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仿佛凝固在1969年12月底的深夜，那时候，我从北京来到北大荒刚刚四个月。17岁的我忘记了刺骨的北风，热血直往上涌，心跳的声音咚咚地直冲耳鼓，呼出的哈气在皮帽子上结成了一片白霜。我一动不敢动，生怕暴露目标。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信号弹。

山野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是请假到13连看同学，晚饭吃的冻白菜丝拌酱油，喝了两杯北大荒六十度，这才趁着一脑门子汗往回走，谁知就赶上这事了。

说起反修防修，那我们可不陌生。1969年3月2日，中国和前苏联的军队在有争议的珍宝岛发生了一场低裂度军事冲突。我和我的同学，以及首都红卫兵们都跑到前苏联大使馆门前的扬威路去游行了。

那天北京小雪，极冷。我们在高音喇叭的鼓动下，砸烂了写着"扬威路"的路牌，换上"反修路"的新路牌。尽管我的脸冻得生疼，我们还是义愤填膺地回到前苏联大使馆门前喊了一阵口号，示了通威才回家。一辆广播车疾驰而过，卷起阵阵雪尘，洒下一路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高亢的曲调，这一幕定格在我的脑海中。

很难想像，那高亢雄壮的歌曲是出自瞿希贤那样一个儒弱女性之手，它的旋律鼓舞着我们这些热血沸腾的青年奔赴了反修防修最前线——北大荒。写这篇文章时，传来一代作曲名家瞿希贤病逝的消息。这是后话。

那以后我便记住北大荒，不久就来到了这个"反修"最前线，从此走上了屯垦戍边的历程。谁知道我们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北大荒后，除了极端严寒和艰苦的体力劳动在考验着我们体能的极限之外，始料不及的是，不时地在半夜升起来的信号弹也在折磨着我们的神经。我们不但要不时地在夜里被紧急集合号叫起来，满山遍野地去收寻发射信号弹的"苏修"特务和内奸，还要24小时不间断地站岗放哨，每个人都不敢有些许的怠慢，因热胀冷缩不时发出嘭嘭响声的汽油桶，更加剧了这样的紧张气氛。

尽管如此，三天两头地集合出发、搜索、内查外调，我们还是连一个"苏绣特务"的毛也没看到

一天夜里三点多，凄厉的紧急集合号声，撕裂了冬日宁静的夜空。我们全连战士以最快的速度穿戴整齐集合后，才知道是北山——一座离我们连队几公里远的小山——那边有人打了四颗信号弹，比平常的两颗多了一倍，看样子会有点什么情况。我们冲向北山，二三百人把北山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搜了个遍。可别说信号弹了，连个鬼影也没看见。返回的时候，连长命令大家每人扛一捆柴火返回连队，这在当时叫革命不忘生产，用我们十六团的话说就是"不空手运动"——黑龙江兵团二师十六团是兵团的典型，那是很左的。所谓不空手运动，用今天的话说有点"贼不走空"的感觉，就是干啥去手里都要往回带点东西，哪怕是几根树枝。

放下柴火天都亮了，没来得及休息我们又下地干活了。大家那个气呀，都想赶快抓住这个特务，立不立功另说，起码能让我们睡个安稳觉。

各种颜色的信号弹不时地升上夜空，紧急出动的搜索屡屡无功而返，这让连首长本来就绷得紧紧的阶级斗争的弦，越发的敏感了，看见谁都像发信号弹的，他们开始怀疑是不是连队内部有敌特分子？经过一通分析和研究，首先被锁定的是个叫三三的北京支边青年——支边青年到底和知识青年、和上山下乡运动是啥关系，至今我也说不清楚。

