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等香烟的呛人气味，充满了道里区兆麟街道办事处那间不大的办公室。迷蒙的烟雾中，挤着十多个人，有人坐着，有人站着，有人蹲着，就为等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他们已经忘记了自己在北大荒曾经有过的身份：连长、指导员、医生、教师、会计、司机、电工、拖拉机手、农工……

“去四个打扫卫生，去五个跟车拉残土，去六个卸货……”呼拉拉上了一大帮人，抢着活的人急匆匆地上工了，这点儿活也许只够他们干半天的；没抢上的，还要等明天、后天。在人群中，我们看清了那个蹲在屋角瘦小精干的身影。他叫孙刚元，带着北大荒十一年战斗的疲惫和伤痕，1979年冬天回到了家乡，也挤进了待业青年的队伍。他怎么也想不到，一下子自己成了这个日夜思念的城市里多余的人。他感到委屈、悲凉，甚至屈辱，可眼泪只能往肚子里咽。

当年15岁的他也是在锣鼓喧天中登上北去的列车的。他在名山农场（12团）的采石场，当上了打石工。他用颤抖的手挥起五六公斤重的大锤，十五六公斤重的撬杠在他的手上磨起一串串的血泡，可他健壮起来，成了一条汉子。

后来他成了打钎能手，能把在烈焰中烧红的钢筋打成穿透磐石的锐利钢钎，他也锤炼得比钢还坚强。再后来，他又成了排炮的高手，那是最危险的活，他能把随时爆炸的哑炮的引信一个个挖除。每次排炮时，他都在自己身下铺一块木板，他笑着说，为了保自己的全尸。在一次次的生死考验中，他感悟了生命的意义，变得更加勇敢和机智。他又被调到团部当了电工，他点灯熬油啃下了几本《电工学》，又不断在实践中摸索，结果成了手到病除的“电工大拿”。当他屁股后背着电工“三大件”晃在团部的大街上时，不知吸引了多少女知青的目光。

但孙刚元的兴趣在音乐上。也许是受到在文化馆当干部的父亲的影响，从小在文化馆长大的他，对什么乐器都喜欢、都玩过。在下乡之前，他的二胡已拉得不错，可下乡到了采石场，手指变粗了，又是满手老茧，二胡已拉不上调了。到了团部当电工，他又把二胡拣了起来，一拉起来就是如痴如醉。有时休息日，他竟一拉十几个小时，忘了吃饭，忘了睡觉。更让他高兴的是，他拢起了团部一帮爱好音乐的知青。他有一部破电唱机，还有几张老唱片，知青们聚到电工房一起听唱片，就像严寒的冬夜围着火炉般地温暖和快乐。当时，从北京探家回来的战友带回一张“梁祝”的唱片，那是俞丽拿拉的小提琴曲，他们听得心醉神迷。他们在广播里一听到新歌，就去信向编辑部要歌片，后来写信太多，连邮费都付不起了。有人出主意，只要把信封的右上角剪掉就不用贴邮票。这样他们的信写得就更多了。孙刚元还通过北京知青梁建一，认识了他当作曲家的父亲梁克祥（解放军乐团团长、《北京颂词》的曲作者），曾给他寄过自己谱的曲子，还得到过他的指点。梁建一返城后，还给他寄来一纸箱音乐资料，其中有中国一批大作曲家的通信和手稿，可惜后来在辗转中都遗失了。音乐像女神安慰着一些远离家乡的年轻人冰冷的心，但也给他们带来麻烦。孙刚元因组织“裴多菲俱乐部”而影响了入党和政治进步。但他从不后悔，并永远珍惜那美好的时光。

北大荒的泥泞、风雨、大烟炮，并没有动摇他“扎根边疆”的决心，但一个个战友的离去，也让他不时感到孤独和苍凉。他们或当兵，或上学、或招工，走得很堂皇。可是这些机会，都与他失之交臂。后来他报考哈师院艺术系的二胡专业，经过层层选拔，最后合江地区就剩下他们几个人。这时招生的老师问他：“谁是你的老师？”他摇了摇头，那人说，这几个人有的是我的学生，可合江地区只能收一个人。你还到佳木斯录音吗？不想再陪榜的孙刚元苦笑着摇了摇头。到了1979年底，团里的知青已所剩无几了。领导来找他：“刚元，你也走吧！你很聪明，又有满身的本事，回家干点啥不行？”在背着简单的行李登上末班回家的火车时，15岁下乡时没流过泪的孙刚元，26岁的他却热泪长流了。

