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仅50出头的于广云满口只剩几颗残牙

黄陵，人文初祖——轩辕黄帝的归灵之地，被誉为亿万炎黄子孙的老家，这里人杰地灵，龙脉绵延。1968年之后的10年间，一批批来自北京的知青在这片广阔的天地里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有人把这10年幻化成一曲浪漫的抒情歌谣：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有人则将它演化为一首沉重哀婉的诗歌：

北京知青龚凤海、陈志、于广云、李振远、黄德生（从左至右）

蹉跎岁月跨越昔日知青们的青春年少，无情地将沧桑镌刻上他们的脸庞，这是自然的法则，亦是人为的打磨。重要的是历史不可揣度，人心熬不过岁月。其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熬了过来，返回了他们的家乡一一北京，有些还成为了今日社会的中坚力量；其中也有不少人失去了信心，货真价实地把根深深地扎下，演变成一名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与任何时代的弄潮儿一样，有人能够成为精英，有人就会归于平凡，但不容忽视的是，伟大和感动往往从平凡中走来。

30年来，走的走了，去的去了，留在黄陵的知青仅剩下目前的17人，我无缘见其所有，不啻为一种遗憾。30年了，360个月，11000天，他们不改初衷地以浓重的北京腔与人交谈，说不清这是乡音难改？抑或根本不想改。他们中有的曾返回北京，但又回来了；有的企盼回京，却不让他走；有的本来能走，却不想走了。这其中有多少说不清道不明的缘由，已经很难一一细述，他们的子女已经读不懂那段历史，他们抱怨父母犯傻，怨恨他们哪不能去，偏要到这穷乡僻壤来尽献青春！

现存的黄陵知青是个特殊而难解的群体，他们那平凡背后衬托出的高尚，近乎让人昏眩和疑惑，他们缺乏抱怨、缺少怨恨、随欲而安、少有奢望。30多年过去了，他们还没来得及留下昔日风华正茂的影子，就让岁月霜染了鬓发。全国1800万知青，庞大的让人心颤，他们的大迁徙在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虽然他们没有创造历史，改变历史，但他们谱写了震撼人心的历史片段，人们没有理由忘记他们。记录他们，就是记录历史；为他们留下影像，是作为一名摄影师的荣幸与使命!

龚凤海孤独一人

龚凤海（小名四儿）57岁，生于1949年，来陕北前家住北京市东直门中国中医研究院，毕业于北京垂杨柳中学67届初中。1969年2月，20岁的龚凤海抱着喜悦的心情来到黄陵县侯庄公社龚庄村。用龚凤海的话说，“龚庄村里竟无一名姓龚的，看来我才是这个村的真正主人，将来死后一定要把自己掩埋在这里”。

1972年，龚凤海被招入黄陵县店头镇某劳改农场做管教，7年里他当过保管、看过大门、做过收发，但就是没穿过军装。1979年4月，30岁的龚凤海因落实政策调回北京京安公司当司机，然而仅仅一年，由于生活上的不适应，他出人意料地要求调回了黄陵原单位。

现已内退的龚凤海，在店头镇当地以乐善好施出名，虽然他每月的工资仅760元，但只要见到讨饭的人，他都会给上三五八块。有一次路遇一名高中生为救治身患绝症的母亲跪地乞讨，龚凤海拿出50元给她。有人质疑女生有诈，而龚凤海认为，想行善就不要追东问西，更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说要建立和谐社会首先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

上世纪90年代初，龚凤海萌生再回北京的念头，但最终没能实现，之后妻子与其离婚，使他一度痛苦不堪。十多年来，他孑然一身地住在劳改农场的单身宿舍里。有人说龚凤海喜欢美女，他并不掩饰，“谁不爱看养眼的美人？别装的像根葱似的”。在龚凤海单身宿舍的四面墙上，张贴着数十幅美女招贴画，“我又不是和尚，当然想有个老婆，只是现在这条件，谁会嫁给我呢？”龚凤海最大的愿望是单位能给他分一套像样的房子，娶媳妇就不再困难。

龚凤海直言他现在不再有回京的念头，因为在哥嫂、妹妹那里，他无颜面对他们，“锦衣还乡还行，就我目前的窘境，回去不是寒碜他们吗？还是不回去的好，哪里的黄土都埋人，何况我姓龚，龚庄村才注定是我最后的家园，哈哈哈……”龚凤海爽朗的笑声，总给人一股苍凉的味道。

高玉珍与外孙女

高玉珍（绰号小老太）58岁，生于1948年，来陕北前家住北京市朝阳区北子湾。1968年12月22日，高玉珍被分配在黄陵县桥山公社长墙村插队落户。30多年来，由于高玉珍的长相呈未老先衰状，知青们给她起了个绰号“小老太”。然而今天已经少有人能够记得，在这个昔日柔弱的女子身上，曾发生过一件令人心惊的苦难经历。

据某知青讲，他今年三月回北京时，见到30年前曾和高玉珍同一宿舍的三名女知青，她们就当年迫害过高玉珍而深感内疚,是她们造成了高玉珍日后的苦难人生。

1969年初，高玉珍被分配与三个女知青同一个宿舍，她们比高小三岁，却嫌她长相丑，不讲卫生，行为木纳，时常合计着作弄她。每天高玉珍做完农活回来，还要为她们做饭，而之前她被迫要用四个人的脸盆洗四遍手，方能开始做饭。饭做好盛好后，还得看着三个人吃，自己吃剩下的。对于这种侮辱，高玉珍已习以为常，只要她们不换着花样找茬就好。