三三是1963年到北大荒的，比我们资格老多了。他的出身别说了，其父是个留过洋的"反动学术权威"——中国最早的纪录片"自贡盐井"的作者，张艺谋等一干新锐导演后来都成了他的门徒——早就被打倒了。他本人在文革中的表现也不好，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目前在我连劳动改造。这小子能说会道，也很能干，还倔得很，从不嘴软，有点"打死也不说"的感觉——就说他这名字，他非说是他爸爸让他来建设三江平原而起的。这不是没影的事吗？生他的时候谁知道北大荒这个地方在哪呀。那年头，人们对幽默没什么感觉，就认为是他胡搅蛮缠——于是，连里组成了专案组，研究了破案计划，估计是从《秘密图纸》、《羊城暗哨》等电影里学来的侦查技术，明里严加看管，暗里给机会让他有可能单独行动，放长线钓大鱼，就等三三去放信号弹了。

那三三是何等聪明，被严管多年的他，不仅早已适应了挨打挨骂失去自由的生活，还自学了一套反侦察技术，且比指导员等专案组成员还高明。你一下给他那么大的自由活动的空间，没几天他就明白连长指导员的"司马昭之心"了，倒乐得有个自由活动的机会。他不时地跑到马号弄点喂马的黄豆吃，有时还溜进油坊，死乞白赖地向榨油的小姑娘要油吃，顺便和女孩子聊会天。他甚至还有心思和放猪的女青年开点玩笑什么的，这让他这个几乎与世隔绝了很久的男人感觉很开心。

他什么都干，就是不出连队驻地，更不到没人的地方去，什么时候都有人证明他在干什么。连里专案组几次突击检查他的行李、包袱什么的，也没发现和发射信号弹有关的器具和设备。看着三三优哉游哉的样子，本没什么计谋的指导员大怒："还反了他了，我就不信撬不开他的嘴！"，于是决定还是来硬的。

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专案组的人把种子库改造成了临时审讯室，刚才还在呼吸着自由空气的三三，被人绑着带进了种子库。少不了一顿皮肉之苦，虽说与白公馆，渣滓洞中美合作所还有差距，可那也是把个皮糙肉厚的三三打得嗷嗷乱叫，引得我们路过种子库的人毛骨悚然的。但是不管怎么打，三三还是老样子，啥也不说，嘴还是那么硬，一副打死也不说的样子。气的指导员和专案组各位七窍生烟，但也无可奈何。

就在连首长决定先严加看管，并欲择日再审的时候，我在东大甸子又发现了信号弹。这边三三在禁闭室呢，那边信号弹腾空而起，这起码说明，信号弹肯定不是三三发的了。

此刻，我还趴在寒冬的山坡上，仔细观察着四周的动静。信号弹早没了踪迹，旷野归于沉寂，只有老北风刮得电线嗷嗷声音有如狼嚎。在将近零下三十度的寒夜，也许是冻的，也许是吓的，我开始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当我上气不接下气跑到连部报告的时候，连首长们早回家睡觉去了，看样子大家对信号弹的骚扰有点麻木了。  

从那以后，半夜里、山野上还是会不时地出现信号弹，红的、绿的、白的腾空而起。信号弹发完也就完了，也没见苏联发兵，干出点侵略行为，也没听见枪声什么的，更没看见"苏修"的军队打过来，大家几乎拿它当礼花了，对信号弹的出现似乎不那么紧张了。

我们虽然还是每天唱着"战士不离枪，军马不离鞍，子弹推上膛，刺刀亮闪闪"的歌，但是再也不用为此紧急集合，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是，有那么多的信号弹打出，却从来没有听说什么地方、什么单位、什么部门，抓到过发信号弹的人，甚至都没人见到过发信号弹的人影。信号弹确实存在，北大荒的兵团战士们谁没见过呢？但是那信号弹是谁发的、为什么发的、怎么发的始终是个谜。

许多年之后，有人说信号弹是利用定时技术发射的，所以看不见人；

有人说那是有人对当时领导不满，用花炮改制而成；

有人说那的确是苏联人干的，用高空侦察机抛洒的定时信号弹，目的是扰乱我军心，达到乱我阵营的目的……

哪种说法都未得到官方的证实，也没有任何人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它的来历。正如它神秘地划破夜空、又神秘地消失一样，那个特殊年代，特殊的产物——神秘的信号弹，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

