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朋友，你有过迷路的经历吗？那种身陷困境，让你焦急、担心而又无奈的迷路？那种结结实实，让你刻骨铭心、永世难忘的的迷路？

1974年，我就曾和一位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一起，迷路在荒山野岭上、雪地老林里……

他就是在陕北宜川县寿峰公社后义沟生产队下乡的北京知识青年张革。

1972年年底，他和300名北京知青一起，被招工进了空军陕西武功 57 02工厂。这是一家花园式的大型军工企业，座落在关中平原上，生活和工作条件非常好，知青们都很满足。

张革进厂时已经是党员，所以很受重视，被分在十二车间，担任团支部副书记。这个团支部是文革中陕西省整团建团时树立的先进典型，曾多次上报纸，在团的工作上，有“省工业战线的一面红旗”之称。在那个各级领导班子都提倡“老中青”三结合的年代，张革的发展前景可以说是一片光明。

就在这种情况下，在进厂还不到一年的时候，他突然提出，要返回原来插队的地方。消息传出，全厂一片哗然。人们都不理解。有的说他想出风头，有野心；有的说他头脑发热，太幼稚；有的干脆骂他傻蛋一个，自讨苦吃，拿自己的命运开玩笑…… 

厂里开始也不同意，后来才了解到：他进厂后，始终没有忘记农村。眼前的生活条件越好，他越觉得农村更需要自己。他要回去，和乡亲们一起，为改变那里的落后面貌奋斗终生。为此，他经常利用节假日到离工厂不远的西北农学院去找人请教、搜集良种，为返回农村作准备。厂里对他的想法表示肯定，但还想挽留他。刚好，当时的团省委书记、曾在全国有过影响的老回乡知青韩志刚到厂检察工作，张革找了他，终于如愿。厂里专门召开了有两千多名团员青年参加的欢送大会，并派人送他回到了陕北。

我是西安知青，在同一幢大厂房里的另一个车间。由于也搞团的工作，所以和他相识。我觉得不管他的真实动机是什么，仅就这种勇气来说也足以令人钦佩。同时，我也对他这个人物和他要走的道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我计划在学徒期满后，利用第一次享有的一年一度 12天的探亲假，到陕北看看他。我的想法得到了厂团委的支持，决定派厂团委副书记 W和厂团委副书记兼张革原在车间团支部书记、当时才 19岁的青年女工 L 和我同去。

我们是11月29日到达宜川县城的。县城离寿峰还有110多里，有两天一班的汽车通达。谁知当天夜里下起了大雪，班车停开了。向当地人打听，说一两个月也难通车。这一下让我们进退两难，天天到县知青办公室打探消息。接待我们的老李同志很热情，他劝我们别急，还向我们介绍说，张革回来后，干劲儿很大，担任了“政治”队长，开辟了实验田，并和社员们一齐制定了远景规划。报社记者采访过他，许多地方请他去作报告。现在，队上除了他和另一名叫李秋生的北京知青外，还有一男三女四名刚来不久的西安知青。他们是听了张革的报告之后，受到激励，经过多次争取才来到这里的。其中一名女同学曾被父母锁在家里，硬是用绳子从窗口缒下楼偷跑来的。我们听了，想见张革的心情更加急迫。

12月7日，县委派了一辆北京吉普送我们。不料车刚开出半个多小时，在一处叫做老虎梁的地方，突然熄了火。雪厚坡陡，车怎么也开不上去了。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们只好打听了大致的路线，步行前往。

顺着坑坑洼洼的简易公路，我们时而从危石凌空、寒鸦翻飞的山峡间穿过，时而涉过冰牙错裂、怪树横卧的小河。沿途经过几个小村庄，看到人们衣衫褴褛，房舍破旧，使人感到时光仿佛因在这里停滞的太久而透出了陈腐的气息。如果不是有几条时兴的标语提示，简直令人怀疑回到了洪荒时代，以至我禁不住在心里喟叹：张革啊张革，这样的地方，你竟然想回来，你竟然敢回来！

前两三个小时，我们还边走边说几句话。有时还歇一歇，吃点儿东西。渐渐地就沉默了，只是一味地走。W的脚上打了两个泡，一瘸一拐的； L的小辫散开了，长围巾拖在身后，也顾不上理一把。这是一年中白天最短的时候，又是在山里，所以刚刚4点来钟，天就要黑了。我们已经很累，但却不敢再有停顿。我怕碰到野兽，就不时地发出“呜～～呜”的叫声。他们俩有些奇怪，我解释说，这是我下乡时跟在秦岭大山里插队的同学学的：在山里干活或走路时，如果人少，要不时地发出这样的叫声。这是山里人的讯号，不费嗓子，又传得远。一般来说，在山里不管是谁，只要听到这样的叫声，都会回呼——有事互相帮助，无事相互壮胆儿。同时，这也是向野兽打招呼：人来了，快躲开——须知人怕野兽而野兽一般也是怕人的，谁也不愿意因猝然相遇而不得不采取敌对行动。