晚上睡觉, 高玉珍被要求脱光了才准上炕，理由是怕她身上染有虱子。寒冬腊月的一个晚上，三人嚷说尿桶忘了提进来，让高玉珍到门外去拿，而且不让穿衣服。高玉珍赤身裸体去院里提尿桶时，刚一出门，就被恶作剧地关在了外，三人大喊:有贼了!抓贼啊!同院住着的男知青纷纷开门，高玉珍慌了，打开院门夺路而逃，钻进对面的院子里。院里住的是当年的贫协主席张某，后来成为了高玉珍丈夫。

据知情者回忆，张某天生罗锅，当时是一名鳏夫，家徒四壁，带有一名7岁男孩。其人心肠好，看见高玉珍光着身体慌不择路地跑进来，急忙取来破棉被将她裹起，并做饭给她吃。高玉珍从此就在他家里住了下来，不敢再回知青院里。

半年后的1970年，高玉珍怀孕了，县上知道后要严肃处理张某，说他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公社开大会时，县政法组将张五花大绑，事先就定了他20年的刑期，同时给高玉珍办理了回北京的手续。

批斗会当天，高玉珍跑到会场，为张解了绳子，并对政法组的人说，“要绑连我也一起绑了，要判就连我一起判了，是我先找的他，我决不回北京”。当天的批斗会因此没开成，有人提议让她们结婚算了。但是当时公社不敢给办结婚手续，遂汇报到县上，县上也不敢办，又汇报到北京，直至惊动了中央，最后得到了批复，从而使高玉珍夫妇成为当时全国第一例北京知青和当地村民结婚的首例。

如今高玉珍的两个儿子已自立门户，丈夫张某不久前刚刚去世。小女儿也嫁去了陕西周至，与丈夫在西安市大明宫建材市场做生意。2003年高玉珍查出患上了肝腹水，每月一次的抽腹水使她痛苦不堪，先前胖乎乎的小老太形象已变得形容枯槁，其间在黄陵的十余位北京知青时常前往探视，出力出钱者不在少数。谈起北京，高玉珍病弱的身体似乎有了些许生机，她直起腰身用标准的当地方言说，父母在世时她曾回北京探望过几次，二老去世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距今已有20年了。她最大的希望是能够生前再回一次北京，“但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恐怕没有回去的机会了”。（高玉珍是此次采访中唯一改口说当地话的北京知青，她甚至已经不会说北京话了。遗憾的是，采访结束半年后，传来高玉珍去世的消息）

黄德生与妻子张玉娥

黄德生（绰号黄牛）54岁，生于1952年，来陕北前家住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1969年1月22日，伴着一路欢笑一路歌，黄德生来到黄陵县建庄公社高松树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之后的几年里，他分别被分配到瓦窑坪村和案角村劳动。黄德生为人忠厚，做事任劳任怨，加之姓黄，遂被知青们赞誉为老黄牛，这也是人们至今称呼他黄牛的由来。

1978年，黄德生招工进入桥山林业局当了一名林业工人，说是工人，其实与农民没什么差别，仍旧是种树种地。2002年12月6日，黄德生退休，但他对当林业工人的那段岁月仍刻骨铭心，“我独自在山里25年，没有用过电灯，抹黑活动我比侦察兵还厉害。”做知青时还能串门谝闲，但进了林子就只见树木不见人了。起初黄德生每个月能见到人的机会就是出山买粮的日子，虽然买一袋面粉要往返60里到双龙乡买，但每月的这一天都是他掰着指头期盼的，“我当时被戏称为‘外移犯’，终身不得释放”。孤独的时日熬到1982年，黄德生与当地村民张玉娥结婚，妻子时常送些吃喝给他，在大山深处陪伴他一段日子。黄德生退休后全家人住在岳母家里，他们的大儿子已经上大学，小儿子初中毕业在家待业。

自1978年黄德生进入桥山林业局以来的20多年间，他连年荣获场、局、地区、市级及省级林业系统的先进生产者，黄牛的称谓俨然不是随便加封的。作为职工的一项福利，黄德生说父母健在时，他享受过探亲假回北京看望二老，1991年父母相继去世后，15年来他再没有回过北京，他说回北京只会勾起他心灵深处的痛楚。

黄德生不善言辞，几近木讷，他的知青朋友们说，或许是那20几年的深山独处养就了他的缄默习性。他让你吃的东西你必须吃掉，否则就是看不起他；他的笑容带有几分神秘，会让你感到坐立不安。他最大的心愿是有个健康的身体，静静地走完这一生。

残缺一只手掌的钟振远

钟振远（绰号一把手）52岁，生于1954年，来陕北前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白家庄。1968年12月，一脸稚气年仅14岁的钟振远，随着滚滚洪流来到黄陵县腰坪公社朝塔村插队落户。钟振远对自己插队的举动至今感到蹊跷和困惑，就像做了场梦似的，“当时我和家里人搞得有些不愉快，叛逆的年龄和叛逆的心境就让我汇入了这股洪流。”

1970年招工，钟振远第一批被招进黄陵县公路段双龙道班当养路公，1978年调至店头道班。1980年在刚刚结婚的钟振远身上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开山修路时，一枚雷管在他的手里爆炸，整个右手从手腕部被炸掉，人当时就昏厥了过去。因缺了一只手，知青们后来戏虐地给他起了个绰号“一把手”。事故之后，钟振远被调回段部，从事日杂事务，其间做过收发、看过大门、打扫过卫生，2003年正式退休。