2009年，我又回到八连，那片信号弹频发的大草甸子，已经通了公路，昔日人迹罕至的草原，也开成了水田，地球之肾——湿地就这样消失了。当然，这里再也不会有信号弹了，取而代之的是遍地悠闲地吃草的牛羊。 

北大荒冬天的夜特别的长，不到四点天就黑透了，一帮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躺在大炕上没事干，少不了来几句电影台词插科打诨。带着浓烈东北味的那句"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几乎成了我们安抚饥饿肚子的常用语。

1970年，那是我们到黑龙江兵团的第二年。有一天我和几个知青到团部拉粮，我是上士班长，专管伙食的。这个时候忙着招呼大家装车、办手续，粮食刚装上车天就黑了，看看表也就下午四点多一点。夜色中，尤特——罗马尼亚产的老式轮式拖拉机——突突地冒着黑烟路过团俱乐部时，我忽然看到一张电影海报，跳下车细瞧，原来是《南江村的妇女》的电影海报。这可是新片子，虽说是朝鲜片，但那也是外国片呀。我立马来了精神，挤上前去就要买票。

"你们要看电影，车可不能等呀。"尤特司机喜喜，是个哈尔滨青年，一脸严肃很原则地说。

一听这话我还真犹豫了：连队离团部有三十多里地，如果尤特不肯等我们，那就意味着看完电影，我们要在雪地里步行几个小时才能回到连队，那可是零下二三十度的夜里呀。有的人打了退堂鼓，但是外国电影的诱惑还是让我和另一个战友小五，战胜了长途跋涉和寒冷带来的恐惧，决定留下来看电影。

我们团部有间饭馆，叫"山乡食堂"。听着名字多有味道呀，那里的大厨原来是我们八连食堂的老杨头（他原来是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的私人厨子，因为在北京饭店当业务主任时贪污了40000元钱——旧币，合人民币400元——被判刑，发配到黑龙江。在林彪一号战备令后，内迁到我们连监视居住。这位判刑前曾是北京饭店的大厨，手艺那是没的说了，在我手下干了两年。团部筹划山乡食堂，就在火车站对面，这也是搞活经济的一个尝试吧，没有真正的厨师，就把他给要去了，也算是人尽其才。最后还是把老命交代给了北大荒），我找他花了五毛钱来了个焦熘肉段。别说还真是高手，一大盘子纯肉，倍儿香，我和小五甚至还要了瓶啤酒，这在当时可是够奢侈的了。天已经黑透了，当我和小五赶到俱乐部时，那里已是人山人海。好在有把子力气，我们终于在礼堂的窗台上站稳了脚跟。

焦急的等待中电影总算开演了，先是一段《新闻简报》，这是那个时代的惯例，老一套了。不过，对于我们这些常年战斗在田间地头的知青来说，看《新闻简报》也是很开眼的。还记得其中有一个新闻是《西哈努克参观大寨》，别的没记住，就记住宾努亲王对我们很友好，看见什么都点头。还有一个是广东东莞发明了插秧机，比人工插秧快了许多倍。

终于，正片开始了。《南江村的妇女》是朝鲜故事片，虽说远没有《摘平果的时候》、《卖花姑娘》、《看不见的战线》等朝鲜电影有名，但毕竟与看了一百多遍的《地道战》、《地雷战》啥的相比还是耳目一新，我们看得津津有味。故事情节现在已忘得差不多了，只记得演到南江村的妇女们跳进江里，把准备结婚用的布匹结成缆绳帮助朝鲜人民军过江的画面时，影院里响起了一片啜泣声。当时我的眼泪也是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那时候我们特别容易感动。

那是一个纯情的年代，如我一样的青年，无数知青极易被英雄主义的东西感动得一塌糊涂。殊不知，我们自己也正在演绎着一场无比悲壮、无比惨烈、无比豪情激荡的历史剧。

电影落幕了，挤出热烘烘的俱乐部，我和小五一头撞进冰冷的夜色里。西北风噎得我连打了几个寒战，气管仿佛一下子被冻住了，眼睫毛像刷了胶水，老往一块沾，很快皮帽子和大衣领子上都结满了霜花。

