嘴角稍稍上翘，一笑还有俩酒窝。一张口就会露出两颗小虎牙。那个年代，一米七十多的身高已经属于很标准了。身材稍稍偏瘦，但还算匀称。除了小提琴，乒乓球也打得不错，在分场三四百位知青里面，他至少也可以打到前五名。有一年曾经代表分场去参加整个农场的比赛，还得了个团体亚军回来呢。在农活方面更不用说了，垒田埂、播种、除草、挖渠、赶车、收割麦子、稻子……哪样不是一学就会，一把好手？性格上除了生活使他变得有点多愁善感和间歇式自卑以外，其他真的挑不出什么不好。阿永是A型血。据说A型血的人，大多都有聪明、多才、文静、热情、执着、敏感等等特点。阿永完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如此不同的两个人，怎么就会好到一起了呢？我不在分场的一年半里面，是什么成了他们两颗心之间的催化剂呢？我一直盯着阿永红红的脸想要知道答案。

“OK，好吧好吧，别这副神情盯着我。我从实招来还不行吗？”他轻轻把提琴和弓放进了提琴盒，在我对面坐下。

他拿起水瓢从水缸里舀了半瓢水喝了几口，又把剩余的水泼向了屋外，然后再把水瓢放回缸盖上，抹一抹嘴，露出两颗小虎牙笑了：“开门见山吧，你肯定也和其他人一样，对我和珠珠成为女朋友感到很奇怪，觉得她和我不配。是的，她貌不惊人、普普通通、默默无闻……。一开始她确实也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但是，当所有人看到听到我在走廊上拉琴，有的关上门，有的拿话讽刺我，有的撵我走……，是她，只有她一个人拿个小凳子坐在走廊里一边看书一边听我拉琴。每次我拉完一曲，她都会抬头给我送来鼓励的眼神和微笑。整整三个月，我们没有说过话，只有眼神的交流。后来我去“九棵树”拉琴，她知道以后时常会过来陪我。在那边只有我们俩，当我拉错的时候，她会轻声的鼓励我、安慰我；当我拉得好的时候，她会鼓掌，甚至大声叫好。我受到了莫大的鼓舞。我觉得我要是再不好好练琴，不能有快速的提高，怎么对得起她？再后来，我们有比较多的交谈。我才知道，其实她看过很多书。在交流中，我把以前家里看过的那些杂书中碰到的问题和她探讨。慢慢有了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有了一种知音+知己的感叹，进而渐渐地又有了一种怦然心动。在这个世上，我还苛求什么？得一红颜知己难道还不够幸福吗？我一个资本家的儿子，不要说前途什么，有几个人真正会看重我？现在能有一位姑娘不嫌弃我，甚至赞赏我、关心我、陪伴我，把我当最亲近的人，我怎能无情无义、怎能自恃清高、怎能视宝贝为无物？别人怎么看、怎么想，我无所谓。只要有真爱在，我的生活就开始有滋有味了，我的梦想就会更加接近了，每天的日子就会过得大有希望……”

看来他真的坠入了爱河，我除了祝福他和珠珠，还能说什么？

又过去了半年。快过年了，知青们开始陆续回家探亲。阿永和珠珠也一起结伴回家了。

在中国最浪漫的城市、最浪漫的山水间，他俩度过了激情、甜蜜、令人难忘的一天又一天。此时的他们怎么会想到过了年，一切都会不一样了呢！

年后的第六天，过了中午，按事先商量好的，珠珠去向她母亲说他俩的事。阿永在珠珠家对面的马路边等消息。说好了，如果顺利的话，珠珠应该不用半小时就出来带阿永去见他母亲。否则，……阿永不敢多想。半小时过去，珠珠没有出来。阿永有点不安起来。他去街边小店里用哥哥那里要来的“烟票”买了一盒香烟，从来不抽烟的他居然抽起了烟。