钟振远的父母仍然健在，两年前他回过一次北京看望二老。“不行，在陕北这片相对纯朴的土地上生活的太久了，对北京的生活习惯已经很不适应，”钟振远说，“大城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轻视，和见人下菜的做派，已经没有我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了，在那里我呆不住，老想往回跑。前一阵我还在考虑这个问题，我现在想明白了，北京只是我心中的故乡，而我真真的家还是在这黄土高坡”。

钟振远夫妇有两个孩子，儿子在北京打工，女儿在西北大学上大一。作为最大的愿望，钟振远说，“我期望在我的这两个孩子中，能走出一个有所作为的，否则我这40年的苦就真的白受了。我不是反对上山下乡，但这段经历回忆起来的确让人不堪回首”。

吕兴尧与妻子陈金凤

吕兴尧（满族）55岁，生于1951年，来陕北前家住北京市朝阳区胡家楼。1969年1月22日，年仅17岁的吕兴尧来到陕北黄陵县龙首乡嘴头村插队，成为一名令人羡慕的知识青年。当年10月，因家里有事，吕兴尧返京探亲，20天后收到队里拍来的催返电报，遂返回黄陵，被派往梅七县当了两年修建铁路的民工。

吕兴尧抱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信念，一腔热血地投入工作，赢得人们的普遍赞誉。1971年修完铁路刚返回嘴头村，便被县组织部抽调进了县宣传队，其间写本子当演员样样干过。1977年冬，北京来县里招工接人，吕兴尧也递了申请，但作为人才，他被拒绝了。当时的县委书记怒斥道：“你们说来扎根农村根本就是假的，告诉你吧，想走我的后门，连窗户都没有”。未能走成的吕兴尧不久被分配到了黄陵县财政局，一个及其稳定的事业单位。1979年吕兴尧与县陶瓷厂的女工陈金凤结婚，并育有二子。

上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在黄陵插队的大多数知青相继回京，这使吕兴尧再次点燃返京的期望之火。1989年他通过熟人找到北京钢窗厂，厂方同意帮助他调回北京，但钢窗厂只起桥梁作用，回京后不发工资，不占编制，自谋出路。作为一名习惯了在传统体制下生存的老知青，这一切绝后的事无疑是自断后路，承担如此沉重的精神压力还不如保持现状，吕兴尧最终放弃了这一抉择。

2001年吕兴尧突然昏厥后查出患有严重的冠心病，不久办理了内退在家休养至今。如今一家人住在店头镇妻子所在的陶瓷厂中过去的两间库房里，二层简易小楼显得破败陈旧，该厂已于1997年停产倒闭。夫妻俩眼下最大的愿望是，能够看到在家待业的两个儿子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我们这辈子该奉献的都奉献了，已经55岁了，对自己也没什么指望了，只要下一代能够安居乐业，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离异的张彦门

张彦门（绰号倔头儿）57岁，生于1949年，来陕北前家住北京市宣武区。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12-22”指示发表当日，风华正茂的张彦门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一行人结束完游行后，便结伴乘车赶赴陕北，在陕北洛川县武石公社宜章村插队落户，那年他刚满19岁。“那会儿的陕北太穷了，没电没水，荒凉的让人发怵。洛川哪像今天以苹果产业为主，那会儿连粮食都种不出来还种什么苹果啊，说这话可不是懵事儿，能种出些土豆就不错了”。

1971年，张彦门招工进入延安运输公司做修理工，之后因工伤事故右侧脸部颈部被烧伤，至今留有抹不去的疤痕。1985年，张彦门被从延安调至驻黄陵县运输公司，做看门人，如今仍在上班。1995年张彦门第二次结婚，现有三个孩子，居住在黄陵县的一个小山丘上，独立的院落里有三口窑洞，院内拴养着一条凶猛的狼狗。居室里家具简陋，物品堆放凌乱，看得出他是一个无心收拾的人。

据张彦门讲，北京除了有个老姐姐外，已经没有什么亲戚了，2005年元旦他受邀回北京参加外甥的婚礼，距前一次回北京已相隔了15年之久。“看来这次回北京是我的最后一次了，回去只会给老姐姐添乱。”  张彦门说话间一直望着门外，长久保持着同一种姿势。最后他静静地说，“哎，我现在最大的愿望不是回北京，而是能尽快地、平静地走完这辈子”。

马运福与妻子侯玉萍 

马云福（绰号大个儿）54岁，生于1952年，来北京前家住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1969年1月22日，刚满16周岁的马云福来到黄陵县店头公社东村生产队插队，三年的磨练使他原本不足1.6米的身体猛长到1.8米。他认为上山下乡对自己日后的吃苦耐劳品行，起着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

1970年8月，马云福招工进入黄陵县化肥厂当工人；1979年10月调入黄陵县汽车运输公司开车；1995年10月再次调到黄陵县农技推广站任司机；2000年因患心绞痛办理了内退手续。妻子侯玉萍谈起马云福的工作，透露出无限深情的怜爱之意，“老马最苦的是在农技站那几年，天天下乡，没白没黑，回来问他吃饭了吗？他一语不发，找来面汤咕咚咚罐下两碗，才有气无力地告诉你，一整天还滴米未进呢，那是把他累饿得无心回答你的问话”。

马云福1979年与妻子侯玉萍结婚，婚后育有两儿一女，大儿子考入北京交通干部管理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女儿去年考入西安培华学院，目前身边仅留有小儿子在黄陵县上高中。看得出这是个幸福的家庭，独门独院的院落干净整洁，数间私家房屋在当地算是富裕户，妻子侯玉萍因继承有祖传的中医技艺在黄陵县颇有名气。