墨色的天空，银色的雪地，回荡在耳边的只有我们踩在雪地里咯吱咯吱的足音与北风吹得电线发出的嗷嗷的叫声。当时我是真正理解了"月黑风高"的含义。不过，借着被"南江村的妇女"们煽起的热情，我倒也不觉得害怕。

走出二十多里地，我们累得不行了，呼出的哈气在眼前结了厚厚的白霜，鼻翼每一下张弛似乎也会被冻的粘住。十连过了，远远地能看到九连的灯光了，那里距八连还有十几里地。很累，我们不敢停下来，听说在寒冷的天气里，人走出汗了要是一下子停下来，会要了小命的。

就在我们呼哧带喘地赶路的时候，我忽然感到后脖颈子发凉，下意识地感到后边有什么东西在跟着我们，小五也不时回头张望。

回头看看，倒也没发现什么可疑之处。继续前进，还是觉得有什么异样的东西在我们周围时隐时现，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我和小五对视了一下，悄悄地蹲下身去，借着夜空的反光，在雪地的映衬下我们看到一个黑影蹲在路的中间，两个绿点像鬼火似的，一明一暗地闪着。

"狼！"我们几乎同时跳了起来，大喊大叫地撒丫子狂奔起来。

不知道跑了多远，心脏都要从嗓子眼蹦跳出来了，喉咙里像用浓盐水腌过似的齁得难受，我们不得不停下来哈着腰喘气。回头再看，那狼还是蹲在路中间，只是离我们更近了，几乎能看到它摇晃的尾巴。看着那瘆人绿光，我脑袋都大了。我和小五跑到路边踹下两根大树杈当武器，边挥舞着边前进。估计那狼不是很饿，也许还想拿我俩寻开心，总是不远不近地跟着，不离开也不进攻。

为了节省体力，我俩轮流挥舞木棍吓唬那狼。身上一阵冷一阵热的汗水，衬衣都湿透了，耳朵里除了咚咚的心跳声，就只能听见大衣下摆扫动路边枯草的声音。

狼，也许看到我们俩折腾得差不多了，也看透了我们挥舞的棒子没什么威慑力，它开始无所顾忌了。离我们俩的距离已经不到十米了，估计它还在寻找机会，各个击破，我和小五哪个是它的腹中物估计只是时间问题了。

那时候我还年轻，长年的体力劳动毕竟强壮了我们的筋骨，害怕不假，但要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俩还是可以拼命一搏的。

狼在小心翼翼地寻找机会。我和小五且战且退，一心指望在到连队之前不要与狼发生正面冲突。

终于，我们能看到连队的灯光了，那是我们连营区最南边的建筑——大食堂。

那狼大概也感觉到已经接近了人类的地盘，再不发起攻击就没机会了。于是，它加快了脚步。在冰冷的冬夜里，狼身上的腥膻味越来越浓了，我似乎听到了狼的脚步声。血冲上了脑袋，心跳声打雷般在我耳底响起，北风的呼叫声已经听不到了。我手中的棍子挥舞得已经不那么有效了，狼已经不在乎我们的大呼小叫了，泛着绿光的双眼逼近了我们…… 

"狼——来——啦！"我正琢磨找机会做最后冲刺的时候，小五撕心裂肺地喊声吓了我一大跳。也许是神经绷到了极限，瞬间崩溃，他扔下树棍，几乎是嚎叫着冲向食堂。变了调的声音冲破了北大荒宁静的夜空，让人听了胆战心惊。

食堂里吃夜班饭的人们冲出了大门，夜班的厨师们拿着锅铲啥的跑了出来……我们得救了。

事后当地的老人说："你们很幸运，走的是大路，碰到的是孤狼。要是在小路碰上群狼，那就凶多吉少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那晚的电影情节早已模糊不清，但寒夜里与狼同行的经历，却令我至今难忘。