大约摸黑走了一个多小时，左前方出现了星星点点的灯火，后义沟终于到了。 

由于老李已打了电话给公社，所以张革正在焦急地等待。寒暄过后，进到窑里。在小油灯下看，他更瘦了，嗓音也有些沙哑。他热情地张罗着让我们洗手吃饭，又逐一介绍了小组的其他成员。几位新来的还有些腼腆，但积极性很高，刚放下碗就在窑门口教当地青年排练起“批林批孔”的节目来。不过看来他们都很疲劳，稍一停歇，有的竟靠墙打起了盹儿。十点多钟，我们睡下，张革又走了，说还要找队干部们研究工作。半夜时分，张革回来，叫他们起床。我看了看表，才3：00点。问了问，原来上级号召学大寨，要挑灯夜战平整土地。

北京知青插队生活老照片

早饭后，我们到处转着看了看。知青们住了两孔窑。窑前有一片空地，周围有一圈抬腿就可以迈过的石头矮墙，算是院子。院子一角搭了个小棚，里面喂着一头猪。其它农家的格局与此相似，高低错落地分布在馒头形的山包上。

他们吃水要到一里多外的小河里去挑；吃粮要靠石磨石碾。“我们有驴，有的队还得靠人推呢！”张革在石磨前颇为得意地说。

社员们对知青很关心，把他们住的地方安排在了村子中间。据张革说，有段时间他一个人在队上，社员们常帮他磨面、打柴。有时开会回来晚了，房东半夜还起来为他做饭。

他带我们串了几个门，受到热情的款待。山里没有什么好吃的，好客的主人都是拿出成筐的核桃往炕上一倒，不住手地砸给我们吃。核桃个大皮薄肉满，我们吃得高兴，他们看得更高兴。

张革给我们谈了队里的“阶级斗争”情况，讲了在修“大寨田”过程中遇到的“阻力”，也谈了知青中的问题：几个新来的西安知青还要加强锻炼，以闯过生活关、劳动关；李秋生已经插队六年了，想早点离开农村……

在我们来之前，张革刚刚参加全国农业四级科技网工作会议回来。《光明日报》也刚在12月 6日登过他科学种田的消息。他领我们参观了他的小麦试验田。因为是冬天，面对低矮的麦苗，作为外行，我们看不出太大的区别。但他还是热情地介绍着，什么矮杆丰、矮杆早、陕农1号、延丰5号、本地的“老王麦”，以及什么对比试验、密度、水、肥、土等等，一套一套的，如数家珍。他们还引进了外地的蔬菜品种，有北京的白菜、“心里美”萝卜，有山东的黄瓜，据说还有日本的豆角、法国的西红柿等等。谈到未来，他拿出规划图，带我们到山头上，边走边给我们作现场讲解：那儿要平整土地，那儿要建果园等。并说已种了 5000多棵苹果树，明年要办猪场，1976年粮食要上《纲要》，达到亩产400斤，过几年还要建电站，办农机修配厂，把村子搬到山下平地上，盖楼房，吃自来水……“到那时候，你们再来看看，哼！哪儿也没有我们这儿好，我是不动窝儿了！”面对着草木萧瑟、白雪皑皑的山野，张革动情地说。看到他那沉浸在对未来的憧憬之中的样子，我理解他为什么魂牵梦萦于此了。

北京知青插队生活老照片

他送给我们每人一张后义沟的地图——规划图手边没有了，他答应待日后印了，再寄给我们。地图是蓝色的——是那位女儿缒楼而来的家长，到这儿实地看过之后，“转变了态度”，专门为他们晒制的。

几天之后，我们要走了。张革提出要送我们到县上，说是走小路， 80多里，当天可到。他拿来许多核桃，把我们的旅行袋都塞得满满的。 12日晨 ，我们与李秋生等人握别，踏上归程。

这是一条真正的羊肠小道儿，几乎全是在山林中穿行。张革说他也只走过一两次。现在落了雪，地貌改观，一些地方几乎看不出路，他因此常常要停下来辨别一下才能领我们继续向前。