马云福12岁丧父，16岁插队来到陕北，他有两个弟弟，一个弟弟死于工伤事故，另一个弟弟腿有残疾，现与80岁的母亲在北京一起生活。说起最大的愿望，马云福按耐不住心中的激动说，“现在好了，有户口没户口没什么大碍，回北京不再是难为的梦想。我们就快熬出头了，等女儿大学毕业，小儿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后，我就能携妻子回北京与老母亲团聚了，老人家已经80挂零，不能再耽搁了。

李桂兰与她的住所

李桂兰（回族）57岁，生于1949年，来陕北前家住北京市朝阳区松榆里。与共和国同龄的李桂兰1968年11月6日，怀揣红宝书，胸别纪念章插队到陕北黄陵县店头镇马莲口村。8年里，种地、收割、打场、挖洋芋样样精通，“我年轻时就像个假小子，凡是男知青干的活，我一样都没落下。”看得出，李桂兰至今也是个要强的人，满口的北京话嘴皮子忒溜。

1971年，李桂兰嫁给黄陵县店头酒厂的工人罗文改，1979年招工进入酒厂，成为一名酒厂女工。丈夫去世后，李桂兰独自带着两儿一女生活，大儿子1989年落实政策回到北京，大学毕业后现受聘于某集团公司做电脑业务；小儿子目前在黄陵县煤炭局工作，女儿至今待业。1998年，李桂兰调入黄陵县药监局工作。

见到李桂兰是在她那即将被拆迁的酒厂平房门口，住了10几年的低洼平房后面已经在建高楼，据她说，如果不出意外，他们一家人有望两年后能够得到一套新住房。她眼下最大的愿望是，儿子能够做大作强，女儿能够尽快地找到一份糊口的工作。至于想不想回北京，李桂兰说已经无所谓了，人生的一半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青春、工作、学习，“习惯了哪里，哪里就是自己的家，我现在已经不为想不想、能不能回北京而烦恼了，人必须认命不是，有些事想是想不来的”。

陈志与妻子樊中亚

陈志  （小名小三儿）56岁，生于1950年，来陕北前家住北京市朝阳区农光里。在“增粮不如减口”的年代，身高不到1.5米的陈志，1968年12月22日，随同数千名知青自愿来到陕北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被分配在黄陵县桥山公社马家塬大队插队劳动。

1972年招工，陈志被招进冶金部第9冶金公司，当了一名瓦工，至今他对自己的这份手艺赞叹有加。去年因扩建公路，他所住的房屋被拆迁，政府部门为其安排了一口过去用于库房的窑洞，经他的手，窑洞短短两个月就焕然一新。陈志说，他虽然是68级初中毕业生，但仅有小学文化程度，除了有泥瓦匠的手艺外，其它活计都干不来。

插队期间，陈志与妻子樊中亚谈了三年恋爱后结婚，育有两个相差10岁的孩子。招工返京后，十余年的两地分居，妻子的户口终究未能进北京，陈志决意返回黄陵。1986年底，陈志从北京返回黄陵，夫妻双双成为黄陵县建筑公司的职工，妻子作普工，陈志仍旧操持泥瓦手艺。

1994年，建筑公司倒闭，之后的4年里，全家生活无着落，为了生计，陈志背着工匠包四处找活干，妻子则背着冰箱沿街叫卖冰棍。1998年，一家人得到国家的困难补助。

最令陈志感到骄傲的是他那28岁的大儿子，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的一家电脑公司工作，现已升职为副经理，拥有北京市户口，并结了婚；两年前黄陵户口的小儿子高中毕业后也去了北京，做着一份保安的工作。

陈志今年3月去了趟北京，住在大儿子的家里，昔日的知青们陆续来看望，使他感动得每每泣不成声。陈志喜喝酒，但酒品极佳，绝不露丑，他要得是连绵不绝的那个劲儿，只要他不出门，酒杯就会始终伴其左右。据他自己说，“40岁前滴酒不沾，40岁后无酒不欢”，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在北京看到自己的孙子。

李冠伦与妻子王珍霞

李冠伦（绰号犟真儿）57岁，生于1949年，来陕北前家住河北省清河县。1968年12月，李冠伦与众知青高喊着“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乘车来到陕北洛川县武石公社宜章村插队，他对那段经历的感受是，“上山下乡既锻炼了人，也摧残了人，好在经历过来之后，没有什么困难再能击垮我们，已经能忍受常人无法忍受之事”。从李冠伦身上感受最深的是，他们这一代人大多磨就出一股子随遇而安的个性，不与人争，不与己悲。

1977年，李冠伦被招进入桥山林业局当工人，10几年的钻山越林，养成了他寡言少语的格性。1981年李冠伦与妻子王珍霞结婚，作为互补，妻子则是个热情好客的主妇，两人育有一双儿女，如今大儿子在北京打工，小女儿在延安师范上学，夫妻俩最大的愿望是子女们能够事业有成。“儿女自有儿女福，我们没能力帮助孩子们，他们的未来一切都要靠自己去奋斗。”