本来没那个天赋，也许是连宣传队没人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我也就成了连宣传队的一员了。还别说，我还与姜昆同台演出过呢，牛吧？

但说实话，我还真不是这块料，唱歌，嗓子不打远不说，还没亮音。跳舞，我除了不大顺拐也谈不上啥舞姿。老队员一个劲地教我练功：挺胸、收腹、撅腚（原话，该是提臀）什么的，总算把我调教的能上台了。说起来，那感觉真好，除了几盏500瓦大灯照着，几百双眼睛看着，浑身上下不自在外，每天不用下地了，那可真是享受。

我家离中央乐团不远，从小在他们的排练厅外听演奏、扣麻雀，人家排练的地方都叫排练厅。我们连的宣传队也是文艺单位呀，我就在连里借给我们排节目的宿舍门上，亲笔写上"八连排练厅"的大字。就这几个字，你别说还真提气，那间房立马就不一样了，大家把炕给拆了，地扫了，还真像那么回事，再有人经过这，自动的就有种"闲人免进"的感觉了，神吧？

宣传队出彩的时候是春节，那年春节我们连的节目被预定了十场。一共休息没几天，我们却要赶场，这个连演完了去那个连，下了舞台上"尤特"，那叫一个忙。有的连队大雪封路，我们还真来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扛着道具箱子就走。记得我还为此赋"顺口溜"一首：

此诗我一直记得，个别词句也许有出入，但是当时夕阳西下，小雪花在空中闪闪飞舞的情景，那简直就是昨天的事情。

只记得那天演出笑场了，没来由的大家眼神一对，就哈哈大笑，怎么也止不住，多年后说到那天的事，我们还是乐不可支的。

最后一场演完回到连里，已经是半夜了。那可是大年初四的后半夜，明天就上工了，也就意味着我们又要回到每天馊玉米饼，大碴子，冻白菜的日子了。我和作兄一说，他也觉得春节的大肉怎么想也是没吃够，那没油水的日子太难熬了。我们决定小试身手。

我是前上士班长，作兄是前炊事员，食堂那点事我们还是搞得明白的。只是当天值班的是个叫"米勒"（俄语和平的意思）的老知青，人很漂亮，就是很认真，估计不会变通给我们俩什么好吃的的。

"得想办法"，俗话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米勒"，我们俩迷糊着眼睛，一幅疲惫不堪的样子，对在火炉边织毛衣的米勒说，"我们俩一天演了好几场，给咱连争了不少脸，现在累得趴架了，特想吸支烟，你能不能帮我们买盒烟呀？"其实那时候我还不会吸烟呢。

米勒是何等热情的人呀，再说我俩都没卸装呢，估计看上去也还英俊，看见俩"孩子"（在老知青眼里，我们都是孩子）累得如此不堪，真是天可怜见的，马上收拾毛线，说"咱们走"。

小卖部在从食堂回宿舍的路上，她叫我们一起走那是顺路，我们几乎没有拒绝的理由。我只好耍赖，说现在肚子疼，得休息会，还想吸烟。看着可怜的我们，米勒没办法，只好自己去小卖部拿烟了。

她前脚走，后脚我俩就像狼一样，极迅速地冲进库房，抓起几个大碗（用现在的眼光看，那就是小盆，要是有水桶我俩也敢用），没几秒钟的功夫，两碗炖肉、两碗豆油稳稳地放在食堂后窗台上了。北大荒的夜风，那可是零下三十多度呀，没几分钟就冻成了冰坨。

一会儿，米勒回来了，半真半假地责怪我们折腾她。我俩赶快赔上笑脸，大姐长大姐短地逗她。她被我俩说得开心，一个劲地笑。忽然停住了，她疑惑地看着我，"你肚子不疼啦？""肚子疼，谁？噢，好多了"。我自己早把肚子疼的事忘了，一脑门子想着窗台上那几碗油和肉别让猫叼了去。