走出30多里之后，大家已累得气喘吁吁了。有的下坡的地方，简直就是坐在雪上往下出溜。下午两点多，右边出现一条山沟。张革犹疑片刻，带我们拐了进去。走不远，眼前就全是树了。我们不得不时时俯身或抬腿，在树丛间跳来钻去。雪地上落有许多野山楂，如同红玛瑙一般鲜艳。捡几个一尝，冰凉酸甜，满口生津。

三时许，又开始爬山。张革在前面走着，不时地停下来等我们一下。可以看出，他好象有些焦虑。好久，爬上山顶。天又下起了雪，狂风一吹，林莽间似有无数玉龙飞舞，草伏木折，騞然有声。

大家顶风冒雪向前。走在前面的张革脚步越来越迟缓，说该到大路了呀，我们面面相觑，无言以对。一只火红的狐狸不知从哪儿钻出，站在十多步外看着我们犯傻，然后悄然离去。远处的山坡上有几片田地。可能有人！我发出了“呜～～呜”的叫声，张革也跟着叫起来——看样子这儿也有这个规矩。果然，在我们叫了一阵之后，真的有回音了。我们更加急切，一边叫一边寻声向前。对方也在断断续续地应着，渐渐的双方靠近了。在走下一道不高的山梁之后，看到山凹里有一缕炊烟。

跑下去，发觉正站在一个土崖上，土崖下面是几孔窑。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正在窑前做饭，与我们相呼应的是一个年龄与之相仿的老汉。一只拴在窑前的大黄狗，扯着绳子凶狠地朝我们吠叫。张革上前搭话，知道我们走错了；但说了半天，错在哪里？我们该怎么走？却怎么也打听不明白。这时从窑前的小路上又慢慢走来一个拄着拐棍的老人。我们想请他们带路，回答说是走不动，给钱也不干。我们又问，找个年轻人不行吗？回答说没有年轻人。看来问不出个所以然了。我们商量着想在这儿住下来，但张革不同意，说这山沟里什么人都有，多是“黑人黑户”，还有当年胡宗南的散兵，甚至藏有枪支。你们没注意这儿只有这么一户人家吗，还不是本地口音，而且两个老汉的口音也不一样？听他说得很在理，我们只好离开这里。

重返山顶，大家不约而同地站住了。这次向哪里走，心中更茫然。张革竭力回忆着，但铺天盖地的大雪使一切都变得混沌迷朦，不但看不出该向那里去，甚至辩不出来时的路。一群“羊鹿子”（一种似羊又似鹿的动物）蹦跳着跑过，轻捷的身姿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转瞬间就消失了，只在雪地上留下了点点蹄迹。张革迟疑地迈动了脚步，我们无奈地跟在后面。这支疲惫不堪的小小队伍，如同游魂，在荒山野岭上慢慢地蠕动。

时间在飞快地过去。眼看着暮霭四合，天就要黑了。我们已经看不出哪儿有路了，只管拣那空旷点儿的、地势高点儿的地方盲目走去。有的地方雪深没膝，只好半跪着前行。终于，在一个山头上我们停下了。此时已风停雪住。举目远望，银装素裹的群山四面环绕、寂然兀立；往近处看，脚下是杂树榛莽，坡陡沟深，雪地上布满了各种鸟兽的爪印蹄痕。目力所及，已经寻找不到一丝有人活动过的迹象了。我们再一次长久地发出了“呜～～呜”的叫声，可这一次，尽管我们每叫一阵之后都格外仔细地谛听，除了一声比一声小的山谷回声之外，却再也无人答应。回声停了，四周静得可怕，只显得我们的喘息声是那么粗重，好象我们来到一个陌生的星球上，全世界就剩下了我们四个人。

这时候，可真是又急、又累、又饿、又冷、又怕啊！

事已至此，张革也没了主意。大家商量，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再走下去了。还是先找个背风的旮旯，熬过这一夜再说。当我们随意朝一个方向蹒跚而行，走了二三百米远的时候，忽然发现不远处的山沟里隐隐约约有几个窑洞——可能有人！大家不顾一切地呼叫着连滚带爬地跑了下去。到跟前一看，心又凉了——有窑洞，而且有两排，可是多半已经坍塌；窑前还有碾子、石磨等，也已圮败不堪。周围是一片死寂，不见半点儿生气。看来，这不知是哪个年代的人生活过的地方了。然而此时已顾不上多想了，破窑也比露天好！我们草草察看了一下，见到其中一孔稍好一些，洞口还有四分之一大小的半截土墙，于是一致决定：今晚就是它了！