1990年，已是不惑之年的李冠伦告别深山，调入黄陵县县医院做司炉工，直至2003年正式退休，目前夫妻俩过着平静的生活。

于广云与妻子刘百琴

于广云（绰号猴儿）54岁，生于1952年，来陕北前家住北京朝外二条。于广云说，1969年1月22日，16岁的他凑热闹乘着火车来到黄陵县桥山公社平天村，在这里一干就是8年。因为“人小鬼大缺心眼”人们把他当作开心果，无论下地播种，还是打场收获，有了他人们就会干劲十足，笑声一片。

1977年县里招工，于广云被招进黄陵县机砖厂（大集体）当工人，虽然整日搬运砖块劳累不堪，但“缺心眼”的他仍旧终日笑口常开。1986年，于广云先调入黄陵县店头酒厂，后又于1998年调到黄陵县图书馆，用他的话说是：“这都是为了照顾我，调到图书馆有名无实，他们说就你这身体，回去休息吧，我就一直休息到今天。”满口只剩几颗残牙的于广云说话总爱笑，而且极富感染力。

1975年于广云与妻子刘百琴结婚后，曾带她去过两次北京，他说北京有他的6个兄弟，但他回去从不住兄弟们的家，而是住在昔日知青哥们的家里，“我去自己兄弟家，感觉太憋屈了，连烟灰都不知道该往哪弹，憋得我直想哭，不适应，太不适应了。”

要说于广云是“人小鬼大缺心眼”，毋宁说他是“没心没肺没欲望”，他说他最大的愿望是身体健健康康，没病没灾不连累孩子们就行，什么住房问题、吃香喝辣的问题，这些奢望根本就和我们这代人绝缘，不是我们能承受的了得，“你即便现在给我一千万，我还是现在的我，不信咱试试？”

——王春英，北京知青。陕西宜川县医院护士。6个儿女的母亲，6个孙子孙女的奶奶。 

她的故事，就像信天游，被黄土高原淳朴的人们创作着，传颂着…… 

第一次见面，在宜川县医院宿舍院。 

王春英很冷漠，进屋让我坐下，自己却站着，好像随时等我出去。她双手抱在胸前，面无表情，“说吧，还谈什么？该说的早说过了，没什么好说的。别再采访我，我都烦了。你们出书了，上报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还在这儿呆着？” 

传说中的黄河船工二缠子——周延才，站在她身后，中山装敞着怀，脚踩毛绒绒的棉拖鞋，花白的平头，一手叉在腰里，很有男子气。 

“去吧，去吧，”他说，“跟北京老乡聊聊，人家老远来的，你中午回来。” 

王春英没再说什么，就顺从地跟我走了。 

在县招待所，她低头对我说：“我这人，吃亏就吃亏在太善良，那时太苦，谁对我好，就跟谁了，没想以后，更没想怎么带他这几个孩子。我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回去，实在办不回去，退休也要回北京去！” 

我吃惊了，这怎么不像传说中的王春英？ 

“我们几个在这儿结婚的北京同学，凑在一起，老是后悔。我跟他们说，后悔有什么用？如果世上有卖后悔药的，我花多少钱也买！都怪咱们当初没脑子。” 

“当初不是他救了你？”我问。 

“瞎扯！哪有这回事。不信你问他去。”她扬起头，非常生气。

“那你当初不爱他？” 

“那叫爱呀？公社五花大绑把他绑走了，说他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时候，这个罪名要判十几年刑！我去找人，公社说，要不你们就办结婚证吧？我说，那就办吧。事儿是我惹的，他婆姨死了以后，我老去他家帮忙，弄得人家都以为有什么事，我不想连累别人。” 

后来，在采访二缠子时我才发现，这件事上，他俩的说法不大一样。王春英当初不是迫于无奈。 

王春英自己生的儿子，已经转回北京，她最担心的，是她这个上高中的女儿。“我想让她在北京上大学。在这儿，没前途，没发展。” 

二缠子前妻的几个孩子，除一个在县城工作外，其他三个都在村里成了家。王春英想赶快躲开他们。 

“有时驴死了，牛死了，就来要个二百三百，有时带着孩子看病来了，连吃带住，我都得管。满身是土，脏了吧叽的，还老不带着钱，吃药打针，都得我垫，你也不好要，自己娃嘛，好像就应该的。将来，等我那几个孙子孙女大了，再来这儿上学，那还有完？” 

她详细告诉我，如果我想帮忙，应该从哪入手。 

“你回北京，你家掌柜的怎么办？”我问。 

“他当然同意。我先和小女子回去，他退休再回去，可以给人看大门看自行车，他现在在医院烧水，在北京，他也可以给人烧锅炉看大门嘛。”她说得很轻松。 

“你家掌柜的今年多大？” 

“50。” 

就是说，二缠子等到退休，还有10年。后来我知道，在这件事上，他俩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 

我提出，去她原来插队的村里看看，她不想去。“娃家里穷，脏得很，还有虱子，你不怕？” 

经再三恳求，她勉强答应，一再叮嘱：“咱们可说好，我不在那住，要住，你自己住！” 

破旧的吉普车，在狭窄颠簸的山路上行驶，两边没有一点绿色，王春英坐在前面，沉默不语，对车外的一切，毫无兴趣。 

开车的周师傅，是二缠子本家，比二缠子小两辈，王春英知道后，开始问这问那。 

我给周师傅递烟，她示意我点好了再递。然后对周师傅说：“按理，你还得管我叫娘（奶奶）咧。”说得周师傅哈哈大笑。 

途中上厕所，她问我：“你要这车多少钱？” 

我告诉她。 

她责怪我：“周家都是老实人，生活不容易，你干嘛压这么低？” 

我说：“你怎么知道他不容易，他不是承包了这车？” 