告别了米勒，我俩潜回食堂后窗户，来拿"年货"。小家子气，我们还怕手套被油弄脏了，就光着手端起大铁碗回宿舍了。

要不到现在影视作品里，有东北生活的镜头，剧中人都把皮帽子的护耳卷起来，或者干活不戴手套，我就说这是假的，那是不可能的。不是你意志坚定不坚定的问题，那是你要不要命的的问题。

从食堂到宿舍大约200米，开始五十米，还好，手还听使唤。再来五十米，手已经疼得像猫咬。再后来就没知觉了，其实离冻伤已经不远了。没出息的我俩，还真是坚持着把那几大碗肉给端了回来。一进宿舍，我俩就抱着烟筒手舞足蹈，龇牙咧嘴，上蹿下跳，雪水浸泡等一通折腾，我们的手才算有了点感觉。

"你说要是真把手给冻掉了，人家一问，还是为了偷油，那得多寒碜呀？"作兄强忍着手疼，龇着牙，还在和我探讨道德问题呢。

那个春节后，当大家又开始吃发了霉的玉米饼、冻得发红的白菜的时候，而我们宿舍在人少的时候还能飘出浓烈的肉香呢。

不堪回首，蝇头小利，几乎断送了我俩的四只大手呀。教训呀。 

在我印象中，阑尾在人的身体里除了会发炎，不知道它还有什么用。在解剖学上，阑尾只是一截在人的消化过程中没什么作用的，已经退化了的器官。

但是就这不到十厘米的小玩意，由于其所长的特定位置和形状，极易引发炎症，疼起来那也是要命的。阑尾炎在生活中很常见，现在许多医院做阑尾手术都是在门诊完成的。然而，在我记忆中的两次阑尾手术，却是那样的令人惊心动魄。

俗话说“年轻时是人找病，年老时是病找人”，小金就是那找病的人。刚到北大荒时的小金还不到十七岁，浑身充满了活力，干起活来像个小伙子。虽说她干活卖力气，怎奈她天生就是个慢手，怎么努力也是在后边打狼的（干活老落在后边的意思）。不服输的她就想出个主意：利用别人吃饭的时间多干点活。这样总还是好点，落得没那么远，面子上好看点。

虽说那时候的伙食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也不会有什么油水积在肠胃，但吃完饭还是要歇会的，否则很容易岔气什么的。北大荒的七月正是大豆玉米该锄地的季节，那天红日当头，还有点小风，是个铲地的好天气。几十个人一溜排开，一人两根垄就干开了。3000多米长的垄沟还没铲到一半，小金身后几乎就没什么人了，最快的把她能拉开几百米了，她开始着急了。在地里吃过午饭，别人都找个树荫什么的歇会，小金还是老办法，吃了几个馒头就操起锄头干了起来。有个老同志还叫了她几声，让她歇会再干，她也没听。

事情终于发生了。小金没干多久，忽然感到腹部剧痛，豆大的汗珠往下掉，眼前一黑就躺在玉米地里了。卫生员赶来的时候，小金已经说不出话来了。经初步诊断她是急性阑尾炎。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她抬上“尤特”（一种罗马尼亚生产的轮式拖拉机），一溜烟地送到团卫生队。也许是一路颠簸，进了手术室小金倒是醒了，医生问什么她也能回答了。医生确诊是急性阑尾炎，要马上手术。那年头时兴针刺麻醉，医生怕没把握，还给小金来了个“腰麻”。此刻虽然腰部没什么知觉了，但头脑还清楚，小金还能听到医生说话。冰冷的手术刀划过腹部，肌肉被刀刃分开的感觉是那么清晰，隐隐的疼痛她好像还能忍受，但精神上的紧张令她紧紧地攥住了手术巾。“阑尾是小手术，一会就好”她在心里默默地自我安慰着。就在此时，忽听主刀医生说：“唉，阑尾在哪呀？”小金一下晕了过去。原来我们团的卫生队也就是比卫生室多了即间房子，有几个原来从部队转业的卫生员。给小金做手术的那个医生，刚从佳木斯医专毕业，是个正在实习的赤脚医生。她真是万幸呀，那医生翻来覆去的俩多小时，总算把阑尾给找到并割掉了。