这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火！我们几个人都不抽烟，但作为野外旅行的必备品，我从西安出来时还是带了一个小的塑料火柴盒，里面有十几根火柴。遗憾的是在张革处住的时候，点灯用去了不少，只剩下三四根药头不太好的了，这时就分外现出了它们的珍贵。当大家撂下旅行袋不顾一切地扑向周围的树木，转眼间就折回了好多树枝以后，便紧紧地围拢在一起，小心翼翼地想划着火柴。可是，尽管换过两三双颤抖的手，黑暗中我们每个人都瞪圆了双眼，希望还是破灭了：火柴受了潮，只在磷片上留下一道一道的蓝光，转瞬即逝，一根都没划着！

没有火，使夜的阴影更加凶险。张革提出向老祖宗学习——采用钻木取火。但想到谁也没有得过真传，才打的柴又是湿的，希望太小夜还长，说不定还会遇到什么麻烦事呢，保存体力要紧，我们劝阻了他。

我们感到的主要危险还是野兽。因为在来的路上就听不少人说过：这个地方有狼、野猪和豹子，而张革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把所有的柴禾都堆到窑门口，权作为栅栏。电池受潮了，手电筒的光很微弱。在土墙后紧靠窑壁处，我们找到一条火炕塌掉后残余的土塄， W、我、张革和 L一溜儿坐下。为了预防意外，我们每人准备了一根棍子放在手边。这时，大家才又感到了饿，于是掏出干粮来拼命啃着。水壶里有水，但早已冻成了冰坨儿，根本倒不出来。一旦坐下来不动，被汗水浸透的内衣立即变得冰凉。外面又起风了，依稀可以见到星光。寒冷使大家紧紧地依偎在一起，以彼此的体温取暖。 L 把她的军大衣横在大家腿上。我们都脱下被雪水浸透而又冻得硬梆梆的鞋。我把脚塞进大棉手套里，再塞进大衣袖筒里。张革和 L也把脚裹在大衣里。 W的招数最怪：用单帽换下棉帽，再用棉帽包了脚，然后把脚塞进旅行袋里，半边还拉上拉链。

就在大家刚刚摸索着做完这些的时候，不知张革发现了什么，突然低声叫道：“洞外！”这一声非同小可，大家吃了一惊，全都敛声屏气，紧张地朝洞口看去——才坐稳，难道就有野兽寻来吗？那这一夜可怎么过呢？洞口黑乎乎的，虽然近在咫尺，却什么也看不清楚。又不敢打开手电，怕照不到外面反而暴露了自己。 L有些惊慌，说是狼，而且还是两只，还朝洞里望呢！我怀疑她产生了幻觉。张革提了棍子要出去，被我们止住了——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要主动出击好。在极度的紧张中，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外面一直没有什么动静，才觉得可能是虚惊了一场，大家稍稍放下心来。

看看表，才刚刚 8：00。时间一秒一秒地移动，过得真慢啊。我们都冻透了，脸都是木的，嘴皮子冻得都不听使唤，可为了怕睡着了被冻坏，还是不住地找话题聊。大家谈“评法批儒”，谈 38年前的这一天因兵变而躲在临潼骊山石缝中和我们一样受冻的蒋介石，谈张革克服家庭、社会的阻力返回农村的经过等等。直说得口干舌燥，也不敢停下。听谁有一阵儿不答腔了，就赶紧叫一叫。大家分析迷路的原因，张革说可能是提前拐弯了，应该到一个叫“小卖柴沟”的地方再拐。于是大伙儿决定明天寻原路返回。 

午夜一点钟，洞外突然传来“亢～～亢～～”的两声狼叫，声音清亮、真切，显然就在附近。大家一下又紧张起来，困劲儿全没有了，大气也不敢出。隔了一会儿，远处又有豹子的叫声，我们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住了洞口，唯恐那里有什么野兽跳出来。还好，有惊而无险。那些柴禾一直静静地架在那里。两个小时后，张革怕 L冻坏了，和她换了位置，自己坐到边上去了。 W又在窸窸窣窣地干什么。一问，才知道是把提包里的绒裤拿出来往棉裤外面套。这一夜，真是出尽洋相了。

天，终于亮了！为了避免碰上夜出尚未归去的野兽，我们一直等到八点多钟才走出窑洞。张革说的第一句话是：“哟，咱们的脸都绿了！”大家相互看看，可不，一个个灰头土脸的，跟庙里的小鬼儿似的。

走上山顶，阳光苍白而没有一丝暖意。风很硬，粗暴地撕扯着我们的衣裳。雪地上又添了许多新的野兽蹄印儿。我们仔细地回想和辨认着来时走过的路，一点一点往回退。三四个小时后，返回到了昨天拐弯的路口。恰好遇到一个农民，问清了路，开始大胆往前走。下午三点多，终于疲惫不堪地回到了县城。