又过了半小时，还是不见珠珠的身影。阿永开始在他家和珠珠家之间一千多米的人行道上来回不停地走着，也不知道抽掉了多少根烟……

珠珠坐在她母亲的对面，两眼已经哭得通红。珠珠的母亲是位小学老师。父亲原来是大学教师，在一次学校领导组织的征求意见会上，他对学校某些方面提出一些很尖锐的意见，搞的领导很是下不了台。结果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了右派，并被遣送去了偏僻的农村。两年多以后因病去世。母亲一人带着珠珠兄妹俩确实很不容易。她不同意珠珠在这么远的地方找对象，更不同意找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因为她不愿意女儿的将来和自己一样，甚至比自己更惨。话已经说到了要断绝母女情分的份儿上了……

路灯刚亮起来，马路两边的树木、电线杆、建筑物……都昏暗起来。街上的行人也渐渐稀少。珠珠不敢抬头看阿永，只是抽泣着。阿永明白了一切。敏感的他转过身子，把剩下没几根烟的烟盒揉碎以后扔在了珠珠的脚下，头也不回地走了。他的脸真的好苍白，他的心真的好疼好疼。

在哥哥家昏睡了几天后，阿永提前踏上了返回农场的路。我再一次见到他时，几乎不能认出他来：脸瘦了一圈，留着胡子茬，眼睛凹了进去……听他讲完事情经过后，我刚想安慰他，他却对我说：“昏睡的那几天，我就像被放在火上烤了几天，然后又用一桶凉水浇醒了一般。对了，就像铁烧红了再用水淬一下的感觉。我明白了，要想让别人看得起我，我必须要在政治上、工作上有所作为。我要拼命地工作，争取入团入党，然后升个排长连长。同时把提琴的水平再提高，争取能进入分场或者农场的乐队。那时，看谁还瞧不起我！”尽管我知道他在这种情绪下的思路和选择必不能很恰当、很合适，但这个时候他是听不进任何劝告的。只希望时间能让他真正清醒和解脱。

又一年过去，寒冬又来临。这一年他来我这里的次数少了很多，我知道他是在努力，在拼命，在与命运和偏见抗争。这一年，对他来说，不仅仅活在音乐的旋律中，也活在人生坎坷的旋律中。这一年，正如他希望的，他入团的申请已被批准，过几天就要举行入团仪式。连长们走之前特意通知他这个好消息，并让他代他们负责这一天脱谷的工作。他感受到了光荣、尊重、希望和责任。这一天他还故意在棉裤外面套上了妈妈给买的一条厚花呢的新裤子。他想在这有意义的一天，让一切都变得崭新。没想到，这样一来却使得裤腿更加厚实，皮带插销不能将其撕破，便将他整个人结结实实地倒拎了起来……。看似偶然实则不偶然的命运就这样无情地夺走了他的生命、青春、才华和一切！

他的遗体就停放在礼堂的中央。遗体上面铺满了白色的小花。他心爱的的小提琴和乐谱放在他的身边。同是知青的连长给他最后一次理了发，刮净了胡茬。曾经和他一起乒乓球训练和比赛的一位会木工的好友，为他打了一副南方式样的棺木。各连队的知青、学校的师生都在抓紧扎花圈，布置灵堂……三天后，阿永的哥哥赶到。还算隆重的葬礼结束以后，遗体被六个人抬起放入棺木。头发依然乌黑，依稀还能看出脸上的酒窝、微张的嘴里两颗虎牙……

“你不是问过我恨不恨她？是的，恨过。因为心被刺痛，因为尊严被践踏，因为爱被玷污！但后来我觉得其实她也是受害者，也是夹在亲情和爱情之间的牺牲品。譬如黑暗中，有的孩子照样能大胆地蹒跚摸爬，有的孩子乖乖地坐在母亲的怀抱不哭不闹，有的孩子胆小地大哭大闹……我们可以赞扬那些勇敢、淡定的孩子，但不能苛责和怨恨那些胆小的孩子。问题不在这些孩子，而在于黑暗本身。难道不是吗？”言犹在耳，想不到，现在他自己居然成了一个永远坠入黑暗的孩子……