她摇摇头：“你看他抽烟能看出来。北京人就是这样，我妈在农贸市场买菜，几分钱还跟人家抠，我们这嗨儿人可老实，从来不这样。” 

汽车经过新市河地段医院，王春英要求停车。她跳下车，带我爬上石阶。在一排破房子前，她要和几个农村姑娘合影。 

我问：“这都是谁？” 

“同事的婆姨，那时我在药房，我家掌柜的管收费，我们带着小女子在这儿住了四年，她们对我可好。” 

“你看那边，”她拉着我说，“我来的时候，我家掌柜的牵着小毛驴，就在那接我们，他这人不像一般的农民，可聪明，爱说个笑话，人可有意思。” 

“他有文化吗？” 

“初中，你别看他这人，什么都会，吹口琴，拉胡琴，会打石碾子，就连赌博也老赢。现在人家每天都看新闻，哪个领导访问哪，记得可清了，我老托人给他带杂志看。” 

“是什么杂志？” 

“那叫什么？《新华文摘》吧。”说着她脸上有了笑意。 

后来我问二缠子，二缠子说：“我哪有什么初中？有小学就不错了，我现在看看还行，说写，还老写不好。” 

王春英又拉我到路边，“你看，我们吃完饭就坐在这儿，看路上的汽车，脚下这是云岩河，能一直流到黄河去，水可清，可凉，夜里睡觉，能听见它哗哗的声音。”“你看这石桌，我们中午还在上面睡觉，凉凉的，可舒服。”“来，咱俩在这合张影吧。就在这桥洞下面。后面要这山，还要这条河。” 

耀眼的阳光下，王春英在石板上跳来跳去，好像换了一个人。 

中午，来到阁楼乡，我请她和周师傅吃饭，王春英要给村里的孩子买吃的。我说：“你看买什么？我来。” 

她犹豫了一下：“买20个馍吧。咱们几个回去，得在娃家吃饭。” 

我拿出塑料袋，让店主装了30个馒头，问：“还要什么？” 

她拿了几包两毛一包的瓜子，一斤5元的糖，说给孙子孙女吃。想了想，又要了一个水果罐头、一小包饼干、两包一元一包的工字烟，说是给哥哥。二缠子从小失去父母，只有村里这个哥哥把他拉扯大。 

“28年了，你说话怎么还是北京口音？”我问。 

“没变吗？”她笑了，“我有意扳着呢！一回北京，我妈老嫌我说话土。我只好扳着点，不过也老忘。” 

果然，在阁楼乡，一碰上满身是土的乡亲，她又是陕北腔儿了。人们都跟王春英打招呼，让她到家里去坐，她也动不动就掀帘进去，害得我直担心上路的时间。 

“这嗨儿我也呆过。”她说。“那时我家有彩电，别人都来看，土哈哈的农民，还带着孩子，进屋就脱鞋上床，有时孩子就尿在屋里地上。我给他们倒水，准备吃的，我们关系都可好，没有什么北京人，也没有谁看不起谁。要是在北京，能有这感情？”说着她白了我一眼。 

北京17年，陕北28年，王春英的心，究竟离哪边近呢？ 

这是一个几百人的小山村，至今没有通电，每周定期放水，5毛钱一汽油桶。农民有买不起的，就赶着瘦弱的小毛驴，走几里山路驮水。只要有依山朝阳的地方，就会有几面窑洞，门上挂个破布帘子，就是一户人家。狭窄的黄土小路，忽上忽下，把这些破窑洞连在一起。 

王春英领我走进一扇破门，告诉我：“这是我三娃家，我原来就住这儿。” 

窑洞很深，空空荡荡，足有五米长的大炕，炕上是几摞黑乎乎的被子，地上一个破柜子，和几口盛水的大缸。 

一进窑洞，王春英长舒了一口气：“可到家了。”说着一偏腿，坐在炕沿上，顺手拿起一条脏毛巾，掸衣服。她把馒头拿出来和儿媳妇商量晚饭吃什么。 

儿媳妇望着婆婆怯生生地说：“家里除了面，啥也没有了。” 

王春英四外看看，“这是我老同学，不挑什么，就弄点山芋，再做上点面吧。”她招呼一个孩子去叫几个孙子孙女。不一会儿呼啦啦就跑回来六个，个个满身是土，小脸黑里透红。王春英摸着脑袋每人分了一包瓜子，几块糖，给我介绍：“这是老大家的三个，这是老三的两个，这是老四的一个。” 

我问：“老二的呢？” 

“他俩在县城，还没娃呢。”说到这儿，她忽然骄傲起来。“你没见我家老二哪，打扮得可体面，跟他们几个不一样，人家上的是省级中专，分到县水利局工作。那时老二一年年补习，考试，老是差一点点，他爸不想让他考了，我不干，我对几个娃说，你们几个，总得有一个给我念出来。我训他，逼他，给他创造条件，非让他考，后来

还真考上了。” 

窑洞的墙上，糊了不少《卫生报》。王春英说：“我专门为他们订的，我看完了，就留着，他们上去时，带回来，让他们两年糊一次墙，也显得里面亮些。” 

她抱起老四的孩子，摸着小脸，心疼地说：“老四可怜，他哥没娃，从小把老四给了过去，我老觉得对不起他，等我将来退休了，就让老四接班。” 

“老四给他哥时，你和你家掌柜的结婚了吗？” 

“还没有。不过甭管谁给的，都是自己娃呀！” 

“你家老大今年多大了？” 