孙刚元默默地回到了道里民主大院那间挤了全家六口人的9平方米的小屋。听着母亲的长吁短叹，看着父亲焦虑的目光，孙刚元坐立不安。他终于走进了兆麟街道办事处那间小屋。他那在北大荒风雪中锤炼过的瘦小身体里充满着无穷的力量。那时，他想起阿基米德的一句话：谁能给我一点支点，我能撬动地球。

这时，有人给孙刚元送来“支点”，他和几个人被安排到基建工地挖地糟。工长命令必须两天完成，他们一上午就完活儿了。因为这比起北大荒修水利每人每天几十方土，简直是小菜一碟。工长怀疑地拿起铁锹瞪大眼睛看了半天。工长又让他们去挑砖，必须供得上瓦工用料。他们挑起“五码”的担子，行如风，稳如钟。这比起北大荒抬木头、扛着90公斤的麻袋上三级跳，更是一碟小菜。断钢筋是个技术活，当时没有断切设备，只能把钢筋夹在有刃的工具上，用大锤来砸断。这是孙刚元的拿手好戏，他抡起大锤，一锤一个准，引得一片叫好声。

街道办事处不断接到用工单位对这些返城老知青的好评，感叹他们真的“好使”。然而好使的人得不到最能发挥他们作用的位置。当年因为大学里没有平静的课桌、工厂没有他们工作的位置，他们远走他乡。现在他们回来了，却难寻立脚之地。这就是那一代人的命运吗？孙刚元到了一家街道妇女办的纸盒厂当裁纸工，尽管他和另一位知青创造了个人记件的最高记录，每月得到50元的最高工资，可是因为感觉太憋屈，他又去寻找心灵的自由。他跑到苇河林业局的那片大山里，背着一台珠江120的老相机爬山涉水，走进遥远的林场，走进林场职工家的小院。看着那一张张朴实真诚的笑脸，他很开心。他白天照晚上冲洗，二吋片一元钱三张，大受山里人欢迎。一年后，他又请在工商局当司机的同学帮忙，办了一个营业执照，成了松花江畔第一批个体摄影员。每天刚一亮天，他就跑到了江边为游客拍照。见人就问，能追则追，每天奔波江南江北，一年下来跑的路，早就超过了两万五千里。他天黑才能回家，先冲洗底片，再吃饭，吃完饭爬到9平方米小屋的吊铺上去印照片。夏天时闷热得汗如雨下，洗印完再烘干上光，装袋写信封，等第二天邮寄，一干就是大半夜。刚眯上一觉，天又亮了，又背着相机到江边干活了。那时最大的奢望是能多睡一会儿觉。

当个体户照相不是孙刚元的理想工作，但不再让父母供养，已让他有些安然。和所有返城老知青一样，他也遇到了娶妻生子的问题。在北大荒时，孙刚元也是个“德艺双馨”的好小伙儿，颇受女知青的青睐。可是少不更事的他错过了许多花好月圆的时机。在哈尔滨这个浮华的城市，这个老知青却很难得到美女的关注，更主要是他手里没有多少钱，又没有像样的住房。而艺术情怀深厚的刚元的心境又很高，高不成而低不就，让他心烦意乱。在经常的怀旧中他突然想起了她，他们相识于那一次艰难的探家之旅。

那是1977年春节前的事。归心似箭的知青们都踏上了回家的路程，他们满身披挂地带着孝敬父母的农副产品，所有的车站都是人满为患了。孙刚元也和大家一起回家，因为他在团里当电工关系多，所带的东西都已经托运走了。探家的知青从名山坐汽车，到鹤岗再换到佳木斯的火车，然后再换车，一路上不知要挨多少累。在鹤岗车站刚元见到了17连的哈尔滨女知青邵玉香，她是1976年来的那批小知青，还是十四五岁的孩子。她背了一袋白面，还领着他们连一个患精神病的小伙子。那孩子是和她一起从平房区下乡到名山的，连里让她把他带回去。虽然刚元和小邵并不熟，他还是赶上去帮忙。这时进站口已经水泄不通了，他背着那袋面领着两个孩子绕到远处的大墙边。他让那个男孩子蹲着让小邵踩着他的肩膀爬上墙，再把面扔到站里；然后再让那孩子把他托到墙上，他再把那孩子拉过墙来。等他们赶到火车前车门都关上了，怎么也叫不开。这时，刚元从地下捡起一块砖头对车里人唬着大喊：“你们不开窗，我就砸了！”里面的人吓得赶快开窗，刚元趁机把小邵和那男孩子还有那袋面举起来塞进去，然后他们俩再一人一只手把他从车窗外拉进去。到了佳木斯车站，他们故伎重演，又一起登上到哈尔滨的火车。在火车上他们站了一宿，到了哈尔滨站后，刚元又把他们俩和随身带的东西一起送到平房区他们的家中。小邵的父亲，那位抗美援朝转业的老战士特别感动，特意把刚元留下吃饭。探亲结束回团后，小邵到团部办事，还到电工房看过刚元。她总是笑，没有多少话。后来，小邵几乎和刚元同时返城，到她父亲所在邮局接了班，他们的联系也就断了。