阿永的哥哥拿起他亲手送给弟弟的小提琴，轻轻放在了阿永的胸前。我和另一位知青把他生前用过的所有的琴谱整齐地放在了他的枕头边。“爱之喜”和“爱之悲”的旋律仿佛又响起……往棺盖上敲钉子的“咚、咚”声，每一下都敲在了我的心上，敲在了所有人的心上。“阿永！……”几个女生突然爆发出的凄厉的尖叫声刺痛了所有人的神经。天空又飘起了雪花，乌云将天压得很低，使人感到更喘不过气来。农场有史以来最长的出殡队伍里，几十个大花圈（也有珠珠扎的一个小花圈。可想而知，此时她的心里一定在泣血，一定比任何人都更加悲苦！），几百张悲痛的脸，一阵阵悲恸的哭声……缓缓向东而去，过了菜地、过了菜窖、过了“九棵树”，过了杂树林……阿永走向了他的永恒。阿永的琴声也伴随着他飘逝而去。

阿永的哥哥内心的悲伤无法用言语表达。阿永的父亲知道了噩耗，已经被送入医院抢救。阿永的母亲那些天正好在阿永哥哥家，已经倒在床上粒米未进。事后知道，不到两年，两老相继过世。阿永的哥哥离开农场时告诉我们，抚恤金和阿永母亲的抚养费，农场按最高标准给了总共约300元。
……

三年前有知青返回农场想去坟地祭奠阿永，被告知那片坟地已经被拖拉机全部拉平并开垦成了新的庄稼地。他们只能在“九棵树”下当年阿永练琴的地方放了几束鲜花作为纪念。他们告诉我，当时真的好像又听到了阿永的琴声，而且感觉那旋律更加美丽动听了。我当然知道那不过是幻觉而已。

去年六月，我携妻儿回农场。再次提到阿永，我的几个学生告诉我，那个坟地应该还在。只是阿永他们的墓是哪一个，这么多年了恐怕很难找出来。既然还在，我们当然是要去看看并祭奠一下的。于是我们买好了祭祀用品，三辆车向分场疾驰而去。分场的职工极大部分都已经集中移居去了场部，只剩下了十来户人家。房屋破旧不堪，道路泥泞难行。我们当年那个中小学的校舍也已经夷为平地。而当年我们带领学生在校园周围种下的数百棵小树如今已经长成了二、三十米高的参天大树。沿着泥泞的车道穿过分场走了一段后，实在没法往前开了。于是我们把车停在了路边。一位现在任农场领导的学生和陪同我一起去农场的当年的知青连长，加上我，三个人换好了雨靴，提着祭祀用品，沿一大片玉米地的边垄，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坟地的方向走去。其他人都留在了车旁等我们。由于前一天刚下过雨，地里的土极软极粘，走起来很费劲。尽管已是60多岁的人了，但当我看到前面不远处的“九棵树”，再远些的杂树林和依稀可见的杂树林后面一大片白杨树下的坟地，仿佛看见了阿永正拿着小提琴在等我们，尽管气喘吁吁，但脚下依然有劲。穿过了玉米地，经过了“九棵树”，穿越杂树林，跨过一条蒿草丛生的小水渠，进入了白杨树围起来的坟地。找了很久，终于在坟地的西北角找到了三四座坟墓，没有墓碑，杂草丛生。其他的墓都有墓碑或者曾经有人祭奠过或者除过草、填过土的痕迹。据此，再加上模糊的记忆，我们判断就是这几个墓是知青的。于是我们燃起了祭祀用品，高声呼喊着阿永和其他几位知青的名字。

作者：陆静申 （原黑龙江香兰农场四分场杭州知青）
文章来源： 风从江边来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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