“比我小12岁，也是属兔的。结婚那会儿，最小的4岁，大的才8岁，下工回来，娃都睡着了，做了饭，一个个叫起来吃，有时看着几张小嘴管你叫妈，要吃要喝，也挺可怜的，那时他们都穿着破衣服，趿拉着破鞋，我就纺线，让别人帮着织布做衣服。我纺的线可粗咧！” 

说到这儿，她笑了，并且有些得意，“这嗨儿的活儿，也就织布我不会，其它的，我都会做。” 

王春英说起过去很轻松，像在说别人的事情，其实就在这条大炕上，王春英生下了自己的两个孩子。 

怀儿子时，她怕人看出来，就用带子把肚子勒紧。生产时，她躺在炕上，任接生婆长长的脏指甲，在她身上胡乱动作，她连哭带叫，头往墙上直撞。 

第二个是女儿，她自己接的生。那时没有酒精，她就用白酒把剪子擦干净，自己忍着疼把女儿生了下来。 

她不愿在人前流泪，因为当初所有的人都劝过她。她不好意思见同学，因为好心的同学见她和二缠子结婚，都很生气。 

为了多挣些口粮，村里的活儿，什么工分高她就干什么。粮食不够吃，一家人喝稀的，再不够，地里还有南瓜红薯，树上还有榆钱儿。她在地里干活，儿子就拴在家里。 

在外面，她嘻嘻哈哈，有说有笑。回到家里，面对空荡荡的窑洞和满炕的孩子，就暗自落泪。 

同学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回北京了。她站在窑洞前远远望着，走一个哭一场。二缠子劝她，她就和二缠子吵。 

“我家掌柜的人好，善良，老实。如果这人是可有可无的，我拍屁股也走了。那年，我妈让弟弟带着路费来接我，我不走，我爸让我去兰州工作，我也没去。” 

王春英的父亲曾是我国一个大水电站的党委书记，父母都很早参加革命，她从小生活条件优越，家里有保姆。现在父亲有病，也是住北京的高干病房。 

“我妈来信从不提他，我弟弟妹妹也从不叫姐夫，我有时心里特别扭，结婚这么多年，儿子都这么大了，他们怎么还转不过弯来？我儿子说，妈，以后你回来，就住我这儿吧。”王春英说到这儿，伤心极了。 

出了村，一条山路曲曲弯弯，在山梁间绕来绕去，山坳坳里，经常冒出一片片洁白的羊群，匝羊肚毛巾的羊倌，就在一边漫不经心地轰赶着。 

我们呼哧带喘赶到黄河边，已是满脸通红。 

王春英指着黄河大声说：“你看，我家掌柜的原来就在这儿扳船，我常从那儿下水，游到对面上岸。他船扳得可好，水性也好，每天能挣10分，是最高的！”站在黄河边，王春英扬眉吐气，两眼放光，像在谈一个英雄。“他人长得精神，一站船上，可帅气。他在前面扳船，我就跟在后面游。” 

“他不是什么队干部，可队里有什么事都找他商量，他脑子好使，什么事都想得周到。大家可拿他当回事咧。” 

“那年，我们背着我那个男娃回北京，就从这儿游过去，到对面临汾上火车，孩子在他背上让水呛得直哭，我们把衣服放在浑退（羊皮退毛后冲气的一种水上工具）里抱着。我家掌柜的边游边对我说，回去以后，要是你妈看不起我，我就走！” 

“结果呢？” 

“我们呆一个多星期就回来了。家里虽然烧了好多菜，就是没话，饭桌上一句话也没有，那滋味也够难受的。”说着，王春英的脸色又暗淡下来。 

王春英说着突然转头看我：“其实，北京人有什么了不起？北京人有北京人的苦恼，陕北人有陕北人的欢乐，谁也代替不了谁！” 

“我才来县医院几年？已经考下了护士师职称，我现在有好几个获奖证书。去年，我和我家掌柜的都是先进个人。他在医院水烧得好，卫生打扫得也可干净，大家都尊重他，叫他老周。” 

“我在医院每年抽查，病人对护士投票，我也总是最高。我对农民有感情，不巴结谁，也不看不起谁，出门在外，谁也不带着锅灶，人一辈子都是这样，对人好一些有什么不好？人混到这份上不容易，有时想想，回到北京，就再没有这些了。”说完她呆呆地望着脚下的黄河。 

是啊，回到北京，就再没有这些了。王春英曾说，我什么苦都吃过，回到北京卖冰棍，卖报纸，白天黑夜的干都行，只要能生存，为的是小女子，不能让她像我一样。 

但到那时，王春英心中的痛苦，会比现在少吗？ 

回到三娃家，天色已暗，饭还没有做好，老三干完活儿回来，坐在门坎上抽烟，暗影里只看见他蓬乱的头发，和嘴里一亮一亮的烟火。 

三媳妇用陕北话和王春英唠叨，说着说着还哭起来。她说老大从北京带回的那几件衣服，一件也没给他们，她嫌丈夫不能干，挣不了钱；她觉得娘家村儿比这儿富，当初看王春英是北京来的才嫁给老三。说着手下飞快地切着山芋片，一边还照看着灶塘的火。 

王春英用陕北话劝她，宽慰她，然后小声告诉我：“她就是这样，话也说了，活儿也干了，几个儿媳妇，就属她利落。你看她身上穿的还有她娃身上穿的，都是我给的，我哪个娃也不会亏他们。”她接过儿媳妇手里的刀，麻利地切起来。 