12 月15日晨，张革送我们上汽车。临别，他涩涩地一笑，说：“这一下，你们回去有的说了——张革带你们迷了路！”

回厂后两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社会开始了沧海桑田的巨变。我也因调离了陕西，从而没有了张革的消息。但我始终在惦念着他，惦念着他的理想和事业，惦念着在社会大变革中他、和他的同伴们的命运。我曾对他的后来做过种种猜想。我觉得，他虽然曾因返回农村“铁心务农”而名噪一时一地，但仍有重新选择生活的权利。在今天来看，他所走的道路也许并不足取，就像那次迷路一样——拐弯太早了！但他的目的是崇高的。不管他的思想和社会在后来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他、以及和他一样的许许多多知识青年当时那种为了改变祖国落后面貌而不惧终生吃苦的献身精神，是永远应该肯定的。

那天在到达县城后谈起为什么迷路时，他曾经说过：

我也曾想过：在过去的山道上容易迷路，在如今的大都市，人们就不迷路了吗？当年那位西安女孩缒楼而下去投奔张革，现在同样年龄的女孩，却会一面受着高等教育，一面以“新新人类”自居，离开奶嘴儿就不能喝水；在数百万穷困孩子只有依靠“希望工程”的援助才能上得起学的时候，几千几万的年轻人却会连嗑拌儿都不打地花上数百元乃至上千元钱买一张票，去为一些个惯于偷税漏税、不时地爆出点儿什么丑闻来的“星”们的演唱会捧场……这些情况，恐怕就不能不让人想想了。当然，悲天悯人是可笑的，愤世疾俗也毫无用处。更何况，价值观念可以多元化，人生追求可以有种种。但我始终认为：一个真正在振兴和崛起的民族，在代表其未来的多数青年的心中，占据最神圣、最主要地位的，永远、而且也只能是两个字：祖国！

在喧嚣的尘世中，你听见主旋律的声响了吗？

数十年后，这一代人将会留下怎样的思想和生活轨迹呢？

1993年，我以北京知青“家属”的身份，随妻调回北京。当年和张革一块进厂的许多知青，这时也先后回到北京。我知道，在他们那儿我可以寻找到张革后来的故事，但我没有急于行动。除去极少数的成功者，应该说，这是一个正在为主流社会所离弃的弱势群体。他们少年失学、中年失所。其中的不少人，在费尽周折回京之后，却又面临着下岗、没有住房等等基本的生存问题（包括我）。他们曾经占据过舞台，但他们从来就不是、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再担任主角。他们吃了很多苦，但却没有赢得光荣甚至理解。他们分散在京城的角角落落，人似风雨漂萍，家若不系之舟。在这个原本是他们的根所在的地方，他们却很难重新扎下根来。

张革如果在这样的人群中，我还是先不找他吧。

张革如果不在这样的人群中，我也还是先不找他吧。

然而故事开始自己续写。1998年初，在一部关于知青的电视纪录片中，我看到了张革的镜头，他胖了点儿，脸上还带着那种无声的笑。

之后我听说，张革在后义沟干得很好，老百姓为他立了一通石碑（为活人立碑或建祠，古已有之）。我还听说，张革现在兼着两个外贸公司的老总；他已成了家，妻子是四川人，有一个刚上初中的女儿……

这一时期，只要想到张革，我的脑海里就会回响起那句歌词：“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如果你正在享受幸福，请你忘记我……”

尾 声

正当我为张革如日中天的事业而祝祷的时候，怎么也没有料到，故事的最后结局竟遽然而至： 1998年3月，一位当年同在陕西、如今也回到北京的同事打电话给我：张革患脑溢血去世，追悼会刚刚结束……

是夜，我思绪起伏，辗转难眠。

许多成功的人，会把自己定格在成功的辉煌里安享晚年，而张革没能走到这一步。

我没有收到他许诺的规划图，但我一直保存着那张地图。我不大可能再去后义沟瞻视他的成果，我也不太想去了解他后来的故事、不想了解他何以未及天命之年，就随无常而去了——这个太提前出现的结局使我感到茫然。

我想留下点儿空白。中国的山水画常留下大片的空白。空白能够突出不空白的地方，空白能给人以想象、能使人有回味……

我将珍藏那段经历，我愿张革走好。我将牢记：在那片荒寂的土地上，留有我们迷惘的足迹，留有这一代人的热血和理想…… 

文章来源：六北书者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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