多少年过去了，只要一提起阑尾，小金就紧张。

小金是让一个二把刀医生把阑尾给切了，而老桐则是自己把阑尾给切了。说出来把您可能都不信，可泡在福尔马林里的那段阑尾，至今还静静地泡在北京国家革命博物馆里呢。您如果细心，也许会在哪次展览中有幸见过那段小小的盲肠。

北大荒自然环境的恶劣，生活条件的艰苦，考验和锻炼了知识青年们。老桐就是在这特殊环境里长成的一个钢筋铁骨的汉子，吃苦耐劳、果断刚毅写在他满是风霜的脸上。干活他不怕，可是他更喜欢医学。也许是家传，也许是天分，老桐还真是无师自通地弄明白了点医学上的基本知识。他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当上赤脚医生，用自己的本事悬壶济世。

老桐想得不错，但是那个年代想干什么工作，不是你自己所能决定的。上大学、当赤脚医生什么的，那都是要经过领导选拔和推荐的，而且首先你要出身好。这头一条老桐就差点，老桐的父亲是个医生，充其量算个旧知识分子，怎么也算不上“红五类”。上学是没戏了，要想学医只有当赤脚医生这一条路了。但这对老桐来说也不那么简单，还是要有连队领导的举荐和卫生队领导的批准。软磨硬泡连里算是通过了，卫生队长那道关还是要过的。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对老桐来说太金贵了，该怎样表现才能让卫生队长收下自己呢？老桐睡不着觉了，脑子里思前想后都是如何让卫生队长相信他是个学医的材料，收下自己。为此，他天天手捧着本《赤脚医生手册》，翻过来调过去地看，还不时地往卫生室跑，拿回来点棉球、酒精什么的。看着他茶饭不思的样子，大家都觉得他有点魔症（东北话呆傻、一根筋的意思）了。

刚开始还有人关注他在干嘛，时间长了，也就没人在意了。那是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北大荒冬天天黑的很早。三点多太阳已经下山，知青一般都是吃完晚饭还不到五点就都上炕了，一是没什么娱乐活动，二是炕上暖和。东拉西扯的没几句，大家就快睡着了，谁也没注意老桐此刻根本就没在宿舍。

据事后老桐自己的讲述，此刻他已经下定决心把自己的盲肠割下来（他知道盲肠对人无足轻重），以示学医的决心。

夜深人静（其实也就是八九点钟）的时候，他借口看书，要来小学校一间教室的钥匙，生好炉子，当室内温度上来后，他把平时一点点顺来的手术刀、脱脂棉、酒精什么的一件件地摆好，挨个消毒。通过平时的观察和模仿，这对他来说都是小菜了。手术刀在灯光下闪着寒光，老桐心里也有点含糊，不要说自己从来没做过什么手术，就是连看也没看过呀，何况还没有麻药（连队卫生室没那玩意，偷都没处偷去），好在针灸麻醉老桐还是比划过几回的。

捏好针，运好气，老桐在内关、肩井、天枢、足三里、内庭、照海、太溪等穴位上一通扎, 凡是有止疼作用的，哪怕是禁针穴也扎上了，为的是达到最好的止疼效果。不愧是个敢做敢为的汉子，几大口北大荒烧酒下肚，手术刀就切向了自己的腹部……

此后，老桐还真背上了画着红十字的急救箱了，可惜这卫生员当了没几年，就赶上返城高峰了。回北京后，就他那点医术，无论如何也没人敢让他动手术呀。再上学是来不及了，万般无奈，脱下心爱的白大褂，改行开出租了。还是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还是一条敢做敢为的汉子。开出租他也照样有故事，他曾一对三地抓到了三个劫匪，连警察都佩服得很呢。

那年搞知识青年回顾展，革命博物馆听说了他自割阑尾的事后，就把他那一小截阑尾作为收藏品永久收藏了。那次看到老桐，问他是否想念自己身上那个小器官，他笑着说：想了就到博物馆去看呗。

文章来源：搜狐历史 、老兵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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