老三儿子的腮腺炎还没好，小脸通红，还在发烧。王春英疼爱地把孙子拽到怀里，在两边下巴处摸，“不行，这针得赶快打，药还有吗？拿来我先给他打上。” 

三媳妇一听又嘟囔起来，“家里就这点花了（棉花），不卖花就没钱买药，现在卖花又价钱最低，想等等都来不及。” 

王春英皱了下眉：“明天跟我去阁楼吧，我把药买下，你们带回来给娃打。”说着她蹲下身，把孩子衣服撩起来。 

才几岁的孩子听说打针，乖乖地趴在水缸边上，亮着小黑屁股一动不动。 

王春英打完针看我一眼：“瞧瞧，这嗨儿娃就是懂事，要是在北京，不知要闹成什么样呢！” 

一大锅盐水煮面片，一盘馒头，几根炒豆芽，我们围坐在土炕上，狼吞虎咽。王春英端着大碗吸溜着：“快吃吧，吃完带你到我哥家去，再去刘堂家看看，以前我们可要好。” 

晚间的山村飘着一股亲切的烧草味儿，不时听见几声细细的羊叫和孩子的哭声。她带我来到当年知青时住的窑洞。窑洞已经完全坍塌，只有几只小羊羔，围在那里静静地舔着草根。王春英有些难过：“唉！怎么就让它塌了呢？” 

刘堂婆姨看到王春英，嘴咧得很大露出满口黄牙，她拉着王春英手迫不及待拽到炕上，俩人像多日不见的姐妹，亲亲热热挤在一起。

外面，天色已黑。窑洞里，王春英弯腿卧在炕上，团成一团，西服委得不成样子。在她眼前，似乎已经没有了北京，没有了过去，也没有了将来，只有温暖的大炕，可信赖的朋友，幽幽的油灯。 

从刘堂家出来，四外漆黑一片，各家窑洞的油灯，都已经熄了，山村里，寂静无声，只有天上的星星，密密麻麻，显得很乱。王春英好长时间不说话，我跟在她后面，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赶。 

走着走着，她突然站住脚，黑暗中传来她切切的问话：“你说，在北京，能有这样的感情吗？” 

我一下愣住，无法回答。是的，寂静的山村有它寂静的故事，喧闹的北京有它喧闹的声音，人，本来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出生地的区别，有时却把人拉开了。就像天上的星星，那里很亮，却离这儿很远很远…… 

回到老三家已经很晚。 

王春英问我：“还洗吗？” 

我说：“家里水少，我也累了，算了吧。” 

“那就睡吧。”她爬到炕上，伸了个懒腰，“唉，真想脱了衣服睡，一睡这炕，心里就踏实，哪也没有这么舒服的炕呀！” 

看我躺下，她把被子翻过来，为我盖上，吹灭油灯。 

星光透过窗棱，撒在炕上，炕的那边，三媳妇咳嗽了两声，我闻着被子上异样的气味，听王春英用陕北话和儿媳妇拉起家常…… 

临行前的一个晚上，王春英找来几个在当地结婚的北京人和我见面。招待所对面的小饭馆里，我买了几听饮料，几袋瓜子招待他们。

口音还是地道的北京口音，相貌，已与当地人分不大出来。一位男士，嘴里叼着几毛钱一包的香烟，头发蓬乱。 

他们七嘴八舌向我倒苦水，诉说着心里的不平衡。 

说起来都管我们叫知青，我们还算是知青吗？再过几年，都要退休了。我们在这儿安了家，死，也是这儿的鬼，就凑合着过吧，等将来娃大了，我们也就完了。 

我们这些人，有的在北京就和父母挤一间小房，有的父母都不在了，回去也没地方住。我们的婚姻，当初家里都不同意，现在孩子回去，家里都不爱看。我们就好像被人遗弃的一样，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宜川现在就剩下我们十几个了，整个延安地区也不过300多个。那回，北京来了好多当年的知青，就从我家门口过，也没来我这儿看看，我心里窝囊好长时间。 

外面，歌厅里播放着流行歌曲《九百九十九朵玫瑰》，我问他们，你们喜欢听这样的歌吗？ 

回答是，顾不上或者不喜欢。他们说，只喜欢“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类的歌，但不能唱，一唱，就想起过去，心里就难受，就想哭。 

王春英对我说：“不要问我们这些人是怎么过来的，我们都记不清了，我们是有意识地忘记了，不想记住那些。我们的婚姻，家里都不同意，我们这些人都硬着这口气，不求家里。” 

临走，我送他们出来，其中一个，又悄悄返回小饭馆，她用塑料袋把桌上吃剩的瓜子收起来，见我看她，有些不好意思：“还不少呢，带回去，给娃吃。” 

回到招待所，我向同室的一位延安女干部讲起这些，她冷静地笑了：“你别同情他们。这些人，到现在这一步，有社会原因，也有他们个人原因，你不信，即便在北京，就是在延安，他们也混不好，他们老躺在北京人身份上睡觉哪成？心理永远不会平衡！人嘛，到哪说哪，北京人怎么了？当初全国人都在受难，北京人就不该受？现在， 全国人都搞改革，你北京人就该吃大锅饭？当然，王春英例外。” 

几天以后，在北京，我和王春英通了电话，她告诉我，听说她的那个电视片在北京得奖了。她还说，前几天，一个同学回来，在她家吃的包饺子，可热闹了。我说：“别说了，真让我嫉妒。”她笑：“谁让你时间那么紧？” 

在电话里，王春英说话又是陕北腔儿了。