1981年那个江畔开满紫色丁香花的季节，孙刚元特别想去看望邵玉香。他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又把头梳了梳，坐汽车跑到了平房区的那个小邮电所，找到了正上班的小邵。她很吃惊，你怎么来了？刚元笑着说，看看你还不行嘛！午休时，就在小邵的营业所后屋，他对她说，不知为什么，别人给我介绍的对象我都看不中。他问小邵：“你处朋友了吗？”小邵摇了摇头。刚元高兴地说：“休息日，你到江边玩吧！我给你照相。”邵玉香如约前往，那天她换了一身花衣服，刚元觉得江边那么多漂亮姑娘，谁也赶不上玉香。

只见了几次面，刚元就和玉香谈婚论嫁了。那位抗美援朝老战士四五年前就看好了这个善良实在的小伙子，他并不在意刚元比女儿大了七八岁。第二年刚元就和玉香在父母那间9平方米的小屋结婚了，父母搬到了另一间9平方米的小屋，后来弟弟在这间房结婚，父母领着小弟住进了文化馆一间旧水房。都说知青吃了不少苦，其实他们的父母经历的苦难更多，他们操劳得都早早就白了头。盼了三四年，总算父亲单位分给一间草顶的土房，刚元和媳妇精心收拾了一下，也算有了自己的窝。在草屋里长大的儿子，后来成了优秀的大学生。

虽然当个体摄影员使孙刚元能让老婆孩子不愁衣食，可习惯在国有体制下生活的他渴望组织的领导，也希望干点自己更喜欢的工作。于是，他到了父亲所在的文化馆的大集体，每天忙活一些和文化贴边的事。由于刚元的出色表现，1996年他被录用为文化馆的工人，这就像漂泊者爬上了一条大船。他不甘心，还要成为文化馆的“国家干部”，那是更高的门槛，台阶是大学文凭。只有小学文化的他又开始攻大学文凭，三年的大专，又是三年的本科，都是业余学习，其中的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期间，区里有个政策，如果能到乡镇企业扶贫三年，可以转干。这样，他又跑到了城郊的榆树乡……等到这些程序都走完了，我们满脸年轮的老孙（应该这样称呼他了）离退休也差不了多远了。真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这也是返城老知青的共同命运，他们懒得抱怨了，因为抱怨没有什么意义。

现在孙刚元是道里区文化馆的办公室主任，忙活的都是为大家服务的杂事。其实刚元是很有才华的，干什么像什么，这个业余摄影作者，参加全国的“华夏一日”摄影大赛还得过铜奖。1998年抗洪中，他抢拍的***同志视察江坝的照片，也得过大奖。但是刚元的主要精力都用在非专业的事务性工作上，他很忙，也很操劳，面容总是很憔悴。他还是哈尔滨知青联谊会的发起人之一，这十多年他无偿地为大家办了许多事，所有的活动他都跑前跑后。前几个月，一个北京老知青的骨灰由他的家人送回建三江，刚元跑到车站去接，一直把他们送到建三江的创业农场，还拍回许多感人的照片。

那天“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刚元来找我，我问他：“有谁给你一个支点了吗？”他笑了：“谁能给我们支点？都是要自己找。”我又问，如果真有机会，你会干什么？他说，我可能去搞音乐，我有这方面的才能。后来我弟弟考进了海政文工团，干得挺好。如果学技术，也许我能成为苏广铭那样的高级技师和劳模，因为我肯钻研，脑袋又不笨。他感叹，无论什么时代，每一个人的理想和现实都是有差距的。无论干什么，都能应职尽责，也就可以了。我说，这么多年，你总是沟沟坎坎的，多不容易。他说，这些年，我总想起毛主席的那句话：“主动的情况和有利的恢复，往往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这是《沙家浜》中郭建光在芦苇荡中朗诵的毛主席语录，竟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他又说，比起那些下岗的老知青，比起那些埋在北大荒的战友，我已经很满足了。现在，我心静如水了。

来源：黑龙江新闻网－生活报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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